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会的内容则是争相夸大生产能力。领导组织这些组长以上的干部开会，鼓动大家表态要如何多生产产品。比如，锻工车间说可以生产100套，那其他车间呢，都必须要表态，而且必须要说能生产出更多的产品。生产厂长成了宣传员，到处鼓动，有些时候鼓动各个车间主任攀比生产数量。机械加工车间表态能加200台，铸工车间就必须表态要生产400台，但实际上根本不许做不到。
当时我坐在屋子里，肚子非常饿，对于这些夸大的说法，觉得特别可笑，生产能力没有那么高，还要打肿脸充胖子谎报数字。我一直没有发言，我的表现让领导看了很不舒心，并告诉我：在表态之前不允许回家。这些形式真是让人觉得荒唐，放在当时却是正常现象。这样的会天天开，每次都要开到晚上十一二点，熬到半夜才能回家。
而谎报的恶果也是由我们自己来承担。虚报了这么多数字，最后的产量却还是要工人们负责。高压之下，想办法找窍门搞革新，天天工作到很晚才能回家。在全国上下都大吹“浮夸风”的形势下，我们也不得已要保持步调一致。
自己治好肺病
在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我还累得得了肺病，成天干咳，但咳不出东西来，晚上睡觉盗汗，汗流得都把被子湿透。
我们单位门诊部医疗条件差，请了一个刚刚毕业的学生当大夫，我去看病对他说：“咳嗽，晚上盗汗，我觉得是肺病的症状，帮我瞧瞧是不是肺病？ ”
他啥都不懂：“我也看不出来，保不齐就是肺病”。
最后什么药也没有给我开，也不知道怎么治病。回来后只好自己想办法。我听说日本占领时期有一个中国人得肺病了，就是靠天天吃菠菜和鸡蛋养好了。我听到这个土法子能治肺病，和我爱人说了。以后每天早晨，我爱人弄一点菠菜在小锅里煮一煮，再放上一个鸡蛋，我天天这么吃。单位早晨8点上班，我每天早上6点前起床，吃完了菠菜、鸡蛋到山上跑步，一直跑到山顶上然后再走回来，这样坚持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之前的强烈咳嗽、晚上盗汗等症状就消除了。
菠菜救了我一命
我要调到北京的时候，当时北京航天一部按军队的要求，五级工以上都要体检。那个军人体检时候透视我的内脏，问：
“你得过肺病吗？”
“我不知道。”
“你得过肺病，好了，钙化了。”
所以，我总结出吃菠菜就是有利于清肺。但是现在的菠菜化肥含量太高，要用淡盐水泡十几分钟再吃，才能达到养肺的效果。这算是我亲身体验的良方。
搬新厂房腿得了病
因为员工大规模增加，厂房不够用，我们便搬到郊区一个很大的厂房，那是日本人曾经用的汽车装配厂，但是没有职工宿舍。工人上下班离得太远，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厂里在山坡盖了房子和其他的配套设施。不愿意走的工人，可以到装配厂的仓库去住，都是上下铺，而且有食堂管吃饭。我为了方便搬到仓库里去住，这样持续了两个多月。
秋天开始盖房，建成没多久冬天就到了。东北的冬天来得早，温度降下来后，墙上抹的泥都被冻住了，到了第二年春天，墙上竟然长满了野草。晚上屋子里特别冷，我们用砖头在屋中间砌了一道火墙，用来取暖。屋子里都是大通铺，这样一来晚上睡觉离火墙越远温度越低。我当时已经是车间主任又是党员，不能为了个人利益抢占有利位置，就主动睡房子最外边的门口。
晚上有一个值班人负责把火墙烧热，屋子里全是蒸汽，像食堂里蒸馒头一样热气腾腾的，一进屋子都看不到人。晚上我热得没办法，就把腿拿到被子外面凉快凉快。值班人需要经常开门倒煤灰，出来进去总是有风，西北风吹久后经常腿疼，腿有点风湿了，抬起腿来却走不动路，而且头晕脑胀，神经不听支配了，比喝醉酒还厉害。再加上工作一直特别劳累，我心脏也有点问题，身体便无法支撑正常的工作，到了1960年我因病休息了一段时间。
那期间，我想了很多方法治病。吃药、扎针、蒿针灸，吃完药有时舌头发硬，说不了话。这都是正常反应。而因为当时的药中有毒性成分，比如蝎子、蜈蚣、蚯蚓等，引起身上过敏，得了荨麻疹。也致使直到现在我都不能吃海鲜，不能喝酒，只要犯了这些忌讳，身上痒起来就没完没了，所以在平时的生活中，我非常注意。
单位同样很照顾我，让我洗澡烫腿，给我报销，还安排我去疗养。我先在家休养了两个多月才去的疗养院，然后在疗养院待了3个半月，又回家休息了一个多月。因为我是工伤，工资一直是照常发放。我上班后，单位领导非常体谅我，怕我还没有彻底康复，让我上半天班休息半天，这样一共加起来有8个多月。
为了让我更好地恢复，单位还安排我去党校学习了一段时间。感觉自己差不多好了后，我主动向领导要求到维护组工作，因为维护组没有生产定额，工作强度不大，领导也就同意了。
1960年，市委党校学习小组同学留影，后排右一是我
刚刚恢复上班时，腿还没完全恢复。经过一天的忙碌，有时候到下班，腿一点都抬不起来，走路都成了问题。记得那时有个于师傅，他让我拽着他的胳膊，用大步伐带动我，一步一步地慢慢挪，每天回家的路程对我来说都是一种锻炼。在于师傅的带动下，我的腿慢慢地恢复了。现在想起来我都很感谢他。
六级工进京支援
当年碍于师傅同在厂内，我没有要求更高的技术级别，而是选择了和师傅平级的六级工。没有想到，多年以后，这个六级工却成了我进京的通行证。这次转机，让我的命运从此走上了另一个轨道。进入航天一部，生活在首都，遭遇“文化大革命”劫难，为了工作耽误孩子们……这都是我那些年的生活写照，也都是我命运改变后不可磨灭的印迹。
我到维护组上班已经是1961年的秋天了。工作不是特别辛苦，也避免了旧病复发。
到了1962年，苏联停止了对华援助，所有的苏联专家都撤走了，但是我们的航天事业不能停下来，全国各地筹集技术力量来从事航天事业，四处选拔一些技术骨干。丹东有12个国营大厂，每一个大厂选一个人到航天部工作。这样的挑选是非常严格的，要求历史背景清白，政治面貌是中共党员，各方面都要求表现突出的。在技术方面的要求则是技术成熟的，不管是车工还是钳工，要求技术在五级以上，但七级工还不太愿意要，这样六级工在一定程度上占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好条件。
我在维护组工作积极，拿过很多奖，还被评为治安保卫积极分子。离开保卫科后，和保卫科同事们也一直有联系，尤其与科长相处得很好。他向北京派来的代表推荐了我，那人看了我的资料和档案，认为各方面都不错，并最终决定永华机械厂选派到北京的人选就是我。厂党委书记随后与我谈话，询问了我的意愿，我说：“同意去，组织上认为我去合适，我服从组织的安排。我把一切都交给了党，哪里需要我，我就去哪里支援”。
当时还面临一个问题，我家的房子被市边防检查站征用了，把我们一家安置在一所幼儿园旁边的两间小房子里，本来应许给我们盖房子，可天都快冷了，房子还是没有消息。那时我伯父已经去世了，我爱人也因为生小孩辞掉了被服厂的工作。出于这些原因，我和爱人商量后决定进京。可以说我刚好赶上了好时机，我们全家来到了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