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日子过得真是滋润，徐三郎从未如此享受过。
六月转眼过去。
关于南京国子监的奏疏，徐来还没有写好。他只是应天府签判，很难接触到南京国子监的相关数据。
只能利用时间，慢慢翻阅近几十年来的邸报——指着科举年份的暮春邸报翻找，即可统计出南京国子监及其前身的进士数量变化。
挺费工夫的，徐来的精力放在本职工作上，仅利用闲暇之余偶尔去翻一下。
布超的中原话还没练好，但已经开始外出打探消息了。
他少说多听，有时候沽半升酒，能在城外酒铺坐一天，偷听酒客们的各种对话。
七月底的某天，布超傍晚跑回来说：“三郎，我听到一个消息，不晓得有没有用。”
“讲来。”徐来说道。
布超说：“我听到有人抱怨，说谷熟县折变太甚，老百姓日子过得很苦。”
徐来叹息道：“谷熟县令，是真不把知府、通判放在眼里啊。”
龚鼎臣年轻的时候，就以罢除不合理赋税著称。
庄公岳又刚做官几年，而且自诩清流，是支持善待百姓的。
知府和通判既然态度统一，就肯定不允许残民。
而禁止各县折变扰民的公文，正是由徐来亲自签发的。
而谷熟县的官吏，居然无视知府、通判和签判，还在大张旗鼓搞折变那一套。
徐来也不管是否下班，当即前往府衙后宅求见。
龚复圭热情迎接，把徐来带去龚鼎臣的书房。
“府君，谷熟县折变，百姓苦不堪言。”徐来直奔主题。
龚鼎臣皱眉道：“不是连发了三份公文，禁止各县折变吗？你从哪里听到的消息？”
徐来并不正面回答，而是说道：“百姓的抱怨之声，都已经传到府城了。”
龚鼎臣想了想说：“你亲自去调查。带上签厅判官和司户参军，还要带上一队兵丁，防备有人狗急跳墙。”
“折变”本身是不违法的，而且属于宋代的税收制度之一。
但必须遵守折变价值基本相当的原则。
价值是否相当，判断标准极为模糊，因此往往不会追查过错。只有闹得天怒人怨了，才会启动侦查程序。
只要查证属实，基本就是降职，严重者会被罢官。
曾有副宰相被折变案牵连，直接降了三个官阶的案例。
这次是府衙明文规定不许折变，而县衙那边却明知故犯——龚鼎臣特别愤怒！
次日，徐来就带着判官王轲，以及两个签厅文吏，再拉着司户参军一起出发。还带了十多个厢军士卒。
布超的身份，从密探变成签判亲随，出门的时候极为兴奋。
因为这次的调查任务，是以他打探到的消息而发起。
“我想起那个沈县令，纵容清远县胥吏折变扰民。不晓得沈县令升官没。”布超说道。
徐来笑道：“恐怕很难。”
沈直因为市舶纲案，从摄县令转为县令，已经算是升过一次官。除非有啥逆天政绩，或者被大臣举荐，否则就慢慢熬资历呗。
给状元县考做过保，虽然也算政绩，但真没那么重要。
徐来在城南码头登上官船，却见另一艘官船靠岸，似乎是某位大官抵达应天府。
那位大官叫文彦博。
坐船几天就到的路程，文彦博拖拖拉拉一个多月，中途不断给皇帝写信请辞。
他是真不想碰枢密院那个烂摊子！
0126【调查要转明为暗】
宋代的县有十个级别，分别是：赤、次赤、畿、次畿、望、紧、上、中、中下、下。
前面五个等级的县，经常由京官担任知县。
但偶尔也有例外，譬如徐来这一科，就有选人被外放长安县令——长安是次赤县。
而谷熟县令，准确来讲应该叫谷熟知县！
这位知县老兄的寄禄官，跟徐来同阶但位次更靠前。也就是说，其本官比徐来还更牛逼。
至于差遣嘛，肯定是徐来更高。
但徐来今后可能会转任知县，以充实自己主政一方的履历。那位知县也有可能升任签判。
差遣官职，不能以简单的升降来论。
谷熟县城就在汴河南岸，官船靠岸之后，徐来带人直奔县城北门。
这么多官吏、兵丁杀来，谷熟县怎么可能没反应？
“来的是什么人？”谷熟知县廖通问道。
县尉赵正卿说：“不知。弓手慌忙来报，说这些人没有仪仗，官船是从西北边来的。领头者穿的是青袍。”
主簿钱侃揣测道：“不会是来查案的吧？”
谷熟县这种畿县，主簿和县尉肯定是满员的，通常不会只有其中之一。
知县的幕僚也加入讨论，猜测徐来一行的来路与目的。
不管是否猜中，肯定要去迎接。
当他们结伴出门时，徐来已带人来到县衙。
三位县官见到徐来的瞬间，就立即猜到他的来历：实在太年轻了，肯定是干翻前任通判的那位状元！
廖通连忙作揖：“谷熟知县廖通，见过徐签判。有失远迎，还望恕罪。”
主簿和县尉，也上前拜见。
徐来自报姓名，又介绍判官王轲、司户参军赵谦。
这两位介绍完毕，廖通等人都忐忑不安。判官是带来查案的，而且可能跟税收有关，否则不会带司户参军。
他们在恐慌之余，还颇为不满，认为徐来在小题大做。
县里把赋税收满九成，就算完成任务，谓之“破分”。
多收的钱粮，县里可留一些，也会上交给府里一些。这些羡余大家都可以分，分够了再入库作为公款。
州府官员，一般都会强调不可折变扰民，但往往只是例行公事而已。年年强调，又有几个县官遵守的？
今年只不过强调得多些，前后三次明文下发政令。
徐来说道：“府衙接到百姓检举，谷熟县折变扰民，龚知府派我带人来查一查。也可能是诬告，三位不必惊慌。”
廖通的笑容有些僵硬：“诸位请进县衙。”
徐来边走边说：“请廖知县把相关账簿、税册，还有五年内的三旬时估拿出来！”
三位县官顿时一惊，这位签判居然玩真的？
全天下的地方官，有哪个不折变的？朝廷为了征收物资，甚至要求地方官折变，只不过反复强调要“等价”。
地方官也确实在“等价”折变，但有些东西季节性变化很大，正好在征税季节波动而已。
这是市场问题，怨不得地方官啊！
徐来带着官吏直接查账，连饭都不先吃一口，只让知县准备饭菜端来。他带来的厢军士卒，全部站在户房门口看守。
布超手持袖棍，在县衙六房的廊下走来走去。
三位县官聚在县衙后宅，跟知县的幕僚一起商议。
“应该没问题吧？”
“肯定没问题。府里来了一个阎王，各县谁不知道？今年我小心得很，符合朝廷的折变规矩。”
“那就好。”
“这位徐签判，真是想升官想疯了。把通判弄走不说，还跑来县里生事，想拿我们来立功。”
“……”
三位县官密议之时，徐来等人也在户房讨论。
“一目了然，”司户参军赵谦说道，“今年谷熟县的夏税，大部分都折为生丝和绢。谷熟县也有蚕桑，但产量不高。老百姓想要交税，就必须从商贾那里，高价购买生丝和绢。”
判官王轲对律法了若指掌，当即说道：“朝廷折变的规矩有两个：第一，必须直轻重相当（等价交换），第二，必须出于一时之需（官府需求）。谷熟县的折变，看似都符合朝廷规定，但他们忘了太祖的诏令！”
好嘛，把赵匡胤的诏令都搬出来了。
王轲说道：“开宝三年，也就是九十五年前，太祖颁布诏令：三司凡经度上供物，非郡国土地所生者，无得抑致……诸路两税折科物，非土地所宜者，勿得抑配。”
也就是说，三司在规划上供物品时，如果不是当地所能产出的，不得强行索取。地方两税折变，不是本地适宜产出的，不得强行征派。
如果严格按照赵匡胤的诏令，蔡襄修皇陵时纯属乱来，征派了很多当地并不产出的物资，导致老百姓必须高价向商人购买。
蔡襄也是没办法，时间紧，任务重，钱不够，只得让京城周边府县的老百姓苦一苦。他真正的问题在于毫无规划，征派数量过多，物资剩余一大堆。
司户参军赵谦说：“是否‘土地所宜’不好界定啊。谷熟县是宜产蚕桑的，几十年前有很多农户以蚕桑为业。因为朝廷苛政，农户把桑树全都砍了。即便如此，现在也还剩一些桑农，只不过数量不多。”
大宋朝廷对北方桑农征税，有一段时间按桑树数量征收，导致大量桑农不得不把桑树砍掉。
这个政令其实没问题，但执行时被地方官搞砸了。后来不得不改过来，按桑园的面积征收，可北方许多地区始终没恢复蚕桑。
谷熟县就是其中之一。
这里以前是产蚕桑的，现在也有少数人养蚕，似乎符合“土地所宜”的规定。
查案官员们面面相觑。
这案子非常简单，两刻钟不到就查清楚。但该如何定性？
第一，符合等价折变原则。县里颁布折变法令的时候，确实按照市场丝绢价格折变。只不过政令颁布之后，由于丝绢短缺，市价突然暴涨。
第二，符合一时所需原则。丝绢确实是官府需要的，完全没问题。
第三，太祖的诏令属于补充条款。但这玩意儿根本没法界定，而且诏令本身就措辞模糊。
还真他妈没法给谷熟县的县官们定罪！
徐来问道：“按照如此折变，谷熟县百姓的负担增加了多少？”
赵谦回答：“算上加耗，三倍以上。其实不重，我见过十倍以上的。”
徐来听了很无语。
三倍负担竟然还不算重。
这明显是有商贾提前囤积丝绢，然后跟县官勾结折变，迫使全县农民必须用丝绢交税。继而丝绢价格暴涨。
农民被迫找富户借高利贷，然后找商贾高价购买丝绢。富户放贷赚钱，还能趁机兼并土地。商贾卖丝绢赚钱，再暗中分润给官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