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西方没有科举的限制，所以他们只能追求金钱。
当然，西方也不是没有人放贷，只是因为西方国家小，资本流动性强，压低了借贷利息。
在西方，商业贷款的投放有效性远强于东方，大大的促进经济发展。
“此事太大，容我想想再回答。”
曾省吾没有马上表态，说道。
第1575章 1666央行和商业银行
“以大明钱庄规范当前市井之中的子钱户的行为，压低他们接待的利息才是上途。
盲目禁止，不会有效果。
毕竟有需要，就禁止不了，只有想办法降低借贷利息才是正途。”
魏广德说完自己的想法后，又强调曾省吾想要禁止民间借贷的想法是妄想，合理引导才是正途。
“此事太大，容我想想再回答。”
曾省吾没有马上表态，不过也没忘记他来此的目的，于是又说道：“善贷，关于民间高利贷泛滥之事，朝廷应该出手管管了。”
魏广德看了曾省吾一眼，其实他那会不知他的意思，应该是觉察到放贷之人不好惹。
现在大明朝的子钱户，一些是真土豪，用自家余钱从事放贷生意，但也有不少白手套，帮着达官显贵做这门生意。
就好像魏广德，早前都是他直接对外放贷。
而到了现在，借据上肯定不会有他魏首辅签字画押，而是通过名下商会进行放贷业务。
这点脸，还是要的。
虽然，魏广德从来不隐瞒此事。
不过，对于曾省吾的话，魏广德并没有马上回答，而是还在沉思。
过去，我是真没仔细考虑过放贷生意对国家大事的影响。
早先思考的时候，也是在家里，书房中，思考更多的还是如何把这门生意做大做强。
而现在，经过曾省吾提醒，魏广德突然发现当今的大明，貌似房贷生意已经无孔不入。
这绝对不是个好事儿，特别是高利贷横行。
高利贷，绝对不是好玩意儿。
“善贷，你倒是说话啊。”
见魏广德迟迟不作答，曾省吾已经有些急了。
民间对高利贷，那是深恶痛绝，都说那是断子绝孙的生意。
可见民怨之大。
这么一个浅显的东西，魏广德居然还在思考。
难道，魏广德公开放贷之余，也参与了高利贷？
一个念头，出现在曾省吾脑海里。
以前，他是绝对不会怀疑魏广德的，这点德行，他相信魏广德有。
但是现在，他有些怀疑了。
魏广德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些，而是还在思考曾省吾的话。
直接否定一切民间借贷，肯定是行不通的，必须引导。
开办大明钱庄，就是引导的法子之一，比北宋官府直接放贷更稳妥。
说到底，官府绝对不能直接参与到这门生意里去，否则会乱套。
用民间商会的模式经营，出了问题官府也好插手挽救。
这个法子，是绝对不会错的。
中国高利贷的发展规律，大体和商业发展的规律相一致。
当商业活动较活跃、社会财富增加时，高利贷活动也相应增加。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商业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同时也出现了最早的一批高利贷者。
《管子》中讲述的“倍贷”“倍称”现象，应该是最早的针对普通生产者的实物高利贷。
一些大高利贷商人甚至向王侯天子借贷，贵为天子的周赧王，就被债主逼迫，以至于要筑“逃债台”来躲避。
今天的债台高筑一词，就是来源于这个事情。
至于普通百姓被高利贷逼得“使老稚转乎沟壑”者，也就不罕见。
汉代以后，随着矿产开发和货币增加，大量专门以放贷为生的“子钱家”出现。
其放贷取利至少放十取三，有的时候甚至十倍取之。
就连当时汉朝官府平定七国之乱，为了筹措军饷，就向这些大高利贷商人借贷。
唐宋时期国家，已经对商人形成了政治和经济上的绝对优势。
这一时期的高利贷，主要发生在民间且产生了不少社会问题。
为此，当时的朝廷就制定了“利不盖本”的规定，大明不过是借用前朝旧法。
《唐令拾遗》就规定，积日虽多，不过一倍，也就是拖欠债务只能以100%利息强制结清。
宋朝专门下诏，凡是累积利息超过100%的以倍利计，多余不论。
特别是宋朝，除了商人地主外，寺庙、官员甚至朝廷都不同程度的参加到高利贷生意中来。
明朝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逐渐侵蚀自然经济，以及和国际贸易的广泛接触，出现了规模空前庞大的工商业阶层。
伴随而来的，自然是大量高利贷资金和以之为生的食利者群体。
魏广德自己都没有注意到，因为自隆庆开海以后，大明对外贸易持续扩大，并没有出现政策的反复，加剧了大量白银流入大明的速度。
于是乎，这个时代的放贷资金较原本的时代更加庞大。
明朝借贷最广泛的是农村生活借贷，生活借贷原因不外乎农业生产的青黄不接与灾荒变乱，导致生活无着产生的借贷。
或者由于赋税徭役沉重产生的借贷，亦或者平时操持一些事务，如婚丧嫁娶、起屋盖房等产生的借贷。
但无论产生的原因是什么，乡村高利贷的利息都相对较高。
青黄不接时产生的谷物借贷，年利率为100%。
其实，魏广德还关注到另一件事儿，这也是魏广德刻意让人注意才知道的。
那就是大量的米商和高利贷者勾接，利用丰年米价下跌的机会，大量收进粮食。
在灾年，他们将存粮借给农民渡荒或完粮纳税，可获超过一倍的厚利。
虽然现在的商人还没有发现收获时节打压粮价，低价收购农民手里的粮食，但魏广德相信，离此应该不远了。
这个时代，或许最大的改变就是魏广德在张居正提出赋税折银制度，也就是银本位在大明的确定时，魏广德抢先利用太仆寺常盈库里的存银发行银币，制定了“钱法”。
用律法形式固定铜钱和银钱的兑换比，从根本上杜绝了银、铜钱汇率的波动对百姓的再次盘剥。
当然，也杜绝了明清时期杂税的最大税源“火耗”。
虽然现在发行一些地方居然还在动歪脑筋，等南边徽州府事件查实后，重惩之外肯定还要强调禁绝此税。
但民间的高利贷，确实还是个大问题，提升大明百姓“幸福感”最大的阻力。
高昂的利率，不但摧毁了明朝农村的一般生产和生活，加速了小生产者的破产过程，还剥夺了商人因经商和经营手工业而产生的资本，使它们不能融入到手工业和商业的扩大经营中。
大明此时已经出现几个主要的商人团体的家乡，大多是地狭田少的贫瘠之地，种田不足以谋生，所以才有很多人去从事手工业和商业。
但他们在赚钱之后，又习惯将积蓄投入到家乡的土地上，一则是购买田产，而则是放贷收息，这就又回到了传统的地主加债主模式。
公正的说，在国家没有对农业有力的扶持之前，这些贷款是农村生活中必不可缺的部份。
但高利息在剥夺农民财产的同时，也推高了地价，导致官府的税赋加重。
双重作用下，这些地区从乡村自耕农经济，逐步向农庄与农奴经济退化。
而商业，也因为资本的退出，难以得到更大程度的发展。
实际上，这才是扼杀中国古代资本主义萌芽的根源。
而在西方，商人们没有选择退出，成为地主加债主模式，而是更多的精力去拓展市场。
这就不得不提到欧洲此时的融资模式，大明多是以地域划分，严重依赖宗族乡党关系来募集资金，筹措商本。
即使到了三百多年后的清朝晚期，号称“汇通天下”的山西商帮募集的股金，也不过在三十万两到五十万两左右。
相比之下，几十年后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就向社会公开募股650万荷兰盾，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购。
两者差别，何止十倍。
而欧洲各国的商人，在生意已经发展到本国极限，甚至周边国家极限以后，他们就会选择向国家借钱，以此谋夺垄断利益。
就比如英国，不但有商人和普通百姓借钱，即便是国王也有要借钱的时候。
由于英王征税需要经过议会许可，但战争或兴建时常需要临时用钱，这时就只能求助于伦敦的大商人群体。
国王借到的钱自然不可能是什么高利贷，但国王的直接收入也不算多，在债主们眼中并不是一个信用良好的借贷者。
为了能够顺利借到钱，有的时候英国国王甚至不惜以地区贸易垄断特权作为抵押。
许多享有丰厚回报的地区贸易公司，如东印度公司、黎凡特公司、西非公司等，大多都当过英国王室的债主，以此获得地区贸易的垄断特权。
魏广德想搞大明钱庄，其实就是有这个目的在其中。
以朝廷允许的最高利率对外放贷，谋夺放贷生意的垄断权。
这绝对是一本万利的机会，只要入股，就可以保证魏家千百年的富贵。
至少，大明朝还在的时候，不必为钱担忧。
“三省，关于此事，确实已经到了非管不可的程度。”
终于，魏广德开口了。
“不过，会试在即，朝廷此时不宜大动干戈。
如果，有举子受到债主骚扰，刑部可直接先锁拿债主，待科举考试结束再惩治。”
魏广德说到这里，看了眼曾省吾，继续缓缓说道：‘不过此事也不会就此不了了之。
刑部可即可联络都察院、大理寺，按照调查京城及各地高利贷债主的情况。’
“此事，如果锦衣卫参与，或许效果更好，特别是在京城。”
曾省吾忽然提议道。
“让锦衣卫参与？”
魏广德微微皱眉，他是可以调动锦衣卫，可毕竟是皇帝给的权力。
“锦衣卫之事，暂时不考虑。
回头见到陛下，我提一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