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天子年幼不懂政务，需要他帮忙打理外，通过倒拱，张居正也收获了不少官员的好感，而这些好感很多在之后的改革中成为推进下去的助力。
毕竟张居正实施的改革，大多数都是对朝廷有利的，对百姓也不会增加负担，严格来说只是收取了朝廷本应该收取的赋役。
同时提高了朝廷的运转效率，从上到下都得到了一些实惠。
至于之后倒张，那或许是小皇帝朱翊钧发动，而那些善于见风使舵、溜须拍马和歌功颂德的官员就借势而起，全力攻击张居正的政策，只为博取皇帝的高兴，为自己升官发财赚取政治资本。
“你还是下去查查，然后报个名录给我。”
虽然想了很多，但魏广德也没有就此罢手。
该查的，终归还是要查。
“以后对内阁和六部主要官员，都要安排人适时关注，有事情及时通报我知道。”
魏广德又吩咐道。
以往这样的关注，只是在有事时才会临时安排，而现在魏广德的地位决定了，他要对朝廷里的重臣进行长期的监视。
等张吉离开后，魏广德又陷入沉默，他在思考以后和张居正相处的方式。
弄倒他，还是借助他对大明朝的改革，维持住大明朝的气运。
要知道，张居正的改革是挽救大明危局很重要的过程，其中得罪人也是不少，否则之后也不会遭到那么多人的攻讦。
连大明朝内阁首辅的名头都保不住他的身后事，可见真正影响张居正案的并非朝野，而是更高层。
张居正会得罪小皇帝，所以自己不能步他的后尘。
红脸白脸，张居正既然要扮白脸，那就由他去，自己扮红脸就是了。
不知过了多久，魏广德才猛然回神。
反思之前的诸多想法时才惊骇的发现，自己居然从没考虑过倒张，而是想和张居正维持表面关系，让张居正去进行改革。
魏广德不知道这是不是受到后世的影响，虽然他站在张居正面前并没有表现出什么，但是来自后世的灵魂本能的还是表现出对他的尊敬。
“先看看张居正的执政再说，若是政策只为追求倒拱而不务实的话，该反对自己也是要反对的。”
对魏广德来说，他没有反对某人就要反对他的一切这样的观点，虽然这似乎到了后世也是如此。
魏广德更喜欢的其实还是猫论，讲究实用主意。
至于因为是政敌的观点就不能用，要反对？
不存在，稍微改改不就是自己的了，只要正确，就值得费些精力琢磨，内部不变，咱就动下包装就好了。
第844章 933去高拱时代
山东巡抚梁梦龙关于海运漕粮的奏疏在内阁，最终得到的票拟是“下户部议处”，而奏疏入宫后，司礼监也在票拟下批红。
对于户部，因为魏广德一向认为这个衙门虽然是大明个衙门里管钱粮的部门，油水很足，但麻烦也是最多的，所以以往并未上心。
由此，他对这个衙门的影响力也有限的很。
魏广德一些还在户部的同年，现在的官职也不过郎中、员外郎，根本没啥话语权。
也因此，魏广德放弃了向户部施压的打算，让他们增加海运漕粮的数量，怕是很难。
何况自己施压，张居正也可以。
就现在他和张居正对朝堂各衙门的影响力来说，张居正明显更占上风，完全没必要自取其辱。
魏广德只是强力推动将漕粮海运变为定制，也就是不管运河如何，漕运衙门每年都必须通过海路运输至少十二万石漕粮抵京，其他的也不强求。
海运较漕运便宜，但是确实对河工生计影响很大，若直接切断漕运，两岸河工的生计也确实是大麻烦。
值得一说的是，这几年因为黄河水患的原因，大明内部商品南来北往的数量也是锐减。
毕竟比起陆路运输，漕运的成本优势还是很明显的。
但是成本优势更加明显的海运，即便有商人想要尝试，阻力却是很大。
究其原因，还是漕运的利益集团里不止裹挟着大商人，更有大量官僚的利益参杂其中。
魏广德也不急，慢慢来，他已经越来越体会到《道德经》里那句，“治大国若烹小鲜”的妙意。
治大国如烹小鲜，语出《道德经》第六十章，后世解读也很多。
说法一是治理大国就好像烹调小鱼，油盐酱醋料要恰到好处，不能过头，也不能缺位。
说法二则是认为治理大国应该像烧菜一样难，应该像烧菜一样精心，两者都要掌握火候，都要注意佐料。
更有说法三，“小鲜”像是小鱼，或一块小肉之类的，意为治理大国要像煮小鱼一样。煮小鱼，不能多加搅动，多搅则易烂，比喻治大国应当无为。
其实在魏广德看来，三者皆有，不能单独采纳一种说法，也不能否定一种说法。
好吧，这就是魏广德理解的“中庸”。
“中庸”，是孔子提倡的基本方法论原则和道德实践原则。
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把中庸看做最高的道德境界。
孔子多次论及中庸，如赞美《诗经》的《关雎》篇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思想感情表达最得当。
又说一个人的性格风度，“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中庸之道要求凡事中正适度，恰到好处。
《礼记·中庸》是发挥孔子中庸思想的著作，朱熹章句引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既是不偏不倚，又是恒常不易，中庸之道成为儒家立身处世待人的准则。
毛泽东曾认为：中庸观念“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
“中”字的本义，有几种说法：像射箭中靶的形状；立木表测日影的正昃；像旗子，氏族首领立旗于中，以聚四方之人等。《说文》：“中，内也。从口、∣，上下通。
”这“中”字，相对于“外”来说是“内”，里面；在方位上，相对于四周来说是等距离的“中心”；在程度上，是相对于上等与下等的中等；在过程中，是相对于全程来说的“一半”；而相对于“偏”来说，那就是“正”，不偏不倚。
魏广德就字面理解，即是指适中，正当，恰如其分、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标准。
而“庸”字的本义，也是众说纷纭，有人说是大钟，通“镛”；有人说是城，通“墉”；有人说是劳义，通“佣”；有人说是功义，以钟记功等。
“中庸”之“庸”后世理解大致有三个意思：第一，何晏讲是“常”，程子讲“不易之谓庸”，即恒常而不易之理，变中不改变的道理；
第二，朱子讲是“平常”，即平凡、平常之德，徐复观讲是每个人所应实践、所能实现的行为；
第三，《说文》：“庸，用也。”就是运用。
东汉末年儒家学者、经学家郑玄也认为，《中庸》这篇文章，是记中和之用的。
魏广德对“中庸”之“庸”的理解，偏向第三种说法，也就是“庸，用也。”
在魏广德看来，“中庸”的本意或许就是用中正的思想选择合适的用法，即“实用主义”。
为了满足“实用主义”，自然就可以在无数的办法里反复横跳，不断的变化，兼揉并济，也就有了所谓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选择最实用的，就是中庸的本意。
所以对于漕粮的运输，不管是走陆路还是走运河，亦或者走海运，都要，总有一种适合你。
后世民间笑谈“都是成年人，当然是选择全部都要”，在魏广德看来，其实就是符合中庸思想的。
“善贷，你看看这份奏疏。”
魏广德值房里，今日迎来一位客人，是工部尚书朱衡。
从朱衡手中接过奏疏展开阅览，魏广德很快就眉头微皱，心头一沉，不由得问道：“工部已经对治河，完全失去信心了吗？”
这份奏疏，其中主题思想很简单，就是修改漕运的时间规则。
在朱衡这份奏疏里，奏请每岁十月开仓，民输粟；十一月兑完，漕卒受粟；十二月开封发船，二月过淮，三月过洪，四月到张家湾，奏请永为定例。
也就是把漕运起航的时间提前，以避开黄淮一代水患区域，最大限度缓解洪水对漕运的影响。
当然，以前不这么做并不是古人没有智慧，而是选择这个时间点运输漕粮，其实问题也很多，主要就是运河水源的难题。
运河主要通过沿线河道补充水源，按照朱衡的意思，漕船集中在年初发船，那时候偏偏就是枯水期。
实际上就算按照朱衡的建议，提前进行漕粮运输，大量漕船也会因为水位的关系不能快速通过运河，把漕粮运抵京师。
只能说，朱衡选择了没有办法的办法。
“以往几年一次洪水，自隆庆三年起连年洪水泛滥，工部是真没太好办法解决了。”
朱衡苦笑道，“现在也只能如此，保证尽可能多的把漕粮安全运抵京师。
本来梁梦龙的海运漕粮一事看上去可行，但听户部那边的消息，似乎只是保证航道畅通，并不会大规模海运漕粮。”
“是啊，首辅大人不同意。”
魏广德苦笑道：“我找他说了几次，他都是那套说辞，万世之利在河，一时之急在海，海道叵测，只宜皆此路以备。
都懒得找新理由搪塞了，呵呵.....”
魏广德这会儿还笑得出来，只不过笑声中尽是无奈。
“我也只能争取将海运定位永制，最起码，最糟糕的情况下，朝廷还能收到来自南方的漕粮。”
魏广德刚说完，朱衡就皱眉道：‘所谓永制，不过就是那么个意思，其实用不用，还不是首辅一句话。
若是他张叔大真把高拱的政策全反了，就算今日定为永制，明日也可禁掉。’
“嘶......”
听到朱衡这么说，魏广德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
朱衡说的没错，永制这东西不过就是嘴上说说，其实更像是在安抚人心。
这两年反对海运的声音渐小，最主要还是因为水患影响，京官也担心漕粮运不来，饿肚子。
若是等两年，水患渐息，大家怕是又会好了伤疤忘了疼。
“到时候再说吧，你这个奏陈可以递上来，张叔大应该不会反对，最起码这是保证漕粮安全的一个法子，只是苦了漕兵，没法在家过年了。”
魏广德也只是叹息一声。
“谭子理应该快到京城了。”
朱衡没有继续这个话题，而是说道。
“是啊，陆树声也快到了，接下来朝堂应该又有一次大变化。”
魏广德接话道。
“吕调阳确认入阁了？”
朱衡问道。
虽然没有明确的消息，但是早前魏广德身边的人，自然也听说了一些新的人事安排。
只不过毕竟过去半个月时间，也不排除会有一些变化。
“内阁奏疏已经递进去了，只等合适的时机宫里就会下旨。”
魏广德说道，“谭纶掌兵部，杨博掌吏部，陆树声出任礼部尚书，宫里也同意了。”
“陆树声没有倒向张叔大吧？”
陆树声毕竟是徐阶的同乡，朱衡可不敢肯定他不会通过徐阶的关系，和张居正暗中联系。
“就我所知，他应该还是比较独立的一个人，不会轻易依附于人。”
魏广德想想才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