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崇祯二十六年到崇祯三十年，整整五年的时间，被拉出去剥皮实草的官吏再连带他们的家人，一共不到一千个。
这个数字放在欧洲蛮子那边多到不可思议，但是放在大明帝国就少得可怜。
因为欧洲蛮子国小人少又讲究什么人权和贵族优待一类的，真正送上砍头台的贪腐官员其实没有几个。
而大明的国土面积和人口数量就直接导致了大明的官员数量极多，吏的数量更是多到连吏部都不愿意去统计。
平均一年两百个因为贪腐而被拉去砍头的数量，直接让吏部都开始怀疑这些货是不是真的转了性子——对比起早些年动不动就上万的人头落地，最近几年都少得可怜！
然而再怀疑也没有什么鸟用，不仅仅是吏部怀疑官员们转了性子，锦衣卫的大头子林幻羽都开始怀疑人生，一度以为锦衣卫是不是在自己手上没落了？
与王国兴提督对外的锦衣卫不同，林幻羽提督的锦衣卫部分是对内的，除了那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儿之外，侦辑官员们贪腐一类的事情也是归属林幻羽所部的。
整整五年的时间，都没有抓出来多少个贪污腐败的蛀虫，平均一年才两百来年，这岂不是说锦衣卫无能？
但是锦衣卫这个机构又很神奇，看似牛逼到极致但是又没有自己的思想，几乎都是在看皇帝的意思来办事儿。
就像是大名鼎鼎的纪纲一样，如果没有朱老四的纵容和暗示，早期的纪纲敢那么嚣张？只怕早就跟马顺一样的下场了！
也就是说，如果崇祯皇帝不指使锦衣卫去做一些栽赃陷害的事情，锦衣卫更多的时候就跟透明人一样，除了默默记录下所见所闻之外，他们也不会主动去栽赃陷害。
这就让林幻羽很头疼了，因为抓不出人来，锦衣卫就没有存在感，而没有存在感的锦衣卫还是那个可以止小儿夜啼的锦衣卫么……
崇祯皇帝不头疼，甚至早就对现在这个局面有所预料。
贪腐是为了什么？
不可能是单纯的为了残害百姓，毕竟这个世界上脑子不正常的人肯定有，但是能读书再混到官员并且通过吏部考核外放的，基本上还算是比较正常的——当官是为了升官发财！
大明早期到天启年间贪腐不断，是因为官员们的俸禄实在是低到令人发指，维持自己一家老小的生活都已经捉襟见肘了，更别提还要雇佣一大堆的吏员和仆从了。
再加上想要升官就得不断的送些冰炭教敬一类的，不贪怎么有银子往上送？不送还想升官发财？
后世之所以贪腐不断，是因为贪腐的代价太小，不能诛连九族，连死刑都不太好判，要不然就是一堆没脑子的出来唧唧歪歪的扯什么人权民主之类的话题。
崇祯年间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首先是官员的俸禄被崇祯皇帝提高了一大截，而吏员的支出也纳入了国库拨款，都是定数的，基本上不再需要官员们自己出钱。
再加上这个年代除了崇祯皇帝是主，剩下的全是民，所以也没有人扯什么人权和冥煮滋油一类的问题，贪腐的杀了也就杀了。
其次还有官员的升迁已经不再由上官的保举而决定，而是吏部根据每三年一次的京察来决定，所以连往上送冰炭孝敬一类的事情都显得没必要了。
最重要的还是申明亭的存在，因为贪腐而死的官员们死了之后不仅仅自己遗臭万年，甚至于还要连累三族跟着一起倒霉，那这个贪腐的成本未免太大了些。
贪腐的成本过高导致官场上很少有人愿意冒着杀头之后遗臭万年的风险去贪污，所以锦衣卫就有些无所事事的感觉了。
真正让崇祯皇帝在意的还是人口暴增。
总有些人以为人口的增长速度是个正常的曲线，但是实际上，在和平年代和百姓愿意生孩子的时候，人口增长不是曲线而是直线上升的火箭。
比如后世种花家开国初期，因为政府鼓励生育而且民间愿意多生孩子，从开国时的五亿人口到十亿人口，用时仅仅三十年——期间打过好几场战争还经历过天灾。
而大明显然不用经历饥荒，天灾也随着崇祯十七年的过去而慢慢减少，再加上民间强烈的生育欲望，以及禁止溺毙新生儿的规定，人口数量已经从崇祯三年时的两亿左右暴增到五亿。
任谁也没有想到人口的增长会这么快，包括中极殿的推演都没有预测到这种速度的人口大爆炸。
后世有句老话说的好，再大的困难一旦除以十三亿这个基数，都会变得微不足道，同样的，再小的问题乘以十三亿这个基数，都会变成天大的问题。
这句话放在大明也是一样的，两亿跟五亿之间的差距绝对不仅仅只是一个数字，而是天上地下的区别。
人口暴增给大明带来的好处是极为明显的——集中力量办大事显然有他本身的道理，而没有了外患和那些滚着叽歪患者，大明显然可以集中更多的力量来办自己想办的事情。
比如各种各样的工程。
不是所有的工程都是危险而且致命的，蛮子劳工也不是永远用之不竭的，那些相对安全相对轻松的工程都被大明百姓们内部消化了。
至于种地这种事情，因为种地得到的收入没有做工挣到的钱多，已经有很多人开始放弃种地，转而跟着各个工程去做工。
朝廷上面也乐得见到这种局面。
大量的百姓跑去做工之后，接着就是空出来大量的土地以供分配，并没有出现崇祯皇帝当初设想的没有人种地等等情况，反而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住了某种平衡。
除了一定程度上的物价上涨。
因为种地的人少了，粮食虽然还是那么多，但是因为需要购买粮食的人更多了，所以粮食的价格不可避免的开始上扬。
粮价的上涨带来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工坊的用工成本增加，随即又将之转嫁到了商品销售环节上面。
物价上涨其实无所谓，中极殿方面早就已经推演了这种情况的发生，因为大明并不存在什么市场经济，所以一切都还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唯一让崇祯皇帝和朝堂大佬们头疼的还是教育。
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吧，崇祯五年到崇祯三十年之间，社学的教材更换了十次，县学、州学的教材更换了十次，大学的教材更换了三次。
原因很简单，大明皇家学院的那些大佬们结合着自己的研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定理定律之类的玩意，全部冠上了“崇祯定理”、“崇祯定律”一类的名头，然后写入了教材。
几乎每年都在推陈出新的定理定律让礼部的大佬们一把一把的薅头发。
这些定理定律既然出现了，以往的教材就得改，但是怎么改？该让什么年龄段的接受什么内容？
摸着石头过河，付出的代价就是教材三两年就要重修一次。
年纪轻轻的倪元璐已经头发斑白，礼部加上皇家学院和京城大学的那些教授们，几乎都是痛，并快乐着。
崇祯皇帝则是一边拒绝着各种定理定律前面冠上崇祯两个字，一面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人类哲学导师王境泽先生的真香定律。
再然后，礼部开始为了社学而头疼。
不是担心社学的修建经费，在这个问题上户部难得的和崇祯皇帝达成了一致，从来就没有卡过预算。
真正让人头疼的还是教员。
京城大学毕业的那些学生基本上都被其他的各所大学瓜分，根本就抽不出多余的人手来分配到州学和县学。
而且原本的那些秀才、举人显然已经没办法再在社学里面执教，因为他们教的内容已经跟不上教材的内容，更跟不上考试的内容。
最终的结果就是学堂有了，生源有了，教员不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