“红旗军”不会傻兮兮地跟在流寇屁股后面武装大游行，还是采取收复一地就得把这方百姓从即将饿死的边缘拉回来的一贯方针。
襄阳、南阳这片区域应该是河南相对富庶的地方，地肥水美，如果不遭遇兵灾应对自然灾害好的能力比其他地方好多了。
长江水系中最大支流汉水迂回在江汉平原，直通襄阳。
这段水路完全可以通航一百吨以下的平底江船，由襄阳往东北方向的南阳有唐白河联通，有一百余里水路也可以通航排水量低于三十吨的内河船舶。
古代运输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就是船运，也就是因为这一点，黄汉一旦有了立足之地和资本之时就不遗余力发展造船业。
七八年的发展，侵吞、抢劫、建造，黄汉不仅仅拥有了大量用于跑海贸的商船、战船。
还拥有了成百上千艘适用于长江、汉江以及具备通航能力的内河航运的货船、客船、炮艇。
黄汉下达命令给赵坤、顾准等等将领，特意从亲卫营中选拔了三百少年提拔为军官，这些少年军官将要担任基层军官和镇抚官，加强内地“红旗军”的组织架构。
之所以挑好苗子加入亲卫营，是因为黄汉把这几千人当做后备军官培养，相当于后世的军官教导队。
放出三百基层军官，给予钱粮武器，六个月后，这些年轻人就会带出一万正规军。
一旦收复襄阳、南阳以及附近的城池，“红旗军”就赖在此地不走了，接下来会救济难民，圈无主土地屯垦，首当其冲就是侵占襄王以及他这一脉郡王的封地。
唐王本来就是个有担当的人，现在家逢变故更加不会在意那些封地，“红旗军”牵头组织难民屯垦圈了属于唐王家的田地应该不会遭遇抵制。
况且“红旗军”种王爷或者地主官僚的地，都是按照跟潞王、周王签订的租种协议的标准交租交国税，没有改变土地的所有权。
只不过“红旗军”提供种子、耕牛等等收取一半收成大包大揽了农民需要承担的所有苛捐杂税，避免了农民被盘剥的山穷水尽面临饿死之时铤而走险。
三年前的“红旗军”就很霸道，圈了十几位藩王、郡王的地直接安排屯民耕种，事后才补办协议交租，效果很好。
连潞王、周王、福王等等都捏着鼻子认了，最后大小地主都只能接受现状。
不是地主们觉悟高，而是他们识相，知道“红旗军”不是浪得虚名，能够到手平均一年土地产出的一成作为地租，而且旱涝保也就忍了心头恶气。
毕竟天灾人祸不断，没有强大的武力作为保障，没有规模化的屯垦，不花血本建设用于灌溉、排洪的水利设施，田亩大面积荒芜是不争的事实。
乱世之中谁能够组织流民安心屯垦？唯有拥有“红旗军”的黄汉有这样的财力、武力和统御力。
现在的“红旗军”又发展了三年多，人马倍增，处理染指地区的土地纠纷更加霸道。
无主之地当然收入囊中，有主之地只要发现没有人在进行春耕都会视为即将荒废的良田及时安排屯民耕种。
襄王传承了十几代，封地何其多也，生意做得何其大也，家中的现银何止百万两之多？
高迎祥、李自成没有杀襄王朱翊铭、贵阳王朱常法、福清王朱常澄、进贤王朱常淦等等，但是没有放过他们，拷饷那是必须的。
榨干了襄王一脉，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马守应、罗汝才等等贼骨头率领麾下过了四十天钱粮充足的好日子，又裹挟了不少青壮年。
流寇中有武器能够战斗的人合计超过二十万，其中核心人马超过五万。
他们不肯消耗刚刚积攒起来的实力跟天雄军和“红旗军”拼命，选择避战。
内地的官军真的很穷，早就不是大明标配骑兵三成步兵七成。
大部分明军中只有主将为数不多的家丁队有马，其余都是步兵，而且绝大多数是没有盔甲只有冷兵器大刀、长矛的步兵，连弓弩都很少。
为什么崇祯七年后就不是明军追着流寇打，而是流寇不断包围明军斩杀大明将领？
究其原因乃是大明越打越穷，明军的素质和装备越来越差。
而流寇越打越有钱，老营人马的装备越来越齐整，大小头目经过不间断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军事素质提高得很快。
高迎祥审时度势决定不跟强军硬撼，布置分四路三个方向脱离。
他们根本不是逃窜，走得比较从容，如果发现追击的明军胆敢孤军冒进，他们就会如同算计勇将曹文诏那般集中兵力围而歼之。
流寇的老营马队总数超过一万五千，拥有奔袭能力。
有这样的实力应对追兵又会轻松许多，明军步兵素质不高，行军速度比不过流寇步兵，骑兵数量太少，贸然追击极有可能步曹文诏后尘。
第七百二十五章：灭许定国满门
“红旗军”放弃了做无用功，开始了圈地运动稳定一方，为马上开始的春耕做装备。
谷如山、顾准等等心里安定，因为他们得到了家主的命令，不许饿死一个老百姓。
手头粮食不够不要紧，南通州储备了足四十万石从南洋进口的大米，现在已经装船运往湖广，一百吨以下的船舶可以直接把粮食送达襄阳。
船运南阳排水量低于三十吨的平地内河船舶完全能够做到，有了水路运进粮食、运出难民，成本比使用独轮车、马车运输便宜八成，还少了许多辛苦。
这两年赵坤、谷如山、顾准等等组织屯垦起到了效果，他们驻地都做到了确保粮食自给自足的情况下结余一部分余粮，加起来的数量也有四五十万石。
现在已经是二月份，平均一个成年饥民有一石粮食足以熬到秋收。
以内地“红旗军”的实力和预计能够到手的田亩数量，安置一二百万流民耕种完全不成问题。
夺回襄阳、南阳等等城池拿下这片区域后，由于被流寇裹挟走了几十万人，现存的老百姓不超过八十万人。
以后襄阳将要成为赵坤的大本营，望川堡的事务由已经在荆州工作了三年多的旗卫头子萧逢阳接管。
那里是江心洲上的一座坚固的城池，有几百正兵和两三千卫所军驻守，在正北方四百几十里的襄阳被“红旗军”牢牢控制的情况下，被攻击到的可能性基本上没有。
唐王回到了南阳后，看到了一片焦土，看到了嗷嗷待哺的饥民遍地，知道不解决这些人的生计，不赶紧组织春耕，这些人都会饿死或者变成流寇。
他无心追击流寇，急急忙忙应对燃眉之急，他还要寻找到家人的遗骸入土为安，还要操办丧事，真的比较忙。
安民、练兵的事情当然是石昆山主抓，采取的方式跟“红旗军”如出一辙，其实唐王的人马中，主要军官有一半是旗卫或者就是从“红旗军”中借调。
估摸着一年半载过后，唐王嫡系就跟“红旗军”相差无几，他们听从唐王调遣的同时更加会注重跟家主的军令是否背道而驰。
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石昆山会采取沟通的办法争取让唐王改变主意，如果唐王一意孤行，那么他就会尴尬了，因为这支军队会不听调遣。
顾准、谷如山、裴元武不久后就会率领人马各回驻地，新兵太多、新接纳的劳役更加多，加强训练争取使得年底达到正兵标准的麾下倍增。
崇祯十年三月初，征虏大将巡视了正在忙春耕的山西、宣大十几个州县后经过居庸关前往虎穴城。
宣大总督杨嗣昌被崇祯留在京师，新官上任的宣大总督是陈新甲，此人审时度势还行，到任后没有如何出格行为，也积极号召官吏抢农时争取多增加植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