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都是后面的事情了，眼下的话，在克里米亚，米哈伊尔也是重操老本行，开始到处打猎，自己打打牙祭的同时，也是把多余的猎物分发了出去。
与此同时，米哈伊尔倒是也稍微向英军和法军传授了一下自己的御寒经验，而米哈伊尔的这种经验无疑是以极快的速度在普通士兵们当中流传开来。
毕竟众所周知，这位米哈伊尔先生可是熬过了西伯利亚的冬天的老资历，在御寒这一块上，整个联军估计找不到第二个比他更加权威的了。
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俄国冬天的严酷依旧令整个联军的士气大跌，士兵们依旧面临非常糟糕的处境。
而正是在这1854年的最后两个月，英国对战事新闻的兴趣尤为突出。有关士兵遭受的磨难以及伤病员悲惨处境的新闻在全国上下营造了一种焦虑的气氛。人们关心塞瓦斯托波尔城外高地上联军部队的处境，而且那一年冬天英国天气特别寒冷，更是加深了公众对远征俄罗斯英军士兵的担忧。
《泰晤士报》克里米亚伤病员救治基金以及皇家爱国基金援助士兵家属的呼吁发出之后，立刻产生了巨大反响，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人有的捐钱出资，有的寄送食品包裹，还有的为士兵编织防寒的衣物，其中包括在那时候发明的“巴拉克拉瓦头盔”（一种头套，一般由毛线织成，只露出眼睛）。
维多利亚女王告诉剑桥公爵说，温莎城堡里“所有的女士们”，包括她自己，“都在忙于为军队织毛衣”。
当这一年的冬天到来后，整个伦敦同样安静了许多，人们减少了外出活动的时间，更多的陪伴在了自己家人的身边。
当时间来到12月1日，天气阴寒砭骨，而且有雾，人们一走出家中便呼出白气，忍不住打了一个哆嗦。
这样的天气本应会令人们活动的意愿大大降低，但出人意料的是，一大早便有许多人走出了家门，然后艰难却又坚定的朝着书店亦或者其它贩卖文学杂志的地方走去。
这一场景发生了伦敦的很多个地方，也难免造成了一些地方的拥堵和争抢，不过对于这样的场面，伦敦人早就已经是见怪不怪。
事到如今，整个英国还有多少人是不知道那部正在连载的战争小说的呢？
并且在诸多新闻的佐证下，大部分英国人早已相信这部阴郁、迷茫的战争小说完全就是一部实录，而小说里的那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同样走进了许多英国读者的心中，令他们既同情又喜爱。
即便小说里面有很多不好的言论，但既然这话是由一个个遭受磨难、活生生的年轻人说出来的，又怎么能忍心过多苛责他们呢？而真要说的话，小说里的这些言论难道真的没有道理吗？
倒不如说，真正有问题的就是政府。
总得来说，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这就是目前很多英国读者对这部小说的看法。
在这寒冷的一天，英国人一如既往的热衷于抢购这部正在连载的战争小说，并且希望能够通过这部小说看到这场战争的其中一个方面，看到士兵们目前的生活状况和精神状态。
而今天的这一期，注定会再次引起整个英国的争论……
在这其中，大概属于英国中产阶级的威廉先生目前对此一无所知。
作为一个生活条件还算不错的商人，威廉先生自然是订购了一整年的《文学旬刊》，也正因此，等他一觉醒来之后，他的杂志也便已经到了，他可以一边喝着咖啡一边看。
在战争初期，威廉先生对待这场战争的态度跟大多数英国人并没有什么不同，热情洋溢、充满信心，对英国在这场战争中的正义立场坚信不疑，并且希望很快就能听到战争胜利的消息。
某种程度上来说，他满脑子都是一些比较宏大的概念。
但这场战争的后续发展并没有他想象中的那么乐观，与此同时，通过一本小说，他突然发现他对战争的认识似乎并不全面，战争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和那么波澜壮阔。
倒不如说，他突然开始觉得战争似乎是一件很乏味的事情……
跟他有类似情绪的人大概有很多，至少就威廉先生观察到的来看，英国的“战争狂热”的氛围已经莫名冷却了许多，更多的转向了对普通士兵的同情。
但哪怕到了现在，他们依旧相信英国发动的是一场“圣战”，他们的士兵是在跟一群“野蛮人”交战。
威廉先生同样如此，而在今天，他翻开杂志之后，便看到了他认识当中那群野蛮人的样貌：
“……我们的营地旁边，是一座庞大的俄国战俘营。虽然隔着一些东西，但战俘们还是会溜走到我们这边来。
他们看起来神经兮兮、惶恐不安，尽管大多数人都是留着胡子的大个子，看起来却像挨了骂的、温顺的圣伯纳犬。他们在我们营地周围鬼鬼祟祟地转悠，翻捡垃圾桶。随便一想就知道他们能在里面找到些什么。
……这种稀薄的、可怜的、肮脏的泔水，就是战俘们的目标。他们贪婪地从发臭的桶里拣出这些残渣，藏在罩衫底下带走。
如此近距离地看着我们的敌人，感觉很奇妙。他们的脸让人深思——一副老实巴交的农民面孔，宽额头，宽鼻子，宽嘴巴，宽大的手掌，还有浓密的头发。他们本该去打谷、收割、摘苹果。他们看起来，就和我们家乡的农民一样和善。
看着他们的一举一动、看着他们为了吃口东西而乞讨的样子，实在令人难受。他们看起来都很虚弱，因为配给的食物仅仅够他们饿不死而已。其实我们自己也已经很久没吃饱过了。他们得了痢疾，很多人偷偷展示着衬衫上沾满血迹的下摆。他们弯腰驼背，膝盖打软，耷拉着脑袋，伸出手，用仅会的几个英语单词乞讨。
他们用那种柔和、低沉、富有乐感的声音乞讨，那声音听起来，就像家里温暖的炉子和舒适的房间。有人会狠狠踹他们一脚，把他们踹翻在地，但这样的人并不多。大多数人什么都不做，只是直接无视他们。偶尔，当他们匍匐得太卑微时，会惹人火大，然后就会挨上一脚。
要是他们别用那种眼神看着人就好了——那么点大的一双眼睛，还没人的大拇指大，能装下多少的苦难啊！”
在看到这里时，威廉先生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形容自己的心情。
他到底是该愤怒那位文学家美化他们的敌人，还是应该同情他笔下这些可怜的俄国人呢？
难道这些普普通通的俄国人，真的不是他们想象当中的“野蛮人”吗？
下一刻，威廉先生便在杂志上看到了一句既简单又沉重的话：
“我们对彼此的理解，实在是太少了。”
他真的了解俄国人吗？大部分人真的了解普通的俄国人吗？
那他们究竟是怎么自顾自的对这些人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看法和意见？
是因为他们能从这些“野蛮人”的想象中得到“文明人”的快感吗？
威廉先生恍惚了一阵后，很快就继续看了下去：
“我经常负责看守这些俄国人。黑暗中，你会看到他们的身影如同生病的鹳，如同巨大的鸟类一样在移动。
……在我看来，他们比我们更具人情味，我对他们一无所知，只知道他们是战俘，而这正是让我备受煎熬的地方。他们的生活隐秘而无辜。如果我能多了解他们一点——叫什么名字，怎么活着，在期盼什么，又背负着什么——那我的情感就有了附着点，或许就能化作同情。
可眼下，透过他们，我只看到了众生皆苦，看到了生命深处最可怖的忧郁，以及人类的铁石心肠。仅仅是一道命令，这些沉默的身影就成了我们的死敌；再来一道命令，他们又能变成我们的朋友。
只要几个素不相识的人在某张桌子上签份文件，在接下来的好几年里，杀戮——这项原本会被全世界唾弃、受最严厉惩罚的罪行——就成了我们至高无上的目标。可是，当你看着这些安静的男人，看着他们孩童般的面孔和使徒般的胡须，谁还能分得清敌我呢？随便一个军士长对新兵，随便一个老师对学生，都比他们对我们更像敌人。”
同情这些敌人？
这真的合适吗？
再怎么说，这都是你死我活的战争，同情这些人有什么用？
写这些段落的时候，作者难道没意识到这件事情吗？他被自己的同情心冲昏了头脑？
就在威廉先生尽量为自己找一些愤怒的理由的时候，他便发现这本书的作者并非意识不到，他只是如此写到：
“然而，一旦他们重获自由，我们还是会朝他们开枪，他们也会向我们开枪。
我害怕了，不敢再深想下去。顺着这个念头想下去就是万丈深渊。
现在还不是时候，但我不会丢掉这些念头，我会把它们好好藏起来，死死锁住，直到战争结束。我的心在狂跳：这就是我在战壕里苦思冥想的目标，那伟大而唯一的目标。在所有人类情感被抹杀之后，它是我一直在寻找的、唯一能支撑我活下去的理由。只有完成这个使命，这些如同梦魇般的岁月，在未来的日子里才算没有白熬……”
所以保罗能够从这场战争中幸存下来吗？他接下来的命运如何？
而倘若俄国战俘真像这部小说里描写的这样，那么这些普通人为何会相互厮杀在一起？这场战争又究竟谁是正义的、谁是邪恶的？
谁也该为这些流血牺牲的普通士兵负责？
有那么一瞬间，威廉先生突然感觉自己的大脑有点混乱，他对一些事情的看法似乎受到了某种挑战……
516、维多利亚女王：无父无君、弃国弃家（8k）
“法国人也承受了巨大的痛苦，不过他们没有《泰晤士报》记者来四处宣扬，而我们有，这是我们永恒的耻辱。”
——维多利亚女王在1855年2月16日的日记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当人们意识到自己要杀死的人是跟自己一样活生生的人后，他们对于战争的渴望总归是会下降许多。因此当一个国家展开战争动员的时候，最常用的手段之一便是开始“妖魔化”自己的对手。
但落到实际上，总归还是会让很多人难以接受。
就像在克里米亚的后期，士兵们想到这场战争似乎永远不会结束，便心生绝望，许多士兵开始质疑他们为什么而战。战场上的杀戮拖得越久，战士们就越会把敌人看作跟自己一样受苦的士兵，这场战争也就越发显得没有意义。
法军随军神父安德烈·达马斯讲了一个朱阿夫战士的故事。这名战士来找他，因为在信仰上对战争产生了怀疑。和所有战士一样，朱阿夫士兵也被告知他们是在跟“野蛮人”交战。但是在6月18日停战清理死伤战士的过程中，他帮助了一个受重伤的俄军军官。
出于感激，这名军官从脖子上取下一个皮革垂饰送给他，上面压花印着圣母与圣婴的图像。“这场战争必须停止，”这名朱阿夫战士告诉达马斯，“这是一场懦夫的战争。”
而后来当围困战进行到第十个月时，士兵们因为长期生活在连续炮击之下缺乏睡眠而疲惫不堪、精神崩溃，许多人再也无法承受了。在他们的回忆录中，许多战士描述了“堑壕疯狂”的情况：各种精神疾病的混合体，能辨别出来的症状包括幽闭恐惧症以及后来被称为“炮弹休克”或“战斗应激”的病症。
例如路易·努瓦尔曾回忆了许多事件，其中一例是“整个连队”身经百战的朱阿夫战士会“在半夜忽然跃起，抓起武器，歇斯底里地呼叫支援，抗击想象中的敌人。这些神经过度兴奋的事例后来变得似乎可以传染，许多战士都出现了类似的症状。令人惊讶的是，它最先影响的是那些身体和精神最强壮的人”。
朱阿夫部队中的一名上校让·克莱尔也回忆说战斗经验丰富的战士“忽然发疯了”，跑到俄军那边，或是有人再也无法忍受，朝自己开了枪。
许多回忆录都有对自杀事件的记载。其中有一人写道一名朱阿夫“非洲作战老兵”，看上去一切正常，直到有一天，在帐篷里和战友们坐在一起喝咖啡时，他忽然说他受够了，拿起自己的枪走开，然后向自己脑袋开了一枪。
失去战友是对战士最大的精神折磨。这个主题士兵们在写信时很少触及，即使在没有信件审查的英军中也是如此。
只可惜，战争能否结束从来都不是由这些真正在打仗的人决定的。
更为黑色幽默的是，在19世纪乃至20世纪，战争中的士兵难免会出现“非人化”的倾向，国家有时会主动制造“野兽”，前去撕咬一些人，但在需要恢复道德体面的时候，最先抛弃的往往就是这批人。
这些所谓的老兵其实早已无法适应正常的社会生活，甚至还会破坏正常的生产秩序，以一种比较隐秘的方式直接放弃他们，显然是更为划算的一笔买卖。历史上的大英帝国、法兰西都干过类似的破事。
而在12月1日这一天，当英国的读者看到米哈伊尔所描写的俄国战俘后，整个英国似乎都静默了一瞬，随即便触发了异常激烈的反应。
要知道，由于之前的战争动员外加记者们对战场上的境况的一系列报道，这是一场“圣战”以及“野蛮人”等观念早已是深入人心。
如今米哈伊尔的这一期小说虽然没有否定这一观念，同时承认“然而，一旦他们重获自由，我们还是会朝他们开枪，他们也会向我们开枪。”
但这种对俄国战俘明显带有同情眼光的描写，无疑是在消解这些观念的正当性。
在这其中，反应最大的无疑还是英国的上流社会。
随着米哈伊尔的这部小说一期接着一期的连载，英国上流社会的许多人也是慢慢回过味来了。
仅仅就目前连载的这些内容来看，这部作品似乎完全就是从那些最底层的普通士兵和平民的视角出发，以他们的立场为主，然后明里暗里都在批评他们这些人的不是……
这是什么意思？
英国的江山都是我们和我们的祖辈打下来的！离了我们这些人，英国能有如今这样的发展吗？！
如此为这个国家殚精竭虑，换来的却只有诋毁吗？！
而严格来说，这位米哈伊尔先生即便不是上流社会的人，起码也算半个上流社会的人。
他难道就不想更进一步吗？他难道就不想得到真正的上流社会的入场券吗？
哪怕只从最纯粹的利益角度出发，他这样做对自己有什么好处？
难不成还是为了那微不足道的该死的良心吗……
无论如何，这样的立场都令他们感到非常不满。
今天连载的内容就更是过分，即便他在小说里没少提到俄国上层的荒唐和可笑之处，但同情俄国战俘是怎么回事？
还是用这种理解和平等的态度同情，而非居高临下……
恰恰就在这一天，作为英国上流社会顶点的维多利亚女王正在温莎城堡里和其他许多女士一起，忙于为军队织毛衣。
而她们在闲聊的同时，也是让仆人帮她们念起了今天的报纸上的战事报道，也包括米哈伊尔那部正在连载的小说。
事实上，她们对待这些战事报道和米哈伊尔的小说的态度显然也经过了一系列的变化。
就像维多利亚女王，她一开始完全被《泰晤士报》的报道激怒了——士兵们受到的待遇简直骇人听闻，更令人难堪的是他们的无能被披露给了敌人和盟友。为什么要让俄国人知道他们出现物资短缺？
1855年5月，在战争开始一年后，一位名叫杰弗里斯的中校告诉她说，“苦难、折磨，所有物资的缺乏，还有疾病等”，这些没有丝毫夸大。维多利亚则对他说，报纸上的报道只会鼓舞俄国人的士气。
归根结底，维多利亚女王坚信，军队的荣誉和纪律高于一切，内部问题应在内部解决，不该暴露给公众。这是传统王朝政治的逻辑。而拉塞尔和《泰晤士报》代表的，是新兴的“第四权力”，他们认为，国家发动了战争，公众有权知道真相，有权用舆论迫使政府对士兵的生命负责。
因此维多利亚女王对《泰晤士报》战事报道的愤怒，显然是一位君主对一股不受控制的全新政治力量的本能敌视。
但由于拉塞尔的报道在英国本土引发了海啸般的愤怒和同情，在巨大的民意压力下，连女王也无法抗拒。她最终不得不进行一些公开表态，然后默许了议会成立调查委员会，对战争指挥进行审查。
尽管她终究是厌恶《泰晤士报》的报道的，但她依旧每天都会看，毕竟这也是她了解这场战争的方式之一，而且或许还要真实许多。
维多利亚的战时日记显示，她身边的人经常将最糟糕的消息编造成正面消息，将军们则急切地向她保证，他们的士兵并不在意为了祖国而受苦。作为卫生特派员被派去调查克里米亚医院的约翰·麦克尼尔爵士给维多利亚提供了“有关勇敢军队状况的最有趣、最令人满意和安心的记述”，对报纸的报道内容轻描淡写了一番。
他将军营描述成了一个伊甸园：“军营是你能想象得到的最快乐的地方；唱歌、跳舞和游戏持续不断，对危险的满不在乎也令人难以置信：‘士兵们再也不在乎枪击和子弹，相反更在乎苹果和梨’……‘这支军队中没有一个人不愿愉快地放弃自己的生命，以证明自己对女王陛下的忠心。’”
忠诚这一块……
维多利亚对这些安慰之词以及任何有关英雄事迹的记述紧抓不放。例如，在1854年10月9日那天，她得到了一份来自驻克里米亚英军指挥官拉格伦勋爵的“令人满意”的报告，内容是有关阿尔马河战役：
“我们还饶有兴趣地阅读了长得令人有些难过的伤亡名单。这场战役打得非常出色、非常果敢，但也流了很多血。以前从未有过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军队以如此英勇而雄壮的姿态经受住防备如此森严、炮火如此之猛烈的炮台攻击的情况。”
那一夜，维多利亚与孩子们一起在巴尔莫勒尔跳起了里尔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