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明，这几天报纸上吵得这么厉害。你别太往心里去。那些人就是胡说八道，咱身正不怕影子斜。”
“撮尔跳梁小丑，上蹿下跳，聒噪一时，不足为据。他们以为靠几篇颠倒黑白的文章就能如何？”
李春明伸出手抚摸了一下她的秀发，将她搂进怀中，轻声笑道：“放宽心，且看为夫如何运筹帷幄，将这些聒噪的敌人，一一斩于马下。”
六月末，李春明署名的回应文章，赫然出现在了《中青报》的显著位置。
文章的标题很平实：《关于拙作〈大华〉、〈逆光者〉、〈星辰大海〉创作初衷与几点说明》。
李春明没有选择与批评者陷入无休止的‘打嘴炮’，也没有逐一驳斥那些牵强附会的指控。
他采取了一种更聪明、也更显气度的策略：摆事实，讲逻辑，回归作品本身。
针对对方指责《大华》和《逆光者》涉及时间旅行是‘违背科学’、‘宣扬神秘主义’，李春明在文章中清晰地指出：这两部作品中的时间旅行，并非依靠什么神秘力量或无法解释的奇遇，而是明确设定了‘时光机’这一科幻文学中的经典道具。
‘时光机’的实现遥遥无期，甚至可能永远只是幻想，但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中关于‘时间膨胀’效应的描述：当物体运动速度接近光速时，其时间相对于静止观察者会变慢。
他写道：“这一效应已被诸多物理实验间接证实。尽管这与小说中回到过去的设定尚有巨大鸿沟，但至少表明，‘时间旅行’这一概念，在现有的、严肃的物理理论框架下，并非完全的天方夜谭，而是存在一种基于理论推演的可能性。科幻的‘幻’，应是在科学认知边缘的合理想象，而非完全无视科学的胡编乱造。”
这一段论述，冷静、客观，甚至有几分学术探讨的味道。
有趣的是，文章见报后，还真有较真的记者为此专门去请教了清北大学的几位物理系教授。
教授们承认’时间膨胀‘效应是存在的，时空旅行在理论上有可能性。
他们的观点被记者整理成文发表，无形中佐证了李春明说法的’科学性‘，至少堵住了’完全违背基本科学原理‘这类最粗暴的指责。
刘宾鄢等人见一计不成，立刻又抛出’个人英雄主义‘的帽子，试图从思想层面打压。
对此，李春明的回应更加直接，也更具’政治正确‘的威力。
“《大华》与《逆光者》中的主人公，其最终目的，无一不是为了‘打击邪恶势力，保卫伟大的祖国’。他们的行动源于对家国的深厚情感和责任担当，小说通篇歌颂的是牺牲精神、奉献精神以及昂扬的爱国主义与革命英雄主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今天应当倡导的价值取向。如果连歌颂保卫祖国、歌颂为国奉献都要被批评，那么，我们文艺创作的根基又在哪里？”
这一反问，掷地有声。
将作品的爱国内核鲜明地亮了出来。
你批评它‘时间旅行荒诞’。
好，咱们谈科学前沿的可能性。
你批评它‘思想有问题’。
更好，咱们谈谈爱国主义和奉献精神是不是错了。
这几乎成了一个无解的逻辑循环：任何试图否定作品价值的批判，最终都可能绕回到否定这些绝对正确的核心价值观上，这显然是批判者不敢、也不能触碰的禁区。
至于《星辰大海》，面对‘脱离现实’、‘好高骛远’的指责，李春明的回应更是巧妙地将作品的‘幻想性’与‘精神内核’做了切割。
他坦然承认火星改造工程是‘基于当前科技水平的远景幻想’，但随即强调，作品的核心并非预言某项具体技术何时实现，而是试图展现一种精神：“当人类面对前所未有的浩渺与艰难时，那种源自文明深处的探索勇气、协作智慧，尤其是我们中华民族特有的‘愚公移山’般的坚韧与毅力。”
他特别指出，作品设定西方团队在极端困难下撤离，正是为了反衬和突出中国科学家团队在国家支持下，依靠集体力量、发扬奉献精神、最终克服万难的核心主题。这体现的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是对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科学精神的礼赞。
李春明甚至‘虚心’地表示，如果作品中关于火星环境或工程技术的描述存在不严谨之处，欢迎科学界的朋友具体指正，以便未来创作中改进。
这种开放、求实的态度，与批判者笼统扣帽子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
通篇文章读下来，李春明的作品，就像经过精心打磨的鹅卵石，外表圆润光滑（逻辑自洽，政治正确），内里结构坚实（有科学元素点缀，有精神内核支撑）。
想从科学细节上挑硬伤，李春明能找到佐证的科学依据。
想从思想倾向上找毛病，他通篇都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奉献精神这些无可指摘的主旋律。
几轮交锋下来，刘宾鄢等人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他们挥舞的批判大棒，要么砸在坚硬的科学理论盾牌上被弹开，要么，就高悬在‘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奉献精神’这些绝对‘政治正确’的价值禁区上空，逡巡不敢落下。
强行砸下去，不仅伤不到李春明分毫，反而可能反噬自身，被扣上否定主流价值观的可怕帽子。
继续纠缠下去，不仅难以对李春明造成实质伤害，反而可能凸显自己批评的牵强和立场的偏颇。
见势不妙，那些原本想着跟风‘咬一口肥肉’的人，审时度势，纷纷调转矛头。
一时间，批评的炮火再次分散，集中轰向了那些在科学设定上确有瑕疵、在思想表达上可能更‘模糊’或‘大胆’的作者和作品。
魏雅华、叶永烈等人承受的压力有增无减，更多二三线的科幻作者被卷入其中，噤若寒蝉。
而刘宾鄢被这番绵里藏针、逻辑严密的公开辩驳，弄得灰头土脸，在圈内成了笑柄。
这种公开的挫败和私下的嘲讽，如同钝刀子割肉，让极好面子的刘宾鄢羞愤交加，郁结于心。
据说，在一次小圈子的聚会中，又有人隐晦提及此事，言语间不乏奚落。
刘宾鄢听在耳中，只觉得气血翻涌，眼前发黑，喉头一甜，竟真的‘噗’地一声，喷出一口鲜血，愤恨道：“写个小说，你特么还...你还歌颂上祖国了！果然，不自由！一点都不自由！”
第231章 《西游记》开机
谁也没有想到，这场最初源于部份科学工作者对市场上粗制滥造、漏洞百出科幻作品的不满和批评，竟会如滚雪球般愈演愈烈，性质逐渐发生变化。
最初的矛头或许只是指向那些‘硬伤’累累、格调不高的作品本身，旨在呼吁提升科幻创作的科学性和思想性。
但很快，批评的焦点就从对具体科学细节的挑剔，迅速上升为对科幻作品整体价值乃至作者创作态度的全盘性质疑和否定。
李春明虽然凭借着作品本身扎实的科学理论以及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让刘宾鄢之流知难而退，保全了自身。
但这也仅仅是个人层面的安全。
他无法阻止这场席卷整个领域的风暴，也无法改变科幻文学整体面临的严峻局面。
争论仍在继续，而且愈演愈烈。
很快，争论的核心，逐渐从‘哪些科幻作品不好’，演变成了一个更为尖锐的二分法命题：科幻，究竟应该‘姓科’，还是‘姓文’？
以周孟浦、卞德培等为代表的科学家阵营，态度鲜明地坚持科幻必须‘姓科’。
他们认为，科幻小说本质上是科学普及工作的一种特殊形式，是科普的一个分支。
其主要价值，甚至唯一正当的价值，在于激发读者对科学技术的兴趣，传播准确的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培养科学思维和理性精神。
因此，科幻创作必须严格遵守科学事实和逻辑，幻想必须建立在坚实的科学基础之上，并对未来做出合理推演。
任何超出这个范畴，尤其是那些着重探讨社会、人性、伦理等问题的作品，在他们看来都是‘不务正业’，甚至是对‘科幻’这一名称的滥用。
他们尤其反感所谓‘社会派科幻’，认为这类作品‘姓文’而不‘姓科’，是‘挂羊头卖狗肉’，借科幻的壳，行文学之实，容易引发思想混乱，偏离了科普的正确轨道。
这种观点背后，是对科幻文学可能承载的超越单纯知识传播功能的深度警惕和排斥。
而文艺界，特别是那些将科幻视为一种独特文学样式、注重其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作者、评论家及部分编辑，则难以完全认同这种狭隘的界定。
他们认为，科幻固然可以承担科普功能，但其本质是文学创作，是‘用幻想艺术表现，集中在科学的想象’。
它应该拥有更广阔的视野，不仅可以展望科技未来，更可以借此反思人性、社会、文明等永恒议题。
‘姓文’并非贬义，而是承认其文学属性和更丰富的表达空间。
将科幻仅仅等同于‘科普故事’，无疑是削足适履，扼杀了这一文学类型的多样性和深刻性。
然而，这场看似围绕文学属性与科学属性的理论之争，深扒其背后更深处，看到的却是话语权的争夺与资源的博弈。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思想日益活跃，科幻文学以其新奇瑰丽的想象、对未来的大胆憧憬以及对现实问题的独特折射，迅速在广大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中赢得了巨大的市场。
去年，李春明的《大华》、《逆光者》、《星辰大海》科幻三部曲接连发表并引发热议，更是将众多读者的视野牢牢吸引进了科幻领域。
科幻杂志《科幻海洋》、《智慧树》、《科学文艺》，其社会影响力和读者覆盖面，在某些方面甚至直追、乃至超越了传统的、较为严肃枯燥的科普读物。
科幻期刊发行量飙升，科幻书籍成为书店的畅销品类，一批科幻作者声名鹊起，收获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掌声。
这种突如其来的‘流行’和‘风光’，无疑冲击了传统科普读物的市场和影响力，也触动了一些科普界人士敏感的神经。
在部分科普工作者看来，科幻的‘过热’和某些作品的‘失范’，不仅未能有效承担科普职责，反而以‘伪科学’或‘非科学’的幻想吸引了本应关注严肃科普的读者，稀释了科普的整体严肃性和权威性，甚至可能带来‘误导’。
这种焦虑感，与对科幻文学性扩张的本能排斥相结合，使得他们在面对批评声浪时，更容易采取一种近乎‘清理门户’的严厉姿态，试图重新划定边界，夺回在‘科学传播’这一领域的主导权和定义权。
而文艺界内部，情况同样复杂。
科幻的异军突起，也打破了传统文学类型的格局，其商业上的成功和读者中的热度，难免让一些固守‘纯文学’阵地或其它类型文学的作者、评论家感到不适甚至嫉妒。
当‘姓科姓文’之争兴起，某些批评的声音，未必全然出于对科学严谨性的担忧，也可能夹杂着文学圈内部的微妙心态。
这场混杂了理念分歧、行业利益、话语权争夺的纷争，最终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社会氛围下，以一种令人遗憾的方式‘解决’了。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和越来越严格的审查导向下，科幻创作的空间被急剧压缩。
为了求生存，许多科幻作者和出版机构被迫转向，大幅削弱作品中的社会思考、人性探讨和复杂设定，将科幻简化为近乎‘科普童话’或‘儿童冒险故事’的模式，强调其‘激发科学兴趣’、‘传播简单知识’的功能，小心翼翼地避开任何可能引发争议的‘文’的深度。
科幻，在很大程度上被规训、被矮化，沦为了只能面向儿童和青少年的、以简单奇遇和浅显科学知识为主的读物。
其曾经展现出的那种拥抱未来、反思现实、充满哲学思辨的蓬勃生命力，仿佛一夜之间被冰封。
谁谁都不知道，这一沉寂，便是漫长的十余年。
直到九十年代中后期，随着社会环境再次变化、文化氛围逐步宽松、新一代读者的成长以及全球科幻文化的持续输入，国内科幻文学才终于再次寻找到破土而出的契机，开始了新一轮的、更为多元和成熟的探索与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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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争还在继续，甚至在某些报刊的评论版面上愈演愈烈，双方引经据典，各执一词，火药味十足。
不过‘姓科姓文’这个带有定性和划界意味的命题被正式提出来并摆上台面之后，针对某位作家或是某部作品批评的评论文日趋减少，这让不少文学工作者狠狠的松了一口气。
只是，这不再仅仅是关于某篇作品好坏的文艺批评，也不再仅仅是创作技巧或科学细节的探讨。
它上升到了文艺方针、思想导向、乃至行业定位和资源分配的战略层面。
参与争论的，一方是科技界、科普界的权威泰斗，拥有深厚的学术背景和‘科学’话语的天然制高点。
另一方则是文艺理论界的资深学者、评论家，掌握着文学阐释和评价的体系。
他们的文章发表在《红旗》、《光明日报》、《文艺报》等具有风向标意义的权威报刊上，每一篇都似乎在为这场争论定调、划界。
这已经不是普通作家参与的范畴了。
将刘宾鄢等人逼退后，李春明也恢复了正常的生活。
7月18日，休息日。
这要是李春明的亲子时间。
他穿着汗衫、大裤衩，趴在地上的一张凉席上。
面前，只穿着小肚兜、四肢像藕节一样白胖的儿子。
小家伙刚满三个月不久，正是对世界充满好奇、开始学习掌控自己身体的时候。
李春明拿着一个红色的塑料摇铃，在儿子面前轻轻摇晃，发出‘哗啦啦’的清脆声响。
小家伙的大眼睛紧紧盯着摇铃，小脑袋随着声音左右转动，嘴里发出‘哦~啊~’的无意义音节，两只胖乎乎的小手努力地挥舞着，试图去抓那个吸引他注意力的新奇玩意儿。
“来，儿子，抓这个！”
李春明笑着，把摇铃放得更近一些。
小家伙努力了半天，小手终于碰触到了摇铃的边缘，立刻紧紧抓住，然后使劲往自己嘴里塞。
“哎哎，这个不能吃！”
李春明连忙轻轻拿开，换来小家伙不满的‘哼唧’声。
他又换了一个布制的、绣着小老虎的软球，轻轻碰碰儿子的脸蛋和手心。
小家伙立刻被新玩具吸引，放开摇铃，又开始尝试抓那个毛茸茸的球。
父子俩就这样一个逗，一个玩，一个教，一个学，在地板上度过了一个来小时。
小婴儿的‘电量’终归是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