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副总理，最近两三年，工厂的压力很大，原本白布的定价是国家固定死的，一米多少钱有数，利润也有数。现在不一样了，这就让我们感觉不好经营。另外，确实我们工厂的内部存在一些问题。”
现场办公会。陈沄、上海市国资委的小组、上纺集团总经理和第三织布厂的经理，以及十几个员工代表在一起现场解决第三织布厂的问题。
邹福荣经理的这一番话，国资委的秘书先表达了他们这边的看法：“白布的出货价是有波动，但不大。从现在看来，出货价低谷的时候你们厂尚可盈利，55年4月之后布价涨上来了，你们倒是玩不转了。这不是你们亏损的主要问题。”
陈沄：“邹经理，你刚才说的内部存在一些问题，指的是在工厂内部抓‘内贼资狗’的运动吧。这个事我想还是请在座的员工代表说一说，毕竟他们才是第一线的亲历的人员。”
十几名纺织厂的职工个个都想说点什么，可互相看了看，有几个人的嘴巴动了动，结果却没说出来。
邹福荣：“这是今年4月到5月搞的，这次运动没有起到该有的效果。”
“不是没有起到该有的效果，而是起到了相反的效果。”有个纺织厂的职工终于在人堆里面发了一句话。
陈沄：“终于有人开腔了，本来就该这样。邹厂长，你回避一下。”
职工还原出来的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内贼资狗全名是内贼、资本家走狗。第三织布厂是个建国后新建的国营厂，但是初代职工有一大半是一家1949年迁到海外的纺织厂的工人班底，资本家的厂润了当然不带工人，于是国家利用原纺织厂的厂房，外加解放时寄居在无主厂房里的这一批失业工人，给厂房补齐纺织机械，还是在原址办了个国营织布厂。
51年第三织布厂开张，一开始搞得还是不错的，54年开始就逐渐出一些幺蛾子事。管理混乱是主要原因：原材料浪费严重；工厂财物丢失；甚至工厂准备建新厂房时，运到工地的砖头居然会一天少一点、一天少一点，最后竟然少了1/3。
原材料不仅浪费，而且好像还买了不合格品。不合格的棉纱用来织布，织布机“断片”的几率就大大增加，生产线隔三差五停摆，有时候还因为劣质棉纱而损坏小零件得修理，这不就产出降下来了。
到55年4、5月份，前任厂长和书记指出了一个触及灵魂的工厂真相：可能工厂里有资本家的走狗在故意搞破坏。
搞破坏的目的，是让国营纺织厂一个接一个地经营不下去，相对就提高了民营纺织厂地位，甚至不排除逆转再收购国营纺织厂的可能，这不就是反攻倒算么。工厂要发起一场运动，揪出这些内贼和资本家的走狗。
“胡厂长说有人用刀插棉纱，其实根本不是，是二纱厂的棉纱本来就老断。现在好了，我们放弃了向二纱厂打官司索赔退钱的机会，倒是抓了仨搬运棉纱的工人。”
“咱们厂以前的老板早跑了，经理也跑完了，胡厂长说，这些资本家虽然跑了，可是他们在工厂里有代理人。于是，49年以前在那个厂做工的人，其实本来也就不到三分之一了，都暂停工作接受调查。抓了七个人，一个是老板的老乡，两个是经理的老乡，还有其他几个是干什么的来着”
“是我们老厂房的房东的亲戚。”
“经理的老乡，这不是说的高个陈吧？高个陈的那个老乡经理50年镇反被镇压了，当时还是高个陈举报的呢。”
“就是高个陈，经理被镇压没几年，他也被镇压了。”
“没有没有，经理是真坐大牢去了，高个陈没坐牢吧，就是挨批斗了。”
……
陈沄：“邹厂长，胡厂长发起运动的时候你是副厂长，那时候你是怎么想的？”
邹福荣：“服从组织的决定吧。”
陈沄：“第三织布厂的老底子，解放前是徐老板的产业，徐老板是宋子文的人，如果他徐老板49年没跑，那他属于官僚资本。而现在上海还在经营的这几个民营纺织集团，在解放和宋子文这些买办官僚资本是不共戴天的。他们要是是徐老板和宋子文派出来的狗特务，他们干嘛要给那些民营纺织厂‘抬轿子’？”
邹福荣：“是。47年这个姓徐的老板偷偷截过荣家的棉花换成烂柳絮，还抢过孙家的机器，这些我都知道。”
陈沄：“既然你都知道，那在工厂决定搞运动之前的党委会议，你有没有在会上说？”
邹福荣：“就觉得还是要跟厂长和书记步调一致。”
陈沄：“既然工厂党委会的这个会议没有贯彻民主，那党委会这样做出的组织决定，你还觉得应该不予以任何质疑去服从吗？”
……
“有些话，我要邹厂长你回避，职工才说得出来；有些话，我要单独跟你说。”
“今天的职工代表，有四分之一是老厂职工，有四分之三是建厂之后的新职工。你的前任发起的那场运动，在这两部分人之间造成了很大的隔阂，或者叫做撕裂。”现场会结束后，陈沄在往回走的路上停住脚步，继续说工作的事，“邹厂长，在‘反内贼资狗’运动，在新职工被发动起来之后，几乎所有的老厂职工都被揭发有内贼和走狗嫌疑吧？”
邹福荣：“……差不多。”
陈沄：“在被揭发的老厂职工当中，技术最熟练工资较高的老职工；负责车间纪律的老职工或者小组长；还有负责公家财产清点稽查的小组长，是被揭发的次数最多的吧？”
第六十六章，两份报告
和职工剑拔弩张的第三织布厂相比，另一个亏损的纺织企业——解放军被服171厂（同时是上纺集团第二成衣厂）内部一点都不剑拔弩张。
171厂的问题是产量上不去，人员编制却是超编，而且从1953年起，每年在超编的基础上还要扩招。
1955年初，中央、纺织工业部决定搞成衣产业，首先进口的成衣机械给了军服制造厂——全国两百多万解放军，军服是既稳定又大量的成衣需求嘛。171厂很快就拿到了了成套的成衣制作机械。根据这些机械带来的效益估算，171厂生产军大衣的工时可以减少60%，这意味着加工成本减少50%。
然而171长从2月到9月，都没办法把这套成衣机械组成的生产线运行起来。
说他们没有技术力量，全厂人均文盲？也不是，171厂的工人学历是正常的，厂里甚至还有3个大学生。他们就是缺乏琢磨机械使用运行的动力，因为超编的人太多了，手工制作军大衣都行，即便这样每天工厂运行时，每个车间里还有两个搓着手围观的。
然而纺织业这个大行业的事情是不以171厂的意志为转移的，解放军的被服开始走招标模式，能生产军大衣的工厂可不少，其中拥有成衣机械的就有上海、大连、武汉、西安各一家。哦上海的这家171厂有成衣机械但没用起来。招一招标，价格压一压，171厂就没利润可赚了，不亏损才怪。
“我军的后勤工作改制早就通知各个行业了，甚至在人民日报头版也刊登过全文，”陈沄说，“纺织工业部也下发过有关的文件，看来171厂对此没有做好准备。”
上海国资委：“现在171厂还有一次整顿的机会，整顿如果无法起到应有的效果，可能就要清拆了。”
陈沄：“本来是可以先整顿一次再清拆的，但因为第三织布厂出了一系列的事，我看现在171厂就清拆吧，因为第三织布厂需要171厂的这些工人。”
第三织布厂因为员工之间的撕裂，现在已经合不到一块了，必须把两拨员工拆开。发动运动的那位厂长已经下来了，但现在的这位邹厂长在闹运动的时候是副厂长，经陈沄和邹深入交换看法，邹厂长也承认他现在没脸和这两拨工人继续在一起做事，于是这个厂子的人员一分为三，国家给其中的两拨人找下家。
“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现在处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初级’的社会主义社会，在我们看来仍然是一个很高级的奋斗目标。”
“共产主义，按需分配，社会主义按劳分配。为什么社会主义要强调按劳分配？是因为在社会主义阶段人们的觉悟还不够自觉地去劳动和创造价值；是因为社会主义阶段我们还处于生产落后的阶段，我们还不能达到给每一个公民按需分配生活资料的水平。”
“两点其实不用我说，大家应该早都知道，马克思恩格斯的书里就是这么说的。可大家思考过这两点吗？”
“我再说另一个和这两点的陈述完全不同的理论。卡瑟·瑞恩，这是一个西方的经济学家，他在这个方面提出的理论是：在完全不受制约的情况下，个人的消费欲望和消费能力最终会发展到趋向无穷大。”
“当然，卡瑟·瑞恩说的不一定对，我们之前所知的不一定错。但是从现在开始，我希望各位都认真地从头开始去思考和去质疑。”
“171厂在过去两年发生的现象，其实在1948年我们就遇到过，那时候我们把它叫做‘石家庄主义’，石家庄啊，我们解放的第一座关内大城市，头几个月我们搞得一团糟。其实比石家庄还早，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之后，苏俄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还是说回社会主义来。虽然所有人都知道社会主义是和按劳分配在一起的，但无论中国还是苏联，在革命成功之后，革命队伍从上到下，一度都非常流行‘超前’地进入共产主义阶段。按劳分配？不必了，大家匀着花，有钱一起花，也别分你的我的了。看起来，就好像是共产主义实现了一样。”
“这种现象有它的客观原因。第一是旧中国和沙俄整个国家的工业是相对落后的，工人阶级所受到的剥削是世界罕见的，在革命前大家被压榨得太厉害了，革命成功，打倒了资本家，夺回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工人阶级拿回了自己劳动创造的价值。就好像在很短时间内，大家手头的钱一下子就变多了，哎呀，这么多钱我怎么花得完呢，以后早餐喝豆浆我一次买两碗，喝一碗，倒一碗？”
“第二个原因，是在革命成功的初期，工人阶级往往有相对集中的特点，在地理上集中，通常就那几个工业城市有大量的产业工人；在行业上集中，反正中国和沙俄也只有那几个产业算是有广泛规模的。这就导致，革命成功初期，工人和工人之间，他们所创造的价值差别是不大的，给他们完全平均的工资，大致上也是说得过去的。”
“第三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可能大家一开始不太承认。那就是实行这种‘超前’的共产主义，对于国家的管理者，也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来说，最省事，最简单，最容易做。”
“可是，简单是简单了，省事是省事了，这种方式能一直持续下去吗？”
——《陈沄在上海市国资委关于171厂整改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
“第三纺织厂的‘老职工’群体，在解放前就形成了。在国民党统治的时代，这些老职工发动过罢工对抗资本家，资助过上海市地下党，在解放战争中支持过解放军的战斗。”
“在1949年初，原资本家拆走机器撤离大陆，老职工借厂房栖身，在工作无着的情况下自动形成了类似工团的组织，或打零工或做小买卖，甚至分批出去乞讨维持度日。老职工群体的抱团是一个客观事实。但在第三纺织厂，老职工主要是因为这一群人的职业技能较为熟练，而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群体。”
“老职工与新职工之间存在矛盾也是一个客观事实，主要体现在老职工随时会说新职工的技能不够熟练、操作不够规范，在某些场合下，说这些话时伤及了新职工的自尊。而新职工则在工资改革后羡慕技能普遍较高的老职工能获得比较高的绩效工资。”
“这种矛盾并非敌我矛盾，甚至不该成为人民内部矛盾。之所以产生矛盾，是第三纺织厂原先的领导层没有意识到工人技能整体提高的必要性，没有将新职工的劳动技能提升当做工厂的重要工作去办；是第三纺织厂的领导层在工资改革时只知按国家标准发钱，而不向全厂职工详尽地解释工资差异与按劳分配的必然联系。”
“而第三纺织厂领导层更大的错误在于，当工厂出现效益下降、管理混乱的现象后，不实地研究问题，不实事求是地寻找解决的方法，而是将这一现象用上升到敌我矛盾的形式来解决，从而在工厂内部掀起了一场政治运动。”
“在这次‘打击内贼资狗’的运动中，我们看到第三纺织厂付出了工厂停摆1个月零7天、隔离审查34人、批斗10人的代价，并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使得工厂原先存在的问题更加严重。”
“在车间财物监守自盗方面，第三纺织厂采用匿名检举的方式，结果4个负责公家财产清点稽查的小组长全部被检举。”
“小组长薛合间现已查清，他的确利用手中的职权，放一个同乡在下班时顺走工厂财物，他与这个同乡分成。然而群众们对薛合间假公济私的行为细节并不清楚。在批斗会上，职工群起斥责薛合间，指责之处与事实均不相符，但薛立即低头认错，群众将其辱骂一顿放走。”
“小组长赵自服，他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并且经过调查组在全厂对新老职工单独约谈当中的陈述，赵是出了名的五亲不认、廉洁奉公。在群众批斗会上，赵自服怒不可遏，与台下的职工对骂，当场被打断两根肋骨，现仍在住院。”
——上海市政府、上海市国资委：《第三纺织厂运动考察报告》
……
就如纺织工业部写的经营状况报告所说，在1955年，纺织工业在全国铺开，无论是雇员人数还是纺织品产量都在剧烈增长。
其中除了出口创汇的需要，除了满足全国六亿人口穿衣的需求，在许多城市，纺织工业还担负着这样一个职责：为城市的产业工人性别平衡做贡献。总不能男人都在工作，女人无事可做吧。当然，如果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她从事的职业路径相对较宽，但现实是这个时候的成年女性平均文化水平确实不高。
正因为纺织行业有大量的职工，纺织厂的经营情况就更加重要。别说一个工厂经营不下去要倒闭，就算是运转不灵停产了、滞销了、亏损工资发不下去了，都是一个不稳定的因素。陈沄在上海专程解决纺织企业的问题或者说国企运营当中出现的问题，但中央并不是只想解决上海一个地方的国企问题，而是要用上海所做的事形成总结，推广到全国。
这的确是个巨大的工程，这也让中央书记处的同志们再一次体会到到了这方面工作的难度。
我真是太难了。
——苏联有这方面的问题吗？
为什么从来没听苏联的同志抱怨过这方面的问题呢？
第六十七章，有骨气，有志气
纺织工业首开对国企“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盈利”的思考，并为此在1955年一整年都伤脑筋。其中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也会思索，苏联为什么不需思考这些问题。
1955年底，问题大概找到了答案。
1955年底，苏联贸易代表找到外贸部部长叶继壮和纺织工业部长钱之光，希望在1956年，从中国进口的布匹数量增加70%。
因为1955年苏联明显地发生了纺织品短缺现象，春夏季节供应的夏装不足，抽样调查显示苏联的城市家庭在1955年有30%没有添置一件新的短薄衣服，即使有在商店抢到货的家庭，大部分也只能象征性地买1、2件衬衣。
苏联的棉花主产地在乌兹别克斯坦，产出的棉花一度占全苏联棉花产量的2/3，相当于新疆棉花总产量的3倍。但1950年之后乌兹别克斯坦棉花生产乏力，需要从埃及等地进口棉花。即便这样，苏联国内的纺织品供应仍然处于紧缺状态。
中国对苏联不出口棉花，直接出口纺织品，且大部分是直接出口布匹。从1951年到1955年国家主要精力放在开拓西方国家的市场，其实出口到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纺织品也是极大的，在1952年占纺织品出口总额的40%，1955年占25%，比率逐年下降主要是因为中国对西方的纺织品出口大幅度增长了。
现在苏联国家计委经过计算，1956年从中国进口的布匹要增加70%，才能缓解供应不足的问题。
了解到苏联国家计委在其国内上调了5%的纺织品价格，钱之光很快就给出了肯定的答复，增加70%，可以。叶继壮一周之后就与苏联签订了合同。
双方交换合同文本后，苏联计委和贸易部的同志感慨，即便这个消息苏联犹豫了4个月才决定到中国这边找辙，可苏联计委给纺织厂的计划书上多留了4个月的额外时间，产能调整都没有中国的产能调整速度快。
叶继壮可不管那么多，苏联纺织品需求额大大增加，这当然是好事。苏联国内纺织品价格上涨5%，这更是好事，因为在过去一年国际市场（这里说的国际市场指的是西方市场）上棉纱的价格下跌了2%，布匹的价格下跌了3~4%。只要把卢布从苏联挣回来，中国就能用卢布再多买一点机器设备。
钱之光……钱之光把预定派去苏联的纺织工业考察计划撤了回来，考察团改去印度和英国了。
中苏贸易在1955年底还有一件大事，那就是扣扣索索将近2年，苏联终于从中国进口计算机了。
按理说中国的计算机产业可是发源自苏联的诶……
苏联这几年的计算机其实也是在发展的。列别杰夫在基辅1950年制造了MESM，中型通用计算机，又协助中国同志按照BESM的架构制造了“璞玉”MESM-K，成为中国计算机业的始祖。之后列别杰夫在1953年制造了BESM，大型真空管通用计算机，运算速度从5000次跃上10000次。
同样在1953年，莫斯科的尤里·巴兹列夫斯基以及副手鲍里斯·拉米耶夫设计出“箭”大型计算机，真空管，浮点运算字长为43位，数据通过打孔机卡纸和磁带输入。
和列别杰夫的BESM同一年诞生的“箭”也是大型计算机，速度应该很快吧？
不，“箭”的运算速度是2000次/秒……
1952年是中国的计算机元年，1953年是晶体管元年。1953年底，中国首批晶体管出口苏联，然后让中国电子工业倍感屈辱的事情发生了：这批锗晶体管有1/3被退货了。
因为进口晶体管的是苏联几个雷达生产厂、设计所，他们发现锗晶体管在温度小于0℃的时候会失效，苏联那天气，部署的雷达如果用锗管，一年有半年雷达得是失效的。然后就退货了。
也没想到把这批晶体管转售给苏联的其他民品设计局。
所以直到1955年7月，苏联第一台晶体管计算机才诞生，尤里·巴兹列夫斯基在莫斯科制成的“长矛”大型通用计算机。这计算机运算速度比“箭”提高了不少，运算速度达到8000次/秒，而北电“浑金”是5000次/秒，沪升一号是5500次/秒。
可运算速度虽快，却架不住这玩意贼贵……
不但贼贵，交付速度还特慢。不但交付速度慢，尤里·巴兹列夫斯基给自己所在的莫斯科大学和给苏联科学院制造的两台“长矛”居然连结构都是不完全相同的。
这分明是艺术品，不是工业品。
相比之下，中国的两种通用计算机都是标准化生产出来的，价格便宜、性能稳定。
而且从中国进口计算机没啥问题，都是社会主义阵营，不丢人。——其实苏联并没有丢人不丢人的想法，就比如现在，如果西方愿意取消巴统协议、自由售卖高技术装备，苏联会毫不犹豫地立刻去买。
只是……为什么有“浑金”和沪升一号两种计算机？不管了，1956年，进口5台“浑金”、5台沪升一号。最先要求进口中国计算机的是米高扬设计局，因为他们协助中国建立沈飞的专家在沈飞见到了一台浑金，直呼“中国人制造的计算机忒好用了”。
现在电子工业局和国家计委不得不分别找上电和北电询问，要不要把苏联市场划分一下，比如喀山以东的计算机市场归北电，喀山以西的归上电。
为什么不以乌拉尔以东/以西来分区？——这样分北电肯定不愿意，乌拉尔以东根本没人住。
1955年底，电子工业局举办了一场小型的庆祝仪式：中国境内的第100台计算机投入运行。
这第100台计算机是落在地质学院的。
至此为止，中国境内的100台计算机为各个工程设计、装备科研、科学探索、高校教学提供了明显的助力。根据国资委和国家计委的粗略统计，这100台计算机为国家节省了超过2000名计算员的编制，这些在过去可都是要用如假包换的大专生、中专生，甚至有一些本科生也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