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去以后，我们的系革委会主任说：“人家说得有道理啊，林恢勇应该是军属，有政策，不插队。”这样我算是逃过了一劫，没有下乡去插队，对方也把钱退还给我了。
这就是在我要求调动妻子工作时发生的一小段插曲。
到了1972年年底，国家海洋局海洋技术研究所 （简称海洋技术所）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去要人，当时要的是两对夫妻，不包括我。其中的一对夫妻因为所谓的政治原因没调成。在这个时候，我校人事处的田恩远同志知道我要求调动，就把我的档案给他们看了。我非常感激老田，他只把我档案里面最基本的材料给他们，所有挨批的材料、结论，以及一大摞“文革”期间的材料都没给。原先的那些政审材料中，我是符合要求的，要不然以前我也留不了苏。对方一看，觉得：行啊，这不“苗正根红”嘛，不错。
老田跟我说：“他们要你了！”
我说：“我还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必须把我妻子调到这个单位来。”
海洋技术所同意了，就到妻子单位去调档案。她在以前的单位工作了12年，也该放了，对方也就同意了。就这样，我们调往天津工作的事算是落实了。我知道了这个消息以后，真是兴奋得不能自抑。我得到通知是1972年的12月27日，当月31日晚上，我就赶到了天津报到，因为之前已经有过两三次失败的尝试，这次机会来之不易，我生怕1973年的政治形势又有什么变化，所以决定立即办妥此事。
我还真是明智。1973年开春，我们的老校长被“解放”之后，上台的第一个命令就是冻结教师队伍。我是很幸运的，如果一冻结教师队伍，我就又走不了了。当时我在助教里面业务算是比较好的，如果要冻结，肯定第一个就冻结我，那就麻烦了。所以接到调令后的那三天我真是既兴奋又慌乱，好在那时候也没有太多的东西可以准备，只想着赶快跑，我打点好简单的行李后就立即上路了。
1972年底，我到天津后，马上就办理妻子的调动手续，因为她那边还有些手续没办完。到1973年8月，她终于调过来了。8月，他们单位派了辆大卡车把她的东西拉了过来，我去接她。后来，我还把父母接到天津，两个孩子也都在身边。这样，我们一家六口人总算团圆了。我父母、两个孩子、我们两口子，一共六口人在单位的照顾下，住在一间15平方米的房子里。其中一张双人床，我父母跟我儿子睡；另外一张上下铺，下层让女儿睡，上层堆放东西；我们两口子没地方住，就打游击，白天工作，晚上就跑到办公楼里睡觉。办公楼有一间处理照片的暗室，我们在里面放了张床，晚上就住在那儿。就这样，将就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后来分到了房子，才算住开了。
那时候，我觉得能在一起就不错。
第三次棒打不散
在我们两地分居之时，还有一件事需要提及，这就是我们“棒打不散”的第三阶段，那还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的时候。当时，我被扣上了“现行反革命”的帽子，被关进了“牛棚”，批斗了很长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妻子所在的组织又来教育她：“林恢勇是现行反革命，你是共产党员，你应该跟他划清界线，跟他离婚。”妻子回答说：“我不认为他是坏人，他会改正的，我等他。”当时她不敢说“他是受冤枉的”，但她心里是这样想的，但迫于形势，只能那么说。她就是这么硬扛着，顶住了第三次大棒的冲击。
我关“牛棚”时，她也在接受劳动改造。当时按照所谓的“林副主席第一号命令”，妻子所在单位的人员都从北京疏散到盘锦，在那里的“五七”干校参加劳动。妻子在那里种水稻，因为是平足，她经常摔跤跌到水田里面去，弄得一身泥。那些日子，她也吃了不少苦头。
这期间我们也有通信，而信件内容都是“革命的语言”，而不是述说感情的信。因为知道要受到审查，所以有些话不敢说。那时候非但没有真正的通信自由，就连一天抽几根烟都有人管，吃完饭后，审查我的人才给我拿一支过来——他们掌管着烟盒。
我们与对方父母
1974年，我的父母由潮州到天津落户，我父亲到天津不久就去世了，妻子就照顾着我母亲。在照顾婆婆这方面，我妻子是出了名的孝顺。
我母亲只会讲潮州话，不会讲普通话，妻子则不会说潮州话。我母亲和我们共同生活了18年，这期间，妻子愣是慢慢地学会了一些简单的潮州话。我的工作比较忙，很少陪母亲看电视。她就陪我母亲看电视，还会给她解释剧情。母亲听后就懂了，显得特别高兴。那时候我们洗澡都到公共澡堂，每次妻子都陪我母亲上澡堂，帮她洗澡。
有一段时间，母亲生了“缠腰龙”，腰上全是湿疹。生这种病，皮肤很疼，每天都需要换药。那时候，我们家经济条件不太好，母亲的绷带不是每天都换新的，因为每次所用的绷带很多，在腰上要缠上好几圈。妻子每天给我母亲上药，绷带拆下来洗干净，晾干，第二天再用。在妻子的悉心照料下，母亲的病恢复得很快。妻子对我母亲的好，是没得说的。我们家多次被评为“五好家庭”，主要归功于她，她当之无愧。
母亲也是一个很勤快的人。有一次，她的胳膊摔折了，一只手吊着，另一只手还在扫地。有一天我下班回家，看见后我的血“噌”一下就上来了，为什么呢？她扫地的时候不小心摔在地上，爬不起来了，就躺在地上喘粗气。我当时很生气，我说：“老妈，以后再也不许你干这种活了！”但她不听，过了一段时间还是继续干活。母亲在世的最后那一段时间里，生活上已经不能自理，妻子就给她喂饭、换衣服、倒屎、倒尿、洗澡，伺候得比亲闺女还周到。
1991年，妻子在天津家中照顾病重的婆婆
当然，我对岳父岳母也不错。岳父岳母有一段时间住在我们家，当时家里的厕所是蹲坑，没有坐便器。我怕他们使用不方便，就亲自用钢筋焊了一个便盆架，然后弄了块塑料板铺在上面，给他们做了一个坐便器。我们家住一楼，怕冒水，所以厕所的门槛做得特别高，岳父脚抬不起来，我就在门框的一边做了一个宽大的木头墩子，在另一边做了一个拉手。这样，一手撑着木头墩子，另一只手拉着拉手，岳父就上得了高门槛了。固定木头墩子时，我怕不结实，岳父个头大，人也胖，万一撑不住，掉了，那不是反而害了他？所以我特意用很长的螺钉固定。那时候我也五十多岁了，干活时累得满头大汗。岳父对此很满意，认为我这个女婿不错。
岳父临去世前对岳母说：“我走了之后，你到二闺女家去住。”岳母后来也真的在我家住了一段时间。这件事说明我这个女婿做得还算不错，岳母从心底里愿意与我们住在一起。
我们一同走过的日子
妻子是一个职业型的妇女，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在海洋技术研究所里多次获得“三八红旗手”、“先进生产者”等称号，多次受到嘉奖，还立过一次“三等功”。同事都知道，许祖美是个好同志。妻子退休后，单位表示：“我们还离不开你，想返聘你。”于是，她被返聘了好几年。返聘后拿的是原来的工资（退休是拿90%的工资，返聘则是将剩余的10%补回去），但是没有评职称的资格，她心里有些不平衡，干了4年就不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