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确实很累，但我们都得到了锻炼，明白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道理，既提高了觉悟，又锻炼了身体。好在当时我还年轻，能够适应这种劳动强度。这段时间，饭量大增，胃病没有了，晚上睡得好，瞌睡虫也跑掉了。
我们和农民关系搞得挺好的。我们吃派饭，每家轮流吃一天。1965年年底，正赶上老乡杀猪准备过年的时候，我在一户农民家吃饭，吃的是苞米楂子饭，下饭的是酸菜汤。汤一进口，我就觉得味道太鲜美了。我问老乡：“你知不知道我们的规定，工作队员不许吃你们的鱼肉蛋。你今天放了多少肉？“
“没有啊，不信你捞捞看。”我一捞，果然没有肉，但发现锅里漂着很多肥肉珠子，就问：“这是什么？”他笑笑回答说：“规定你们不许吃鱼肉蛋，没有规定你们不许喝肉汤吧？我不想破坏你们的规矩，把肉都捞走了。好好吃吧，可劲吃！”那天我不记得喝了多少碗汤，半年没有接触油水了，逮到机会还不好好吃一顿？我写这一段，想说明我们和农民的关系真的很不错。
通过这次四清运动，领导上认为我的表现还不错，有了发展我入党的意图。可惜四清工作队没有吸收党员的权利，只有反映情况、提出建议的权利。据说他们把意图反映给哈工大了，但是我的档案里的东西，还是把我挡在党的大门之外。遗憾！
在结束四清回城的路上，我们又一次接受了严寒的考验。1966年1月份，零下三十多度。我们结束四清任务，从公社到依安县城火车站得坐两个多钟头的汽车，我们坐的是敞篷大卡车。上车时，我们都全副武装：头戴厚棉帽，里穿小棉袄，外穿军大衣，脚穿大头鞋，手戴棉手套，外加厚厚的口罩。刚开始时还有说有笑，过了不到半个钟头，笑声没有了，一片寂静。到站后下车，落地时脚都麻木了，站立不稳。想说句话都说不出来，因为腮帮子冻僵了。领队让我们在外面跑动跑动，不让马上进候车室取暖，否则会生冻疮的。这对我来说，又是一次人生的考验。这可能是我这一辈子所经受的最低温度了吧。
回到学校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消灭“革命虫”——虱子。里里外外用开水煮了一遍，用敌敌畏喷杀了一遍。好在进城后环境干净了，“革命虫”也就随之消灭了。
“文革”中惨遭批斗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起初，派系斗争激烈，我也参加过某一个派别，参加了一些“辩论”、游行之类的活动，但没有参加过武斗。
1968年8月份，开始“清理阶级队伍”，我的厄运开始了。8月5日，学校电机楼里进门处贴出了一张一米见方的通告，上面写着“勒令林恢勇××时间到××报到，违者后果自负”，署名为“革命×××”。我一看，“坏了，事儿来了。”
随之而来的就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上面列举了我的“罪行”。
他们给我定的第一个罪名是“漏网右派”，他们将我在1960年参加政治学习时的言论和结论给抖了出来。
我的第二个罪名是“炮轰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的黑干将”，因为我当时是“受压派”的成员，而另外一派是“掌权派”。这里面的“罪行”不是太具体，因为我没有参加武斗，也没打过人。
我的第三个罪名是“苏修特务”，原因是我进入哈尔滨工业大学工作之后还曾跟苏联同学保持通信联系，更何况还有那张与赫鲁晓夫的合影。
我只好老老实实根据勒令的通告去报到了，从此开始了我的“牛棚”生涯。哈工大的所谓“牛棚”，就是学校大楼地下室中的一些房间，里面有上下铺，是给“牛鬼蛇神”准备的，由民兵看押。我是1968年8月份进的“牛棚”，1969年1月份被“释放”，在那里总共待了四五个月。在“牛棚”里面，除了读《毛泽东选集》外，我还写心得，练习写字。我现在虽然隶书写得不太好，但是在那时候还练了一阵子。没办法，没有任何其他的活动，我只好以练字打发时间。
我每天的主要“任务”就是接受批斗。在受批斗过程中，我很快就发现了我的一些朋友揭发了我的“现行反革命”材料。这些材料都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我私下跟那几个人对当时形势作的一些议论和发的牢骚。比如说：“江青不就仗着毛主席老婆的威信吗？其实什么也不是！连政治局委员都不是，到处发号施令，这算什么？”还有一张林彪跟毛主席在天安门西南角的照片，林彪手里拿着本《语录》，嘴上露出挤出来的笑容，眼睛看着毛主席。我和他人在议论那张照片时说：“你知道什么叫奸臣吗？这就是现代的奸臣。” 在那个时候，这些议论是不得了的，因此，我被扣上了“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开始受批斗。好在这些言论我只在私下与人交流时说起过，没有“公开煽动”的“罪行”，所以当时只是作为内部的“现行反革命”关进“牛棚”，而没有进监狱。
在这个过程中，斗争我的人让我坦白交待，我也不是那么容易就承认的，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受了不少皮肉之苦。其间，有个人用30厘米长、手指头粗、外面包着橡皮的钢丝鞭抽打我，还让我把棉袄和绒衣脱掉，这样才能真正“触及皮肉”。他也明白，不能打要害的地方，而是打我的后脊梁骨到屁股的部位，打疼了还不许叫，我拒不承认，他就继续揍。晚上躺在床上，我用手往后背一摸，皮肉就像苞米垄子一样，一溜一溜的，纵横交错。
还有一回，批斗我时让我大弯腰站在凳子上。有个小子个头挺高的，腿很长，脚上穿了双解放军大皮鞋，一抬腿，照我前胸踢了一脚，把我从凳子上撂到了地上，然后又让我爬起来。类似这样的事情不胜枚举。总的就是一句话：不仅触及灵魂，还触及了皮肉。
在关“牛棚”期间，有个老师将眼镜片砸碎，然后割动脉自杀了。他是机床专业的教授、切削专业的专家，有人不无惋惜地说：“切削专家临死时还发明了新的切削工具。”这也是一种令人叹息的黑色幽默吧。这件事发生之后，红卫兵们让“牛棚”里的“牛鬼蛇神”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把裤腰带、眼镜、钢笔等交出来，第二天早上起床后再提着裤子去找裤腰带及其他东西，据说这是为了防范我们自杀。
教研室主任竺培勲老师也跟我一样被关进了“牛棚”。竺老师走路习惯摇摇晃晃，有一次我们排队到食堂去吃饭，他低头走路时不小心碰到了旁边的一名女教师，那位女教师狂叫：“耍流氓啦！”吃完饭后，竺老师便遭到了侮辱和毒打。他过去家里是资本家，家里给他留下了一笔遗产，解放初期抗美援朝时，他把这笔遗产捐献出来买飞机，这本来是件很爱国的事情，后来批斗他时，却说他本人是“资本家”、“狗崽子”、“贿赂政府”等等，再加上他又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因此受尽了侮辱，最后跳楼自杀了。他死的时候才四十多岁，还很年轻，真可惜！哈工大前前后后有很多教师自杀，有的上吊，有的跳楼，所以说，“文化大革命”真是摧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