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曼：“英国与中国最近几年巨额的贸易，已经改变了许多东西。”
……
这两位“芝加哥学派”的领军人物很早就想来中国考察了。1955年弗里德曼就问过港英政府进入中国的可行性，得到的答案是现在香港与大陆的出入境蛮便捷的，中国这边不拒绝正常的商贸、技术、学术交流过境，办事效率也很高，因为中国的主席说“外国人想来中国做生意，我们欢迎，来看一看也欢迎。外国的官员议员来也欢迎，不方便公开来可以秘密地来”。
公开访问大陆还是秘密访问大陆这对两人来说并不重要，他们是学者，不是政府雇员，也无意代表美国政府。但是，弗里德曼认为，两人去大陆考察访问，最好还是先和那边打好招呼，希望能有中共的官方人士和他们见面，聊一聊。如果级别比较高那就更好了。
在弗里德曼看来，经济学家的考察不是工业考察也不是地理考察，不和官员面对面谈话，没有官方授权许可到企业内部参观，仅凭逛街看城市景色，是看不出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经济是怎样运行的。
两人需要中国官方接洽的另一个原因是：
两人的书都被中国政府盗版了，还印了好多……
这还是1954年，威尔茨的一个学生，在英国公司打工的，无意中在广州发现了广州市政府干部在阅读一本小册子：《不稳定经济中的农业》中文译本。
这书是威尔茨在1945年写的。
威尔茨让他的学生继续在中国“搜集证据”，很快又发现新华书店的经济学书架上还有弗里德曼的《国民收入及其构成》。
这倒是一点都不奇怪，因为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始统计国民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并作为常态化国情数据调查的国家之一，只比美国晚1年。
可是，威尔茨和弗里德曼没收到稿费呀。
于是，两位教授赴中国维权之路就这样开始了。
……
“我想不明白，从香港到广州的距离超过100公里，如果在广州与香港之间新建一座城市，那么中国人与香港贸易的陆路距离就会更近一些。哪怕是车程从2小时缩短到1小时都是巨大的进步。”
威尔茨和弗里德曼步行过桥，然后还是上了他们的福特车，一路从公路向两边张望，真正的走马观花。威尔茨一边向车窗外看，一边喋喋不休地吐槽。
“况且新建一座现代化的城市，城市发展的土地供给和发展上限要大大优于广州那被中世纪城墙所困住的污秽的旧城区。”
弗里德曼：“我去年听说广州已经把城墙拆除了四分之三，或许现在广州的城墙已经消失了，大概这就是为了城市发展而拆的。……嘿，主任先生，你看，这就是你刚才所说的应当新建的更靠近香港的现代化城市！”
两人都看见了路边的一大片工地，其中已经有几栋盖得比较早的新楼矗立起来了。
威尔茨：“司机先生，这里是中国的什么地方？我是问，地名是什么？”
“深圳镇。”两人请的老跑广州-香港包车线路的司机答道。
……
“弗里德曼，你怎么看1951年以来中国的国家政策？”
威尔茨问。
弗里德曼：“有人说中国正在变成东方的南斯拉夫，他们还说，南斯拉夫与中国的区别，仅仅是后者完全站在了苏联一边，对苏联的全球战略予以充分的配合和策应。……但我对这个论断表示怀疑。这一趟中国之行，或许能解开我们的疑问。”
威尔茨：“仅凭我们从媒体和开源情报中获知的信息，就知道这种论断是草率的。苏联是由国家掌控大部分企业和财富，集体掌控一小部分，国家和集体占据了近乎100%的经济总量。南斯拉夫的企业则主要由工人自主自治构成，一些人把这叫工团制度，还有一些人声称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中国……据我们现在掌握的资料，中国的企业所有权体制极为复杂，超过了任何一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
弗里德曼：“从资产层次，中国有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委员会，除了国资委直属一些大型骨干企业外，中国的每个省还有自己的国资委，并且这些国资委之间平常是没有相互呼应配合的。从工业部门管理的层次，中国的大型国有企业划分为数个集团公司，每个集团公司之间也没有相互照应配合的规章制度。跳出国有企业这个层次，中国也有集体所有制企业，这倒是与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企业可以相比，但这只是中国经济体系中的一个小组成部分。除此之外，中国至今还有约三分之一的民营企业。”
威尔茨：“中国的领导人在有意识地创造自己国内的竞争市场。而且，这种竞争机制已经产生了成果。东通工与天津电子集团的收音机之争，现在有新的变化吗？”
弗里德曼：“丁香牌收音机上个月的市场占有率又增加了0.3个百分点，现在TR-54与丁香分别占据34%和11.3%的国际市场份额。3：1的市场占有率其实并不是两者实力的真实对比，如果不是中国正在受到美国的严厉制裁，双方的比分可能会相当接近。东通工已经宣布他们要开发下一代便携式收音机了，因为TR-54对丁香牌并没有什么性能上的优势。但我可以肯定天津电子集团也有下一代便携式收音机的开发计划。”
威尔茨：“这是肯定的。”
弗里德曼：“另外，在香港市场上出现了少量的中国电视机，叫做北京牌，其实也是天津电子集团生产的。中国的电视机略逊于日本和欧美正在生产的电视机，但性能相差得不大，因此北京牌电视机也能凭借情怀，在东南亚和其他国家居住的华人和华侨那里赢得一部分市场。”
威尔茨：“弗里德曼，你只看到了香港和西方市场，我的朋友告诉我，北京牌电视机在苏联和东欧地区的销量好得让人嫉妒。……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如果它看上去像市场经济，运行得也像市场经济，没错，它就是市场经济。而南斯拉夫，其实我并没有看到这样的现象。”
弗里德曼：“因为流入西方市场的南斯拉夫产品很少？”
威尔茨点点头表示肯定，又说道：“优化配置资源是市场经济的效果，促进生产效率和技术进步也是市场经济的效果之一。如果南斯拉夫产品流入西方市场的很少，那说明南斯拉夫的工厂生产不出性能比肩西方且价格也能与西方相抗衡的产品，那么我可以大胆反推，南斯拉夫那些工人自治的集体所有制工厂之间，其实并没有形成真正的竞争关系。”
……
两个芝加哥大学的访客一路从香港来到广州，在酒店住下来之后，威尔茨由他的学生带路，先用两天时间走访了在广州开办贸易业务的英国公司，其中既有英国雇员，也有美国雇员。威尔茨和弗里德曼和这些人聚餐或喝咖啡，坐下来慢慢了解中国的第一手情况。
对了威尔茨发现广州居然有咖啡厅，还不止一个。
在广州逛街+吃吃喝喝过了三天。第四天，威尔茨和弗里德曼见到了中国派来与他们接洽的官员，从北京赶来的卓炯和顾准。
“威尔茨先生，弗里德曼先生，我们对此表示非常抱歉，”卓炯说，“我们国家是承认并且重视知识产权的，并且出台了正式的法律保护出版物的版权和专利权。只是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与美国之间的联系近乎等于断绝状态，而我们又非常迫切地想让国内更多的人看到你们的书，所以就‘先斩后奏’了。”
卓炯说完，给两人各递上一个信封，里面装的是他们两位的稿费。威尔茨接过信封，他带来的翻译小声地告诉他，信封上写的稿费发放单位是中央编译出版社。
“由中央编译局翻译出版的，这个编译局是共产党的党务机构，据说他们主要是翻译马克思和列宁的理论著作。”翻译在旁边用很小的声音努力加戏。
威尔茨和弗里德曼其实并不在乎这点稿费。其实他们两人与新华社香港分社联系，要求中方支付稿费，与其说是盗版维权，不如说是找个冠冕堂皇的“借口”要求中方派点高级干部来和他们聊聊。
现在来看，确实收到了应有的效果，派来的这两位不但是中共干部，而且是经济理论研究领域的。
“中央经济理论研究小组，你们的职责，就如字面上所描绘的那样，中共研究经济理论的机构？”威尔茨问。
卓炯：“对。”
威尔茨：“看得出来，你们研究了很多西方的经济学理论，而且都是30年代以来诞生的各个学派的理论。”
弗里德曼：“卓先生，我想直接问一个深入的问题：中国真的准备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吗？”
卓炯：“对。”
顾准：“确切地说，我们打算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方向探索。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为我们提供经验，我们只能自己探索。”
弗里德曼：“看来，你们也不认为南斯拉夫体制是真正的市场经济。甚至你们其实早几年前就开始怀疑苏联的经济体制的持续发展能力。”
顾准：“怀疑一切。现在我已经到了怀疑我自己的阶段。”
弗里德曼哈哈哈笑了起来。四个研究经济的人就这样聊开了。
弗里德曼知道顾准比自己还小3岁，不由得对这个才41岁的“年轻”经济学家大有好感，因为他本人也是在三十多岁时就发表论文著书立说了。
“……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那么如何才能保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呢？”
弗里德曼问。
卓炯：“在行业上，公有制经济控制国家的钢铁、煤炭、石油、电力、工业母机和重型机器制造、重化工，当然还有国防工业，这些行业是国家的经济命脉，生产的是所有一切其他轻重工业必须依赖的原材料或能源，这样公有制就从源头上把控住了国家的经济；在经济规模和就业规模上，公有制经济必须占据相当的数量，尤其是就业规模，这样就从根本上保证了劳动力的薪酬标准，也就是国民收入。因为有公有制企业的薪酬作为标杆，民营企业开给工人的工资就不会低到哪里去。”
弗里德曼：“不过，劳动力的价格其实也应受市场的调控。”
卓炯摇摇头：“在美国或许可以是这样，在中国不行。至少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国的劳动力将一直是买方市场，因为中国的人口太多而工业资本太少。如果工人嫌工资太少，民营企业可能就说‘那你走开，你不干有的是人干’，因为我们六亿多人口有近5亿现在是农民，他们时刻都盼望着进城成为工人，获得比种地更好的收入。如果没有国有企业的标杆，那么城市工人的薪酬将会被压制得太过分。”
弗里德曼沉思。
顾准：“由于近代以来的历史原因，中国在全世界范围内是资本的‘荒漠’，我想弗里德曼先生应该也是知道这个论断的。”
弗里德曼：“是的，这就是我们芝加哥学派提出来的。那么顾先生，按照你们现在的发展规划，中国最终会形成某些行业允许市场的自由竞争，某些行业和领域实行垄断限入的经济体制。”
顾准：“目前来看是这样。”
弗里德曼：“你们难道不应该将这个只作为一个过渡政策，最终过渡到在所有行业和所有工业门类都一起实施的完全的市场经济体制吗？这才是一个合理的路线图。”
顾准：“不会。就如卓炯刚才所说，公有制经济为主体是合乎我国的实际情况以及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的。”
“顾先生，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在某些行业和某些领域的垄断限入政策，——可能你们现在的这些企业还不错，很有活力，很有积极效应。但如果从发展和长期的眼光看，这种限入政策最终还是会改变企业。如果企业身上的垄断光环无法卸下，在今后的十几年或者几十年时间里，就会慢慢演化为——”
弗里德曼突然咧嘴神秘地笑了。他直视顾准，意味深长地说道：
“寡头政治下的国家资本主义。”
第七十六章，坦克开上布达佩斯街头
威尔茨、弗里德曼又恢复了在广州逛吃逛吃的生活。
不过现在的逛不是逛街景了，广东市委安排了让两人去一些工厂和公司参观。威尔茨看了几个工厂，基本上可以确认中国每年发布的年度国家统计公报数据基本上是真实的，至少在广东这儿是这样。
广东的棉纺织业现在仅次于长三角地区，位列全国第二，在世界贸易市场中也占有相当的比重。位列第三的是武汉周边。丝绸业方面广东也是第二，不过和上海差距比较大。威尔茨、弗里德曼在广东附近走访的时候发现了大片刚落成的桑田，整排整片的桑树正在成长，估计两三年之后广东的生丝产业还会有大发展。
弗里德曼临时开启了一个“区域经济”的小课题，打算以广东为例子考察中国的省份经济。
这个区域的货物输入输出是非常频繁的。广东主要输入的产品是煤炭、粮食、棉花，棉花以海运进口为主，煤炭和粮食通过铁路陆运。输出产品比较丰富，以工业品为主。粗略估计了一下，广东一地的进出口贸易带来的外汇收入就占中国年度外汇收入的三分之一还多点。
但是现在广东的海运潜力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由于台湾的存在，广东输入粮食和煤炭都只能以铁路运输，成本较高。比如粮食从东北本可以走大连-广州的海运线，现在却要辗转几条铁路干线才能运到广州，煤炭也需从陕西用很繁琐的方式运过来，现在广州甚至已经开始从就近的越南进口煤矿，并开了一个煤炭码头。
并且在广东，弗里德曼还第一次听说了“侨汇”这个新名词。
在广东考察了一周之后，卓炯来了。他代表中央经济理论研究小组邀请威尔茨和弗里德曼到北京参观访问，威尔茨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从广州启程北上，离开广州，两人就陷入了连绵不断的山野农村之中。威尔茨惊叹于中国南部竟然平原如此之少，直到过了长江，铁路两边仍然有很多山峦。弗里德曼则惊叹于在这些没有多少像样的耕地的地区，铁路两边的村子也是一个接一个，看房屋的数量，每个村子居民都得有两三千人。
北京可让他们参观的地方……不多。但卓炯还是带他们去看了一眼774、774A和779厂，现在被统合叫做酒仙桥工业园区。
“寡头是在工业大国里普遍发生的事实，在广州我这么说，正是因为我意识到了寡头在美国的存在。并且，我也在思索如何遏制寡头资本给社会经济活动所带来的弊端，但很遗憾，经济学家不是万能的。”
弗里德曼坦率地说了上面这句话。
现在与威尔茨、弗里德曼座谈的除了卓炯和顾准，还有陈沄。
剑桥马戏团、芝加哥学派、芝加哥学派的源头奥地利学派……这些西方经济学的派别中，第一个到中国来“瞅一眼”的是芝加哥。因此陈沄觉得有必要搞一次座谈。至于敏感不敏感的，不对外报道就行了。
陈沄：“搞经济的人必须能对未来做设想和推演，而在设想和推演的时候，最重要的是客观。不能说推演出的未来特别糟糕，那不对，重来。最糟糕的事情不是未来发生了什么坏事，而是我们拒绝承认未来会发生这种坏事。”
威尔茨：“这确实是最重要的一点。我20年代就涉足经济学理论，我可以说，在1929年，白宫和华尔街许多高层都没能做到客观。”
弗里德曼：“但从现在你们的政策来说，由于国有企业集团的垄断倾向也受到你们政策的限制，因此垄断寡头蔓延的速度是有限度的。”
陈沄：“未来也不是只会导向一个结果，我们绷着这根弦，今后的事情还是一步一步地去做，我们不会盲目乐观，也不会回避问题。政策限制、同业竞争、扩大和支持民营资本，以及抓住任何可能的条件，走出去进行国际竞争。现在只能说，我们想到的措施是这几条，但未来我们还会有其他的办法想出来。”
弗里德曼：“如果这样，那么中国可能会保持高速并且良性的发展很长一段时间，到那个时候，很多现在担心的问题就不是问题。尤其是规模较大的私人所有制企业的存在，它至少减少了寡头的总数。就算按照最糟糕的一种未来推测，你们可能会出现石油寡头、电力寡头、钢铁寡头，但苏联仍然比你们糟糕得多，他们会出现棉布寡头、电器寡头、家具寡头甚至巧克力寡头。”
陈沄：“哈哈，这种对苏联未来的预测可太悲观了。”
威尔茨：“对苏联做出这种预测的人并不只有我们两个。并且，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诞生的寡头，会伴生着强烈的反制度倾向，因为他们认为国家是阻碍自己发展的障碍。我之所以把这一点直白地指出来是因为，这种由寡头建立或新成立的政府同样很糟糕，它同样背离了或者根本不打算遵从市场规律。”
陈沄：“嘶……”
弗里德曼：“？”
陈沄：“更悲观的预测。”
苏联倒下不是一个原因，而应该是多种原因一齐发力的结果。这下好了，最后一块图拼上了。
……
弗里德曼：“陈副总理，您被称为中国的总会计师，……中国的货币政策，在过去的六年偏重于保守，而以我对你们的了解，你和你的部门应当是娴熟地掌握了货币政策的技巧的，为什么不进行一些加速性质的操作呢？”
陈沄：“这同样也是一个历史的原因，通货膨胀在中国人心目中代表着最糟糕的状况，糟糕到了人们总是将它与政府垮台联系起来。当然其实恶性通胀才会导致这种危机，但在现在以及今后几年，我们不能使用通胀操作来加速国内投资。”
威尔茨：“我注意到了你们二五计划中向苏联吸取的贷款。在你们的公告上说的是投资总额是一五的三倍，但实际上，从绝对数量来说，二五计划的投资仍然不是太够。”
陈沄：“你想说的一定是关于外资的话题。这方面我们的政策是，直接投资暂时无法实现，间接投资我们可以允许。”
……
威尔茨和弗里德曼到中国考察、访问北京并且和陈沄面谈这事没有在任何公开报刊上报道。威尔茨和弗里德曼也在很长的时间里不对外谈此事，直到20多年后威尔茨写回忆录时外界才知道。
从北京返回广州再回到香港，威尔茨对中国经济政策的评价是“在中国所受到的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下，北京的经济政策似乎是唯一的最优解”。
弗里德曼则认为，中国正在执行的经济政策和经济思想是一次有趣的试验，如果这次试验成功，有可能对社会主义阵营造成某种正面的影响。
“这是什么？布达佩斯的街头？哦哦，一定是布达佩斯，这事情有意思了。Mr.李，帮我们俩翻译一下这篇报道。”
在从北京返回广州的火车上，威尔茨发现他俩带上火车的报纸有一篇异乎寻常的报道。
李翻译接过报纸，先把标题念了出来：“在苏军援助下，匈牙利暴乱被镇压，匈牙利革命政府成立。”
弗里德曼：“我们抵达香港的时候，匈牙利的局势就很不稳定了。”
威尔茨：“Mr.李，翻译正文。”
李翻译：“新华社11月4日讯。11月4日凌晨，工农革命政府请求苏军司令部配合镇压最近几天在伊姆雷·纳吉政府残余分子掩护下的叛乱分子，纳吉政府由于正直的匈牙利爱国者的退出而解体。应匈牙利一方的邀请，苏军进入布达佩斯街头，对匈牙利的反动分子团体执行了清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