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昨天，柏林警局接到汉堡警方那边转来的一份通报。据说有人用一枚指纹破了一桩杀人案。”
瓦尔特闻言，微微坐直了身子。
“指纹？”他重复了一遍这个词，他的脑海里不禁浮现出，自己作为一名见习法医，跟随师傅，第一次外出办案时的情景。
“对，就是手指头上那些纹路。”甘纳特比划着自己那根肥嘟嘟的指尖，继续说道：“汉堡警方今年开始效仿着英国人的法子，在犯罪现场用细粉刷显影。上个月港区那桩货栈盗窃杀人案，他们还真从死者办公桌的玻璃板上，硬生生刷出一枚较为完整的拇指印来。”
他说到这里，还故意停顿了一下，像是在享受来自唯一听众的惊讶。
……
第8章：指纹鉴定（下）
“然后呢？”瓦尔特主动配合着，上了钩。
“然后？然后汉堡警方就把货栈上下，几百号人全按在椅子上，一个一个拓了指纹，拿来对比。整整24小时，警察们的眼睛都快看瞎了。最后锁定了那个夜班守门人。那家伙一开始还嘴硬，说自己压根从没碰过那张桌子。可指纹一摆出来，他的双腿就软了。”
瓦尔特没有立刻接话，目光落在玻璃窗上，沉默了一会儿才低声说：“所以柏林警方现在开始相信，指纹鉴定是辨识犯罪嫌疑人的铁证了？”
“信，但又不信。”甘纳特先是点了点头，随后又摇了摇头，他解释说：“最相信的人是我，霍夫曼警长只是将信将疑，至于红堡的高层，他们似乎不太愿意接受英国佬的东西。”
毫无疑问，1903年的英德关系，正处在一个充满猜忌、碰撞与公开敌意的关键转折期。这个时间点非常微妙，尽管两国还没有公开认定对方为敌人，但维多利亚时代的“传统友谊”早已名存实亡。
这个时候，英德高层正从合作试探，发展到信任破裂。而民间情绪，表现的互相警惕与公开敌意。不过。这种愤怒的源头大多来自柏林与普鲁士，但汉堡作为帝国的自由市港，由于与英国贸易商关联太多的缘故，市政部门并不怎么排斥英国人带来的新科技、好玩意。
甘纳特继续说道：“当然，第一次让我开始相信指纹鉴定，是之前读到的一篇论文。嗯，让我想一想，也是英国人写的，说指纹从出生到入土，纹路都不带变的，而且每个人的都独一无二……”
“弗朗西斯·高尔顿。”瓦尔特脱口而出。
“对对对，就是他！科勒医生你也知道？”甘纳特有些意外，那是德意志帝国的医学博士们表现得相当自傲，有些不屑于研究外面的舶来品。
瓦尔特笑了笑，他当然知道。在柏林医学院读书时，曾旁听过法医学课程，有教授提到过高尔顿在1891年发表的论文《指纹索引方法》。
通常状况下，人的手指表面都覆盖一层薄薄的汗液油脂，所以手指在触摸物件后，一般会留下带有油脂的特殊纹路。《指纹索引方法》已经充分证实任何人的指纹或掌纹纹路都不尽相同，就如同世间没有一模一样的树叶……
瓦尔特听后沉默了片刻，这才问道：“你刚才说的那枚指纹，汉堡警方是在什么物件上发现的？”
甘纳特答道“案发现场，办公桌上的玻璃板。凶手留下的纹路虽然不完整，但汉堡警方的鉴定报告上说，有5个特征点能够吻合。”
5个特征点。
瓦尔特在脑海中搜索着记忆。他记得那篇论文里提到，高尔顿主张至少需要十二个特征点才能做出同一认定。5个，似乎少了些。不过转念一想，德国在这方面还没有统一标准，汉堡警方愿意采纳英国人的先进鉴定方法，已经是向前迈了一大步。
在甘纳特描述中证实，汉堡警察提交的指纹鉴定报告所参照的，完全采取了英国人的分类方法，包括弧形纹、箕形纹、斗形纹，都是从伦敦同行学来的。
事实上，“苏格兰场”早在两年前，就把指纹系统正式用于刑事侦查了。所以，德意志帝国这边，汉堡算是头一个，另外，萨克森的德累斯顿警方传闻也接受了英国人的指纹鉴定法。至于刻板且保守的柏林警局这边……
需要说明的，1903年的德意志帝国只是一个以普鲁士王国为核心的联邦制君主国家。根据其宪法，它由22个邦（诸如普鲁士王国、巴伐利亚王国、萨克森王国等）、3个自由市（包括汉堡、不来梅和吕贝克），以及一个帝国直辖的“帝国行省”（即阿尔萨斯-洛林）组成。
基于此，德意志帝国皇帝由普鲁士国王担任，且为霍亨索伦家族世袭。这意味着帝国的最高权力与普鲁士的国家元首是合二为一的。此外，帝国宰相由普鲁士首相兼任，只对皇帝负责，而非对议会负责。
另一方面，联邦议会的控制权：帝国的上议院，即联邦议会，是真正的权力核心，任何法律未经其同意均不能生效……
说到这里，甘纳特抬头看向瓦尔特：“霍夫曼警长曾经说，如果有人能把这套东西系统整理出来，对未来的破案会有很大帮助。很可惜，红堡高层依然坚持保守的人体测量法，也不打算派人去汉堡警局学习这类指纹鉴定技术。过段时间，我就要参加柏林警局的预备警官资格考试。如果能在笔试与实操中得到高分，也许很快晋升到刑警探员。”
此刻，瓦尔特听出了见习警员话里的试探意味，笑了笑。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由法国人阿方斯·贝蒂永创立的人体测量法（也叫做“贝蒂永系统”）是这一时期，国际主流的罪犯识别方式。
依托于对11个个体的身体特定部位的尺寸，诸如头骨、四肢的长度等的测量，对其建立了详细的个人档案。在指纹的鉴定普及之前，这套方法就已经被欧洲和美洲的警察机构广泛的采用。
后来，这套系统逐渐被指纹法取代，指纹更简便、更准确，不需要专门的测量工具和训练。到了20世纪中叶，颅骨测量在很多地方被视为一种粗糙的、带有殖民色彩的伪科学。
但客观来说，人体测量也并非一无是处的。尤其是在遗传学和人类学方面，骨骼的尺寸和比例的确能反映了人群之间的差异，而且这些差异都是可测量的，同样也符合遗传规律的。
回到眼下的1903年，这套系统仍然是主流。红堡的档案室里还存放着成千上万张测量卡片，每一张上面都有详细的尺寸记录。尽管已经开始有人质疑它的可靠性，但要在柏林警察局内部彻底推翻它，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甘纳特似乎也意识到自己说得太多，讪讪一笑，将话题拉了回来：“反正案子就是这么回事。我也就是随口一提，科勒医生你安心养伤就好。”
听到这里时，瓦尔特脑子里已经在转着另一件事。如果指纹鉴定术真得可以协助甘纳特，提前晋升刑警探员，那么……
他忽然随即爬下病床，出门前拍了拍甘纳特的肩膀，嘱咐道：“你先别走，在这里等我一会儿，算是我提前给你晋升刑警探员的一份小小贺礼。”
大约过了10多分钟，瓦尔特拎着一个医生包回到病房，他先示意甘纳特为自己左手戴上一只长白手套，再从木箱里取出一把没开刃的匕首，把它递交到甘纳特手中，继而又将匕首拿了回来。
瓦尔特说到：“我现在就现场演示一下指纹提取。”
说着，他用戴着白手套的左手，从皮箱里取出一个装有磁铁粉纸盒和一把小尘拂，一一摆放在桌面上。
瓦尔特将绒毛制成的笔状尘拂，在一包黑色磁铁粉里轻轻打个了滚，接着将附着尘拂上的黑色磁铁粉，施放于匕首表面各处；然后，动作快速的搅动尘拂，以便将磁铁粉末铺洒在匕首表面……
不多时，甘纳特已经发现，自己潜在匕首表面的手指印记居然通过黑色粉末清晰的呈现出来。
瓦尔特费劲的摆脱掉左手上的长筒手套，手指匕首上的指纹，解释说：“通常状况下，人的手指表面都覆盖一层薄薄的汗液油脂，所以手指在触摸物件后，一般会留下带有油脂的特殊纹路。现在科学已经充分证实任何人的指纹或掌纹纹路都不尽相同，就如同世间没有一模一样的树叶。”
“当然，”诲人不倦的科勒博士继续说道：“对于附着留在金属、塑胶、玻璃、磁砖等非吸水性物品表面的潜伏指纹，还有一类更为有效的鉴定提取方式，这便是碘熏湿显，即使用碘晶体加温产生蒸汽，它与指纹残留物的油脂产生反应后，就会出现黄棕色的指纹。嗯，等到哪天有空，我可以在某个病理实验室里，专程为你演示一次碘熏湿显。”
甘纳特面露喜色，他先朝门口飞快地瞥了一眼，随即上前半步，压低了声音，语气却郑重其事：“谢谢你，瓦尔特，我的朋友！你愿意把这些新知识详细讲述给我听，我也想为你做点什么……
嗯，当初撞伤你的那辆马车和车夫，到现在还没着落吧？我平时街上巡逻，走访调查的时候，正好可以帮你留意打听。你放心，这事我记在心上了，一定把伤害你的那个坏家伙揪出来。“
瓦尔特听了，嘴角微微一勾。不得不说，跟聪明人说话，省力。
“那就要麻烦你了，嗯，没错，那场车祸绝不是什么意外！能查到车夫，或许就能找到更多线索。”瓦尔特颇为感激的说了一句。
……
第9章：还一份人情
见习警官走后没过多久，哈塞医生来到了病房，他走到病床边，仔细检查了瓦尔特右手的伤势。
“伤口的炎症基本消退了，只是那些受损的神经……估计很难恢复，但日常的活动不会再引发剧痛了。嗯，再过两天，科勒医生你就能正式出院了。”哈塞开口说道。
“谢谢老师您长久以来，对我的照顾！”此刻，瓦尔特的眼神里充满了感激。
哈塞摆了摆手，和蔼的说道：“我看你目前的生活处境并不宽裕，医院近期人手紧张，门诊和病房都缺少医生。如果你愿意的话，养伤之余可以继续做我的助手，负责检查病历和巡视病房，工作强度不算大，时间上也灵活，不需要动用你的伤手。另外，这份住院医师的薪酬，将直接抵扣你的住院费和伙食费。至于你在医学院的助教工作，恐怕要等到明年三月，甚至更久了。”
“我愿意接受！”没有丝毫的犹豫，瓦尔特当即就同意了。
就在数小时之前，贝格曼教授的助手给他送来一封信函，措辞很是客气，只是传递的内容并不太好：柏林医学院的助教招募要等到明年之后，具体时间待定。
在柏林医学院，贝格曼正教授就是绝对的权威。他不仅是学术带头人，更掌握着包括助教聘用在内的所有行政、人事和财政大权。至于助教，不过是教授的初级助手，直接由教授聘用，地位不会比学徒高多少。
毫无疑问，信中托词就是变相的婉言拒绝。为什么会这样，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贝格曼教授并不好看失去右手的瓦尔特。
对此，瓦尔特也不打算把这件事说出来，只是对哈塞医生点了点头。
“那就好，这里的工作不用太拼，当下一切以休养为主。”哈塞医生在叮嘱了几句注意事项，转身离开了。
安顿好所有事务，病房恢复了安静。瓦尔特拿出纸笔，用左手缓慢书写内容，一边整理指纹学的基础理论与碘熏法操作步骤，准备后续交给甘纳特，一边罗列收支明细，规划长期的还债计划。
由于左手刚刚在使用，书写文字显得非常缓慢，但他依然坚持日复一日的练习。
如今，曾经失去外科手术医生资格的瓦尔特，拥有了住院医师与警局兼职法医两个身份，也算是逐步站稳了脚跟。
这天下午，瓦尔特正靠在床头，无聊的翻看一份《柏林日报》。该报由路德维希·卡斯等人于1872年在柏林创办，是德意志帝国时期最具影响力的自由派日报之一，以报道国内外新闻和商业信息见长。
近期最重要的新闻，来自社会冲突和罢-工引发的暴力事件。报纸上说：“一场公交工人罢-工在柏林引发了严重骚乱。有警察在冲突中受伤，不得不动用军刀冲击人群，导致至少30名骚乱者受伤……”
毫无疑问，是德国社民党（SPD）策动了这一起工人运动。
在1903年6月16日的德国帝国议会选举中，社民党的得票数从约200万迅速增长至300万票，在议会中的席位也从56席大幅增加到82席，成为帝国议会中的主要反对党。
当议会选举获胜的同时，社民党的内部正逐步走向分裂。在德累斯顿党代会上，领袖奥古斯特·倍倍尔，强烈谴责伯恩施坦提出的所谓修正主义观点……
不知何时，房门被轻轻敲了两下，然后推开了，进来的是伊丽莎白护士。
她没有像往常那样端着医护托盘，手里空空的，与平日里那一丝不苟的作风不太相符。她站在门口，手指紧张的拉扯在一起，她好几次张开了嘴，却没发出声音。
瓦尔特将报纸放在一旁，看着她，轻声问道：“伊丽莎白，出了什么事吗？”
护士深吸了一口气，走进来，反手把门带上了。这在医院里很不寻常，女护士进病人房间从不关门，这是夏洛特医院的规矩。但她却关了门，这令瓦尔特心中不安。
她咬了咬嘴唇，继而说道：“科勒医生，我有件事，是私事……我不知道该不该开口。但我实在找不到别人了。”
瓦尔特没有说话，只是耐心的等待对方把话说完。
伊丽莎白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下来，沉默了好一会儿，才低声说道：“我有一个表妹，叫米拉。住在柏林西郊。她父亲去世得早，母亲一个人拉扯她长大，日子过得很辛苦。”
瓦尔特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三个月前，米拉在街上认识了一个年轻男人。那人能说会道，说自己是个画师，给她画了几幅像，还带她去咖啡馆、听音乐会。米拉年纪小，不懂事，就……”
此刻，伊丽莎白的声音越来越低，接着说“……就信了他的话。”
她略微停顿了一下，那是在等瓦尔特的反应。然而，瓦尔特只是静静看着伊丽莎白护士，并没有打断话题。
伊丽莎白的眼眶有些发红，说：“那个人后来走了，消失的干干净净，而且连住址都是假的。几周前，米拉发现自己有了身孕。她不敢告诉母亲，也不敢跟任何人说，一个人躲在房间里哭了好几天。就在昨天夜里，她终于撑不住了，跑来医院找我。”
伊丽莎白抬起头，看着瓦尔特，目光里带着恳求的神色：“科勒医生，我想求您帮她……帮把她肚子里的那个小东西拿掉。”
瓦尔特眉头一皱，继而说道：“伊丽莎白，你应该知道如今的普鲁士及帝国境内，堕胎属于绝对违法的。刑法里面写得很清楚，实施堕胎的人，最高可以判五年监禁。就算成功了，事后被人发现，我也脱不了干系。”
伊丽莎白的回答来得很快，声音却有些发抖。
“这些我都知道，但米拉是母亲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如果事情败露，她会被赶出家门。她连活下去的路都没有了。是的，我听说有些女人会等到自己肚子变大后，会使用衣钩……她昨天跟我说，如果没有人帮她，她就自己想办法。”
伊丽莎白没有说下去。但瓦尔特已经听懂了。用衣钩伸进子宫，盲目地搅动，试图把胚胎刮下来。这种所谓的“土办法”在底层女性中并不罕见。但结果往往不是大出血，就是感染，十次里有七八次是以两条人命收场。
瓦尔特缓缓的闭上眼，继而保持着沉默。
另一时空的他，见过因为非法堕胎而死在床上的年轻女人，等到她们的尸体被送到解剖台上时，脸上依然残留着死前那一刻的痛苦痕迹。
身为法医，他比起大部分人都清楚，这种“堕胎的土办法”在一个缺乏抗生素的年代，意味着极高的死亡率。
“你需要我做什么？”他睁开眼，问了一句。
伊丽莎白的眼睛亮了一下，但很快又黯淡下来：“我……我知道这很为难您。您的手术做不了，我不能让您冒这个险。我只是想问问，有没有别的办法？不用手术的那种。”
瓦尔特想了想，说：“有，但风险依然很大，而且还需要一笔钱。”
伊丽莎白急急地说，“钱不是问题，我攒了些积蓄，米拉也能从她母亲那里拿出一点。”
瓦尔特说，“嗯，那就别手术了，我可以使用药物。”
他起身走到书桌前，用左手拿起一支钢笔，蘸取墨水后，在一张处方笺上写了一行字。尽管字迹歪歪斜斜，但勉强能辨认。
他把自己的处方笺递给伊丽莎白，解释说：“麦角是一种真菌制剂，在妇产科用来促进子宫收缩和止血。如果用合适的剂量，可以在怀孕早期引发流产。一旦多了，会引起子宫痉挛性剧痛、大出血，甚至坏死；要是少了，毫无效果，还会让胎儿受损。”
1903年的欧洲民间，麦角被俗称为“婴儿死亡药”，而且有经常用于终止妊娠……作为柏林医学院的医学优等生，瓦尔特也清楚麦角的具体用法。
……
第10章：搬了新家
伊丽莎白接过处方笺，依然有些担心。她问：“您能控制好剂量吗？”
瓦尔特点点头，说：“你大可放心，我之前就开过类似的药方，剂量适合。待会儿，你拿着这张处方去克罗伊茨贝格区奥拉宁广场14号，奥拉宁药房，找药剂师弗朗茨·卢策，就说是瓦尔特·科勒博士让你去的。卢策先生那边不用担心，我和他打过好几次交道，他知道怎么去做。”
接着，瓦尔特又补了一句，说：“药费之外，你还需要额外给药剂师10马克。不需要多说什么，直接把钱放在桌面上就行。”
伊丽莎白没有多问，她把处方笺折好了，塞进围裙内侧的口袋里，然后转身出去了。
此时的德意志帝国，药店属于高度特许经营行业。根据当时的普鲁士法规，药店经营权需经政府特许授权，新药店的开设须经严格审批，目前全普鲁士约3316家独立药店，平均每11600名居民才拥有一家药店。药店不仅销售药品，还需配备实验室，药剂师须经专业培训并持有药学执照。
作为一名生活贫困的医学生，瓦尔特·科勒时不时也会赶往某个混乱街区，客串一下“地下医生”，给自己赚一点生活钱。也由此，他结识了奥拉宁药房的药剂师店主，弗朗茨·卢策。
此时的卢策，已经不满足在柏林经营一家不大不小的药房，而是积极筹划着，要将这间药房发展为德意志帝国的制药工厂，继而成为殖民地军队的重要医疗物资供应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