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广德其实把劝农司当做后世农业局和气象局的一个综合部门来考量，不仅管理农业方面事务，还把气候情况也纳入其中。
“所以，各省劝农司主官，我以为按七品安排，设给事一员，授文林郎，其中再设八品主薄管理各项事务和园子。”
魏广德把自己的想法说完，就等待张居正的态度。
增加十几个七品官职，对于朝廷来说压力倒是不大，不过张居正要考虑的就是这七品官可都是在省城，对于官员的吸引力不可谓不大。
当然，省城的七品官，肯定还是不如上等县知县好，但是想来竞争这些职位的人还是不少，毕竟上等县就那么多。
在考虑地方上，似乎劝农司的存在对于布政使司也不构成威胁，应该不至于让下面人产生不满。
“善贷，此事你先和礼部商议一番，若是礼部同意，让他们上奏此事，我们内阁再议。”
说到这里，基本上张居正的态度已经明确了，不反对。
从首辅值房出来，魏广德就给礼部尚书潘晟写了条子，请他明日有空来内阁有事务商议。
此事已经散衙，魏广德只是安排芦布回去时顺便去趟礼部，把条子递过去就成。
潘晟这个礼部尚书已经不是第一次了，隆庆年间就做过，因为和高拱不睦，所以干了两年就选择致仕。
当初高拱的强势，着实得罪不少朝中重臣。
不过因为隆庆皇帝的宠信，百官是真的拿他没有半点办法。
要不是隆庆皇帝驾崩，这个时候根本就没他魏广德和张居正的事儿。
别以为高拱去年死了就认为他也会命不久矣，当初被冯保、张居正驱逐，才是高拱郁郁而终的主要原因。
如果大权在握，估摸着高拱现在还在京城活蹦乱跳的才是。
潘晟属于这个时代标准的文士，为官还算清廉，也乐善好施，倒是个好说话的主儿。
虽然给劝农司在各省开立衙门多少会有些不满，但魏广德还是打算拿大义来尝试一番。
只要劝农司在地方上搭建起来，之后把商税从户部中剥离，单独建立一个收税衙门，即便还是挂在户部，也会方便许多。
至少有先例可循，下面反对之声就少一个理由。
魏广德能做的就是，一点一点尝试去改革大明朝的体制，直接大改容易被人拿着《大明会典》找茬儿，他还有些接不住。
一点点改下去，然后借助修订《大明会典》的时候就把改革落实到纸面上，也就成为了所谓的“祖制”。
《大明会典》简称《明会典》，是明代编修的一部以行政法为主要内容的法典。
不过和以往印象不同的是，该书并非朱元璋审定颁布，最早成书于弘治朝。
明英宗天顺二年，有阁臣进言比照《诸司职掌》因革损益类编新书。
然而“未及成帙耳”，明英宗就去世了，此事也随之泥牛入海。
明宪宗时呼声再起，分别于明成化六年和十年先后有阁臣奏请，但也都不了了之。
至明孝宗时，又有阁臣提议，或续编《诸司职掌》，或别为一书与《诸司职掌》并行。
这几度提议，或可看作是《会典》编纂的萌动时期，终于在明弘治十年有了结果。
第1285章 1375驿递
《大明会典》一书主要根据明代官修《诸司执掌》、《皇明祖训》、《大明集礼》、《孝慈录》、《大明律》等书和百司之籍册编成，记载典章制度十分完备，凡《明史》所未载者，多有交待，为研究明代史的重要文献。
洪武二十六年，明太祖朱元璋仿《唐六典》敕修《诸司职掌》。
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和通政使司、都察院、大理寺和五军都督府十门，共十卷，记载了明王朝开国到洪武二十六年前所创建与设置的各种主要官职制度。
英宗朝开始修纂，孝宗嗣位后，因洪武后累朝典制散见叠出，未及汇编，不足以供臣民遵循，遂于弘治十年三月，敕命大学士徐溥、刘健等进行系统纂修，十五年修成，赐书名为《大明会典》。
只是，直到明孝宗死，《大明会典》都未来得及颁行。
正德四年，武宗命大学士李东阳等重校，正德六年由司礼监刻印颁行，世称《正德会典》。
嘉靖年间，会典凡两次续修。
嘉靖八年，将弘治十五年至嘉靖七年续定事例，照前例查出纂集，以类附入。
嘉靖二十四年至二十八年，又诏阁臣续修新例，续修会典达53卷，世称《嘉靖续纂会典》，然未颁行。
神宗万历四年，明神宗朱翊钧“敕命”张居正为总裁，重修《大明会典》。
实际上，以魏广德的判断，张居正主持此事，也是为了将他进行的改革编入会典之中以为永例。
魏广德并未参与《大明会典》重修，但要增加东西也是易如反掌，毕竟写手主要还是来自翰林院。
紫禁城飞檐上的最后一道金晖悄然褪去，钟鼓楼的暮鼓震碎鸽群盘旋的轨迹。
巡城兵马司的兵丁转动千斤闸的绞盘，青石板上蹄声嘚嘚，驮着货物的骡车碾过棋盘街的余温。
正阳门箭楼挑出第一盏气死风灯，宛平县令的轿影掠过棋盘街，灯笼上的“肃静“字样在暮色里洇成两团朱砂。
崇文门税关的木栅咯吱落下，漕船桅杆的剪影却仍在通惠河上摇晃，船娘舀起一瓢漂着槐花的运河水，泼碎了倒映在波纹里的东便门月城。
八大胡同的纱灯次第燃亮，琉璃厂书肆的伙计踮脚取下“慎独斋“的楠木匾，一缕檀香烟从智化寺藻井间溢出，缠住大隆福寺风铎的清响。
打更人沙哑的“小心火烛“漫过泡子河的芦苇，顺天府衙的灯笼巡至国子监檐下，惊醒了棂星门上栖着的寒鸦。
这就是夜幕下京城最后的景象，魏广德书房在书房里再次见到了劳堪。
“我已经和陈大人说过了，不过他还没有给出态度，说要好生思量一番。”
劳堪坐在太师椅上，有些苦恼的说道，“我把该说的都说了，面对当下局势，最好的人选其实就是海瑞。”
“陈大人应该是担心首辅那关过不去，说起来当初我也是想岔了，他初来乍到，如果贸然推举海瑞复出，出任南京都察院佥都御史，多少有点不给张江陵面子的意思。”
很多时候，一些很简单的事儿在当时你就是意识不到。
但是只要稍微等一等，过段时间在提起时，就会豁然贯通，想通许多细节。
“下来我也在考虑，应该就是为了这个事儿，现在看来，要都察院举荐海瑞，怕是还有些难度。”
劳堪低声说道。
“嗯，这个事儿容我再想想，若是不合适，就由我先和张江陵商谈一番，看看他的态度再说。”
魏广德确实对启用海瑞动了心思，满朝大臣，他能放心安排去负责为朝廷收取商税的，也只有这位了。
别的人，魏广德多少有些不放心，特别是制度初创之时，问题更多。
若是一开始不能把制度完善好，后面怕是会出许多乱子。
否则，真要是遇到阻力，大可抛之脑后就是了，也没必要为此费心费力。
“听说你的劝农司准备在各省都建立衙门？”
说完海瑞的事儿，劳堪忽然问起劝农司来。
“怎么，听到什么消息了？”
据魏广德所知，潘尚书已经接受了魏广德的建议，答应回礼部书写奏疏，请求将劝农司下设到省一级，便于对各地农耕的指导。
不过已经过去两天时间了，礼部并没有奏疏上来。
“呵呵，听说礼部里面这两天都在为此争论不休，许多人认为为劝农司在各地开衙是在浪费民脂民膏，很是不同意。
都是说布政使司内有礼科，直接对接礼部事务，完全没必要单独开立衙门。”
劳堪笑道，“我也是今儿才听下面御史在议论这个事儿，若是善贷你推动的，尽快让礼部行文，再拖延，怕是有御史要上奏表达态度了。”
“那些御史是什么意见？支持还是反对？”
魏广德好奇问道。
“反对的有两个，支持的有三个，其他的还没想好。”
劳堪马上就答道，“反对的认为破坏祖制，和礼部里现在反对的意见差不多。
支持的则认为这样做能彰显朝廷对农业的重视，应该尽快执行。
毕竟大家都是从地方上一步步考上来的，没人会忽视农业对国家的重要性。
太祖开国就极重视农业，现在陛下不每年也要参加春耕礼，足可见劝农司的重要性。
特别之前你让劝农司给京城各家送去一批番薯，大家吃着还都觉得好吃，又甜又香。
对了，当时我不在京城，衙门里分番薯可没收到，是不是该安排给我补上。”
“你又不是没吃过那东西。
再说了，现在种植园里似乎也没多少番薯了，之前收获的除了分发外，其他的研究如何储存，但是都坏掉了。
到现在，扩大种植番薯，还得靠番薯藤，听说吕宋那边气候好，一年四季都可以种，他们直接把番薯切成小块就能种地里。”
魏广德叹气道。
“储存时间短是吧，这个我倒是也听说了，挖出来两、三个月内吃掉还没事儿，三、四个月吃不完就会坏掉。”
劳堪说道。
“给张科的信送出去没有?”
魏广德忽然问道。
“已经通过驿递发出去了。”
这时候运河处于半停航状态，只有南下的船只，没有北上漕船。
不过，对于商家来说，若是有南送的货物，也早就发出去了，自然没有老乡能顺便帮忙把信带回去。
不过都是官员，通过驿递，把书信送到九江府，再有九江府官差送到张科手里也是可以的。
虽说有公器私用的嫌疑，但驿递放那里，不用也是闲着。
不过明朝建立了庞大的驿递系统，但是仅用来传递官府公文、急件，多少感觉有些浪费。
明朝时期，驿递系统达到了古代的巅峰。
明初建立了详细的驿递法令，规定了驿卒的管理和物资的调度，驿站、递运所、急递铺共同构成了一个庞大的驿递网络，确保了国家政令的高效传递。
快马加鞭传文书，驿站来往皆官客，就是大明驿递的主要工作职能。
“你说，有没有可能让驿递如前朝那样，也接受民间书信、少量货物的运输传递差事儿？”
魏广德忽然问道。
驿递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那时的驿递还只是一个雏形，叫“馹传”，尽管这个时期的交通方式和通讯工具还相当原始，但类似驿传的方式已经开始显现。
当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驿递系统迎来了一个质的飞跃，秦始皇不仅建立了一个以咸阳为中心、覆盖全国的驿道网络，还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邮政法律，名为《秦邮律》。
这部法律详细规定了驿传的具体流程，比如文书传递的时限、交接方式等。
可以说，秦朝的驿传系统是古代邮政制度的奠基石。
当时的驿卒要求极为严格，他们必须年轻、强壮，且诚实守信，每份文书都需要密封好并加盖印章，防止泄密或私拆，驿卒们肩负着极大的责任，若传递文书有任何差错，都有可能受到严厉惩罚。
到了汉朝，驿递系统进一步得到完善，汉朝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密集的驿站网络，五里一邮，十里一亭，三十里一驿，驿站的数量和密度极大提高。
这些驿站不仅仅用来传递文书，还承担了官员和货物的运输功能，汉朝还引入了“驿券”制度，官员出差时必须持有驿券，类似于今天的通行证。
汉朝的驿卒们也有了统一的着装，他们戴着绛红色的头巾，穿着套袖，远远一看就能认出他们的身份，而这种统一的制服设计和后世快递员着装有异曲同工之妙，方便识别，也让驿卒们在执行任务时更具威严。
到了唐朝，驿递系统不仅服务于国家政令的传达，也开始向民间开放，商人和普通百姓也开始依赖驿站进行货物运输和通信。
到了宋代，驿递系统变得更加精细化，中后期也允许民间文书附递，普通百姓可以通过驿站传递信件，解决了民间通信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