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宋军长，没有理会日本的无理要求。
1935年元旦，海沽的普通老百姓，都在忙碌着自己的生活。
他们并不知道，日本的铁蹄，随时可能踏入海沽。
忧心忡忡的路承周，随时关注着局势的发展。
虽然加入了日本特务机关，但路承周借着警察教练所同学会常务理事的身份，经常与川崎弘保持着联系。
以前路承周只感觉到，日本对华北虎视眈眈，现在看来，狼真的来了。
“川崎弘请了几天假，你知道去向么？”李向学见到路承周后，问起了此事。
“他跟我提了一句，要去趟大连。”路承周说。
川崎弘身为驻屯军的参谋，能从他的支言片语，知道很多有用的信息。
“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关东军副参谋长板垣征四郎都去了大连，这些人聚在一起，只有一个目的，谋求华北自治，控制华北五省。”李向学缓缓的说。
1935年1月4日至5日，日本关东军在大连召开大连会议，决定在华北扶植能够“忠实贯彻日本要求的、诚实的政权。”
“始终企图整个问题之解决，在示达到最后目的之前，则用旁敲侧击的方法，逐步前进。”
种种迹象表明，日军在华北又将制造事端，迫使南京政府让步，以达到他们控制华北，谋求华北自治或独立的目的。
然而，就在此时，军统海沽站的站长王小湘，独自倒毙于家中。
等路承周接到消息，赶到爱丁堡道32号时，王小湘已经宣告不治。
此案依然由温秀峰负责，但路承周没有再掺和，只是在下午，他与刘有军见了一面，详细了解情况。
“站长应该是意外中毒而亡。”刘有军叹息着说。
堂堂军统海沽站站长，没有死在与敌人交锋的战场上，竟然死在家里，实在太奇怪了。
“谁下的毒？”路承周惊讶的问。
他脑海里，突然冒出王小湘诊所房间的那些瓶子，当时他就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只是，此时的路承周，觉得可能是日本人动的手。
虽然路承周没有告诉野崎，王小湘的住处，但日本人要找到军统海沽站的办公地点，也不算难事。
“很可能是因为试药而中毒身亡。”刘有军遗憾的说。
王小湘有个爱好，就是“试药”。
他常常一个人拿自己做试验，有时是服药，有时是打针。
刘有军曾经劝说他，这样很冒险，可王小湘却处之泰然，依然我行我素，试验如故。
除了枪杀与用刀，毒杀也是军统除奸的方式之一。
因此，有军统特工曾经开玩笑的问他，能不能找一种无臭无色无味，微量水溶就能杀人于无形的毒药。
就是那种随便弄一点放汤里、茶里什么的，能立即溶解不留渣滓，喝下去让人立马翘辫子。
结果王小湘很认真地说有，还找出兔子来给大家做实验演示。
“站长精通医学，就算试药，也不会拿性命开玩笑。会不会是遭人陷害？”路承周问。
“这个案子，不是交给侦缉股了吧？你有机会，去打探一下吧。”刘有军说。
王小湘死后，他这个书记压力很大，如何向总部汇报呢？如果路承周真能找到线索，反倒好报告了。
“站长为革命牺牲，以后海沽站，是不是由有军兄主持工作？”路承周问。
“要等总部通知。”刘有军轻轻摇了摇头。
按说，以他的能力，担任海沽站长，也是没问题的。
但刘有军的资历太浅，海沽现在虽然只有一个情报组，一个军情组，但未必会全部听他的。
很快，南京发来电令，海沽站由北平站站长陈树公指挥监督，其人事经费亦由北平站承转。
除了海沽站属下的情报组、军情组与两名直属员也拨归北平站暂行联系外，其余人员均由南京局本部直接领导。
路承周自然属于南京局本部直接领导的人员，而刘有军跟从前一样，既接受北平站的指挥，又可以向南京汇报。
同时，刘有军还是路承周的唯一联络员。
得到通知后，路承周也很是意外，自己与海沽站，因此而失去了联系。
此事，路承周向野崎汇报后，却得到了大大的赞赏。
“路桑，你不属于海沽站指挥，是因为南京总部觉得你的作用很大。不用担心，以后海沽站有了正式站长后，你的隶属关系，还是会转回去的。南京这样做，只是为了保护你。”野崎安慰着说。
“野崎先生，王小湘之死，是不是我们的杰作？”路承周问。
路承周通过暗中调查，得知王小湘诊所的那几个小瓶里，以及针筒中的残余物，都有毒性。
王小湘的死，究竟是他自行配制和试验毒药时，不慎出的差错？还是遭人陷害？
这个问题，只要问野崎，或许就能知道答案。
“我也很想说，这是我们干，但事实上，却不是。”野崎遗憾的说。
“没有了海沽站的束缚，我更加方便搜集情报了。”路承周微笑着说。
“这段时间，主要是注意经济方面的事情，你要广交朋友，特别是英租界的那些洋行买办、商行老板，他们的货源、进货量，成交额，都要想办法搞到手。”野崎叮嘱着说。
“我会注意的。”路承周郑重其事的说。
“另外，最近日本会有一系列动作，你要留意英国人的反应。”野崎又说道。
第五十三章 步步紧逼
野崎的话，路承周迅速汇报给了刘有军和李向学。
日本对华北步步紧逼，他希望南京政府能有所准备，挫败日本的阴谋。
然而，1935年1月中旬，日军就对察东动手。
所谓的察东，指的是察哈尔东部多伦、沽源、康保、宝昌、张北、昌都六县所辖地区。
1月15日，日本首先策动伪满自卫团，与驻守沽源长梁、乌泥河等地的中国守军制造摩擦。
以此为借口，向二十九军发出警告，要求其立即退出沽源至独石口地区。
为了避免引发更大的冲突，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要求二十九军，在长城以外应力避冲突。
小厂的骑兵连，应撤至长城以内，长梁、乌泥河等民团机关亦应撤往后方。
而日方竞得寸进尺，要求中国不得在长城一线驻兵，和设置军事设施。
1月23日，日本关东军进行武装挑衅，以飞机、大炮，向察哈尔省东部，独石口以乐，长城附近的东栅子轰击。
25、26日连续轰炸当地村庄，炸死群众数十人。
27日，日军进占东栅子。
中日双方开展了多次商谈，2月2日，在沽源县的大滩举行会议，达到口头约定：
“察东事件，原出于误会，现双方为和平解决起见，日军即返原防，二十九军亦不侵入石头城子、南石柱子、东栅子之线，及其以东之地域。所有前此二十九军所收热河民团之步枪，计三十七枝，子弹一千五百粒，准定本月七日，由沽源县长如数送到大滩，发还热河民团。”
这个口头约定，因为北平军委会的坚决，竟然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此事正中日本方下怀。
2月4日，日文公布的会议结果称：
一，支那方面将来誓，严禁以兵入“满洲国”内，或与“满洲国”以威胁刺激日本军等行为。
二，支那方面将来违反右誓约之场合，日本军断乎执行自主的行动，其责任支那负之。
热河西境肃清工作终了，关东军监视支那方面实行之诚意，以免不幸事件之发生。
更进一步，希望日支间友好关系之恢复。
这个口头协定表明，日本关东军在中国领土上，不仅“执行自主的行动”，竟然“严禁”中国军队进入，还要“监视”中国的“诚意”，充分暴露了日本关东军侵占察东的企图。
“大滩口约”，使中国丧失了对沽源县，长城以东地区的主权。
察觉东事件，日本仅以一口头协议，就让中国军队退出长城以东地区，为侵占整个华北，打开了方便之门。
消息传到海沽，日本特务机关欢欣鼓舞，野崎甚至还特意给路承周发了奖金。
同时，特别叮嘱他，要注意英国人的态度，有任何异常，要第一时间报告。
日本人如此兴奋，路承周自然高兴不起来。
北平军委会的软弱，让路承周很是无奈。
归根到底，还是国家太弱，没有底气与日本对抗，面对日本的咄咄逼人，只能步步退让。
可是，南京政府，并没有因此而奋发图强，而是将所有精力，都放在对付共产党身上。
此时红军正在长征，国民党军队在后面围追堵截，不但要将红军消灭，同时要将各个地方不听话的军阀，也一并收拾掉。
此时，当然没有精力对付日本人了。
这个时候的路承周，还不知道，1935年的1月中旬，中国共产党发生了一件大事。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中，于贵州遵义举行扩大会议，结束了“左倾”错误在党内的统治，确立了以毛、周、朱等为代表的中央正确领导，为中国革命带来新的转折。
此时海沽的地下党，只能与省委联系，而省委与中央，已经失去联系好几个月。
共产党是如此，军统那边，因为王小湘死后，海沽站的事务，由北平站代管，军统在海沽的影响力，几乎可以说没有。
面对日本时不时传来的“喜讯”，路承周每次都只能强装笑颜。
他最近考虑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自己要怎么做，才能让日本人的阴谋不能得逞。
然而，无论是刘有军还是李向学，对路承周的要求只有一个，隐蔽好自己，就是对党最大的贡献。
路承周的身份，目前似乎没什么用，可一旦中日之间爆发战争，路承周的作用，将不可估量。
当然，日本人也在计划着，路承周打入军统后，要怎么做，才能让路承周获得军统的信任。
最好的做法，当然是让路承周立功。
快到5月时，野崎突然约路承周见面。
路承周知道，野崎与自己见面，肯定是有重要的事情。
只是，最近军统没什么动静，野崎为何要见自己呢？
“军统在海沽，最近有行动吗？”野崎有些迫不及待的问。
“暂时还没有，怎么啦？”路承周诧异的说。
野崎的表现，似乎在替军统着急似的，野崎又不是军统的人，军统不搞暗杀，他应该高兴才对。
毕竟，军统不动出手则已，一出手，死的不是日本人，就是汉奸。
“你要促成军统搞一次暗杀行动，级别要高，时间要快。”野崎突然说。
“是不是要引诱他们行动，破坏军统海沽站？”路承周问。
“你在军统一直没有立功，如果能除掉几个有名的汉奸，军统会不会更赏识你呢？”野崎问。
“理论上是这样。”路承周点了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