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我的最爱
在 我还没有上学时，我爸妈每天早上6点半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收音机听新闻广播，一般有收音机的家庭每天都会听的。记得有一天，我做了一件他们认为特别 聪明的事情。早上6点半我刚睡醒，爸爸就打开收音机，一听怎么没有声音，家里人就讨论怎么回事啊，我当时还在半醒半睡状态中，我闭着眼睛就说你们开一下 灯，可能停电了。我妈立刻反应过来，跑去开灯，发现还真的是没有电了，她就跟我爸爸说：“哎呀，她怎么闭着眼睛都知道开灯啊什么的？我们都没想到，这孩子 还真聪明。”爸妈爱听新闻，爱看报的习惯传给了我，现在我每天看8种报，在国外也是一样的。头脑像新闻一样永远充满新鲜感，充满活力。
我 爸 爸是二级残废军人。在我记忆当中他的一只胳膊是不能动的。他的胳膊是在百团大战中受伤的。在那场大战中，我爸爸是指挥官。当时爸爸在火车的旁边正指挥着战 斗，就在两辆火车之间有一个日本军人偷袭了我的爸爸，我爸爸当时也没有注意到他，其实那个日本人是瞄准我爸爸的心脏开枪的，但是没有打中。说来也是巧，当 时我爸爸不知道为什么，胳膊做了一个冲锋向前的动作，正好那个子弹就打在我爸爸的胳膊上了，真是上天保佑，福大命大啊！当时我爸爸流了很多的血，都止不 住，最后血性休克，是通讯员和警卫员把他背回营地的。
当时我爸爸的胳膊化脓，成了败血症，无药可救，当军医要放弃救爸爸时，他的通讯员哭着不离不弃，每天 就给爸爸伤口换药，在他的细心照顾下，爸爸终于起死回生。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父辈们用鲜血换来的。在那场战斗中，我爸爸抓获了一个日本军官，那个日本人 至少是师级，因为他身上有一个牛皮公文包，这个包按照当时日本军规，只有师级以上的军官才能有的包，这个包我们家现在还一直留着，里面用来放一些医疗用 品。从那以后，爸爸的胳膊就不能动了，跟周恩来总理的那个胳膊一样。
1964年，我爸爸去武汉出差，坐在车里，小心的扶着车把手，但是 当 时不知道遇到什么情况了，司机来了一个非常猛的紧急刹车，我爸直接撞在了前边的座上，这样又给我爸的胳膊带来一次灾难，其实别人的胳膊当时都没有什么事 情，可能也是那个子弹的原因给我爸的胳膊留下的后遗症，听我爸说他当时就听到很清脆的声音：“啪”，但他当时还没有什么反应，等车里的人都回过神儿来的时 候，爸爸突然有种喘不上来气的感觉，而且有点恶心头晕，因为骨头再次断裂，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胳膊又断了。
司机直接把他送去了医院，因为去的很及时，所以 没有留下什么严重的后果，胳膊也顺利的接上了，但是后来就只能一只手提东西了。当时家里人听到这个消息，都很吃惊，我们几个就在家哭成一团，我们还是很担 心，难过，伤心。我妈就连忙收拾东西，匆忙地往武汉奔去，还好到了武汉看到爸爸没有什么大碍，胳膊也接上了，心里的疙瘩才放了下来。妈妈告诉我们后，我们 焦急的心情才慢慢抚平了下来。
爸爸跟我们兄妹在一起的时候，常常会给我们讲一些战争时期的故事，有时也会讲一些古典故事，以致后来我 还 经常把这些故事翻译给那些外国学生，感觉这样很有意思，外国学生也很爱听。爸爸给我讲的月饼来历的故事至今记忆犹新。小的时候，爸爸经常教我一些唐诗、宋 词，我6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了，但我觉得小孩其实没有必要让他们学那么多，只要是几首让他们记住就可以了，这样学的话孩子也不会厌倦，况且小时候学的一辈 子也难以忘记。如果是在中学以后学的就很容易忘记，特别是那种不经常用的知识。
我就觉得小的时候背过的东西记得特别清楚，而且人是逆形性的渐忘，越近的忘 的越快，越远的记得越清楚，这是跟人的细胞有关系的。所以我小时候受到的家庭教育，不仅给我在往后的学习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且还为我对外语文学、医 学的喜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现在喜欢看新闻，也是受到爸爸的影响。因为爸爸喜欢听新闻，每天清早都会打开收音机听新闻联播，每天还要看大参考、小参考各 种报纸，所以我现在一直都爱看报纸，有几种报纸肯定是不会少的：《新京报》、《金融时报》、《南方日报》、《参考消息》、《北京青年报》，早上还有《信 报》、《晨报》。
在我5岁时，哥哥常给我2分钱去楼下的地藏庵邮局买《晚报》，7岁刚认识字，爸爸就让我开始读报，遇到不认识的字，爸爸就教我，当时觉得爸爸真是个伟大的文字库，现在明白了那是知识的积累。
性格决定命运
每 个人都是有性格、有特点的，我天生就有不安分的因子，所以小的时候我很讨厌幼儿园的生活，讨厌那种刻板的一成不变的生活。当时的幼儿园像一个大礼堂似的， 所有孩子的床都集中在一个大屋子里，不管孩子们睡没睡着。每天晚上十二点管理员都会摇铃叫醒所有的孩子去撒尿，地上摆着很多白色的尿盆，每个孩子有尿没尿 都得蹲一下，就是怕孩子们尿床。所以当时被迫形成的生物钟也一直延续到现在，每天的凌晨时分都要起夜一次。幼儿园不是同年的乐园，是拘束童真天性压抑的地 方。
那会我的算术一般，在算术课上如果做不完老师留的作业就不能下课，使我在那么小的年纪下就感到了功课“压力”的存在。可能是因为这 个 原因，我生了一头的癣，大夫说了两种办法，一种办法是用放射线治疗，但这样治疗的后果是可能以后一根头发也长不了。第二是用苏打水洗头，爸妈从医院回来就 一直在商量，我都睡了一觉了，他们还在讨论，是否去协和医院做放射治疗，这样一直到半夜两点，最后才决定不去医院放疗了，回姥姥家，找找偏方、秘方。
后来 还是问了个新疆人，那人说用一种树上的大扁豆角洗头，也就是皂角，最后我这头癣就是用姥姥家树上的皂角治好了。那时候因为要治头癣，没办法，我就剃了个光 头，有很多人就以为我是男孩，我的好友小芬和我玩，她姐姐桂兰说我是男孩，不让她和我玩。还有人起外号叫我赫秃子，是因为那时苏联的赫鲁晓夫是秃头，当时 谁要是这样叫我，我妈会带着我去找他们家长说理去，从此我也从妈妈身上学会了理直气壮，不受欺负。
所以我想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的，不是必然的，那时候别人都说我将来很有可能是个秃子，可恰恰相反，现在我的头发又厚又多，以致于都不能烫发，因为一烫就会像在头上顶了一个大箩筐，还有人以为这自然的粗发是假发，其实得益于剃头直到7岁。
我 上的是全托幼儿园，只有周末能回家，所以我每周最盼望的就是周四到来，因为一到周四就觉得周六不远了，有盼头了。我当时在幼儿园都会有逃跑的想法，并且非 常的强烈，后来跟比我大一岁的兰兰姐姐有两次逃跑的经历。每天下午四、五点钟，幼儿园都会来一辆儿童车，儿童车里头能坐8个小孩子，左边4个，右边4个， 其实那个小车棚就跟我们现在的那个三轮车后面的那个斗篷很相似，可以坐很多小孩。我就和姐姐趁别人不注意的时候钻进车里藏了起来，当时心情既兴奋又害怕， 我们的儿童车过马路的时候，心想着终于要到家了，不会有老师追我们，可以顺利回家了。正在得意的时候，突然听到后面有人追赶的声音，其实我们能听出来就是 老师的声音，老师就对车上的师傅喊：“停一停，少了两个孩子。”，“完了，完了，我们又要被抓回去了。
”当车上的师傅听到有人叫喊，把车停了下来，当时老师就像抓监狱逃犯一样，迅速地抓我们下车，然后跟车上师傅说我们是全托班的，不是日托的。最后气呼呼的 把我们带回幼儿园去了。回去后，我还跟往常一样，该吃该睡没任何影响，但是姐姐就不同了，她的脾气很倔，一晚上也不吃饭，也不刷牙，老师最后拿我姐没有办 法了，只好让我去劝我姐姐。当时感觉特惊险，本来以为过了复兴商业城我们胜利在望呢，没想到还是被抓回去了，所以我很能体谅小孩子不愿意去幼儿园的心情。
我儿子小时候也上了一天全托，一夜没睡早上就吐了，明显不适应那样的生活，我也就没有强迫他，我认为这不是纵容和溺爱，只是不希望那个地方给他幼小的心灵 造成压迫感。国外的幼稚园就是玩，孩子们很快乐，老师总是和蔼的微笑，表扬多，鼓励多，孩子没有压力，才会喜欢幼儿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