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从道德立场还是从整个德意志民族的利益来说，离开东德都是在政治和道德上的落后和堕落。”
“不管他们是否知道，实际上他们被西德的反动势力和军国主义所引诱。仅仅因为诱人的工作机会或其他‘未来的保证’之类虚假承诺的缘故离开一个美好新生活的种子已经发芽并结出的第一批果实的国家，而到一个产生新战争和破坏的地方，这难道不是可鄙的吗？无论是年轻人、工人、知识分子还是其他公民，背叛我们人民劳动创造的共和国而去为英美情报部门工作或为西德工厂主、容克、军国主义者们工作，难道不是政治上的堕落吗？”
“全德国的工人们要求惩罚那些离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这一争取和平的坚强堡垒，而为德国人民的死敌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服务的人！”
……
1961年8月，第N次柏林危机的最终结果——柏林墙。
二战结束后，德国的英美法占领区在1949年成立联邦德国，同年苏占区成立民主德国。从东西德成立到1961年，有大约260万东德居民润到西德。1952年，东德在两德1300多公里的陆地边界设立了国境巡逻线和禁区，禁止随便越境，但1952年到1961年，东德人“西逃”的趋势有增无减。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柏林仍然此时没有相互隔断。由于同处在一个城市，柏林市英美法控制的“飞地”与柏林市的苏占区、柏林市郊的东德之间很不好做分隔。况且从传统来说，柏林市民早就习惯了满柏林市随便逛，他们一直认为“跨区”活动是天经地义的。
苏联当然知道这里是个大漏洞，可1959年赫鲁晓夫施压要求英美法退出柏林，结果施压失败，北约就是不撤，而苏联又下不了武力攻下西柏林的决心（引发全面军事冲突的概率很高），于是柏林这个漏洞就一直存在。
到1961年，东德人不断西逃已经引起了很严重的后果。1949年东德统计，其全体人口中处在劳动年龄的占70%，1960年这个数字下降为61%。具备专业技能的人士，如工程师、医生、教师、技工等等职业的从业人数下降率更为触目惊心。
1961年6月，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乌布利希在国际记者会上宣称“没有人想要建造一堵墙！”，但转过身来，他就开始和党内高层讨论隔离东西柏林的计划。
8月3日乌布利希在莫斯科与赫鲁晓夫会晤时，把这个计划告诉了赫鲁晓夫，表示东德马上就要采取行动了。赫鲁晓夫其实并不太愿意让东德在柏林修一堵墙——谁都猜得出来这堵墙修起来之后社会主义阵营会因此丢多少分。但乌布利希把东德最近这一段时间的困难一条一条地讲给赫鲁晓夫听，赫鲁晓夫也没话说了，因为这些困难确实蛮大，而且苏联也拿不出什么办法帮东德解决这些困难。
乌布利希请求赫鲁晓夫，如果墙修起来了，美国疯狂在政治上攻击东德，苏联一定得帮东德镇住场子。这一条赫鲁晓夫答应了。而且赫鲁晓夫认为北约不敢对柏林墙的出现有什么过度反应，包括肯尼迪在内，西方国家都只能默许和承认现实。
乌布利希返回东德立即就开始行动。8月12日也，统一社会党高层开会，通过决议，在柏林市实施名为“玫瑰行动”的修建隔离设施的计划。“玫瑰行动”当晚就开始，第二天早上天亮，柏林市民看见了一道100多公里长的由倒刺铁丝和固定桩构成的隔离带，将柏林市的苏占区和英美法占领区分开了。
现在柏林墙只有倒刺铁丝，而且时间仓促也没修多高，不是后来照片里常见的的高墙电网。于是在8月15日，柏林墙修起后的第3天，东德机动队19岁的士兵康拉德·舒曼在西柏林民众此起彼伏的“过来！过来！到这边来！”的高呼声中，先助跑几步，在铁丝网前高高跃起，连人带枪跳入西柏林境内（其实他落脚的地方还不是），获得成就：第一个翻越柏林墙的东德人。
“在柏林的边界修筑的隔离墙，是一道反法西斯防卫墙。”
东德政府发言人召开记者会，解释柏林墙的修建原因。
“在过去的一年，大量西方间谍通过柏林进入民主德国，继而进入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从事颠覆和破坏行动。此外，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西德政府预备好了以西柏林为桥头堡对我方实施侵略的计划，反法西斯防卫墙旨在挫败上述不法图谋。”
“同时我们注意到，西柏林许多市民在某些组织的‘提醒’和‘鼓励’下，纷纷前往东柏林，购买东德的优惠商品，这促使了我们修建防卫墙，以杜绝在经济上谋取不当利益的行为。”
发言人念完长长的稿子，台下一名越境前来采访的记者问道：
“发言人先生，您说修建隔离墙是为了杜绝西柏林市民前往东德购买补贴过的廉价商品，但到现在为止，隔离墙及隔离政策只限制东柏林市民前往西柏林，西柏林市民前往东柏林的申请百分之百会获得通过，似乎并没有人阻止他们逛商店、‘在经济上谋取不当利益’。”
发言人：“对不起，您的描述并不是事实。下一位。”
……
柏林墙竖起来之后，肯尼迪果然如赫鲁晓夫所料，做出了很谨慎和保守的反应。毕竟柏林墙的出现标志着柏林危机走向缓和。因此在8月底的演讲中，肯尼迪评价这件事“不是个很好的解决方案，但一堵墙比战争好”。而且肯尼迪保证，今后柏林仍然是个自由的城市。
考虑到柏林墙竖立起来后东柏林的苏、德武装人员增多，肯尼迪让原本驻扎在曼海姆的美步8师第18团1500多人增援进入西柏林，于是在柏林市双方力量也达到了均衡，基本不可能发生热战了。
东德这边，由于柏林墙建起来才三天就出现了翻墙事件，于是东德军方开始在柏林墙的隔离带埋设地雷。在真正的高墙树立起来之前，东德边防警察和工人阶级战斗队日夜不停地人肉巡逻隔离地带，杜绝翻墙行动。同时东德还宣布《开枪射击令》对柏林隔离带有效，在发现翻越行动时可以开枪射击。“使用你的武器时不要犹豫，即使违反边境禁令的是一队妇女和儿童，这是叛徒们常用的策略。”
东德的一系列行动引起了西方的强烈反响。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在访问英国时的演讲中称柏林墙是“一座向世界展示共产主义的失败的纪念碑”。东德政府作出反击，称西德对东德人的诱骗带来的人力资源流失给东德的直接损失为70亿至90亿美元，间接损失数倍于直接损失。东德要求西德支付170亿美元的赔偿，包括人力资源损失和教育投资损失。
……
柏林墙事件沸沸扬扬，远在亚洲的中国也不能不过问一下。总理与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会晤，问苏联是什么态度，契尔沃年科回答说赫鲁晓夫主席早就知道这件事，他认为虽然不是一件好事，但也没坏到哪里去，就这样吧。
总理：……
根据第二个公文包的描述，1999年欧洲战争的导火索就是在东德，在柏林街头。街头游行群众冲进首都的各政府办公机构，东德首脑吓得撤到了柏林郊区，然后东西柏林市民一起推倒了柏林墙，要求与西柏林成立“柏林自由市”，后来又改成“柏林公社”……
改变未来，任重道远。
首先，中国要尽快变强，要比历史上的同时期更强大。其次，中国应该改变外部的一些东西。
厦门。
这个时候叫做“厦门前线”。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在8月底抵达厦门，他的到来让厦门乃至整个福建军区都紧张起来，司令部没日没夜地忙活了好几天。
但这是党中央和军委的指示，无论如何都是要执行的。要地安全保卫、防谍、对敌监视、炮兵部队备战状态、电子侦察、电子干扰……所有这些工作全都要反复检查。
“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军民同胞们：”
“我们完全明白，你们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甘心做美国人奴隶的只有极少数。同胞们，中国人的事只能由我们中国人自己解决。一时难于解决，可以从长商议。”
“美国的政治掮客腊斯克，爱管闲事，想从国共两党的历史纠纷这件事情中间插进一只手来，命令中国人做这样，做那样，损害中国人的利益，适合美国人的利益。这一点，周总理在一年前已经告诉你们了……”
在本位面，厦门是全国第7个建立电视台的城市，远高于它在全国城市中的地位和国民生产总值排名，也早于福建/福州电视台的成立时间。原因无它，厦门对面就是金门，因此厦门电视台必须优先建设。
现在的厦门电视台有3个频道，其中一个是专门对金马广播的，建在厦门市区边缘的85米高的电视信号发射塔就是为了把信号传输到金门才建的这么高。
李济深到厦门，在厦门电视台发表《对台湾同胞书》，这是中央对台湾的一次政治宣传。
“近十年来，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已发生根本变化。我国已经爆炸了原子弹、发射了人造卫星，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拥有核武器、进入太空时代的国家之一。国际地位越来越高，国际作用越来越重要。”
“台湾和祖国大陆，在经济上本来是一个整体。这些年来，经济联系不幸中断。现在，祖国的建设正在蓬勃发展，我们希望台湾的经济日趋繁荣。”
“海峡两岸应当做到相互的交流。我们相互之间应当回复通信、通邮、通航。应当发展贸易，互通有无，进行经济交流。这是相互的需要，对任何一方都有利而无害！”
……
美国在欧洲展开政治攻势，我方在台湾海峡却隐隐对台湾展开了政治攻势。
我方提出的政治诉求是：三通。
从1961年初开始，先是刘副主席和朱总司令抵达厦门，在厦门电视台发表讲话，然后几乎每隔一两个月，政协、人大的主席副主席就有一个人来厦门“打卡”。到后来，厦门成了国内的“打卡签到胜地”，与西柏林不差上下。
李济深的讲话和以前各领导的讲话一样，电视台播放、广播电台也播放，再然后，印刷出来的报纸送进宣传气球，飘向金门。
——不过，金门居民和驻军最喜欢收到的并不是这种装着报纸的气球，而是吊着一两台“桂花”牌收音机的气球，这些收音机没有被国府的政宣部门阉割过频段，可以收听大陆广播节目。其实不管阉割还是没阉割过，像桂花牌和TR-60这样的袖珍收音机在台湾都是很抢手的宝贝。
到了1961年6月，金门的守军终于憋不住了，找了个拐弯抹角的渠道向福建省军区传了个消息：
你们飘过来的气球，那些小瓶装的茅台酒、汾酒、茶叶什么的气球以后能不能少飘点，多飘点收音机气球过来？
第四十四章，杜邦来了
桂花牌收音机在金门受到的欢迎程度超乎想象。
即使在台湾岛、在台北，TR-60这种袖珍收音机也是很时髦很畅销的新潮玩意，桂花牌和TR-60差不多大，喇叭声音还大一点，基本上两者属于同一级别的产品。
体型袖珍在金门岛上还有另一个好处，那就是易藏，气球飘过来，你偷偷捡了回去，只要没有被当场捉到，以后这台收音机就归你了，金门国军就算挨家挨户搜查也很难收缴上去。
而桂花牌是大陆生产的，这就让金门的民众对对岸的工业实力有了个感性的认识。
金门驻军通过间接渠道传话过来说他们比较喜欢收音机，这就说明，不只是民众的想法在变化，驻军也有了新的想法了。
对于国军驻军传递过来的信息，我方的回应是：以后适当增加空飘气球当中收音机载荷的比例。
我方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回应：我们可以收新台币，但是每个月限500台。
——这是回应国军驻军没说出来的信息。
我方在金门的情报渠道了解到，每次我方释放空飘气球的时候，金门驻军都被派出去漫山遍野捉气球，其实金门居民收到的气球只占一小部分，大部分气球被国军收缴上去了。
然后金门驻军的高官把这些气球下面吊挂的物资拿出来，烟酒茶分了自己用，收音机——弄回台北在黑市上卖了，收小钱钱。
既然情报如此，那为何不直接卖一批收音机过去呢，也省得他们金门的驻军漫山遍野收集气球了，这样怪累的。
交易地点、交易中介人都好说，只是交易用什么货币比较犯难。台湾不可能用人民币，不过这笔买卖是纯单向的“出口”（走私），并没有金门驻军收人民币的环节，只有我方交货、对方付钱。
而金门驻军付钱只拿得出新台币。现在全台湾金融管控，大家手中都留不了美元和金条。福州军区经过考虑之后，允诺他们可以用新台币付账，只是每个月额限交易500台，太多了我们这边消化新台币有困难。
……
对于大陆改弦更张、从解放台湾转为和平统一，最近又明确地把“两岸三通”作为当下的第一步，常凯申不为所动，还是坚持汉贼不两立的政策，不和大陆发生任何接触。
1961年对于台湾的中华民国是相当难熬的一年。新年伊始台湾就吃了大陆一记王炸：原子弹、人造卫星（等于洲际导弹）连续试验成功。
1月底2月初的王炸之后是美国的冷漠。到4月份，美国更是传来了一个更不好的消息：由于去年中美的配额制贸易走货过于迅速，美国和中国已在洽谈新一轮（1961年10月至1962年10月）的贸易协定了，据说按这次贸易协定的额度，中美的交易额可能要增长好几倍。
6月份，美国国会就出售30万吨合成氨设备展开国会辩论，当合成氨设备被确定可以向中国出口后，跟风的公司来了：
杜邦公司。
杜邦表示，既然合成氨卖得，那涤纶设备……不不不，涤纶设备我不卖，但是我打算去中国投资，开两条涤纶生产线。
中国？允许外国投资？杜邦表示，既然中国允许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投资，那涤纶肯定也行！
杜邦公司的专员访问中国，先在北京与国务院洽谈，果然不出杜邦高层所料，中国表示虽然现在还没有从政策上开放投资，但是涤纶生产线这个东西可以由中央直接批。实际上在中国人眼里，涤纶生产线可比可口可乐生产线重要得多。
然后专员与国资委、外贸部洽谈，初步确定了在上海和天津这两个地方设厂生产。专员接着就去天津和上海各转了一圈。
专员是个五十多岁的老职员，四十年代就来过中国，十几年之后他再看，发现天津和上海这两个城市已经完全变了样，已经基本上是一个正常的工业城市了。虽然城区当中的一些老区老街道还保持着十几年前的原貌，但城市扩展、建筑和道路不断外延，以连接郊区的各个工厂、居民区。
在天津，专员还发现了涤纶生产的两种必备原料——对苯二甲酸和乙二醇的生产厂，这说明，如果杜邦在中国设厂生产涤纶，主要制造原料在中国就可以解决，不用什么特种化学品运输船从远远的地方运过来。
再一仔细询问，专员发现了问题：乙二醇中国这边的出厂价倒是能接受，但是对苯二甲酸的出厂价格高，比北美高70%。而且，好像他们生产的对苯二甲酸纯度还不太够。
这……也很简单，中国对苯二甲酸的生产厂比较落后。天津的对苯二甲酸生产厂用的是硝酸氧化法，这是最早研发出来的工业化生产对苯二甲酸的工艺，美国现在已经在淘汰着重工艺了，改用液相法。
专员问中国这边，你们就不打算更新对苯二甲酸厂的工艺吗？这方面的生产工艺不属于杜邦，所以杜邦想卡也没法卡，而且，这种工厂1959年苏联买了一个回去，这说明它是可以卖到社会主义阵营的。
中方的回答是：液相法生产对苯二甲酸的设备中国已经搞定了，明年就在上海设厂，天津厂也会在稍后的时候做技术改造。
杜邦的专员从最直观的角度体会到了，中国的化工、机械设备的自研发能力不可小视。
这让杜邦更坚定了“一定要进入中国市场，而且要早”的策略。早进入可以挣快钱，未来如果涤纶的技术也被中国掌握了，那杜邦就只能凭借价格优势或者其他的优势在中国挣钱了。但是，由于现在进入得早，杜邦就可以多挣几年的钱。
手握涤纶生产全套工艺专利的杜邦与中国签署的意向合同内容是：
杜邦在上海和天津各投资建立一座涤纶工厂。
涤纶工厂投产后，年产量各3万吨，杜邦需与下游厂商签订长效合同，保证此后每年都交付那么多的涤纶短丝、长丝，供给纺织工业部的涤纶棉纺厂。涤纶纺织厂用涤纶短丝、长丝纤维生产化纤纱，化纤纱再织布，织出来的涤纶（的确良）布再染色，染色之后提供给全国范围内的多家成衣厂，做衣服。
杜邦在10年内不打算转让涤纶技术和涤纶设备。但是杜邦承诺，如果下一代涤纶生产工艺研发出来了，杜邦会同步更新设在中国的涤纶厂的设备。
“贵公司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售过一套涤纶设备？所有的涤纶工厂都是由杜邦直接控制的？”洽谈的最后，回到北京的杜邦专员再度与外贸部设备引进司的哈副司长会谈。
专员点头：“均由杜邦和杜邦的子公司控制，其中包括在英国的子公司，也就是在香港设厂生产涤纶纤维的公司。据说你们在香港-广州的涤纶纺织体系运作得不错。”
哈副司长：“就是在香港-广州合作模式运转正常之后，我们才下定决心采取这种合作方式。”
专员：“中国的棉花产量是满足不了中国纺织业的产能的，现在你们似乎就触碰到了棉花产量的上限，今后这一问题会愈发严重。很显然，你们需要化纤。杜邦虽然制定了10年之内不出售涤纶设备给无关公司的政策，但是杜邦在中国设厂的产能规划是不封顶的，你们需要多少涤纶长丝，我们就会生产多少。”
哈副司长：“既然是10年，那我们可以好好期待10年之后……”
专员：“我想现在该做的工作还是致力于这10年，用这10年时间把双方合作和磨合的程度不断向前推进。杜邦在日本、在香港、在欧洲和俄国都有不同的合作案例，其中有一部分可以为中国项目所借鉴，但有一些中国独有的情况，可能需要磨合。但不管怎样，磨合总比直接把我们赶出门要好，我说的是印度。”
……
杜邦想打入印度市场。印度虽然棉花产量巨大，除了供应本国的纺织工业，最近已经开始出口棉花，但是——杜邦现在的工艺，生产涤纶、再生产布匹的综合成本已经低于棉纺织了。换句话说，在穷逼特多的印度，老百姓有可能因为买不起棉布和棉纺织服装，而转投涤纶。
问题就是——印度特么的现在禁止外资进入！别的不说，在接受外资这一块，比中国还要封闭！
这个要从印度独立后说起，那时候民族主义高涨的印度不知道哪根筋抽抽了，立法禁止一切外国资本在印度直接投资。
于是，（在史实中）印度从1950年到1970年，国内没有白皮投资开的工厂，只有印度侨民算是例外（但这些人一般是双国籍，其中一个是印度籍，等于是绕过了投资禁令）。到后来印度的外资政策稍有放松，允许外资“间接”进入印度，操作方式是外资必须在印度国内找一个代理人。
代理人不只是名义上控制这家外资公司，实际的生产、销售、质量管理、法律、劳资等事务，也都由代理人包办。西方人在印度投资，赚不赚钱要看他们在印度国内找的代理人或者说白手套水平高不高、关系硬不硬。
如果白手套非常菜，就可能出大事故，而且还得当甩手掌柜的你也背锅，比如博帕尔。
直到21世纪，印度放开了外国投资，现在外国资本可以不找代理人直接进入印度了，可印度的投资环境仍然是糟糕得很。几十年的传统习惯，让印度人形成了“只要是外资在印度赚到了钱，就是我们的失策”的观念，外国在印度的投资一般都被印度政府反复地整，整到趴地上起不来为止。
不要说“外资身后的祖国力量”能帮公司扛事，印度政府敢对任何国家说no。即便是美资公司，在印度被整得连续几年没有正收益，甚至卖厂提桶跑路，都是家常便饭。
从60年代到80年代，印度在结束了社会主义大计划大工业建设模式后，很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没有足够的外资接过国家队的棒继续往前赶，造成印度发展速度渐渐慢了下来，完全被中国超过，而且差距越来越大。
第四十五章，欧洲明灯阿尔巴尼亚
1961年10月17日，克里姆林宫。
苏共二十二大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