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周，施潘道区河岸边发现了一具男尸，面朝下漂浮在尚未结冰的水面上，衣着整齐，口袋里还有钱包和证件。
起初。警察们想当然的认为只是一起意外落水，但瓦尔特在例行尸检时，发现死者后脑有一处不规则的皮下淤血，形状像钝器打击留下的痕迹。
随后，他进一步检查了颅骨，没有骨折，但脑组织表面有轻微的挫伤痕迹，说明落水前就已经被打晕了。不仅如此，瓦尔特还鉴定死者为内河水手。
他在验尸报告里加了一行补充说明：建议排查死者生前最后接触的人员，尤其是与他同行的船员。霍夫曼警长按照这条线索，很快找到了一名与死者同行的水手，水手承认因为经济纠纷将死者打晕后推进了河里，溺亡。
第二周，夏洛滕堡区发生了一起珠宝盗窃案。失主是当地一位颇有名望的珠宝商，家中保险柜被撬开，价值上万马克的珠宝首饰不翼而飞，连放在客厅壁炉台上的一只银质烛台也没了踪影。
整个案发现场翻得乱七八糟，抽屉全部被拉开，里面的衣物散落一地，从表面上看，就是一桩普通的入室盗窃。
等到瓦尔特被叫到现场后，注意到几处不协调的地方：后门门锁没有被撬的痕迹，窗户的插销也完好无损，甚至连花园里那条看门狗都没有在夜间吠叫过。除非是身手极其高明的惯偷，否则这些迹象只说明一件事，凶手是拿着钥匙进来的。
他沿着整栋房子走了一圈，最后在二楼主卧的梳妆台边缘发现了一枚清晰的可疑指纹，指纹的纹路完整，脊线分明，是在翻找物品时不经意留下的。
他让甘纳特把这枚指纹拓了下来，随后调取了所有可能接触到这栋房子钥匙的人员名单，包括珠宝商的管家、两位女佣、马车夫和一位经常来家里喝茶的远房表亲。
甘纳特挨个采集了这些人的指纹，逐一与现场提取的指纹对比。
比对进行到第五个人的时候，甘纳特停下来多看了两眼，又拿起放大镜仔细端详了一遍，然后他把两张指纹卡并排放在桌上，抬头对瓦尔特说：“是那个表亲。”
瓦尔特接过来看了一遍，确认无误后点了点头。两小时之后，那位表亲在试图乘火车离开柏林，前往瑞士伯尔尼之际，被赶来的警察当场抓获，其随行的包裹里面就有失窃的珠宝首饰。
还有一次，一家布料厂的工头在仓库里被发现死亡，死因像是从高处摔下后头部撞到地面。瓦尔特赶到现场时发现地面上有一片不显眼的血迹飞溅方向，他据此推断撞击不是意外，而是袭击者在高处发力所致。
他抬头扫了一眼仓库的顶部的那一道道的悬吊的轨道，忽然就瞅见了那一道铁架的上面，似乎有绳索的痕迹，或是布料的摩擦留下的痕迹。
很快，瓦尔特就让人取来梯子，一名警察主动爬了上去，并在轨道上找到了一处磨损的凹槽，在内侧残留着一根细小的灰黑色织物纤维……
这些证据指向了仓库里的一名搬运工人，工人在审讯中承认了自己与工头的妻子有了私情，就试图制造意外假象，继而掩盖这一起谋杀。
……
临近1903年的圣诞季，由于协助柏林警察，成功破获多起刑事案件，助理法医瓦尔特·科勒的名字。开始在一些公共场合被提及。不久，慕名而来的私人委托也渐渐多了起来。
他们中的大部分，来自中产阶层和普通贵族，委托内容五花八门：有妻子怀疑丈夫出轨希望暗中查证的，有商家怀疑合作伙伴做假账的，有老妇人请帮忙寻找失踪多年的远亲的。
瓦尔特借助第三方的侦探社或律师行，接了其中的小部分，婉拒了大部分。接的案件都有几个共同点：时间限制不大，地点在柏林市区或郊区，而且委托人有清晰的表述能力，不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当然最重要的一点，委托人有很强的支付能力，为人不抠。
渐渐地，瓦尔特把这些私人委托也当成了一条重要的收入来源。通常来说，一件案子就能赚几十、上百马克，甚至更多。尽管还不算稳定，但比单靠红堡那份兼职要宽裕一些。
至于夏洛特医院助理医师的工作，不仅事多人累，而且收入不多。如果不是自己欠了哈塞医生太多的人情，加之夏洛特医院是他的基本盘。否则，瓦尔特早就想撂担子走人了。
十二月的一个黄昏，在夏洛特医院忙碌一天的瓦尔特刚回到出租屋，就从老房东韦伯那里，收到了冯·施特滕上校的亲笔信。
上面只有两行字：“威廉与玛丽亚·范德梅尔。已安全抵达柏林。烦请科勒博士明日来一趟。”落款是上校的名字。
瓦尔特把这封信收好，在心里排了一下行程。他上午先去趟夏洛特医院，向哈塞医生请个假，下午便可以前往上校的庄园。
第二天的下午2点，瓦尔特乘坐马车如期赴约。依照上校的要求，这次是他独自前来，并没有惊动霍夫曼与甘纳特二人。
……
定期每日两章的发布时间，第一章在凌晨0点2分，第二章在中午12点02分。期间若有加更，通常是在上午8点，或是下午2到5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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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小威廉的身份
上校的宅邸还是那座灰色石头房子。与数周前相比，门廊的台阶上新摆了两双皮靴：一双小号的，另一双属于女士。
瓦尔特在门前站了片刻，抬起左手敲了两下。老管家来得比上次快，表情松弛了些，没有那种绷紧的警惕劲儿。这说明庄园主人今天的心情还不坏。只是这次，管家没有把客人往书房领，而是穿过走廊，带进了客厅。
壁炉里烧着柴火，冯·施特滕上校坐在壁炉旁的一把旧扶手椅上，怀里坐着一个金褐色头发的男孩，大约两三岁，穿着一件深蓝色小外套，正握着一只木头小马，专心致志地用马头敲椅子的扶手。不过，玛丽亚·范德梅尔却不在房间里。
“科勒博士，他就是威廉。”上校低头看了一眼怀里的男孩，说话的声音比平时低了许多，也轻了许多。但他没有提孩子母亲在哪，瓦尔特也没多问。
就是这一刻，瓦尔特已经看懂了。上校抱着这个孩子的姿势，那种不自觉的松软和庇护，和几个月前面对冒牌者时的僵硬和厌恶，完全是两回事。
显然，老上校已经将怀中的小威廉，视为他的亲孙子，也是唯一的继承人。这就是血亲才能体会到。只能意会、不可言传。至于红堡法医接下来的工作，或许就是走个过场，再做一份官方的认证。
瓦尔特在上校对面坐下来，他没有立刻靠近孩子，先在椅子上坐了一会儿，观察男孩与上校之间的互动模式。男孩似乎不太畏生，敲了一会儿扶手，扭头看了陌生人一眼，没有什么反应，然后又转回去继续敲。
瓦尔特等了一会儿，这才开口说：“上校，我需要单独观察小威廉一会儿，最好是在自然光下。嗯，不需要太长的时间。”
上校点了点头，把小男孩从怀里轻轻的放了下来，让他站在靠近落地窗的厚实地毯上。
瓦尔特没有蹲下去，也没有伸手逗他。他坐在椅子上不动声色的观察这个孩子。金褐色的头发，发际线的形状，与上校的儿子弗朗茨十八岁那年的照片接近，额头的宽度与颅骨的过渡比例也和照片一致。
瓦尔特从口袋里摸出一块雀巢巧克力，剥开了锡纸，掰成一个不规则的小方块摊在掌心里，可可与蜜糖的气味慢慢散开。小威廉的鼻子立马就被一阵令他愉悦的香味所吸引，随即小脑袋一转，看到了瓦尔特的手。
“来，”瓦尔特弯腰，把巧克力举到窗边的位置。
小男孩跑到窗边，仰着头看那块巧克力。瓦尔特随即蹲下身，把巧克力塞进孩子手里，顺势侧过头看了他的眼睛。
小威廉的瞳孔呈浅灰色，在自然光下能清楚地看到虹膜上的细微纹理。瓦尔特回想弗朗茨照片中，以及一旁老上校的瞳孔特征，颜色深浅的分布相似，虹膜边缘的过渡方式，也符合隔代遗传的一般规律，没有出现明显的异常偏移。
他在拿出笔记本上，慢慢的记下这些观察结果，又让男孩把手伸出来，测量了掌骨的相对比例和前臂与上臂的长度比，那些数值与弗朗茨留下的照片中存在的比例差异，处在正常的遗传浮动区间内。
接下来，瓦尔特观察了男孩的面部轮廓，鼻骨的起始点、眉弓的弧度、下颌角的角度，那些特征在冯·施特滕上校的身上，都找到了对应的形态依据，每一处特征点都落在匹配区间内。小男孩的耳廓形态也与照片中一致，上耳轮的弧度略窄，耳垂的形态符合冯·施特滕家族中的遗传表现。
凭借巧克力糖带来的好感，瓦尔特很是轻松的让男孩在房间里面走了一圈，留意他走路时的姿势和重心分配，身体姿态平稳，没有明显的不协调，步伐节奏与体型一致，没有异常征象。
最后，医生让男孩重新回到窗边，比对了他低头时额前发际线偏斜的角度，那一点偏斜的方向和幅度，在弗朗茨的照片中完全相同。
就这样，瓦尔特持续观察了大约二十分钟，他在笔记本上记录了两页纸。然后他把笔记本合上，抬起头来。
瓦尔特刚把医生包放在茶几上，手指还没碰到搭扣，上校的声音从扶手椅那边传了过来。
“不用了，科勒博士。”
瓦尔特一愣，手上随即停住了动作。
上校解释说，“孩子还太小，现在并不适合抽血。”
客厅里安静了几秒，而小威廉对大人们的对话毫不关心，正专注地舔手指上沾着的巧克力。
瓦尔特看了上校一眼，把手从医生包上收了回来。他没有争辩或是解释什么。“那就不验了，我现在就出具一份最终结论吧。”
上校点了点头，示意对方继续。
“冯·施特滕上校，我确认威廉就是弗朗茨的儿子，也是您的孙子。”瓦尔特语气笃定的说，还在最后几个字上稍微落得重了一些。
“体貌特征与弗朗茨留下的照片一致，面部结构相似，耳廓和下颌的形态符合遗传特征。他的瞳孔颜色和眶骨结构与上校您本人也相符，这在隔代遗传中是常见的表现。发际线的偏斜是冯·施特滕家族的特征，我能确认那个特征已经传递到了这个孩子身上……明天，我会代表柏林警局，开具一份证明。”
听到这里，上校很是感激的说：“科勒博士，谢谢。”
瓦尔特点点头，没有说话，他收拾好所有物件，然后安静的等待着。
不久，上校声音响起，“我的弗朗茨现在还在莫桑比克，不过我已经派人去接他了，应该用不了太久就能回来。小威廉的母亲玛丽亚，现在庄园里，此刻与我的妻子在一起，她们聊得很开心……”
上校的声音越说越低，到末尾几乎听不见了。
瓦尔特坐在那里等了一会儿，确认上校已经没有更多的话要说，才站起来，拎起医生包，随后朝庄园主人微微欠了欠身，转身拉开了客厅的门。
两周后圣诞节前夜。瓦尔特那天在夏洛特医院值夜班，医院里的病人比平时少一些，但病房走廊尽头的窗户上贴了一张小小的纸制圣诞星，是护士们前一天贴的。他处理完最后一个病房的用药记录后，已经过了晚上十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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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少尉军医官
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爱迪生和斯旺等人发明的白炽灯技术已变得非常成熟了，逐步在欧洲大城市进行广泛的商业化应用。而柏林，作为当时欧洲最现代化的大都市之一，其电力基础设施和电网建设方面，更是遥遥领先。
当瓦尔特遇袭的住院期间，夏洛特医院就在进行新一轮的照明改造，用白炽灯全面替换老旧的煤气灯。
那是煤气灯不仅亮度有限，更致命的是它会消耗室内氧气、散发热量，并产生废气。对于需要保持空气洁净、防止交叉感染，以及有严格消防要求的夏洛特医院病房来说，煤气灯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
在柏林，医院对新鲜事物来者不拒，电灯和X光机早就装进了手术室。
而亚历山大广场那栋红砖楼里，走廊上挂着的还是煤气灯，书桌上点的是煤油灯，停尸房只有一盏瓦斯壁灯，尸体推进来时得凑近了才能看清。
虽说夏洛特医院和柏林警局之间隔了二十分钟路，但对“新事物”的态度隔了不止二十年……
此刻，忙碌一天的瓦尔特已换上了大衣，就在要拉下医生值班室的白炽灯开关之际，一名医院巡警走过来，将一个大信封交给了他。瓦尔特签了字，随手将信封放在桌上。
很快，他发现信封没有写寄件人，不过火漆封口上的纹章却是非常熟悉，与冯·施特滕上校书房门上的纹章图案一致。
拆开封口，里面是一份薄薄的官方文件，上面盖有普鲁士军部的专用印章。瓦尔特展开了那份文件，他读完了一遍，又读了一遍。
文件的内容很短：“兹确认瓦尔特·科勒，医学博士，已于1903年12月26日起，被任命为普鲁士皇家陆军预备役少尉军医官，内科方向，即日生效。”
他坐在那里，左手拿着那份任命书，心里还在盘算着：这份任命书的日期是昨天，而他收到的时间是今天，效率不可谓不高。瓦尔特把这份任命书重新折好，放回信封里。
几天后，瓦尔特从红堡的米勒督察那里得知，冯·施特滕上校在确认孙子的身份之后，随即以个人名义向普鲁士军部提交了一封正式的推荐函，措辞客气，但分量很重。
其间，老上校提到科勒博士在协助红堡侦破的各类案件时，提供的科学与缜密的服务，并表示此类人才虽说不能作为外科医生，但应该在帝国-军队的医疗体系中得到妥善安置，云云。
因为有了冯·施特滕上校的担保与推荐，加之普鲁士军部也并不在意区区一个预备役军医官，而且之前的说法只是因为某种技术原因推迟授衔，而非最终取消。所以，针对瓦尔特的重新补录，也没有遇到什么大的阻力。
只是受瓦尔特右手残疾的影响，军医官的军衔级别还是降了一级，由中尉变成了少尉，而且也不会有正式的授衔仪式。不仅如此，除了少尉肩章属于军部下发外，全套军服的制作都要瓦尔特自己花钱找裁缝。
不过无所谓了，瓦尔特总算摆脱了经济危机，不仅压在身上的沉重外债消失了，而且保住了那两三千马克的银行存款。要说新贵还谈不上，但算是妥妥的柏林中产。
另外关键一点，作为普鲁士的预备役军医官。和平时期，瓦尔特在履行每年5到8周的军事服务的同时，也受到普鲁士军方的保护。
得益于德意志统一战争时期的大获全胜，军官（包括预备役军官）享有很好的社会声望。瓦尔特作为一名预备役军医官，不仅拥有军衔，还代表着国家意志及权力的延伸。
毫无疑问的，这种身份使得瓦尔特在平民社会中备受尊重，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普通民众，通常都会给予其极大的礼遇。
不仅如此，军官群体往往享有独立于普通民事法庭的司法管辖权（军事法庭）。在服役期间遇到法律纠纷，作为预备役军官的他也能够受到普鲁士军方的特殊庇护，免受地方法庭的随意审判。
至少，现在的瓦尔特不必再日夜担心被人从背后盯上了。暗处的人若要动手，首先要面对的不再是一个平民医生，而是一名少尉军官。
公然动他，就是与整个普鲁士军方为敌。
……
从平安夜开始，柏林的雪基本就没怎么停过，下得不大，也不急，就是一层一层的，慢慢覆盖到屋顶与街沿。这时的空气都已变得干冷，呼出的气都在面前凝成一团白雾，才慢慢地散去。
与此同时，街上的行人也变得稀少，一个个都裹紧着大衣，低头忙于赶路。唯有随电车驶过，铁轨上的积雪时不时会被碾得粉碎，继而发出阵阵细碎的“咔咔”的声。
中午时分，一个穿深灰色大衣、携带公文包的中年男人穿过夏洛特医院的走廊，脚步不快不慢，既不东张西望，也不犹豫停顿。
很快的，他就轻车熟路地走到瓦尔特所在的助理医师办公室门口，停下，见房间里仅有科勒医生一人，便抬手在门框上敲了两下。
“是瓦尔特·科勒博士？”陌生人的声音不高不低，没有多余的语气。
瓦尔特放下手中的病历，抬头回应：“我是。”
中年人进门，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个密封信封放在桌面上，后退一步。
“我是弗里德里希·冯·埃伯施泰因伯爵府的管家，受伯爵嘱咐，此信请您亲自拆阅。”他说完便退到门口，侧身站定，背脊抵住门框。他的目光没有落在瓦尔特身上，而是落在走廊的方向，让不该进来的人留在外面。
那位弗里德里希·冯·埃伯施泰因伯爵，瓦尔特自然是熟悉的。他是已被法庭判处死刑的冯·里希特霍芬男爵妻子的弟弟，也是其庞大遗产的继承人，瓦尔特·科勒的第一位大金主，拿过对方800马克的奖赏。
就在数天前，瓦尔特还在柏林警察局见过这位伯爵，两人有过一番简短且友好的交谈。
事实上，这位今年三十多岁的冯·埃伯施泰因伯爵，一直都在帝国的外交部工作，之前的几年里他待在德意志帝国驻俄国圣彼得堡大使馆，坐到了一等秘书职务（相当于正处级）。两个月前，他是奉命从圣彼得堡回柏林述职，就听闻姐姐的噩耗。
瓦尔特拆开封口抽出信纸。字数不多，但措辞直接。
伯爵在信中写道：“上次你提及的碘熏显指纹法，也许能帮上大忙……鱼已经咬了钩，但我没看清是谁咬的。如果你方便，请务必今晚来一趟。”
在末尾出，伯爵还反复叮嘱了一句：“此事暂只有你我知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