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个只有十来户人家的小山村，老郭是个五十多岁的干瘦老头，早年在太原做过工，后来回乡搞农会，现在是这一片的交通员头儿。
他家的窑洞藏在村后山坡上，不仔细看找不着。
老郭见着周志远，赶紧把人让进窑里，又叫婆娘去烧水做饭。
“周队长，这一路还顺当吧？”老郭一边搓着手一边问。
“顺当。就是山路上石头多，硌脚。”周志远在炕沿坐下，接过老郭递过来的旱烟袋，抽了两口。
“顺当就好，顺当就好。”老郭压低声音，“前几天，县里‘同志会’那帮孙子还来这附近转悠过，打听有没有八路的人路过，被俺们几个老伙计糊弄过去了。
这群王八蛋，鬼子打不过来，专盯着自己人捅刀子。”
周志远吐出烟：“老郭，这边离兴县还有多远？”
“过了前面两道梁，再走一天半，就到兴县地界了。不过俺听说，兴县这两天也不太平，阎老西手下的‘突击团’在城里闹得凶，专找牺盟会和进步学生会的麻烦。你们进了城，得格外小心。”
“知道了。吃过饭我们就走，天黑前尽量多赶点路。”
接下来的路程还算顺利。
有小刘这个活地图带路，三人专挑人迹罕至的山间小道走，饿了就啃两口干粮，渴了就喝山泉水。
晚上找个背风的山坳或者废弃的窑洞对付一夜，轮流放哨。
九月十四下午，太阳偏西的时候，他们终于看见了兴县县城的轮廓。
县城比沁源大不少，城墙也高些，但看起来有些破败，城门口站着几个穿灰布军装、挎着步枪的士兵，仔细看，那军装和八路军的不太一样，帽徽也不是红五星，而是青天白日徽。
“是晋绥军的人。”小刘小声说。
“嗯，这里是阎老西的地盘，明面上还得挂着他们的旗号。”周志远整理了一下衣裳，“走，进城。”
城门口的士兵检查得不算严，盘问了几句，周志远自称是来贩山货的，顺手塞了两包烟，也就放行了。
进城后，按照老郭给的地址，他们找到了城西一家叫“聚源昌”的杂货铺。
铺子门脸不大，柜台后面坐着个戴老花镜的账房先生，正在噼里啪啦打着算盘。
周志远走上前，敲了敲柜台板：“掌柜的，有上好的汾酒吗？”
账房先生抬起头，推了推眼镜，打量了周志远一眼：“汾酒有，要哪一年的？”
“民国二十六年窖藏的，有吗？”
账房先生眼神动了动，放下算盘，站起身：“有，在后头窖里存着，几位跟我来。”
他领着三人穿过店铺后门，进了个小院，又拐进一间堆满货箱的厢房。
关上门，账房先生才松了口气，脸上的谨慎变成了热情：“是周支队长吧？可把你们等来了。俺姓赵，是这边的联络员。区党委的同志已经安排好了住处，离这不远，隐蔽得很。”
周志远和他握了握手：“赵同志，辛苦你了。会议准备得怎么样？”
“都妥了。代表们这两天陆陆续续都到了，分散住在城里几个地方，明天一早正式开会。地点在城隍庙后头那座旧学堂里，外面有我们的人盯着，安全。”
老赵一边说，一边从货箱后面拎出个包袱，“这是给你们准备的衣裳，换上吧，你们身上这身走了远路，太扎眼。”
包袱里是三套半新的学生装，还有书本和布鞋。
周志远三人麻利地换上，把换下来的衣裳和武器仔细包好藏进货箱深处。
“你们先休息，晚饭有人送来。明天早上五点半，我来接你们去会场。”老赵说完，又叮嘱了几句注意安全的话，才匆匆离开。
旧学堂确实隐蔽，藏在城隍庙后面一条僻静的小巷深处，门口挂着“兴县民众夜校”的牌子，平时真有几个教书先生在这里给穷人家孩子上课，正好做了掩护。
九月十五，天刚蒙蒙亮，周志远就被老赵叫醒了。
三个人吃了点窝头咸菜，跟着老赵从夜校后门出去，七拐八绕，进了一个不起眼的小院，院门紧闭，门口有个卖菜的老汉蹲着，看见他们进来，不易察觉地点点头。
推开正屋的门，里面已经坐了不少人。
屋子不大，陈设简单，当中摆着一张长条桌，围着桌子放了二十几把椅子，差不多坐满了。
烟雾缭绕，都是旱烟叶子呛人的味道。
屋里的人大多穿着便装，有的像农民，有的像教员，也有几个穿着褪色的旧军装，但都把领章帽徽摘了。
周志远一进来，就有几个人站起来和他打招呼。
“老周，来了！”一个三十多岁、脸庞黝黑的汉子走过来，用力握住周志远的手。
周志远认出这是决死一纵队的政委老梁，以前在军区学习时见过。
“老梁！你也来了！”
“能不来吗？这么重要的会。”老梁拉着他往桌边走，“来，坐这儿。好些老熟人，你瞅瞅。”
周志远环视一圈，果然看到不少熟悉的面孔，都是晋西北各部队、各地方的负责人。
大家虽然穿着朴素，但眼神都透着干练和沉静，小声交谈着，气氛严肃而凝重。
上午八点整，主持会议的同志敲了敲桌子，屋里立刻安静下来。
“同志们，中共晋西北区党委第一次代表大会，现在开始。”主持会议的是个四十来岁、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干部，周志远认得他是区党委副书记林枫。
林枫说话声音不高，但很清晰：“这次会议，是在党中央、北方局的直接关怀和指导下召开的。
当前，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最艰苦的时期，日寇加紧了对华北的‘扫荡’和‘清乡’，国民党顽固派却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制造摩擦，企图削弱和消灭我们抗日武装。
晋西北地区的斗争形势，也因此变得更加尖锐复杂。
我们召开这次大会，就是要统一思想，认清形势，总结工作，部署任务，特别是要研究和部署如何援助暂一师、决死四纵队，坚决打退顽固派的武装进攻，巩固和扩大晋西北抗日根据地。”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在座的每一个人：“首先，请区党官员贺师长同志做工作报告。”
一阵热烈的掌声响起。
贺师长站起来，他身材不算高大，但很敦实，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布军装，没戴帽子，头发理得很短。
他走到桌子前头，没拿稿子，两只手按在桌沿上，目光炯炯地看着大家。
“同志们，咱们晋西北，苦啊。”贺师长开口，带着浓重的湖南口音，语调很平实，“鬼子三天两头来扫荡，烧杀抢掠。
阎锡山呢？明面上挂着抗日的牌子，暗地里跟日本人眉来眼去，还纵容他手下那些什么‘同志会’、‘突击团’、‘敌工团’，专找我们新军、牺盟会和抗日群众的麻烦。
他们想干什么？他们想把咱们挤出晋西北，好让他们继续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继续当他们的土皇帝！”
他讲得很慢，但每个字都像砸在人心上。
“但是，同志们，咱们怕不怕？我看不怕！咱们有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有广大老百姓的支持，有咱们手里的枪杆子！
从去年到今年，咱们晋西北的八路军、新军、游击队，打了多少仗？取得了多少胜利？
黑峪口战斗，咱们一个连挡住鬼子一个大队；神池伏击战，消灭伪军两个营；
最近，独立支队刚刚打下了长治！这说明什么？
说明咱们的队伍，是能打仗、打胜仗的！说明咱们晋西北的军民，是有力量、有骨气的！”
屋里响起一阵低低的赞同声。
贺师长话锋一转，语气变得沉重起来：“但是，光能打仗还不够。现在顽固派搞摩擦，搞阴谋，手段更隐蔽，更毒辣。
他们不光在军事上挑衅，还在政治上造谣，在经济上封锁，在思想上渗透。
暂一师和决死四纵队的同志们，最近处境很困难。
暂一师四十四团，团长被顽固派收买，带着一部分人叛变投敌了，虽然被咱们果断平定了，但损失不小，教训深刻。
决死四纵队那边，几个旧军官和顽固分子勾结，在部队里散布悲观情绪，破坏团结，甚至阴谋搞武装叛乱，也被纵队领导及时发现、扣捕了。可这些事，给咱们敲响了警钟！”
他拿起桌上的搪瓷缸子，喝了口水，继续说：“顽固派为什么盯着暂一师和决死四纵队？
因为这两支部队战斗力强，群众基础好，是插在他们心脏上的两把刀。
他们想拔掉这两把刀，腾出手来对付咱们整个晋西北根据地。
咱们不能让他们得逞！这次会议，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研究怎么援助暂一师和决死四纵队，怎么打退顽固派的进攻，怎么巩固咱们自己的力量。”
接下来，贺师长详细总结了晋西北地区过去一段时间在军事斗争、政权建设、群众工作、生产自救等各个方面的工作，既肯定了成绩，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他强调，当前最紧急的任务，就是克服投降妥协的危险，坚持独立自主的抗战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壮大抗日力量，特别是要加强对新军和地方武装的领导，纯洁内部，坚决清除顽固分子和敌特。
贺师长的报告讲了两个多钟头，条理清楚，分析深刻，很多话都说到了大家心坎里。
周志远听得认真，不时在小本子上记下要点。
他注意到，屋子里其他代表也是如此，有的眉头紧锁，有的微微点头，香烟一支接一支地抽。
贺师长讲完，大家休息了一刻钟，接着是各部队、各地区代表发言，汇报各自的情况。
轮到周志远时，他清了清嗓子，站起来。
“我是晋东南独立支队周志远。我们支队刚刚配合友军光复了长治县城。”
他声音不高，“这次战斗，我们歼灭了日军一个旅团部，俘虏了旅团长，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目前长治局势基本稳定，正在进行善后和巩固工作。”
屋里响起一阵低低的议论声，不少人投来赞许和好奇的目光。
打下一个日军重兵防守的县城，这在当时的晋西北，是个不小的胜利。
“但是，”周志远话锋一转，“打下一个城容易，守住它，让老百姓真正过上好日子，难。长治城里，潜伏的敌特、溃散的伪军、还有各种顽固势力，都在暗中活动，造谣生事，破坏我们的工作。
经济上，鬼子撤退时破坏了工厂，抢走了物资，老百姓缺吃少穿。
我们一方面要清剿残敌，镇压反动分子；另一方面要迅速恢复生产，组织群众，建立巩固的政权。这些工作，比打仗更复杂，更需要耐心和细致。”
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另外，我们支队在沁源、高平一带活动时，也发现有‘同志会’、‘突击团’的人暗中活动，散布谣言，说什么‘八路军占不了多久’，‘跟八路走没好处’，甚至威胁军属和积极分子。
我们抓了几个，审问后知道，这些人跟城里的日伪残余有联系，是顽固派伸过来的黑手。
我建议，区党委统一部署，在整个晋西北范围内，对这类反动组织，进行一次彻底的清理和打击，把他们连根拔起，绝不能让这些毒瘤破坏咱们的抗战大局！”
“说得好！”旁边有人低声附和。
林枫书记在本子上记了几笔，抬头问：“周志远同志，你们抓的那些人，有没有交代出他们上头的联络渠道，或者更大的阴谋？”
“审出一些。”周志远点头，“他们承认是接受了兴县这边某个‘联络站’的指令和经费，具体是谁，他们级别低，说不清楚。
但我们判断，这个‘联络站’很可能跟阎锡山的某些机构，甚至跟日伪方面都有勾结。目的就是制造混乱，破坏我抗日根据地的稳定，为顽固派的武装进攻创造条件。”
“这就对上了。”坐在贺师长旁边一位头发花白、面容清癯的老同志缓缓开口，他是区党委另一位主要负责人关向应，
“我们掌握的情报也显示，最近顽固派在晋西北的活动异常频繁，‘同志会’、‘突击团’、‘敌工团’这几个组织，人员调动频繁，经费开支大增，似乎在准备什么大动作。
暂一师和决死四纵队的事件，很可能就是他们整体计划的一部分。”
会议的气氛变得更加凝重。
代表们一个接一个发言，把自己掌握的情况、遇到的困难、对形势的判断都摆了出来。
问题越谈越深，共识也越来越清晰：顽固派的威胁不是局部的、偶然的，而是有组织、有计划、有背景的全面进攻前奏。
如果不及早应对，粉碎他们的阴谋，晋西北的抗战局面就可能被破坏，甚至出现大的倒退。
中午简单吃了点干粮，会议继续。
下午的议题转向具体对策和行动方案。
林枫书记拿出一份事先拟好的草案，交给与会代表讨论。
草案的核心内容有几条：
第一，立即成立以区党委为核心、吸收各部队、各群众团体负责人参加的“反投降妥协斗争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区的反顽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