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
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
有的人
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
骑在人民头上的，
人民把他摔倒；
给人民作牛马的，
人民永远记住他!
把名字刻在石头上的，
名字比尸首烂得更早；
只要春风吹到的地方，
到处是青青的野草。
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的人，
他的下场可以看到；
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着的人，
群众把他抬举得很高，很高。
这首诗是臧克家先生1949年的作品。在经历了将近半个世纪的风雨和纷乱之后，这首诗歌是一个有良心的文化人对于世界、对于人生一种思考的总结。这种总结与思考甚至不是诗人的专利，事实上几千年来，人们都在不断地进行着思考与总结。
虽然一些帝王为了维护虚假的颜面，以军人威武的刀枪胁迫史官颤抖的双手无奈地在史书上写下虚假的记载。但是，这些昏黄灯光下的字里行间却依然隐隐透射出历史的真相。而同样还有无数拥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在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在记载、思考、总结，以野史稗抄的方式，将各种现象的原貌加以复员并向世界向后人阐述自己在这件事情上的看法和观点。
也正是因此，我们才能透过风沙弥漫的西亚大漠，在记载中、在无数的民间口口传说中、在一系列的手抄记载中，看见摩西坚毅顽强的背影，体会他高尚纯真却朴实无华的人生。
经历了一系列事件之后，以色列人旷日持久的旷野流浪开始了。
如果把以色列人出埃及到进入迦南的旅程分为三节，那就分别是：过红海——西奈山下；西奈山——迦南边界；旷野流浪——进入迦南。其中，前两段分别以笑声开始而以眼泪结束，而第三段则是以死亡和眼泪开始的，那么这些以色列人是否以微笑面对最后的胜利呢？
客观地说，以色列人口众多、牛羊成群，生活在彻底的旷野荒漠之间恐怕不可能维持其生存必需的条件。那么，这么几十年的流浪所在到底是什么地方呢？
根据记载，以色列人主要游牧和流浪的地方，是由何珥玛出发，从阿喀吧湾到死海的区域内。这里的水草比较丰茂，气候与迦南地区接近，比较适合大群牛羊的放牧与大批人口的生存繁衍。
以色列人从出埃及之后的人口普查到进入迦南之前的最后一次人口大普查，总体的丁壮人数基本没有什么变化，都是60多万的样子。这也就从侧面说明，在旷野中几十年的时间里，以色列人的生存条件尚可。
按照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惯分析，以色列人口出生率在千分之十五甚至二十可是一点都不稀奇。而由于生存条件的落后和疾病预防手段的缺失，游牧民族的婴儿死亡率往往较高。一般来说能达到甚至超过百分之十！同时，从埃及出来的大量的老一代人纷纷提早死亡。要知道：以色列人从温暖舒适的埃及来到旷野；从定居状态改为游牧生活；从平静生活到边放牧边战斗；从分散居住到高密度驻扎——这一系列的巨大变化，足以使得老一代以色列人难以适应而加速由于水土不服造成的死亡。而丁壮呢，一般指的是20岁以上的男子。也就是说，按照对于游牧民族情形的正常计算，如果没有足够良好的放牧环境，在这几十年间，以色列人口应该出现负增长。但是，几十年后的人口普查表明，以色列人不但基本达到了人口总量平衡而且其青年一代在迅速地茁壮成长！
在这段时间里，以色列人先后五次大规模地与当地其他民族发生了接触，而且经历了好几件大事。都是什么事情呢？让我们一件一件来讲。
以色列人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信仰体系的坚定和纯洁化运动。前面两个阶段的挫折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信仰体系的不健全与信仰本身的不坚定。虽然以后的以色列人时常有所反复，但是通过对新一代以色列人的灌输与教导，以对耶和华上帝为独一真神的信仰体系基本建立起来，这对于以色列人和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作用极其深远的。
其实，无论是否接受圣经、上帝或者以犹太教为母体产生的独一神崇拜思想，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包括道德与伦理体系，已经深深地打上了以“十诫”思想为核心的烙印。虽然在以色列人中，这种崇拜生活与信仰体系中还有很多很多繁文缛节，但是剥离其繁琐的、过分讲究的形式与外表之后，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则是一个我们一直认可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基础。虽然多少年来，许多君王、独裁者为了维护其自身利益与统治，不断地在曲解和人为添加自己的利益成分，有的时候甚至于把这些基础改变的面目全非。也正是因此，一些不甘压迫与盘剥的人，一些要改变自己命运的人，甚至包括一些准备乘乱赚上一票的野心家和阴谋家，在面对繁琐的理论体系、又找不到更合理的解释和批驳的时候，于是就干脆来个全面推倒、彻底革命。然而，一旦那些虚伪的、人为的包装被人民运动的熊熊烈火烧为灰烬的时候，其最宝贵的核心思想再一次显露出来而且丝毫不为损毁与改变，任凭辱骂、质疑、仇恨甚至曲解，但最终依然无人能够因此而破坏其正确性的一分一毫——这也就是其奥妙之所在。因此，当有人告诉我们“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对错”、“善恶都是相对”的时候，大家可要提高警惕——有人要开始为自己心知肚明的错误辩解了。因为他们在用乱世的宣传思想作为和平时期的借口，其结果是自身的身败名裂。如果要是以此思想来治国，则难以避免地会天下大乱。
事实上，即使承认以“十诫”思想为核心的信仰体系的民族，例如以色列人，也常常陷入悖逆甚至罪恶中。也正因此，许多勇敢的先知正是由于当面指斥了君王的不义行为而被处死。可见，给自己犯的错误找借口、找台阶是所有人、所有民族的共同特点。但是编造出善恶标准不可知论的倒是极少数，在历史上，凡是宣扬“善恶标准未可知论”的，一般是反潮流、非主流的愤世愤青或者受过重大精神创伤的哲学工作者，对于主流社会来说，善恶的确认还是有其标准可循的。那么在这一点上，几千年前摩西的工作价值绝对功不可没。
以色列人主要的驻扎和游牧地区，是死海南面的西珥山丘陵地带。
之所以选择这里作为生存的地区，有如下原因：
1、周边民族关系较好：在四海的南面有以东人，就是以扫的后代（我们记得以扫就是雅各的哥哥）。在四海的东北面和东面，则分别生活着摩押人和亚们人（这两个民族是亚伯拉罕侄子罗德的后代）。以色列人周边的这些民族，虽然已经跟他们分开几百年了，但是彼此之间还是承认那一层血缘关系。因此，只要互不侵犯，彼此之间的关系相处的还是相当愉快。
2、周边民族只间关系并不好：虽然与以色列人的关系都维持得不错，但是以东人、摩押人和亚扪人之间征战不断，而且手段非常残暴。虽然是有着一定的血缘关系，但是也许是这几个民族相处日久、摩擦更多的缘故吧。几个民族之间几乎无年不征战。这样的邻里关系也着实让人头疼：今天你屠杀我的人口，明天我烧掉你的村庄。剽悍的性格与睚眦必报的度量，造成这几个民族虽然也承认彼此为兄弟，但却世代结下了血海深仇。在这种区域政治结构中，以色列作为一个温和的、与各方关系都比较友善的外来者，是不容易引起各方关注的。因此，他们也得到了难得的休整与喘息的机会。
3、水草丰美相对丰美：在西珥山以北、死海南端，有一条河叫做撒烈溪（现在这条河叫做埃赫沙河，是注入死海的几条河流之一）。这是一个在巴勒斯坦地区较为少见的地区。我们知道，巴勒斯坦属于地中海式气候，每年只有旱季和雨季两季。雨季来临的时候，到处绿草如茵；但到了旱季，情况就大为不同，只有常年流动的河流两岸才依然有可供放牧的绿地。以色列人以畜牧业为主要生产生活来源，自然也就需要有相对丰茂的水草。而且周边民族又对自己比较友善，正好给了以色列人一个安身立命之所。
4、看似荒凉的国际商业中心：在以色列人东面是地广人稀的亚拉巴洼地，其宽度大约相当于约旦河谷。经此跨过沙漠直接到达阿喀吧湾（就是以色列人渡过红海之后的地区）。此地区虽然荒凉，但是以色列人却愿意长期驻扎。这主要是由于这里是一条主要的国际商业交汇点，各个主要商队都从此经过。以色列人的牛羊畜牧产品、迦南各地贩运过来的商品均要通过这里进行国际贸易。以色列人大概天生就具备商人的眼光，他们在这里自然就会成为商品交换的主角，从而获取相当丰厚的利润。此后，这里又发现了铜矿，原来由于荒凉被所有其他各族忽视的亚拉巴洼地一下子成了争夺热点地区，犹太人和以东人为此地区的控制权还真是真刀真枪地打过好几仗——这都是后话了。
5、与周边民族的经济结构有所互补：以色列人是以畜牧业为主的民族。当驻扎在亚拉巴洼地的时候，由于土地尚贫瘠，他们还不具备向农耕社会转变的条件。因此，为了获取相应的其他生活生产资料，以色列人必须要进行贸易交换。周边民族，不管是以东人、摩押人还是亚扪人，都生活在以东高原上。这片高原平均海拔达到1300米以上，山势陡峭，土地贫瘠，自然资源有限。为了生存和发展，以上三个民族都是以商业活动为主。自古以来，商业的竞争往往容易引发各国的兵戎相见。如果仅仅是领土纷争，一个条约似乎可以换取很长时间的和平。可如果是经济利益的纠纷，那就不同了。因为贸易本身就是运动发展的。商品流向在变化、客户消费群体在变化、商品成本也会随着种种因素而变化。不管是一国还是一个企业，千方百计降低成本、提高产量、谋求利润，都是商业活动的核心之道。但是，竞争总有成功者也总有失败者，对于经济结构过分单一的国家来说，支柱产业的失败就意味着国家经济的全面崩溃。为了维护经济发展，在商业化的矛盾冲突达到相当程度的时候，战争就会爆发。以东高原上的各个民族，经济力量有限，抗风险能力自然也是有限，因此只要是竞争压力带来自己经济利益的波动，军事力量的投入肯定成为他们的首要选择。以色列人正好相反：他们是一个以畜牧业生产为主业的国家，同时兼顾商品贸易。以东平原上的各个民族都要向他们购买和交换产品。自然以色列人可以在相对小得多的压力下发展区域经济、壮大自身实力。
正是基于以上几点，以色列人在西珥山地到红海沿岸的广阔地区游牧发展，整个民族的元气得以迅速恢复。虽没有进入迦南这片更广阔的、流着奶与蜜的故乡，虽然有整整一代人要死在旷野中，但是以色列人的年轻一代人在迅速地茁壮成长。
他们走过风沙凛冽的旷野，到过碧绿如茵的牧场，攀过陡峭崎岖的山路，还曾在广阔无垠的平原上奔跑。如今的以色列人，无论是体力、精力还是头脑，都从一个埃及民族迅速地蜕变为一个巴勒斯坦的游牧民族。在无数次与恶劣气候、毒蛇猛兽和凶恶敌人的战斗中，以色列人积累起足够的经验，磨练出间坚强的意志。他们的纪律更严明、思维更务实、眼光更远大。此时的整个以色列民族基本上已经为真正进入迦南做好准备了。
但是，有几件事情耽误了以色列人跨越约旦河，进入应许之地的时间。
以色列人在西珥山周边的生活说起来简单，实际过起来确实是也有许许多多的困难、奋斗、风霜。在此过程中，毫无疑问，他们一直在寻找进入迦南故乡的机会。
也许有人对于他们进入迦南的实际意义产生质疑，认为他们在迦南边境进行放牧生活就足够了。其实，古代的游牧民族，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有从草原、荒漠向富饶广袤的平原迁移的趋势。这就像我们原本住筒子楼，现在要住上百平米的公寓房；现在住公寓房，以后说不准还要住独门独院的小别墅——只要有机会，人们往往都会向更优越的条件和更好的生活居住环境靠拢。
中国人自古生活在中原的广大平原上，从事农耕为主的劳作，自然环境优越、生活相对富裕。但是，周边的游牧民族虽然牛羊人口也会从凋零到繁盛，但是对富庶繁荣的中原地带从来没有放弃过进入和占领的念头。其中，匈奴、鲜卑、羯、羝、羌——这在古代被称为 “五胡”的主要敌手，更是和中原政权展开了持续上千年的征战历程。此外，还有突厥、回鹘等等各个在不同时期称霸于旷野和大漠的民族。虽然这些民族的大部分目前已经消失或者融合为其他的民族，甚至融入汉族（实际上，汉族就是一百多个民族融合而成的），但是历史上成千万次的边境战斗、异族好几次大规模地进入中原并建立政权的历史都说明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对更多生活资源的追求，是游牧民族进入并占有富庶平原的主观原动力。如果此时的游牧民族不占据优势，那么他们就会成为不断寇边的骚扰者和强盗，反之，则很可能会成为目标地区的统治者。其中最成功的典范有：鲜卑人建立的北魏政权、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和满洲人建立的清朝。
在以色列人游牧于西珥山地区的时间里，他们一直逡巡在迦南的边界。此时迦南地区的民族结构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在以色列人能够抬眼看到的世界里，并不是只有以东人、摩押人和亚扪人之间打得不可开交。
事实上，在迦南地区各个民族的征战是白热化的。40年前的弱势民族如今扬眉吐气，40年前的强大国家现在却山河破碎。事易时移，为了争夺对这片富庶土地的统治权力，无数人血洒疆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几千年来，巴勒斯坦的每一寸土地都被鲜血浸染着。
许许多多从未谋面的青年人战场相见。如果在和平时期，他们或许会成为朋友、同事甚至是合作的伙伴，但是很不幸的是：如今他们彼此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会面，却是在刀枪如林的战场上！他们来自于不同的阵营、不同的民族，操着不同的语言，拥有不同的思想和不同的价值观。但是，他们却有着共同的东西——那就是：对生的渴望和对死亡的恐惧。他们在最后的时刻终于达成了某种意义上的一致——他们的鲜血交融在一起，共同渗入这片饱经苦难的土地，并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当以色列人在迦南门外打转转的时候，迦南内部发生了巨大的民族结构变化。
我们前面说过了，在两河流域活跃着几个强大的王国或者政权。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为亚摩利人、赫梯人和非利士人。
公元前2007年，亚摩利人入侵两河流域，摧毁了阿卡德人和苏美尔人建立的乌尔第三王朝。在公元前1894年左右，阿摩利人建立起一个以幼发拉底河河畔的巴比伦城为首都的王朝。从那时起，美索不达米亚就被称为“巴比伦尼亚”，那里所有居民都被称为巴比伦人。这个建立起来的国家就被称为“古巴比伦”。巴比伦的一位伟大的君王——汉莫拉比（汉莫拉比法典的颁布者）统一了两河流域，使得巴比伦文明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但是，公元前1750年，当这位古巴比伦第六代国王离世不久，这个显赫的王国就开始分崩离析，并先后受到多个敌手的攻击。其中以赫梯人、喀西特人的入侵为最烈。
来自伊朗高原西部边缘的喀西特人于公元前1743年对巴比伦王国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进攻。虽然此战没有立即灭亡巴比伦王国，但是在达成某种均衡之后，旷日持久的蚕食战争就展开了。在汉莫拉比继承者——萨姆苏伊鲁纳统治开始的不足十年间，被巴比伦王国统一起来的亚述、马里、卡尔基米什，甚至“海中之地”——位于波斯湾顶端的沼泽地，都先后脱离了巴比伦。两河流域由统一迅速走向诸侯林立和分崩离析，巴比伦王国，这个继承了苏美尔－阿卡德帝国尊号的强大国家，如同昙花一现迅速由盛转衰。公元前1595年，巴比伦被赫梯人攻陷和掠劫，辉煌的巴比伦第一王国灭亡。但是，赫梯人的眼睛并没有单独停留在两河流域的富饶土地上，而是把矛头指向了整个小亚细亚乃至于更加富饶的埃及。他们撤离了巴比伦城，而这个被残破的城市和地区被喀西特人占领。凭借着巴比伦城为中心，喀西特人再次统一了多个城邦国家，建立起区域性的苏美尔－阿卡德王国。这个政权名义上存在直到公元前1169年，但是370年的统治却有240年处于分崩离析的内战状态。与赫梯人同样骁勇善战的喀希特人就这样在连绵不断的内乱与纷争中度过了几百年，直到公元前729年最终为亚述帝国吞并。
与喀希特人不同，赫梯人摆脱了两河流域的种种羁绊之后，轻装前进，以迅猛的势态迅速席卷整个西亚大地。公元前15世纪末至前13世纪中叶，当喀希特人在两河流域深陷泥潭无法自拔的时候，正是赫梯历史上的新王国时期，也正是赫梯王国最强盛的时期。在此期间，赫梯人的锋芒直指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西奈半岛甚至于埃及本土。在多次的正面交锋中，赫梯与埃及这两个强大帝国的扩张脚步就此止步，并在在赫梯新王哈图西里二世执政时，赫梯同埃及的拉美西斯二世在公元前1283年缔结了和约，就是所谓的“银板和约”。从此，两个接壤的强国经历了一段势均力敌的平衡时期。此时期，也正是埃及内部矛盾频繁、民怨沸腾之时。拉美西斯二世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掀起了迫害犹太人的狂潮。
赫梯人的王朝持续时间并不长久。从爱琴海上迁徙过来的一批皮肤白皙、轮廓突出、高大俊美的民族出现在他们面前。这些人就是非利士人。公元前13世纪，原本零零散散的非利士人迅速兴起，他们不但在海上给埃及人致命打击，更在从地中海到红海、叙利亚甚至更广阔的区域对赫梯人展开坚决的进攻。这种对于对立双方不分青红皂白一律通吃的做法，埃及和赫梯采取过彼此心照不宣的协同军事行动，但是其效果甚微。除了赫梯人拥有铁质武器之外，更由于同盟双方的离心离德。埃及人将战争中俘虏的非利士人直接安排在迦南地区——这里虽然名义上是埃及的势力范围但实际上更是和赫梯人的软肋——既然不能解决麻烦，埃及人宁肯把麻烦送给赫梯人去解决。貌合神离的合作，助长了非利人的壮大。公元前13世纪后期，非利士人的实力迅速提升，其武装力量迅速席卷整个西亚。不但两河流域受到他们的致命攻击，赫梯王国更是被肢解成若干小国。搬起石头砸了自己脚的埃及人，在气势汹汹的非利士人面前，再也不敢跨出尼罗河谷一步。当然，非利士人在勇猛善战的同时，并没有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帝国，而是以不同小国的形式各自为战。也就是说，他们虽然打碎了旧有的国际秩序，却没有建立起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国际秩序。
这样，在环地中海区域内的几个主要角色我们介绍得差不多了。此纷繁复杂的局面，正是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迦南前几十年见到的情况。也多亏以色列人在西珥山相对封闭和平静的环境下韬光养晦。如果提早几十年进入迦南，恐怕早就被汹涌而来的一系列惨烈战争彻底消灭了。
除了在西亚、西奈半岛和地中海一带曾经兴起的区域性强大民族之外，迦南内部还有一些散在分布的、大大小小的民族。其中有一些，是以色列人一直十分忌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