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瓦尔特正以下属的身份，安静的坐在椅子上，等待上司继续往下说。
冯·克莱斯特接着说道：“你在红堡那边做的事情，我也大致知道。法医鉴定和现场勘查、还有一些不在你职责范围之内的事，警察总局那边对你评价很高。政治科这边的情况你也看到了，我们不仅缺人手，更缺知识丰富、头脑灵活的专业人士。你有兴趣的话，以后可以常来这边。”
“什么性质？”瓦尔特问。
不拿钱的白干活儿，现在的他可不太乐意。自从将全部积蓄投到博士医药公司后，他的银行存款再度回到了两位数。虽说日子还不至于过的窘迫，但瓦尔特希望能赚到更多的帝国马克，好给自己在腓特烈大街附近买套房子。
没错，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这是东大人与生俱来的固执。
“顾问性质，也不必天天坐班，有案子的时候随时过来帮一把，其他时间在红堡或是这边待着都行。嗯，薪酬按案件单独结算，跟你在法医处拿的补助不冲突。这次协助办案的报酬，已经在走财务程序，三天内会发给你。”
听到这里，瓦尔特自然是要感谢领导。但很快，他的目光落在桌面上那摊报纸上的旅顺港照片上，足足停了两秒，这才移开。
“可以。但我有一个要求，嗯，也算是一个建议吧，”
“说。”
瓦尔特抬起头看着警监，他说：“我认为，政治科的审讯方式可以改进一下，我在地下室看到的受审犯人，身上全是严重的外伤，拳脚、棍棒与皮带，这些东西打在身上容易出人命，关键是不能及时拿到想要的口供。就像之前抓到的那13名法国间谍，现在还能正常说话的不过一半，这个损耗也太大了。”
冯·克莱斯特没有说话，等着医生继续往下说。
“我也不是希望彻底废除肉体上的拷问，但对于某些硬骨头，可以换上一种更有效率的办法。嗯，人体的有些地方不需要打碎骨头，也能让人开口，而且不会留下永久性损伤……至少看上去文明一点，”
政治科警监眯了一下眼睛：“比如说？”
瓦尔特暂时了片刻，那是他知道接下来要说的话，会把自己从一个普通医生，演变成秘密警察的帮凶。不过，他既然已经坐到了这里，也就不打算再往回退缩了。
起因是外交部情报主管，弗里德里希·冯·埃伯施泰因伯爵再度派人传话，催促着自己赶紧配合政治科，拿出相应的成绩来。
“比如说，大腿的根部，我们叫做腹股沟区，就是一个极佳的施压点。这里的皮下脂肪非常薄，股神经丛直接贴近表层，对外力的痛觉传导极其敏锐。只要避开内侧的股动脉，仅对神经干施加精准的重压，就能瞬间激发出山崩海啸般的撕裂剧痛。这种纯粹的难以忍受的神经痛，足以让人丧失反抗意志，却又不至于造成致命的大出血……”
医学上，通常使用0等到10分的视觉模拟评分法（VAS），来评估疼痛程度，而大腿根部的这种疼痛等级，大约是在七到九级，相当恐怖了。需要说明的，妇女分娩宫缩最剧烈时，以及癌症晚期病人的疼痛属于九到十级。
上述几类的疼痛感，很难被身体适应，也不会像拳打脚踢那样因为肌肉疲劳而逐渐麻木。每一次刺激都是独立的，新鲜的，身体不会习惯，疼痛体验不会衰减。
……
第49章：这是我的奋斗！（上）
至始至终，瓦尔特在描述其专业领域时的语气，就像是医学院里的讲师介绍一个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清创手术步骤。
“当然，我还知道一种极不道德的‘水浴’酷刑，也可以对付那些冥顽不灵的外国间谍。最多制需要两三轮的操作，就可以让很多铁打的汉子快速屈服。简单来说，就是用湿毛巾盖在犯人脸上，缓慢加水。‘水浴’的核心机制，就是利用水来引发人类最原始的溺水窒息恐惧。但至始至终，受到摧残的身体不会留下明显的伤痕，反复几次，绝大多数人都扛不住。”
事实上，这种“水浴”在欧洲出现很久，中世纪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就有过用水刑来迫害异教徒的记录；而两百年前的英国海军，也经常用它来惩戒充当逃兵的水手。
只是这种酷刑的致死率太高，随着19世纪后期欧洲左派运动的迅速崛起，已少有国家暴力机构在使用“这种不留外伤，但极度痛苦的残忍行为”……
冯·克莱斯特听着心中一阵暗喜，看起来自己是挖到宝了。只是他的表情没有变化，简单的问了一句：“你有过实际操作吗？”
对此，瓦尔特自然是急忙摇头，他解释说：“我是医生，不是行刑者，当然没有。这不过是我在医学临床期间，对成百上千名病患观察后的结论。
不仅如此，我也查阅过大量医学文献，包括好几篇是来自美国，曾有医生对溺水时的生理反应和人体耐受极限做过系统研究。改进后的‘水浴’理论上完全可控，致死率也不会高……如果需要，我可以亲自演示一遍。比如说，在那几个不怕死的法国间谍身上实验一下。”
“哦，你还有其他的想法吗？”面前的上位者似乎很感兴趣。
“有很多，一次说太多没什么用，还是先试一试‘水浴’的效果吧。”瓦尔特赶紧刹了车，不愿意透露太多的天机。
事实上，要不是伯爵那边逼得太紧，他也不想充当秘密警察的“帮凶”。好在他主动要求审讯那一批法国间谍，自己的心理负担也不会有太多。
毕竟，德法两国早就互为死敌，哪怕是柏林的极左翼社民党，也不敢公然包庇这批外国间谍。否则，愤怒的柏林民众会将他们撕碎。
警监故作沉默了片刻，他看着瓦尔特问道：“嗯，也好，外交部那边也在催促了好几次？就明天吧，费舍尔警督会在明天上午，将那几名法国间谍押解到地下室的审讯室，嗯，你负责提供现场指导。”
“好的，那我先走了，”瓦尔特随即起身，把椅子轻轻推回。
“去吧，记得明天上午9点！”
……
甘纳特注意到瓦尔特时不时出入于克斯滕街方向的政治科，已经好几天了。
最先是一个礼拜前，他在走廊里碰见瓦尔特从政治科回来，手里夹着一只密封的文件袋。甘纳特当时没往深处想，毕竟，政治科那边有时也有法医的活要出，临时找了科勒医生过去搭把手。
第二次是在亚历山大广场附近，甘纳特路过报摊的时候，听见有人喊了科勒医生的名字。他顺着声音看过去，看见瓦尔特站在街角，对面站着一个穿深灰大衣，头戴圆顶硬礼帽的男人。
红堡附近，穿这套装束的人，十有七八属于政治警察，
而那位秘密警察，甘纳特他自己也认得：政治科行动3组的主管，弗兰茨·费舍尔督察。那是刑警科与政治科有过好几次联合行动。
不过，米勒督察对于这位同僚的评价并不高，说此人心眼快，脑子好，但心高气傲，做事心狠手辣，为达目的几乎不择手段。
但在那天，费舍尔不仅主动走近，还伸手拍了拍瓦尔特的肩膀，两个人站在路边说了好一阵子，走的时候，费舍尔朝瓦尔特挥了一下手。至于两人说了句什么，甘纳特根本没有听清，但透露的语气听着就不像是公事。
类似费舍尔这类阴险狡诈，终日见不得光的秘密警察，能够让他在大街上主动打招呼，拍肩膀，称兄道弟的，估计整个柏林也找不出几个。
对此，甘纳特没有吭声，只是在心里记下了。
然而就在一刻钟之前，甘纳特接受米勒督察交代的任务，前往政治科那边递送一份警务材料。准备返回时，他居然在楼梯口遇到了瓦尔特，后者是从三楼某个房间出来，而房间主人却是秘密警察的大佬，警监冯·克莱斯特。
甘纳特先是开了口，说：“真巧了。”
然而，瓦尔特并没有说话，先是做出一个收声的手势，还朝着楼梯方向偏了一下头，意思是“这里说话不方便，我们下去之后再聊。”
两个人下了楼，一前一后出了政治科大门。
今天的天气不错，不热也不冷。过了街角后，瓦尔特拐进亚历山大广场侧面的一条巷子，巷口第二家是一家咖啡厅，门面不大，里面的座位空着几桌。
瓦尔特在靠墙的位子坐下来，把随行的医生包放在桌角，抬手朝里面的老板招了一下。
“老贝克，上两杯黑咖啡，一杯加奶和两份糖，另一杯不加奶不加糖。嗯，再来一份甜点。好吧，甜点是三份!”
此刻，甘纳特已在瓦尔特对面坐下，还把警帽摘下来搁在桌面上。
瓦尔特直言不讳的说：“这里说话会比较方便一些，这家咖啡店老板的小儿子，是我在一周前，从政治科的拘留所里保释出来的。”
甘纳特“哦”了一声，没有接话，对面的瓦尔特则继续自言自语。
“那个叫奥托的小家伙，就像我们刚上大学的那副模样，拼学业、喝啤酒、唱民歌、谈恋爱，当然，血气方刚的我们有时还热衷于政治，认为自己的做作所为都是正确的，是有利于这个国家，有利于德意志民族的。如果不是老贝克恰好认识了我，他的儿子奥托此时还待在政治科的拘留所里反省。”
1904年的德意志帝国内部，柏林的政治警察对于被视为“不安分”的大学生，尤其上过“黑名单”的左翼分子，采取一套严密且严厉的管控体系。其手段涵盖了秘密监视，行政处罚，预防性逮捕，甚至是暴力镇压。
……
第50章：这是我的奋斗！（下）
毫无疑问的，政治警察会为政治活跃的大学生建立各种详细档案，记录其家庭背景，政治倾向，以及社交团体等各类信息。此外，任何未经官方批准的政治性集会，都会被安插的线人立刻制止，或是向上通报。
一旦发现有越界行为，政治警察会联合柏林警局，迅速动用行政与法律手段，进行惩罚。而学校层面也会出台相应的处分通知，警察局这边会实施预防性的逮捕与起诉。当然，上述措施更多的属于恐吓性质，就是让头脑发热的大学生在拘留所里呆一呆，清醒了再回去。
唯有等到监视和行政等所有手段失效之后，带着任务的政治警察就会毫不犹豫的使用各种武力……这一阶段，普通的柏林警察通常是不主动参与的。
“但你也不能和政治警察走的太近了。之前，费舍尔在大街上拍你肩膀的事，我看见了，霍夫曼警长也知道了。所以，他希望我找个机会来劝一劝你。”直来直去的甘纳特还是忍不住了，低声告诫说。
瓦尔特笑了笑，没有过多解释。虽说柏林政治警察的声誉的确不怎么好，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自从菩提树下大街的那一场车祸之后，自己早就不是当初那个与世无争，对人毫无防备的大学生了。
老板亲自端了两杯咖啡过来，一杯纯黑的放在瓦尔特面前，另一杯加奶加糖的放在甘纳特那边，还有三份打包好的甜点。回到柜台之前，老贝克关上了咖啡馆的大门，并且挂出“暂停营业”的水牌。
瓦尔特低下头，默默看着杯子里冒着热气的咖啡，似乎不知道说什么。
此刻，对面的年轻刑警开了口，他说：“政治科的秘密警察，做事办案与我们很不一样。那里面的水太深，你一个法医主动掺和进去不合适。而且，霍夫曼警长私下让我告诉你，秘密警察的路子野，你今天帮他们把案子结了，明天他们就会把你当自己人用。可一旦成了自己人，你再想退就很难办了。”
“是的，我知道。”瓦尔特淡淡的回应道。
甘纳特抬起头看着他，一字一句的说：“你真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就说费舍尔那个人吧，米勒督察和霍夫曼警长给他的评语是聪明但阴险，身为政治警察的他，不会无缘无故与一个外人走的亲近，他在利用你。
另外我自己也想跟你说，你在红堡干得好好的，法医办公室的阿多诺博士器重你，米勒督察那边也认可你，我和霍夫曼警长也支持你。所以，你犯不着去蹚那边的浑水，与政治警察走的太近。”
瓦尔特把咖啡杯轻轻放回到桌面，略微停了一下，才开口说：“澄清一下，我跟费舍尔之间的公开联络，不是他来找我，是我故意现身去找他的。所以真实的情况，不是他在向我示好，而是我想方设法的让他主动走过来。”
甘纳特听到这句话时，人立刻懵了，问道：“为什么？”
瓦尔特的目光落在桌面那杯黑咖啡的热气上，过了几秒，这才慢慢说话。
“恩斯特，我亲爱的朋友！我和你不一样，你父亲在监狱里当了近二十年的典狱长，你叔父在普鲁士内政部出任秘书。他们都是体制内，嗯，是政府里手握权力的中层。
所以，身处柏林的你不管走哪条路，不管犯下什么样的错误，都有人在你前面替你遮风挡雨，为你清扫障碍。但我不一样，我是一名孤儿，没有你拥有的这一切！”
瓦尔特说完这些话，随即端起咖啡又喝了一口，他看着街上来往的行人继，似乎开启了一番喃喃自语的独白。
“是的，也许你永远无法体会，一个没有父母的孤儿的自卑与懦弱。中学时代，没有朋友，也没有亲人的他，是如何在同学的嘲讽声和老师的冷漠目光中度过。他唯一的发泄，就只能在没有人的时候，躲在被子里做无声哭泣。
好不容易上了大学，在柏林医学院读书的他，依然要起早贪黑的去打一份零工，才能勉强维持日常的生活开销。这还是要感谢预备役军医官的身份，为这个孤儿减免了全部的学杂费，此外还有一笔生活费。
从柏林医学院的学习，到夏洛特医院的实习，再拿到一份行医执照，并最终获得了博士学位。整整七年的苦难奋斗，我总算是拼命熬了下来。
当时，我就心想着能做一个受人尊重的外科医生，或是开个有名望的诊所，有身份、有地位、更有钱，可以在帝国的首都出人头地！”
不经意间，瓦尔特的右手便慢慢伸了出来，在甘纳特的注视下，他的手套都被他拆了下来，露出那只筋骨俱伤的残疾手的狰狞模样。说这句话的时候，瓦尔特的语调异常的平稳，像是随口描述一件跟自己又不大相干的小事。
“半年前，就是这只手，在为急性阑尾炎病人手术时，只需22秒，就能精准切掉发炎的阑尾。要知道，急性阑尾炎的手术致死率通常高达20%到30%，而我的手术可以控制在5%以下，比起大部分的外科医生都高明。
可是现在呢，我的灵巧手已经彻底废掉了，外科医生与我彻底无缘，要不是机缘巧合之下，我能为柏林警察局办点事，临时充当验尸官的角色，或许我就要永久的待在夏洛特医院，做一个助理医师。
可即便是这样，我依然生活在恐惧中。还记得我们在车夫赫尔曼·舒尔茨家里的发现吗？当初我请求你和我一起选择了隐瞒真相，但那些人依然阴魂不散，时不时潜入我的住所，收集各种信息。所以，我需要有自保的实力。”
甘纳特摇了摇头，继而问道：“你就没想过换个地方？去慕尼黑、汉堡，或是德累斯顿也行，换个部门也好。”
瓦尔特直言不讳的说，“我当然想过，但换了又能怎样？你知道是哪个权贵，一心想着要置我于死地吗？”
“于是，你选择了与政治科合作？”甘纳特暗叹了一口气。
“当然，幕后的权贵或许不怕柏林警察局的人，但他们绝不会主动招惹秘密警察。所以这段时间以来，我的家一下子变得安静，没再遭遇有过偷窥者。”说到这里，瓦尔特故意略去了自己入职外交部情报科的事实。
甘纳特坐在对面，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把帽子拿起来戴回头上。他说，“你说的我懂，无论你最终选择了什么，我们还是朋友。”
听到这里，瓦尔特随即回应道：“谢谢了，我的朋友！虽然我只有一只健康的手，也会牢牢抓住每一次向上攀登的机会。因为我知道，哪怕稍有松懈，下面就是万丈深渊……是的，这是我的奋斗！”
……
第51章：圣玛利亚大教堂
在咖啡馆的谈话，比起瓦尔特预想的最坏结果，要好一点，至少他本人与甘纳特的那份兄弟情谊，并没因为这件事，而走向彻底终结。
至始至终，甘纳特都不认为自己的好友，成为政治警察的一员，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但最终，他还是共情了瓦尔特的种种不幸遭遇，两人继而达成某种形式的谅解。那种属于兄弟间的默契依然存在，只是彼此之间，终究是横亘了一道看不见的裂缝。
目送甘纳特的背影消失在街角，瓦尔特在桌边又枯坐了一会儿。他让老贝克端上第二杯咖啡，耐心的等到杯壁不再烫手之后，才端起来一大口喝完。
放下杯子，瓦尔特慢悠悠地起身，推门走入柏林的街头。
不久，瓦尔特已独自站在亚历山大广场的钟柱旁边，内心陷入了长久的犹豫，他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一边是红堡的柏林警察总局，一边是克斯滕街的政治科。
下午的阳光从云层后斜斜地照下来，把石板路上未干的积水晃得刺眼。周围尽是行色匆匆的过人和辘辘驶过的马车，这喧嚣的景象令瓦尔特感到一阵莫名的心烦意乱。他索性在路口拐了个弯，顺着一条平时极少涉足的小巷朝南走去。
巷子并不长，两侧是公寓楼的后墙，墙面上爬着一簇簇藤蔓植物。穿过那段逼仄的通道，瓦尔特的视野豁然开朗起来，一座红砖砌成的哥特式教堂，正赫然立在他的左手边。
这是圣马利亚教堂，柏林的几座老路德宗教堂之一。
门口立着一尊铜像，马丁·路德左手按着德语书写的《圣经》，右手攥着一卷纸，神情严肃地望着街对面。
瓦尔特站在铜像旁边看了一会儿，然而他不是教徒，上一辈也不是。无论是死去的原主，还是现在的自己，重生以来的他，似乎还没有进过任何一座教堂的大门。无论它是天主教的，基督新教的，还是东正教的。
但另一方面，瓦尔特心中也明白，在德意志帝国的威廉二世时期，德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依然保留着极其浓厚的宗教氛围。
如今的柏林市区，人口约为两百万，而170万新教徒和22万天主教徒就占据了绝对多数。与此对应的，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公务员，被视为社会道德和良好秩序的“楷模”，通常会按时参加教堂的礼拜日的活动，至少每周一次。
毕竟，教堂的钟声在每个礼拜日早上准时响遍全城，很少有人能够避开。这不仅是个人信仰的体现，也是一种维持社会关系、展示自身良好品行的“社交属性”，充分体现“政治正确”。
之前在夏洛特医院工作的时候，身为医生的瓦尔特，受到老师哈塞医生的深刻影响，属于典型的理性主义者，基本上不会参与各类宗教活动，更不会跑去教堂做礼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