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些内情，瓦尔特是不会直接说出来。因为彼此之间存在有认知偏差，哪怕自己费劲的解释半天，也不会有太多人相信，还不如不说。
尽管心中已经有了推断，但瓦尔特还是需要走一趟基本调查的流程。嗯，先从最基础的地方入手。
第一步，他去找了总参档案室。档案管理员是个花白头发的老军士长，为总参本部服务了三十年，见过三代参谋军官。
当瓦尔特问起4月到9月之间那份草稿的借阅记录时，老军士长一口咬定签名记录齐全，但把登记簿递过来时，目光有些躲闪。
瓦尔特也不急，只说想看看那段时间内，所有进出地下档案库的人员名单。老军士长翻出几本硬纸簿，每一页都写得密密麻麻。
瓦尔特一页一页看，不时用手指在名字旁边点一下。他没有当场发作，只记了几个名字，把本子还了回去。
离开档案室的时候，瓦尔特习惯看了看头顶。可惜，他没能够发现一百年后的摄像头……
接下来，他又查了总参大楼东侧的临时阅览室。那里早已没人使用，门锁已经落了一层灰。瓦尔特亲自去看了现场，房间很小，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盏坏了的煤气灯。
如果真有人在这里翻看那份草稿，至少需要档案室的人把文件送来，然后还要登记。可如今档案室说没有登记，那说明要么登记被撕了，要么当时根本没走正规程序。
格勒纳一直跟着他，从不主动打断。瓦尔特走出阅览室的时候，忽然问道：“总参里能拿到地下档案库钥匙的，有几个人？”
格勒纳说，“应该有很多吧，包括档案室、各处分管员、夜间值班参谋。钥匙至少能配得出三十多把。”
“草稿呢？”瓦尔特问。
“草稿是锁在铁皮柜里。那个柜子钥匙只有档案室和第三高级军需长本人有。”格勒纳说。
瓦尔特沉默了一下：“这么说，能把草稿拿出来的人，至少能碰到铁皮柜的钥匙，或者能指挥档案室把东西提出来。”
格勒纳听到这里，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
……
接下来的两天里，瓦尔特全面排查了所有外围可能。他调阅了柏林及波茨坦一带领馆人员的出入记录，又通过自己在外交部和政治科的特殊渠道，追查了那几个比利时、瑞士中间人的背景。结果都一样：这些人跟德国总参没有任何直接联系。他们只负责传递，根本不知道原情报出自哪里。
进入调查的第三天，瓦尔特使用“传统的碘熏法”，完成了对借阅记录单上的指纹提取工作，这是已知唯一确定内鬼曾接触到的文件，一共有86个不同指纹，瓦尔特让格勒纳逐一画了下来。
不得不说，总参的军官各个都是人才，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临摹指纹的纹路自然也不在话下，基本上达到了后世2000万像素相机的效果。
夜里，瓦尔特给刚刚完成全部指纹临摹工作的格勒纳，递去了一根卷烟，他接着说：“外部接触不到这个层面，能把草稿抄出去的人，一定在内部。而且很可能就是那几个能合法或半合法接触文件的人之一。”
如今的格勒纳已不再嫌弃卷烟，他点了火，一个劲的抽着，没有说话。
瓦尔特说，“我们得去见见铁道动员处的人，草稿里最要命的是那组铁路数据。能把数字抄得那么清楚的人，不可能离开铁道动员系统。”
……
第119章：锁定嫌疑人
第四天的上午，瓦尔特让格勒纳干了一件事，就是逐一比对86个指纹，与内部约谈记录的97名军官的指纹，逐一对比。
至于瓦尔特，他翻阅那97名军官，哦不，是其中74人的档案资料。正如瓦尔特之前预料的那样，这些人属于家境优渥、履历干净、平时沉默稳重、评价良好的军官。也难怪格勒纳申请了三天的军官档案，今天才批下来。
至于瓦尔特索要的一干档案管理员，也就是老军士们的个人资料，前天就看过了两遍。为此，他还从中挑出了3人的姓名，邀请柏林警署的甘纳特，对上述几人进行了全方面的社会背景调查，没有惊动格勒纳和总参的人。
整整一个上午，格勒纳花费了4个多小时的辛苦努力，最终完成了指纹对比。现在，他确定97名军官中有88人，在借阅记录单上面留下过指纹。然而，瓦尔特压根就不看那88人的姓名，而是挑出没有上榜的另外9名军官。
瓦尔特将上述9个军官的名字写在笔记本上，与自己之前从74名军官的档案资料中挑选出的有重大嫌疑的几个人，进行了交叉对比。至此，瓦尔特已最终圈定了两个嫌疑对象，甚至可以确定对方的作案动机。
一旁的格勒纳，想着上前瞅一眼瓦尔特已经圈定的嫌疑人名单，但被对方避开。他合上笔记本，笑着说：“别慌，先去你的老东家，铁道动员处逛一逛。”
去年十一月，格勒纳离开总参铁道处，转至高级军需长冯?盖尔上校麾下任职。这背后是总参一条颇为特殊的晋升规则：同一处室内，不允许连续两级晋升。彼时格勒纳已经三十七岁，论在总参的资历，已然具备晋升少校的资格。
就在数日之前，冯?盖尔上校便毫不隐晦地向格勒纳做出承诺，一旦揪出这名内鬼，他会亲自为格勒纳草拟少校晋升保荐函，让他不必再经受来年晋升考核的煎熬……
中午吃过饭，休息片刻，格勒纳就带着瓦尔特前往总参大楼西配楼，也就是铁道动员处的所在地。
铁道动员处，顾名思义就是动员军列时刻表编制，这是它最重要的工作。计算全国几十万陆军，如何分段登车、发车路线、途经站点、边境卸载站台。以比利时、法国为核心等到西线方向，整套集结时间表出自这里。
不仅如此，总参铁道处还负责审查民用铁路建设方案，研究外国，尤其是比利时、法国北部，以及俄国西部的铁路网；编制《军事运输条令》；和平时期做大规模推演，等等。
因为赶上了办公的高峰时间，此刻铁道处的走廊里人来人往，夹着文件袋的尉官、抱着军用地图筒的士官、推着装订车的老文员。
颇为尴尬的一幕，是该处室的主管斯塔布斯上校拒绝与瓦尔特等人见面。对方给出的理由也显得很敷衍，宣称手头的事务太忙了。不得已，瓦尔特向格勒纳要了一张铁路处的编制表，看看里面到底有哪些核心人员。
需要说明的，铁道处属于大总参本部，规模最大的业务处之一，目前拥有参谋军官11人。其中，包括主管处长斯塔布斯上校，以及1个副主管中校，此外还有3个少校和6名尉官。
他们负责整个西线动员的铁路车次与卸载方案，有人管比利时方向，有人管法国东北，有人管军列排图。另外，铁道处还配有文职绘图员和统计书记员等，当然这些文职都不属于参谋军官之列。
依照盖尔上校最初的判断，外泄数据大概率来自铁道处，上述11人都参与过草拟的右翼进攻方案，所以也都有嫌疑。
只是内部排查了两轮，一无所获，还将铁道处的处长，斯塔布斯上校搞得罪了，以至于第一高级军需长气急败坏的跑到施利芬伯爵那里，言辞激烈的投诉了盖尔上校的胡作非为。
而这，也是盖尔上校最终放弃内部调查，转而引入瓦尔特的最终原因。
……
回到自己的小办公室里，瓦尔特把铁道处的11个军官名字逐一抄在纸上，他然后想了一会，对着一旁的格勒纳问道：“这11个人里，谁是作风正派，风评也不错，但另一方面，也最不好接近的人，是谁？”
格勒纳看了瓦尔特一眼，继而说道：“如果按你的标准来衡量，48岁的埃里克·哈斯上尉应该是其中最严谨的一个。他在铁路处干了差不多有20年，单身。几乎不参加无谓的应酬，上下班也极有规律，不喝酒，不赌钱，也不跟外界过多交往。尤其喜欢在军官俱乐部里，一个人安静的阅读资料。”
瓦尔特听后，点了点头，说：“那就约他先谈，你帮我申请一下，时间就定在下午4点左右。”
毫无疑问，哈斯上尉可不是处室领导斯塔布斯上校，一个低级参谋军官没有足够的勇气，去硬刚来自总参的内部调查。所以，思虑再三之后，他还是来到科勒调查员的临时办公室。这比起约定的下午4点，晚了整整半个小时。
哈斯进来的时候，瓦尔特没有起身，只是坐在桌后，把面前的文件翻了一页。哈斯的年龄为48岁，皮肤偏白，军装领口整整齐齐，一进门，就向格勒纳和瓦尔特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动作干净，目光不偏不斜。
格勒纳也立刻回了一个军礼，但瓦尔特拒绝挪动屁股，仅仅点了点头。
“坐吧，哈斯上尉！”瓦尔特说。
哈斯坐下，腰背笔直，双手平放在膝盖上，一副标准的德国军人模样。
“听说您在铁道动员处负责西线军列排图，比利时方向的方案主要由您来核算？”瓦尔特问。
“是的，但不是我一个人。所有数据都要经过处内多人复核。”哈斯说。
“今年5月到9月之间，您是否有接触过1904年初版的右翼进攻草稿吗？”瓦尔特不再拐弯抹角，直接问向了核心问题。
哈斯皱了一下眉头，感觉是在回忆什么。过了一会儿才说：“没错，那份草稿形成之际，我当时在现场，因为铁路动员方向的草案中，就有我提供的数据资料。只是后来草稿被正式封存归档，进了档案室，我就没再见到过了。”
“那段时间您有出过差吗？”
“七月底去过法兰克福，八月中旬回柏林。期间还去了一趟科隆，拜会了一位老朋友。如果您需要对方的姓名和地址的话，我可以写下来。”对于瓦尔特的问话，哈斯答得干脆利落，显然心中早有应对预案。
“你是一个人出差吗？”
“七月底是单独出差，主要是重新核对莱茵桥段的通过量，这方面都有相关记录。”
“您认识卢森堡方面的铁路联络官吗？”
“见过两次，只是在会议上，不怎么熟。”
“有没有人向您要过未公开的排图数据？”
“当然没有，就算有，我也不会给。”哈斯的语气很是坚定。
瓦尔特没有继续追问，他翻开面前的表格，用铅笔划了一笔，然后说：“最后一个问题，您觉得这次泄密草案的人，会是总参内部的哪个系统？”
哈斯仅犹豫了片刻，回应说：“如果那些数据真是从草稿上抄下来的，恐怕很难绕开铁道处，只是我无法去指认谁。”
瓦尔特点了点头：“谢谢您，上尉。”
哈斯起身，行礼，走出去。
格勒纳关上房门后，随即转身问道：“怎么样？”
瓦尔特说，“看起来没有什么大的破绽，但有两个问题：第一，他回答问题太快了，感觉像是提前背过各种问题的答案。而且，我观察到他脸上的犹豫时间不太正常；第二，对于我的无礼行为，他的第一反应就不像一名倨傲的总参上尉，更像是接受军事法庭严格审查的普通军官。”
“所以，你不信他？”
“嗯，我不相信在第一次谈话中就表现无懈可击的人。”瓦尔特并没有把话说死，那是他还需要政治科与柏林警局提供的佐证。
格勒纳提醒着瓦尔特，说：“你不能只凭‘太完美’就怀疑一个人，在总参里面，很多人第一次问话的时候，都会把自己包裹起来。”
之后几天里，瓦尔特再度约谈多人，基本都是中下级军官，军衔最高的不过两名少校，但基本就是走个过场。众人反应也是各异：有人紧张，有人愤怒，有人急于证明自己的清白，还有人拐弯抹角打听谈话范围。
每当格勒纳来询问结果时，瓦尔特反而打起了太极，他说：“最积极的反而显得最可疑，最沉默的也不一定就手脚干净。”感觉说了就等于没说。
瓦尔特从不相信哈斯会在证据上留下指纹，为此，他让政治科的秘密警察偷查了哈斯上尉的公寓。
这是为了印证自己的一个判断：如果哈斯真如他猜测的那样，是一个以逻辑和冷静见长的参谋军官，那他对现代侦查手段的认知就绝不该是空白。一个常跑铁路调度的人，对时间和痕迹有着天然的敏感，这不是推理小说里的情节，而是职业本能。
秘密警察很快就有了结果，他们报告说哈斯家里的陈设极为简单：一张铁床，一只木箱，一架书。书不多，其中却有一套《福尔摩斯探案集》，德文译本，书脊已经翻软。显然，哈斯这类人不仅仅是为了消遣去读侦探小说。
那是《福尔摩斯探案集》的书中，最醒目的不是斗篷和烟斗，而是“任何接触都会留下痕迹”的种种警示。
更早之前，瓦尔特曾让人暗中查过哈斯在军官俱乐部的阅读习惯。阅览室的管理员记得，哈斯每次来，都坐在角落翻《柏林画报》和《柏林日报》。
那种通俗刊物里除了时政漫画，还常转载一些英法等国的新奇罪案。有几期专门介绍过巴黎和伦敦警方如何利用指纹破案，配有清晰的示意图。
从1900年之后，这种介绍已经不少见。就连柏林主流大报在报道重大凶案时，偶尔也会提到柏林警方聘请的科勒法医，正在尝试使用这种来自英国的“身份识别新方法”。
一个与铁路数据打交道、对图形和流程极其敏感的人，又长期阅读这类内容，不可能不知道指纹意味着什么。一旦他决定偷取文件，第一件事就应该是戴上手套。这个推断听起来很荒谬，但正是瓦尔特所需要的。
因为一个真正的内鬼，若在窃取文件时戴了手套，那文件上反而不会留下任何指纹。而这种“干净”，本身就不正常。
“如果档案室里真有那份草稿的残页，上面却连一个模糊指印都找不到，那反而说明碰过它的人不是普通文员，而是个懂得消除痕迹的人。”事后，瓦尔特对格勒纳解释道。
格勒纳听后沉默了很久，瓦尔特的这个思路绕过了常规稽查，却恰巧戳中了一种只有极高素养者才会犯的错误。普通窃贼想的是把东西拿走，而高手想的是不留下任何属于自己的标记。
只是在瓦尔特看来，欲盖弥彰，显得太干净了，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标记。
剩下的问题，是哈斯如何拿到文件。
瓦尔特第二次去档案室时，特意把老军士长汉斯留了下来。这个人年近六十，头发花白，在总参档案室干了三十多年。
此前谈话时，他总是说“记不清了”，可眼睛总往某个方向飘。瓦尔特没有急着审他，只是像拉家常一样问了几句。
“哪位上尉来档案室的次数最多？”瓦尔特冷不防的问了一句。
汉斯迟疑了一下，说：“哈斯上尉，他每次来查档案，都会多待一会儿，有时候还帮我整理登记簿。”
“他常来吗？”
“常来，有时不是为公事，就是坐一坐，问几句我家里的情况。他为人很和气，也是平民出身，不像别的贵族军官那样，看不上我们这些不能进入军官俱乐部的老士官。”老汉斯感叹的说。
“他有没有问你借过档案室的钥匙？”这一次，瓦尔特问得很直接。
老汉斯的表情忽然就变了，他没有立刻否认，嘴唇动了动，想要挣扎，但最终还是放弃了。
这位军士官羞愧的低下头，低声道：“我当时没想那么多，他是上尉，我以为他只是临时要用那间临时阅览室。那天他说自己的钥匙丢了，晚上又要查一份旧排图，怕影响第二天工作。我就把备用钥匙给了他，说好用完还我。”
“哪一天？”
“七月的中下旬，具体日子我记不准了。”老汉斯说。
瓦尔特没有再逼他，只是让他在一份笔录上签了字。五分钟后，格勒纳上尉带着军法处的人来到了档案室，带走了老汉斯。
……
第120章：后续余波
至此，一条完整的作案链条开始显现：哈斯有靠近文件的权限，有开阅览室门和借走档案的能力，有消除指纹的认知，也有避开登记的时机。
不仅如此，那份在铁路系统内部才能被精确抄录的外泄数据，这一切的线索都指向哈斯上尉。尽管大都属于间接证据，但也足够了。总参是军队，是纪律部队，有的是办法让系统内部的嫌疑人开口说话。
但哈斯最后的被捕时间，是在瓦尔特与哈斯的最后一次对话之后。
也是总参调查的第十二天，瓦尔特让格勒纳把哈斯叫到总参三楼的那间临时办公室。这一次，屋子里只有他们两人。
瓦尔特依然省去了寒暄的必要，只是问了一个问题：“上尉，您觉得总参这些年的动员计划，究竟是在准备防御，还是在准备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