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堂的牧师是一个从里加那边迁来的德意志人，说话和蔼，眼神清澈，对政治毫无兴趣。瓦尔特坐在最后一排，安安静静的待了将近二十分钟，走时还在门廊上站了一会儿，和牧师说了几句话，最后捐了10卢布。
毫无疑问，这座教堂四周一定有俄国眼线，那地方距离喜欢闹事的华沙工人区非常近，本来就常有骑马的俄国宪兵来回巡视。
果不其然，第三天瓦尔特再去小教堂的时候，俄国宪兵已经查封了那家教堂。随后，陶德曼打听到消息，说牧师被“奥克瑞纳”叫去问了两个多钟头，问他这个德国副领事是不是经常来，两人交谈了什么内容，有没有留下任何信件或包裹。可怜的牧师被吓坏了，什么也答不出，只会反复画十字。
瓦尔特对陶德曼笑着说：“别管他们，俄国人越查越起劲，就对我们越有利。”
接下来要做的，是把命令送出去。出于安全上的考虑，瓦尔特不能直接去找那个“行动五人组”。
事实上，身为特别专员的瓦尔特，连自己麾下特工们在华沙的化名和住址都不清楚，这是当初定好的规矩，单线联络，只通过暗号。
而唯一能把这五个人中的某一或全部，召回到华沙总领馆的办法，是在《华沙信使报》上发一条小广告。作为总领事馆秘书的陶德曼，常在这家报纸上登些无关紧要的外贸信息，不会惹眼，俄国人也懒得去查。
在华沙总督府的那晚，瓦尔特已经口述了一段文字，让陶德曼记下，并在第二天一早就送到了《华沙信使报》广告业务处。
事实上，副版上的这类分类小广告的时效性很强，如果愿意多出钱，走加急的话，当天的晚报就可以刊登出来。
那则招聘广告很短，排在分类页的角落，混在寻物和房屋出租信息之间。整套暗语并不复杂，在整个公共版面里毫无存在感。
即便俄国人有了耐性，就算把整版广告都抄下来研究，也看不出一个这份寻常的招聘广告，与德国总领事馆有什么具体关联。
广告登出后的第二天傍晚，一个穿深长大衣，头戴圆顶礼帽的中年商人，来到了总领馆后门。他没敲门，只在后门的巷子里的某个隐蔽位置，用粉笔画了只有使领馆的人才能看到的特殊记号，然后便在附近等了一会儿。
陶德曼从二楼窗子里看清了来人，朝他微微点头。两分钟后，中年商人从后门走了进来，径直来到瓦尔特的房间。
这位中年商人，就是但泽仓库里“行动五人组”中领头的那个。
“请坐。”瓦尔特说。
那人坐在靠墙的椅子上，身体略微前倾。瓦尔特从抽屉里面取出一只没有写字的信封，递过去，来人接了，没当场拆。
瓦尔特开口说道：“里面就是地址，还有一个人的体貌特征，以及活动规律。你负责的目标叫彼得罗夫，俄国税务官，中等个子，很胖，走路喘得厉害。作为酒馆与妓院的常客，他每天晚上都要喝到很晚。你当下的任务只是跟着他，不要惊动。特别注意他一顿喝多少，喜欢喝哪种酒，有没有固定的酒馆，以及相好的妓女。”
“是。”中年商人应了一声，把信封折好，收进外套内层。
瓦尔特继续说：“找机会，看清楚他的酒是从哪儿倒出来的。是酒馆伙计从大瓶里倒，还是他自己买下了整瓶酒。如果可能，再查一下他有没有第二处住所，以及平时上下班的路线，记住，不要被俄国警察看出你在跟踪人。”
中年商人听完，点了点头，没有多问一句。他知道瓦尔特下达的命令不需要理由，只需要认真执行即可。
……
第137章：华沙行动组（中）
中年商人在护照上的姓氏为杰林斯基，至于他的波兰名字实在太长，瓦尔特已经记不起来了。
“对了，你需要助手吗？”瓦尔特随口问了一句。
如今，行动组的五个人目前都处于分开隐蔽状态，只有瓦尔特发出指令时，几人才会聚在一起，协调展开行动。
杰林斯基摇了摇头，说：“跟踪的时候，暂不需要，人多了反而不好。不过，如果要去税务官家里搜寻证据，那必须要增加人手。”
瓦尔特听后点头表示了同意，说：“那你先跟踪目标3天，至于行动的时间，应该就是我们的俄国总督切尔托夫，离开华沙的日子。”
这个时候，整个华沙城会变得人心浮动，没有人在意一个无关紧要的税务官，官员们一个个忙于巴结新上任的华沙总督，马克西莫维奇将军。
说完，瓦尔特递给杰林斯基一袋银币卢布，作为他用作几日里的吃住，以及某些娱乐场所的消费。对方把钱收好，站起身。
瓦尔特没送他出去，陶德曼一直等在楼梯口，把杰林斯基从后门引进巷子里，看着他的影子消失才回来。
做完这件事，瓦尔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他坐在窗边，没有点灯，在黑暗中把彼得罗夫这个人的材料再想了一遍。
之前，海鹰通过陶德曼送来的信息不少。这个彼得罗夫在俄国派驻华沙的税务机关里面混迹十几年，官不大，油水不少。不过他贪财、贪杯，也贪色，这些年下来，所有的收入都用于吃喝玩乐了，似乎还欠了犹太人的钱。
海鹰提及过彼得罗夫某些隐私，几乎每个夜里，都在普拉加区一家叫“铜钟”的小酒馆里喝到半夜。他尤其喜欢一种从俄国运来的粮食烧酒，度数高得划根火柴就能冒蓝火。
从外观上，彼得罗夫体型肥胖，脖子比脑袋还粗，走路时呼吸像风箱，四十出头的年纪，脸已经浮肿得像发酵过了头的面团。
瓦尔特是学医出身，他非常清楚的知道，这种长年无节制地喝高度烈酒的人，心脏和肝脏早就不像表面那么硬撑。另外，陶德曼也提过，彼得罗夫有几次喝多了就靠在墙边，脸色青白，额角冒汗，手捂着胸口，喘不上气。
毫无疑问，那是心脏在发信号，只是信号太弱，没人理会。这种身体，不需要下砒霜，也不需要上氰化物，它们都太醒目了。毕竟，尸体上只要有一点异常，但凡正常人都会产生怀疑。
此外，华沙的秘密警察虽然蠢一点，笨一点，但大概率还是会请有经验的全科医生来检验尸体。一旦被怀疑是毒杀，他们就会顺藤摸瓜，海鹰就危险了。
左思右想之后，瓦尔特不想让俄国的法医同行看出破绽，最理想的办法，是让彼得罗夫的死亡，看起来像他自己那糟糕透顶的身体，所决定的最终命运。
毫无疑问，洋地黄制剂就够用了。
瓦尔特在柏林大学医学院学习过各种药理分析，洋地黄里的强心苷能直接影响心肌的电活动，如果剂量超过极限，会引发恶性心律失常。
更关键的是，酒精会成倍放大药物的毒性。在高度烈酒的刺激下，不堪重负的心脏会像一台被逼到极限的旧机器，在某一个时刻突然停止摆动。
哪怕是死后的抽血检查，人们只会看到满身酒气，一个长期酗酒、肥胖、肝硬化的税务官，在某个夜里醉后猝死，这太正常不过了。
以华沙当地警署那间连电灯都不稳的停尸房，根本做不了精细的毒理学分析。事实上，即便是瓦尔特身处柏林警局的法医办公室，都很难完成这样高难度的分析工作，除非是柏林医学院或是夏洛特医院的病理实验室。
当然，最麻烦的部分，在于怎么把药混进他的酒里，又怎么让他的死亡不引起俄国人的追查。行动组的人擅长跟踪和格斗，但这种“对症下药”的精细活儿，需要瓦尔特来重新判别，并寻找一个最佳机会。
基于此，瓦尔特打算让杰林斯基先去跟踪目标几天，全面摸清彼得罗夫每晚在“铜钟”里的固定位置。那种下等酒馆里面，光线昏暗，人群嘈杂，酒保忙起来的时候，根本不会注意到别的情况发生。
当然，洋地黄制剂的量也需要有讲究，必须因人而异，太多会当场呕吐，太少则未必能引发致命节律。身为医生的瓦尔特自然是亲自配药，眼下有一个麻烦，就是他身边没有随意支取的药房。而总领馆的医药箱里只有一些基础药，很显然洋地黄制剂不属于常备药，就需要另想办法。
在1905年的华沙，找一瓶洋地黄酊剂并不算稀奇，这属于标准的处方药，医生完全可以开，城市药房普遍能够配到。因为这原本就是用于治疗心衰的药，许多上了年纪的医生会开给贵族和肥胖商人。
关键一点，是要让这瓶药从不正规的渠道走上一圈，而且不要和总领事馆直接扯上关系。随后的，瓦尔特把洋地黄酊剂的事情交给了陶德曼，但没告诉他相关用途。
当然，陶德曼也不会多问，现在的他不是懵懂无知的实习生，而且他也知道，科勒上尉一旦开始实施行动方案，就不会停下脚步。
从总领事馆收到任务之后，杰林斯基用了三天的时间，把彼得罗夫的活动规律摸得清清楚楚。
这个俄国税务官每天下午5点，从普拉加区的税务局下班后，先到格日博夫斯卡街的一家饭馆吃晚饭，菜油腻，肥肉居多，配着黑面包和腌黄瓜。
饭桌上，彼得罗夫总要喝掉小半瓶的威士忌酒，这纯粹只是开开胃，然后再叫一辆轻便马车，前往普拉加区的“铜钟”酒馆。那地方离河不远，门面不大，但招牌上还真的有一座铜钟，而且已经锈得发绿。
通常的时候，彼得罗夫每晚就坐在靠里墙第三张桌，他背对着门，面前总是一瓶俄国产的烧酒，酒精的度数高得点火就燃。税务官喝酒基本从不用杯子，直接对着瓶口喝，一口下去，脸涨得发紫，再慢慢缓过来。
杰林斯基第一天进去的时候，差点被里面的糟糕气味熏吐出来，那是各种劣质烟叶、掺水啤酒，以及人体汗臭混合在一起，简直臭不可闻。
跟踪者向酒保要了一杯兑水的啤酒，坐在斜对角的位子上，他没用帽檐小心翼翼的遮住半张脸，而是和其他客人一样，将帽子大大方方扔到一旁。
不得不说，这个酒馆里的确很热闹，有人唱，有人骂，几个醉汉为了一把零钱摔碎了杯子，事后还需要向店家赔偿几个戈比。
没有人注意到初来乍到的杰林斯基，彼得罗夫同样也没注意。这位税务官只管自己拼命的喝，但偶尔的，他也和旁边几个穿铁路制服的俄国老乡嚷嚷着几句，内容全是抱怨自己的苛刻上司，以及放高利贷的犹太人。
第二天夜里，杰林斯基坐的位置更加近了一些。他看见彼得罗夫喝到第二瓶时，眼睛有些发直，而且呼吸声变得很重。有两次，他拿瓶子的手抖得非常厉害，还把酒水都洒在自己的裤子上，他也不管不顾。
对此，酒保早就见惯了这位嗜酒如命的俄国税务官，每次只把酒瓶往桌上一放，也不多说半句。几个俄国常客时不时会拿彼得罗夫来逗乐，说要请医生。
彼得罗夫只是摆摆手，然后抓起酒瓶子，又喝一大口。
当然，对彼得罗夫的跟踪，并不总在酒馆里。
第二天晚上十点刚过，杰林斯基发现彼得罗夫没有像往常那样，继续索要第三瓶，而是忽然撑着桌子站起来，把酒钱拍在柜台上，然后摇摇晃晃出了酒馆的门。
杰林斯基没有立刻跟上，而是隔了半条街的距离远远看着。好在彼得罗夫没怎么叫马车，而是穿过普拉加区的一条横街，径直往河岸的方向走。那一带房屋低矮，巷子又窄又潮，还有河面吹来的湿气。
喝了两瓶伏特加的彼得罗夫根本就走得不快，几次扶墙喘了半天气。最后，他拐进了一条没有路灯的街道。这些临街房屋看着与普通出租公寓差别不大，只有走近才看见：几扇窗户透出橘红的灯光，窗帘半掩……
杰林斯基忽然在街口停住，那是他闻到空气里多了一股怪异的气味。廉价的香水混着刺鼻的煤烟味。
他抬头再看，发现几个打扮花枝招展的女人倚在门边，肩膀露在外面，正在用俄国语或是波兰话低声招揽着生意。原来这是一条妓院街，挤在河港码头和工人棚屋之间，巷子深处的院落才是真正营业的房间。
显然，彼得罗夫属于熟门熟路，拐进左边第二扇门，那门口坐着一个胖女人，看模样是老鸨。不过见到有顾客来了，老鸨只是懒懒的抬了抬下巴，似乎不怎么欢迎这位胖嘟嘟的税务官。不久里面就传出一阵走调的手风琴声，夹着女人的笑声和男人那急促的咳嗽声。
杰林斯基没有进去，他只是站在街角暗处，朝地上吐了一口唾沫，心想这个地方就有些不好下手了。妓院里人多眼杂，老鸨和姑娘们都有一套记人脸的神奇本事。一个生面孔半夜混进去，不管花不花钱，都容易被人记住。
更麻烦的是，杰林斯基观察到一些喝醉的低阶文官，失意的俄国下级军官，以及刚刚捞到好处的码头警察，时常就会出现在这几条巷子里。在这种地方动手，不仅太脏、太杂，有太多不受控的因素。
所以，杰林斯基决定继续在外面等。
出人意料的，彼得罗夫在那楼里仅仅待了二十分钟不到，就出来了。此刻，杰林斯基靠在对街的墙根下，他看到彼得罗夫从门里出来，脚步更虚，一边系皮带一边还在骂骂咧咧，似乎在向老鸨抱怨，说姑娘们的服务太差了，下次再来的时候，再不服务好一些，日后要多收老鸨30%的特种税。
在沙俄统治的维斯瓦边疆区，注册妓院受警察监管，当地税务局会向妓院征收高额赋税，妓女也要交纳证件，还有体检等相关的规费。
不仅如此，妓女们要上交普通公民护照，换取一张黄色登记证件，定期接受强制性病检查。官府禁止妓院设立公开招揽的招牌，地下无照妓院一旦被查获，经营者与妓女都会遭到严厉的处罚……
杰林斯基等着彼得罗夫又走过了半条街，这才慢慢跟上去。回到税务官住所的附近时，彼得罗夫似乎要走不动了，扶着一根路灯柱子喘气，脸涨得像猪肝。此刻的杰林斯基从另一侧走过，没有停留，也没有再回头。
第三夜，彼得罗夫又去了酒馆，但没再去妓院那边“白嫖”。杰林斯基估计是在昨夜，彼得罗夫作为男人的自尊心受到严重打击。所以，酒馆里才是真正动手的地方，因为这个地方他已经摸透了。
每晚在酒馆的时候，彼得罗夫要上3趟厕所，上一趟在喝完第一瓶后，第二趟在接近午夜前。第三趟尿急的时候，他走得最快，桌子后面的窄过道空出至少需要四十几秒。旁边那桌的铁路工人们，每到这个时候也都喝得东倒西歪，没人会注意一个起身离开位子的影子。
第四天夜里，杰林斯基把洋地黄酊剂药带在了身上，这药是昨天夜里，他从总领事馆的科勒上尉手中得到的。
这是一小管没有任何标签的玻璃瓶，里面是深黄色的洋地黄酊剂，瓶口用蜡封着。出于安全的考虑，他用一块软布包着，藏在旧外套的内口袋里。
半夜的铜钟酒馆里，依然是热烘烘的，臭烘烘的，汗臭里混着冲天的酒气，让杰林斯基的后颈都冒出了汗。
他把那管药剂在袖口里握了快1个钟头，一直没动。那是他在等最好的时机。今晚彼得罗夫自己就喝得格外猛，第一瓶比平日提前了一刻钟见底。他脸已经红得发紫，眼白里全是血丝，嘴唇发乌。
……
第138章：华沙行动组（下）
半夜的11点半左右，彼得罗夫就把第三瓶烧酒喝掉一小半，忽然撑着桌沿站起来，硕大的肚子把桌子顶得一晃，然后嘟囔着骂了一句，转身往厕所方向走。
对，就是这个时候!
杰林斯基没有立刻起身，他把自己的身子往旁边侧了侧，借着前面一个醉汉摇摇晃晃站起来的空当，他迅速斜过一步，手里拿着已经去掉了蜡封的药剂瓶。
不过六七秒钟的短暂功夫，杰林斯基已经把药液全部倒进彼得罗夫喝剩下的半瓶酒水里。事实上，烧酒的酒色本来就混浊不清，洋地黄酊剂混进去后，只让液面微微晃了晃，颜色几乎看不出变化。
前后不过十秒钟，他已经回到自己的桌边，把空瓶塞回内衣口袋。
很快，彼得罗夫从厕所回来，他扶着墙走，坐回原处。酒馆里依然热闹着，酒鬼们一个个喝的东倒西歪，酒保继续在柜台后面擦着杯子，没人朝这边多看一眼。杰林斯基把最后半杯淡啤酒慢慢喝完，付了钱，出了门。
如往常一般，杰林斯基左转右拐，进了一条巷子，沿着维斯瓦河边走了十几步，停下来听。身后没有脚步声，他摸出那个小空瓶，用鞋跟把它踩碎在泥地里，碎玻璃陷进泥水中，一冲就散。
杰林斯基继续沿着维斯瓦河畔走去，走了大约十分钟，便转弯进入格日博夫斯基区的大型商业批发市场。此地商贩、脚夫与外来过客摩肩接踵，人流驳杂，恰好便于隐匿行踪。而他对外的公开身份，便是在此经营生意的粮食商人。而这里，将是五人行动组重新汇聚的地方。
最终，彼得罗夫是“醉死”在距离铜钟酒馆门外，不过百来米的街上。当时还是凌晨4时，一名卖菜老妇拉着板车出摊，方才发现路边倒着一名身形魁梧的男子。此人的脑袋歪在排水沟沿，一只手里仍死死攥着一只空酒瓶，身体已经凉透了。
因为死的是一名俄国税务官，所以尽职尽责的俄国巡警，还是照例请了一位私人诊所的俄籍医生，来担当这一次临时法医。巡警也暗地里催促医生，需要在天大亮之前，完成所有的验尸工作。
此刻天色蒙蒙亮了，围观的路人也不少，但都站得远远的，有人捏着鼻子说有臭味。那位俄国医官戴着夹鼻镜，在马灯下看了看死者的脸和手指，又掀开眼皮照了照，草草在验尸单上写了一句：心脏衰竭，疑因饮酒过度。
巡警小心翼翼的多问了一句，要不要去停尸间继续查点别的。医官不耐烦地摆了摆手，说道，整个普拉加区，谁不认得彼得罗夫。这人日日酗酒，夜夜喝得不省人事，醉死在街头，本就是再寻常不过的事。
那日，当瓦尔特将药水交给杰林斯基的时候，就嘱咐他一句：“要赶在俄国秘密警察进入彼得罗夫家里之前，找到那份举报信。”
当日凌晨二时，五人行动组的杰林斯基、加夫利克、赫米尔、沃尔斯基和诺瓦克重新聚在一起。这是瓦尔特进驻华沙总领事馆的三周来，五人行动组的第一次集体行动。
彼得罗夫自从五年前与妻子离婚后，他就独居在普拉加区一栋四层公寓的顶楼，房间朝北，终年不见多少太阳。楼里住户混杂，有铁路扳道工，有退役的俄国军需官，也有几个从不上报户籍的波兰寡妇。
白天，公寓的正门总是有人进进出出，从后墙的消防楼梯也能上到顶层。杰林斯基把行动时间定在凌晨3点，这个时候的人们基本都在熟睡中。如果太晚，俄国警察那边就要派人来搜索彼得罗夫的房间了。
五人组分成三路：加夫利克在楼下街口望风并负责接应，赫米尔绕到楼后守住消防梯，至于杰林斯基，则带着沃尔斯基和诺瓦克，三人身穿夜行衣，从正门悄悄的潜入。
彼得罗夫所在公寓的门锁不结实，锁匠出身的诺瓦克，只用一个弯铁片就将门锁轻松撬开。
整个屋子很暗，窗户紧闭，空气里浮着一股烟油，还有长期没洗的脏衣服的气味。地上堆满了不少空酒瓶，桌上散着过期的旧报纸，以及啃了一半的黑面包。床铺和被单都是乱糟糟的，感觉房间主人从来都不会叠。
诺瓦克守在门口，杰林斯基和沃尔斯基借助两盏煤油灯，开始在房间里翻找瓦尔特需要的文件资料。
两人先是翻了衣柜，发现几件旧制服下面压着一只铁皮盒，里面是一叠小面额的卢布纸钞，用橡皮筋捆着。接着，杰林斯基又翻了书桌抽屉，在一堆高利贷欠条和酒馆收据下面，找到一封没寄出去的信。
这封信是写给华沙总督府政治处，也就是特别办公厅的，信纸上用俄文写着：“鄙人有充分的理由，怀疑总督府庶务处‘文书归档与会务股’的副股长，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索科洛夫，正在与德意志帝国驻华沙总领馆人员进行秘密接触……”
这封信的后半截还没写完，字迹到一半就已经潦草得不成样子了，感觉是写的人已经醉得连拿笔都把握不足。
除此之外，还有一只小布袋，里面是少量的金币和银币，混着几枚奥地利克朗。杰林斯基把所有的现金，以及那封信都收进随身的帆布包里，然后将看到的几份高利贷欠条，放在房间里的显眼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