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去弹劾，连他们也都觉得这对刘永年来说有些虱子多了不咬，债多了不愁的意思。
他现在哪里还有半点被罢黜了的意思？
百官自然反对刘永年抢夺市舶司，赵祯也不好下明诏强要，但其实他打心眼里也还是想要的。
故而虽然在文官的嘴炮攻势之下，下诏斥责刘永年，但也仅此而已了，甚至在斥责之后，还偷偷使人拿了十万贯钱过去，表示任由刘永年自行支配投资。
也没有斥责跟刘永年一块胡闹的几个当地宦官，蒲家等商贾什么的，则是完全提都没提。
那一众的宦官，武勋，虽然在朝堂之上吵架吵不过文官，但是都能猜得到官家的心意，官家这边斥责的诏令下来，另一边由武勋将门集团和阉宦所搞出来的商贾团就也跟着下去了。
这北方的商贾，与南方的商贾不同，他们不懂海贸，甚至客观来说，论及买卖经商之道，大多不及南方的商贾精明，此乃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没有办法的，至少在宋代是如此。
然而这些人却最是会跟大势，知道此事是刘永年所主导，将门纷纷跟随，宦官直接管理，背后财归内帑，那还有什么懂不懂的？便是一辈子没见过海的，也不妨砸锅卖铁，倾尽家资，南下去广州闯荡一番的。
其实早在刘永年营建明州，组建明州商会的时候，就已经有许多的北方商贾想要带着钱去出钱出力，为国分忧了。
只是奈何他们脚慢，不及赶到，那明州的商会就已经组建得七七八八了，好地段，好买卖都已经被两浙路自己的商贾，以及福建的，江南的商贾给占上了，只有些残羹冷炙剩下，大家自不愿吃。
而此番广州事却是不同，一来是江南富商大多已经被明州事吸了一轮了，客观来说刘永年最近两年干的大事确实是挺多，确实是已经没有财力了，正好给北方商贾留出了空间。
二来这海贸之事来者不拒，不似明州重建，其实机会就那么多，刘永年也到底是没有指出一条明路来，刘永年只是给了商贾参政议政之权，但具体你要做什么生意，他还是不管的，故而北方商贾也不敢拿钱下去。
广州事却是不同，生财之路已经给出来了，故而纷纷跟随而动，到了广州发展之时，北人与外来的南人却是几乎一比一的了。
这些人虽不懂行，但却舍得使银钱，有些原本以海盗为生的本地世营海盗，无缘于四皇，聪明些的知道日后肯定不好生活，便纷纷主动投靠，北来的商贾便买了地皮，建了店铺，收了海盗，雇佣人手，摇身一变，便是一新的海商。
又有一些世居水上的蜑户，也就是后来的疍家人等，听说有北面来的冤大头有钱得很，正在大肆招募懂船会水之人，便纷纷来投。
有些商贾在广州开设铺面将人招募进来，有些则是狠人，直接带着钱财去那些蜑户生活的附近买下一个村子，将人都带到村里居住，甚至还有人直接娶一个蜑户家的女子，跟他们一样住在船上的。
还有一些最是财大气粗，关系深厚的商贾，听闻南洋番邦之地有一小国名为三佛齐，乃是南洋海贸中转之地，而三佛齐的王子也正好就在广州，便纷纷前去拜访，直接花钱雇请三佛齐的成熟船队，水手，一同在广州的藩市居住，让方慎言批了条子直接划了一片新城出来。
至于将门之家，则大多都是直接收编退役水师，或是让清海军直接退役来组建商队。
更有那大相国寺，少林寺，等等顶级官敕寺庙的和尚，也纷纷拿着钱下来在此开设分院，更有本地的南华寺，光孝寺，开元寺等官敕寺庙纷纷跟着掏钱。
刘永年本来就在淮南，两浙地区整理了寺庙问题，将这些放贷的钱财虽未能统一管理，却也定下了个粗略的规矩。
刘永年便找来这些和尚沟通，问他们：“汝等带这么多的钱来是要做甚买卖，莫非是和尚也要走船跑海不成？”
众和尚纷纷摇头，表示他们不跑船，只负责中介，借贷，周转等事，亦或者是提供信仰，让跑船回来的人可以在寺里接受佛祖的熏陶。
刘永年道：“我在两浙路时，使台州，明州周边的寺庙，统一划定借贷的利息，规范借贷流程，统一由忠信义进行中转，借钱出去的和借钱回来的都很方便，诸位以为此法可行否？”
众和尚闻言，纷纷点头表示同意。
这策略在两浙路的时候，尚还需要威逼利诱，但是在广州，却只是说了一下大家都答应了。
毕竟广南东路本地，除了一个南华寺之外基本没什么大的寺庙，而且此地百姓信佛的也不多，大家都是外来的，还没来得及站稳脚跟，不熟悉本地情况，更没有足够的人手自己做事，有人能够代劳，能够立下一个规矩，自然没有不同意的道理。
刘永年便又让他们拿这些钱索性大量的从阿拉伯人手里买现成的船只，那些阿拉伯番商见大宋这边这么大的动作，大多也都纷纷卖掉了船队。
不卖也不行了，常跑广州和三佛齐的这些船队，水手之类的全部都被人挖墙角，想要继续跑船，就得加钱。
而且这个时候其实聪明人都看得出来，除非是蒲氏这种根基深厚的，在非洲中东甚至欧洲都有分布的庞然大物，否则他们这些藩商将来恐怕都很难竞争得过这些大宋本地汉人商贾了。
这一行卷起来了呀。
趁现在旧船还能卖新船价，不如赶紧把船都卖了，或是回去，或是留在广州做个小地主，开店收租之类的，船上的水手也都不愁去路。
刘永年让这些寺庙将船只论次来租给中小海商，解决海贸生意前提投入太大的问题，还有长租，短租，抵押，置换等多种模式可以选择，短短两个月，甚至还搞出了倒卖转手“船花”的离奇操作。
眼下毕竟还只是仁宗朝，市舶司只是宫里增加内帑的一个主要手段，三司从中拿钱不多，一年区区六十万贯而已，还远不到后来南宋时成为国家财税支柱之一的地步。
见广州这边虽无明诏，却已经如火如荼，方慎言虽仍然是市舶司的提举，但实际上也已经没人听他的了。
反倒是这广州城内，短时间内涌入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钱，他作为广州知州的基础事务也变得异常繁忙，确是索性正式上了奏疏，言说自己才疏学浅，市舶司事务繁忙应当另行专设专人提举，自己要专心处理广州军政事务。
赵祯收到奏疏，自然是顺水推舟，经过了一番博弈，决定将市舶司单独拿出来进行改造，成立大宋皇家海贸及造船行会，交由内侍省通过招商进行管理，由制计院进行监督指导。
不过作为博弈的一部分，最终刘永年还是同意，每年市舶司给广州府留下二十万贯钱来就当是承包费，这二十万贯全部留州，作为官员的远方津贴。
不久后，赵祯又下发了诏令，将广州和明州两地，统统由州，升格成了府，包拯和方慎言莫名地就从知州变成了知府。
朝野哗然。
这其实给大宋的现有体制开了一个很坏的头，毕竟北宋的府更多是一种政治象征和经济没什么关系，甚至绝大多数的大宋的府，都是经济很烂的。
比如京兆府、真定府、凤翔府、兴元府、太原府等地，其经济人口远比不上普通望州，甚至南京应天府也是一样，甚至正是因为他们的经济不行，无法自给自足，必须要靠朝廷输血，反而可以成府。
而明州和广州本来就是望州，州县本身就有大量财政，哪怕只有二三成的商税留州也不是小数，现在政治上升格为府，这岂不是要搞分离主义了么？大宋到底还是不是强干弱枝，中央集权了？
其实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官家在干什么，搞试点么，因为是府，所以拥有一定的独立性，官僚系统更完善，架构更完整，地方发展可以更少的受本路其他官员的掣肘，也方便更名正言顺地施行仅施于本地的地方特色政策。
然后，朝中的台谏就破防了。
毕竟如果广州和明州可以做府，从而拥有一套更加完整的行政班子，那将来杭州，成都，江陵这种地方是不是也可以尝试做府？
这些地方本来经济就强，就有钱，是造血地区而不是输血区域，做试点本来就是倾向于宦官集团，刘永年的革新之法改到现在其实已经有一个很清晰的方法论了，天下人或多或少都能看出来点来。
那就是内帑直接投资，发展新兴产业，吸引商人跟随，赚钱发行股票，盈利反哺军队，军队保障这一切，形成一个循环，基本将传统的文官地方衙门和地主豪强体系排挤到边缘去。
而且这么干一圈下来地方自给能力极大提高，公允来说，确实是极大提高了地方的自主性，朝廷对此地的管理愈发困难，似明州那种情况，地方官员都可以踢一边去自己组织个管理会自己玩了，这对朝廷来说几乎是绝对的失控。
仅凭官家的内侍省，通过经济的方式，真的能控制得了那些地方么？一个二十万人口，自给自足的城市，随时可以征募个几万军队出来呀！
说直白点，望州，本质上承担的是朝廷的输血者，供养者，朝廷要吸他们的血来维持运作，是要剥削它们的，如陕西等地也需要他们的转移支付。
现在这些地方有了高度自主权，甚至是随时可以暴兵，这血还吸得上来么？
结果官家不但不管，反而正式地将两个望州升格成了府。
虽然广州知州本来就身兼本路兵马钤辖，军政一肩挑，和知府本来也只差个名头，但现在给了这个名头，意义自然不同，这相当于是朝廷官方直接承认了两地的革新试点的特殊政治地位。
那将来刘永年会不会去成都，会不会去杭州，会不会又搞出成都府杭州府出来？
这不是要分裂大宋么！！
然后方慎言就被骂成阉党了，莫名其妙，名声就臭了，台谏开始弹劾他失陷税课、抽解不实、擅用官钱、常平亏短、稽缓制书、越权行事、保任非人、招抚失策、斥堠不严、与宦者交通、燕饮奢靡、与民争利、不孝不悌。
方慎言是咸平年间进士，当了也有四十年的官了，土埋半截的人了，都不知道原来还能有这么多的罪名往脑袋上扣。
刘永年也是一时有些无语，别的也就罢了，那与宦者交通的罪名真的是认真的么？广州这地方怎么可能不交通啊，他辞去市舶司提举之前与宦官交通本来就是他的本职工作啊。
半月之后，广南东路的提点刑狱司莫名其妙地就开始翻他的旧账，翻案追责，缉匪问责，专门去衙门的大牢里找冤情，一副非得找到有人有冤不可的架势。
要知道广州在广南东路本身特殊，其提刑官平日里是没什么存在感的，在方慎言这个太守面前更是素来弱势，此番意外强硬，还真叫他找出了许多冤假错案，提出要重新审查之事。
气得方慎言直接命令兵卒把人给直接扔出去了。
广南东路这种地方，去查冤假错案那纯属就是有病，那肯定有啊，这地方的百姓压根就不服王法，服得个屁的王法呢？司法系统必然是一屁股烂账，谁来做都一样的。
至于朝野的清议造势，更是提都不用提的事情。
明明广州府这边一切欣欣向荣，热闹繁华，大量的人和钱南下过来，明明钱粮税赋和人口都是大幅增加的，正经的政绩都应该上了天了，偏偏方慎言的名声却臭了，上下找茬极多，甚至是据说还受到了来自家里的压力。
福建泉州方氏，也是福建前几的士林之家了，一时弄得刘永年还挺不好意思的，主动找到他，建议他要不针对自己做点什么，避嫌，或者自证清白。
方慎言自己却是想开了，他毕竟已经是土埋脖子的人了，做到这广州知州，现在又变成了知府，这样的封疆大吏，一生也算是不枉了，再往上走，其实他本人也没有想过。
广州这地方能有这样的发展不易，他身为知府，自当好好珍惜，若因避嫌，甚至是没来由的自证清白，而导致地方发展受阻，使当地百姓平白受损，那才是真正的奸佞之臣。
反正他岁数也大了，索性想开，更是装都不装了，整日里与刘永年畅谈闲聊，常常一起吃饭，甚至是得空时两家一同郊游。
今年过年刘永年只能在广州度过，也是这方慎言邀请他们一块，在他们家和他们家家人一起过的年，两家直结成了通家之好。
反倒是包拯那边，明明他才是真的跟刘永年表过忠心的，只是自他上任以来的小半年里一直在查案审案，与当地的明州商会多有摩擦，却反而正因为如此，被文官集团树立成了所谓的典范，清议时不吝赞美之词，明州发展的那点功绩，似乎也全都扣在了他的头上了一半。
当真是世事无常，着实搞笑。
不过刘永年这时候也意识到，朝廷的党争似乎是愈发激烈，就在他离开京城的半年多的时间里，似乎是已经升级了好几轮了。
吕夷简下野之后党争没有缓和，反而是针尖对麦芒了，方慎言明明是一个纯的文官，只因没有阻拦住他抢夺市舶司，没有捣乱使绊子，哪怕是再有功劳，也要打倒在地，踩上一万只脚，甚至是要他遗臭万年。
一个咸平年间的进士，近四十年的官宦，甚至好歹明面上还翻了脸了，最后竟因此而落了个晚节不保。
同理，将来在其他地区，有些文官就算是贪污腐败，昏庸无能，奸诈残忍，但只要能给宦官集团使绊子，找麻烦，是不是也要被塑造为一代清流，甚至是只要因此而死，也要被称赞一句清风傲骨了呢？
这不成了明朝中后期了么？
大宋的党争不应该到这个地步的呀。
一时间刘永年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做的有点毛病了，他其实也清楚，大宋的党争是因为他而存在的，如果没有他，大宋是没有党争的。
这份犹豫只持续了一下，很快刘永年就甩了甩头将这古怪想法给甩出去了。
明朝的经济制度烂成那样，好歹中间也没让人砍一刀劈一半，没有钳制的文官集团比党争更可怕，没有人比他更清楚没有党争的君子大宋最后是个什么样的结局。
争就争吧，自己问心无愧。
甚至这其实对他还是好事儿，方慎言跟他不装了之后变得更配合了，尤其是徭役换积分之事，也是十分配合，甚至也干脆与刘永年商讨广州府废掉衙前役的可行性。
待过了年后，内侍省派了宫里来人接管市舶司之事，刘永年却是很惊讶的发现来的除了宦官之外竟然还有女官，一打听才知，朝廷的内侍省已经彻底无人可用，女官已经早在几个月前就彻底的粉墨登场。
现在内藏库那边，负责算账统计出纳的，基本已经都换成女官了。
如此一来，皇后将不可抑制地成为朝廷的政治大佬，将门势力大涨，毕竟将门勋贵本来就常将自家婢女，养女，甚至可能是妾生女送进宫去，这些人是最容易混成女官的，现如今女官不止在宫里做事，竟然都跑到外边，跑到广州来帮忙来了？
没得说，又是一件牵动政治格局的大事，给本来就已经波谲云诡的朝局政治又添了一股新的由头，旧绪未清，新衅又生，必会棼乱日甚。
刘永年又拿官家的钱在此地开办专门的航海学校，搞了个小发明指南针，特意与本地商贾合伙开办了一个小工厂专门生产此物。
众海商得了指南针，纷纷如获至宝，航行危险大大降低，而且许多不得不依靠季风洋流的路线，这下统统都可以走了。
本来就热闹的广州一时也变得更热闹了许多，为赚积分，各个都使出了浑身解数，现在的船还是少，便有人组织了峒民和山民出来，按照刘永年的计划，在此兴修水利，扩建码头，修缮运河。
事实证明北宋的徭役难，没有大规模组织动员修工程的能力，归根结底就是因为给钱给的还是少，只要给钱，没什么是不能修的。
这些山民本来就很好欺负，平日里朝廷有什么难做的徭役本来就喜欢往他们的头上甩，因为山里贫困，农时不多，接了徭役，好歹能收到一点免役钱，最起码供一顿饱饭，故而对这样的欺负也可以忍受。
结果阴差阳错的，反而让这些山民都有了丰富的徭役经验。
其实刘永年这一套本质上也还是免役钱而已，没什么实质区别，无非把免役给换成积分了而已，只不过是将这些统统给外包了。
官府发布标包，海商进行承包，承包赚取积分，积分换钱贸易进口非需大宗商品的进口配额，穷苦的百姓，主要是那些山民收了钱，做工程，和后来王安石变法中的免役法没啥区别。
只不过是少了朝廷这么个经手人，由商贾直接出钱给山民，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了而已，一下子，原本谁都不愿意干的徭役，那些山民们就全都主动起来了。
毕竟他们很穷，而海商很有钱，在海商那边能花钱解决的问题就不是什么大问题，而没见过钱的山民们只要给点钱就比种地强，何况还是农闲，就能给你死命干。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徭役原来这么好干呀，很快的，山里的山民就开始拉着更山里的峒民出来一块干了，有些峒民已经汉化了，和山民区别不大。
因为刘永年允许七武海和四皇各自从军械监买军械的缘故，这等好事自然又被朝中台谏攻击，认为他这么干很容易使广南割据出去，分明就是在分裂大宋。
但出于对刘永年的信任，赵祯也并没有做什么而是一直在观察情况，市井舆论对此也并不敏感。
说到底广南东路这地方，不是害怕它割据，像以前那样，不割据，朝廷也没多大的管理能力，神宗朝的时候郭逵攻打交趾虽然败了也一直打到富良江北，抢下来大片的土地，最后还不是统统回赐了回去。
治理成本甚至大于税收收益，纯纯的负资产，相比于割据不割据的，还是先赚钱比较要紧，为了避免割据都不赚钱了，那不本末倒置了么。
如此，刘永年在年后又在广州待了四个多月，还自己画了一张十分简略的世界舆图，宣布航运行会鼓励探险，凡是大宋海商，都可以组织冒险团去探索新的航线，摸索季风，洋流，鼓励海商去海外建立贸易节点。
并且亲自画出了几条模糊的线路，规定凡是能够摸索出其中任意一条航线的，给与大额积分，直接赐予七武海的头衔，七武海三年一换，可以连任。
一时间便是许多没什么财力，组织不了大船队的普通小商人也在蠢蠢欲动，一些蜑户更是主动请缨，找了本地海商要了赞助，弄了艘不大点的小船就敢出海去探索航路，那几条最长最大的航路一时间被传得神乎其神，民间称之为：伟大航路。
名声，权力，财富，荣耀，全都在那里等待着勇敢的人去将其取回来而已。
至此，刘永年在广州已经待了大半年了，时间划入到了康定三年五月，也就是原本历史上的庆历二年，赵祯已经发了十三道诏令让他回京了。
刘永年不想理会赵祯的诏令，十三道诏令都只是让他回去而已，甚至没有一封诏令威胁他如果他再抗命就砍了他之类的，也没有派人来抓他回去，刘永年就知道赵祯没有真的生气。
就打算接着去广南西路浪一浪，见一见这个时候应该还是少年的侬智高，这个时候侬智高他爹应该刚死不久，他一个少年人和他妈正在勉力维系，应该正是他们家侬氏政权最脆弱，也最好吞并下来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