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茨死了吗？是怎么死的？”霍夫曼警长眉头一皱，替老上校问了一句。
“是的，先生。战争结束之后，我们迁徙到莫桑比克边境的一个地方落脚。”亨德里克说，“那是1903年的春天，弗朗茨不幸染上了急性肺炎。那个地方没有医生，没有药。他撑了五天，最后没熬过去。”
“那他的遗体呢？”警长继续问。
“我们把他埋在农场后面的一个小山坡上。”亨德里克说，“玛丽亚和我一起埋的。她哭了一整天，后来就再也没怎么说过话。”
此时，书房里的空气似乎凝固了，老上校却至始至终端坐于书桌后面，他的脸在日光下显得格外苍白，眼角的皱纹也比刚才更多，更深。
“你为什么想要冒充他？”霍夫曼问。
亨德里克的低下了头，轻声解释说：“那是我的妹妹玛丽亚，她带着一个两岁的孩子。那孩子叫威廉，是弗朗茨的儿子。两个月前，我们回到欧洲后，她们母子俩暂住在海牙的一家简陋公寓里。”
他抬起头，望着上校，继续说。“弗朗茨活着的时候，曾经提到过，如果他回不了德国，他希望有人能替他看一眼他的父亲。我只是想替他做这件事。但当我走进这栋宅子，看到他父亲坐在那里，看着我的眼神……我，我不知道该怎么把那个残酷的真相说出来。”
对于骗子声情并茂的表演，霍夫曼不以为然的冷笑起来。
“所以你决定继续演下去，让自己成为这个庄园的继承人？”
亨德里克没有否认。“我希望上校相信弗朗茨是真的回来了，哪怕只是多相信几天。”
书房里安静了很长时间。
霍夫曼警长忽然站起身，把文件袋夹在腋下。
他先看了眼上校，又看向亨德里克，随后对瓦尔特和甘纳特说：“走吧，问询到此为止。按之前的约定，所有记录作废，不留存。”
后面的事，都是冯·施特滕上校的家事，查清弗朗茨真正的死因，以及怎么处置冒名顶替的亨德里克。
甘纳特愣了一下，那是想说什么，但被霍夫曼警长的一个眼神压了回去，只好闭嘴。瓦尔特已经收拾好帆布工具包，放回医生包里。
众人即将转身离开时，身后传来亨德里克的急促声音，他苦苦哀求起来：“上校先生，请您要相信我。我的妹妹玛丽亚的确带着您的孙子，现在就住在海牙圣彼得街14号。是的，那个孩子叫威廉，两岁，他的眼睛和弗朗茨是简直一模一样。”
……
第18章：简化版的亲子鉴定 （下）
书房里先一阵是沉默，但很快，书桌那边传来上校的声音。
“你刚才说，那个叫威廉的孩子住在哪儿？”
此刻，亨德里克像是抓住一根救命稻草，立刻接过话：“是海牙圣彼得街14号，我妹妹叫玛丽亚·范德梅尔，因为没得到家族的认可，一直用本姓生活。”
上校沉默了良久，开口说道：“好吧，我可以再相信你一次。明天，我就派人去海牙，接那个叫威廉的孩子。如果威廉真是弗朗茨的……”
话说到这里，上校忽然卡住了。
此刻，亨德里克的脸上浮现几分愧疚，他赶紧说道：“小威廉绝对是弗朗茨的亲生儿子，也是您的亲孙子。”
上校直接略过了最后那句话，他把目光转向瓦尔特，问道：“科勒博士，你刚才的那个测试，能用它来确认一个两三岁的孩子，是不是我的亲孙子？”
瓦尔特在内心斟酌了一番，最后点了点头，说：“可以做出比较准确的判断，但方式和您刚才看到的玻璃片试验可能不太一样。”
下一刻，这位医学博士决定引用更准确的表述：“在目前的医学条件下，血型检测能够做的是‘排除’，而非‘确认’。也就是说，如果孩子的血型和弗朗茨的血型不符合遗传规律，我们就可以认定他不是弗朗茨的儿子。但如果血型对得上，我们只能说‘不能排除他是’。要最终确认祖孙关系，还需结合其他证据一起判断。”
“什么样的证据？”上校继续追问道。
瓦尔特耐心的解释说：“之前，亨德里克提到弗朗茨生前留下了一只铁皮箱子。里面有日记、照片与信件。如果那些信中提到了玛丽亚怀孕的时间、威廉出生的日期，我们就可以交叉验证亨德里克刚才所说的全部信息。
另外，基于现代遗传学的理论基础与实践。我可以对孩子的眼睛、骨骼和体貌特征做详细测量，但这只是为了与弗朗茨留下的旧照片比对，辅助判断是否存在相似性，而不是作为独立的证据。”
上校看了瓦尔特一眼，内心权衡再三之后，最终做出决定。
“好好好，谢谢你，科勒博士！到时候，需要再麻烦你了。请放心，我和我的家族绝不会忘记曾给予帮助的恩人。”
他转向亨德里克：“至于你，骗子先生！就先留在这里。我会派人去荷兰找到那个孩子，以及他的母亲。在这之前，你哪里也不能去。”
亨德里克惭愧的低下头，喃喃道，“我明白。”
不一会儿，庄园里的管家带着两名健仆走了过来，将亨德里克押走。也许会囚禁在某个地下室，直到所有的真相最终水落石出，再做决断。
处理完公务，霍夫曼、瓦尔特与甘纳特三人也离开了上校的书房，下到一楼，重新登上来时的那辆警用马车。
来到车厢，甘纳特第一个忍不住了，他压低声音，冲着瓦尔特笑道：“你的运气真好，万一那个冒牌者血型是A型、B型，或是AB型呢？”
瓦尔特不以为然地笑了笑，说：“首先，我会继续采集上校妻子的血液，做进一步的交叉检验。如果还不能排除，我会把三人的血液样本带到柏林医学院的病理实验室，在光学显微镜下做进一步研究。”
话语中，瓦尔特隐去了最后的杀手锏：如果常规分型不足以定论，门策尔副教授的实验室还掌握着一种交叉血清反应法，将不同人的血清与红细胞分别混合，观察凝集反应的强弱差异。
兰德施泰纳医生在论文中曾暗示，同血型之下的个体之间，血清反应也可能存在微妙差别。眼下虽然还没有人系统证实这一点，但瓦尔特知道，在门策尔那间堆满瓶罐的实验室里，这种尝试已经做了不下百次。
虽然病理实验室的检测本身是准确的，但它要花掉太多钱、耗费太长的时间，远不是一桩普通案子能负担得起的。
对于上述这些，霍夫曼警长自然是不懂的，但甘纳特却是知晓一二。
“如果我记得没错，刚才那个玻璃片试验是用来排除父子关系的，它是不能直接确认隔代的关系吧？”
瓦尔特靠在车厢壁板上，点了点头：“你说得很对。所以，我刚才告诉上校的，不是‘能确认’，而是‘能排除’，当下的血型检测在目前只能做到这一步。”
“那如果他找到那个孩子，你打算怎么做？”甘纳特再问。
瓦尔特解释说，“还是先做简单的血型检测，如果孩子的血型与上校的血型不符，事情就到此结束了。如果相符，那就需要更多证据，弗朗茨留下的信件、玛丽亚怀孕的时间、孩子的出生记录。在医学上，我们只能用排除法，把所有的‘不可能’统统去掉。剩下那一个，即使不能通过实验室证明，大概率也算是最后的真相。”
此刻，一直没有说话的霍夫曼警长开口了：“上校已经等了八年了……”
的确，一个等了八年的七旬老人，就算只有一点微弱的可能性，也会把它当作全部的指望。而瓦尔特现在要做的，是确保那个微弱的可能性，不会被错误的判断毁掉。
马车穿过米特区安静的街道，道路两旁的公共煤气灯已经陆续点亮，此刻气温已接近零下，街道上的行人不多，那些裹着大衣的下班人，一个个低着头，匆匆走过。
众人回到亚历山大广场的时候，天色已黑。
走进大楼，此时的门厅比白天要安静得多，仅一名值班警员坐在接待台的后面。等到脚步声靠近，那名警员抬头看了一眼，随即又低头翻看文件。
霍夫曼没有停顿，带着两人径直上了二楼。
米勒督察的办公室还亮着灯，而且门是半开着，里面传来一阵低沉的说话声，像是在打电话。霍夫曼在门外停了一步，伸手在门框上轻轻叩了两下。
米勒督察抬头看了他们一眼，冲话筒说了一句：“是的，上校，他们现在都回来了。”然后他放下话筒，冲霍夫曼招了招手，示意三人进来。
瓦尔特一走进办公室，就选择在靠墙的一张椅子坐下。
此时，米勒正对着话筒说了最后的几句话：“是的，上校，一切都非常的顺利……您大可以放心，我们会全力予以配合。”
挂断电话后，米勒督察靠在椅背上，目光从霍夫曼移到甘纳特，最后落在瓦尔特身上，似乎在掂量怎么开口。
“刚才冯·施特滕上校打来的电话。他说，在这件事上，你们办得非常好，尤其是在亲子鉴定这一块。”他看了瓦尔特一眼，“博士，你做的那个血液测试，上校跟我说了。他的评价很高。”
“那只是初步排除。”瓦尔特说，“后续还需要更多的验证。”
“嗯，我明白了。”米勒督察点了点头，目光却没有从医生的脸上移开，他顿了一下，说：“不久前，我知道了另一件事。嗯，这是关于你本人的。”
瓦尔特心下一动，他抬眼看着对方，并没有接话，但隐约猜到了什么。
米勒督察继续说道：“你曾经是柏林大学医学院的高材生，原本已经拿到了普鲁士军部的预备役中尉军医官任命。但因为右手受伤，导致军部暂停了对你的任命。这意味着你得在一年内需要偿还一大笔钱，没错吧？”
此言一次，办公室里安静了两秒，霍夫曼和甘纳特齐齐看向了瓦尔特。
米勒督察继续说，“上校在电话里说了一句话。他说，‘那个年轻人帮了我一个天大的忙。如果他有什么困难，请转告他，我可以替他办。’”
米勒督察的身体微微前倾，“上校早年在普鲁士军部有不少关系，他担任过近卫军骑兵指挥官，在参谋本部也有旧部。如果他愿意出面，你的军籍问题还是可以商量的。比如说，从外科军医官转为内科军医官，重新获得军衔和军官身份。”
瓦尔特沉默了片刻。恢复军籍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那八千马克的债务可以一笔勾销了，意味着他在这个国家拥有合法的军人身份，意味着某些原本关着的大门即将会为他重新打开。
不说，上述这些都还没有变成现实。
“需要我做什么？”瓦尔特问。
米勒督察说，“暂时还不需要，等上校那边把荷兰的事情办好之后，他会通过军部的渠道处理这件事。你只需要保持联系。”
瓦尔特感激的点了点头，没有再多问。
米勒督察又看了他一眼，然后低下头，翻开桌上的另一份文件。霍夫曼会意，轻轻拍了拍瓦尔特和甘纳特的肩膀，示意他们可以走了。
……
第19章：在柏林医学院
十一月中旬的柏林，已经很冷了。
阿尔布雷希特街的晨雾，到了这个时节常常要到午后才散。瓦尔特住的那间二楼单间朝南，下午还有阳光进来，只是等到入夜，壁炉烧不旺的那一面墙就开始从墙角，渗出一阵阵的湿冷。
瓦尔特坐在窗边，书桌上点着煤油灯开，他没有看那那本《解剖学图谱》，只是微微垂着头，看着自己的右手。
此时，白手套已经摘了，右手手背上的浅褐色疤痕在灯光下很清晰，从食指根部斜跨到手背中央，大约两指宽。缝合的痕迹已经消退，只剩一道略带褶皱的凸起，表面光滑，比周围的皮肤深了一整圈。
他用左手指尖碰了碰疤痕的边缘，没有感觉。又用了些力气，依然如此。自始至终，没有任何奇迹发生。如今，右手的表面创伤基本愈合了，疤痕也淡了些，但知觉彻底消失了，更糟糕的是，右手连最基本的抓握都做不到。
瓦尔特试过无数次，手指的弯曲还能勉强完成，但一旦试图握紧，整个手掌就会像泄了气一样松垮下来。他试着端过一只空杯子，杯子从手里滑出去三次。因为无法用右手系好自己外套的纽扣，因此不得不用左手，一遍遍练习那些以前从来不需要想的小事。
至于能否再拿起手术刀，对于瓦尔特来说，已经是一个不需要继续讨论的话题了。毕竟，连一只杯子都握不好的人，是不可能精准掌控手术刀。更何况，就算是勉强握住了，他也无法感觉到刀尖切下去的深度，根本控制不了力道。强行去做手术，那不是救人，而是害人！
一个外科医生最重要的两样东西：触觉和力道，如今的他统统都失去了。
瓦尔特抬起头，盯着空荡荡的天花板看了一会儿，然后，他把白手套重新戴上。这双手套已经成为他日常的一部分，不是为了掩饰什么，而是为了让自己和其他人都不要总想着那只几近残废的右手。
这段时间来，作为住院医师的瓦尔特，已在夏洛特医院连续工作了四天，至于柏林警察局那边，最近也没有特殊的案件，需要他去协助。于是在周五的时候，他决定去一趟柏林大学医学院，处理一下自己的私事。
学院在腓特烈大街上，距离夏洛特医院大约一公里半，乘坐马车只需七、八分钟。这条街属于柏林中区的主干道之一。
医学院的主体是一栋五层浅灰色建筑，建于1870年代，属于典型的威廉时期公共建筑风格，立面简洁，没有过多的装饰，只在窗台和檐口处有几道朴素的石线。正门上方挂着一块褪了色的铜匾，刻着“柏林大学医学院”字样。
门前的台阶是浅灰色的花岗岩，表面被无数双脚踩得光滑发亮，台阶两侧各立着一根铸铁灯柱，灯罩里还残留着昨晚没有烧尽的煤油。
瓦尔特推开大门，走进门厅，穿过走廊，在注册办公室门口停了一下。门是开着的，他抬手敲了敲门框。
办公室里坐着一位戴眼镜的文书，中年男性，穿着一件深色外套，此时的他正在翻阅一份资料。听见有人敲门，文书随即抬起头，循声打量了一下门口的人。
瓦尔特没有绕弯子，直接说明了来意：查询医学院同学克劳斯·冯·施瓦茨的毕业去向，以及女友赫尔嘉·伯格曼的档案信息。
文书看了他几秒钟，没有立刻翻本子，而是先问了一句：“同学，你是哪一届的？”
“1903届。”瓦尔特说，报出了自己的毕业年份。不仅如此，瓦尔特取出自己的医师资格证，递了过去，这是一张对折的厚纸，印着柏林大学的徽章和医学院院长的签名。
文书接过去仔细看了看，确认无误后，推了回来。然后他从身后的书架上取下一本厚厚的注册簿，黑色硬皮封面。
他放在桌上翻开，顺着索引一栏一栏地滑动手指，动作不快不慢。在一页密密麻麻的手写名字中间，他的手指停了。
“克劳斯·冯·施瓦茨。目前已经分配去了东普鲁士军区，哥尼斯堡附近，担当中尉军医官。”
哥尼斯堡，东普鲁士的首府，靠近俄国边境，是帝国最东端的军事重镇之一。
瓦尔特说，“还有一个人，赫尔嘉·伯格曼，我的女友。”
文书翻了翻另外一区，指尖移过几行纤细的字迹。“赫尔嘉·伯格曼已经转学。她来自巴伐利亚王国，三周前，已正式申请从柏林大学退学，继而转入了慕尼黑大学医学院。”
慕尼黑大学，在巴伐利亚，也是伯格曼的家乡，所以，她回到那里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至于为何不辞而别，瓦尔特也懒得继续深究了。
“谢谢！”瓦尔特一边说着，一边收好自己的医师证，转身走出办公室。
沿着走廊朝病理学系走去，走廊里一群穿白大褂的医学生经过，他们手里夹着书本，脚步匆匆，事实上整个医学院都在赶时间。
门策尔副教授的实验室在走廊尽头左转第二间，门上的玻璃窗透出灯光。瓦尔特抬起左手在门上敲了两下。
门内传来一个含混的声音：“进来。”
瓦尔特推开门走进去。实验台占据房间中央大部分空间，上面散落着量筒、滴管、本生灯和几本摊开的笔记。空气中弥漫着酒精和乙醚的气味，没错，病理实验室里用这两种溶剂很频繁。
门策尔副教授站在实验台前，五十出头，身形干瘦，灰白的头发梳向脑后，银框眼镜后面是一双浅灰色的眼睛，正专注地往烧杯里滴加液体。他放下滴管，看了瓦尔特一眼：“等一下，马上就好。”
瓦尔特站在门边，没说话也没动。门策尔的动作很稳，加液滴的幅度均匀，没有多余的回旋。他在混合某种溶剂，从烧杯飘出的气味判断，是含有机溶剂的提取液，加了一些盐类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