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心里把后备箱里看到的东西重新数了一遍。
一台电台,一片耀眼的金黄,大黄鱼,很多条。
他不知道有多少条,只知道那一瞬间,满眼都是金色。
他站了一会儿,走到水池边,拧开水龙头,把手伸到水流下面。
水很凉,冲在手上,慢慢地把那点抖压了下去。
他擦干手,下楼,吃饭。
晚饭和平时没有任何区别。
青菜豆腐,半条鱼,一碗米饭。
谢婉情坐在他对面,吃得慢条斯理,偶尔说一句“菜咸了”或者“饭有点硬”。
他应着,声音不大不小,表情不冷不热。
两个人像一对普通的夫妻,过着普通的日子,聊着普通的天。
没有人提到车,没有人提到后备箱,没有人提到黄金和电台。
天黑之后,刘肖强把碗筷收了,谢婉情在厨房洗碗。
刘肖强走到院子里,把大门闩好,又把车库里那盏昏黄的灯打开。
他走到车后面,手指在后备箱的锁扣上停了一下,然后“啪嗒”一声拉开了。
谢婉情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他身后,手里还攥着那块洗碗的抹布。
她的目光越过他的肩膀,落在后备箱里。
一部电台,用油纸包着,旁边码着一排大黄鱼,金灿灿的,在昏黄的灯光下像一堆会发光的小砖头。
她的手紧了紧,抹布里的水被挤出来,滴在地上。
“这是……”她的声音压得很低。
“延安说的那些东西。”刘肖强蹲下来,开始清点。
大黄鱼码了整整三层,整整齐齐,像是一块一块垒上去的。
旁边还有十瓶链霉素,用棉布裹着,塞在角落的缝隙里。
谢婉情蹲下来,拿起一块大黄鱼,在手心里掂了掂。
“这得有多少?”
“不知道。”刘肖强站起来,“先搬进去,别让人看见。”
两个人来回搬了好几趟,把东西全部搬进了卧室。
谢婉情把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刘肖强把门反锁了,两个人蹲在床前,看着地上那一堆金条,很久没有人说话。
“一千二百条。”谢婉情先开了口,声音有些发飘,“我数了三遍。”
“电台是德国货。”刘肖强把手从电台上收回来,“还有十瓶链霉素。”
两个人对视了一眼,都在对方眼睛里看到了同样的震惊。
这些钱够多了,完全可以支撑组织发展。
10瓶链霉素更是可以卖出天价。
不过,相对于这些东西的价值,更让刘肖强震惊的是,那位同志是怎么把东西悄无声息地放入后备箱的。
“谢同志,你在家有没有听到外面的动静?”
“没有。”
“不对啊。”刘肖强一拍大腿,“没有动车窗,四个车门也压根没有开过,还有他没有钥匙是怎么打开后备箱的呢?”
两人对视一眼,都摇了摇头。
良久后,谢婉情才若有所思地说道:
“这位同志肯定级别很高,高到延安都没有向我们透露身份和代号,他的手段自然多。”
“也是。”刘肖强释然一笑,“先拿六条大黄鱼出来,明天送到李同志手上,他从慈心医院一名外围同志那里借的钱也能还了。”
“好。”
谢婉情取出六条大黄鱼,放入准备好的黑色布袋子内,系好,递给刘肖强,话锋一转,“刘同志,我们是扮演夫妻,以后还是叫我婉情吧。在外面叫谢同志,万一被人听见,不好。”
刘肖强接过布袋子,点了点头。
“好,婉情。”
这两个字从嘴里说出来,还有些生硬。
但他说了,她也应了。
两个人对视了一眼,都在对方眼里看到了一丝不自然,但谁都没有再说什么。
...........
第二天,林言上午做完一台手术,刚出来,黄东平便迎面走来,手里拎着一个布袋子,和他一起回到办公室。
关上门,黄东平把布袋子放在桌上,解开,推到林言面前。
两条大黄鱼,二十条小黄鱼,整整齐齐地码着。
“林医生,还你。”黄东平的声音不大,但很干脆。
林言看了一眼那些金条,没有动。
“这么快?”
第230章 曾先生之死没有太大影响
“周转过来了。”黄东平笑了笑,那笑容里有一种说不出的轻松,“你借我的时候没说什么时候还,但我不能不还。拖久了,利息你都收不起。”
林言没有接话。
他拿起一条小黄鱼,在手里翻了一下,又放下了。
“利息呢?”
黄东平从口袋里又掏出一个小布袋子,解开,倒出一条小黄鱼,放在桌上。
“就这么多。多了没有,多了我也给不起。”
林言看着那条小黄鱼,沉默了两秒。
然后他把那条小黄鱼推回去,推到了黄东平面前。
“黄院长,开玩笑的,借的时候没说要利息,还的时候我也不收。”
黄东平的手停在半空半秒,随后迅速捻起小黄鱼,塞回怀里。
“行。那我就不客气了。”
林言点了点头。
黄东平没有走。
他在椅子上坐下来,凑近林言,低声说道:
“听说了吗”
“啊?”
“军统一处的曾先生,没了。”
林言的手在茶杯上停了一下。
“没了?”
“死了。”黄东平一瘪嘴,深吸一口气,“下面的人全叛变了,就他一个人没有。听说是在办公室里开的枪,自己打的。等发现的时候,人已经凉了。”
林言放下茶杯,靠在椅背上。
他想起自己发给戴雨浓的电文。
军统一处上海站除了曾先生以外,大部分人员已经被策反。
情报发出去了,但曾先生还是死了。
是戴雨浓没送到曾先生手上?
还是戴雨浓没有转?
还是转到了,曾先生来不及反应?
亦或者是情报被拦截了。
他不知道。
他只知道,一个人死了,死在叛徒的包围里,死在没有人能帮他的地方。
“那帮卖国贼。”黄东平的声音里带着一股压不住的火气,“日本人还没打进来,自己就先跪下了。跪下了还不够,还要把站着的人也拉跪下。曾先生不肯跪,他们就让他死。”
林言没有说话。
“林医生,你说这些人,图什么?”黄东平看着他,“图钱?图官?图命?日本人能给他们什么?”
“给不了什么。”林言说,“但他们觉得自己值。”
黄东平愣了一下,然后苦笑了一声,摇了摇头。
“对了,你一直说曾先生,”林言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尽量不表现出任何异样,便问道,“曾先生全名叫什么?”
黄东平张了张嘴,又合上了。
他想了一会儿,眉头皱起来,最后摆了摆手。
“不知道。只知道姓曾,都叫他曾先生。叫什么名字,没人提过,我也没问过。”
林言点了点头,没有再问。
黄东平又坐了一会儿,说了几句闲话,起身走了。
门关上的那一刻,办公室里安静了下来。
林言坐在椅子上,看着窗外那棵光秃秃的梧桐树,很久没有动。
第二天一早,曾先生之死的消息便见了报。
林言在护士站瞥了一眼那份被揉皱的报纸,版面不大,豆腐块大小,挤在难民安置的新闻旁边,只有短短几行字。
“某机关负责人昨日在法租界住所身亡,原因不详”。
没有名字,没有照片,没有细节。
但所有人都知道说的是谁。
走廊里有人在低声议论,声音压得很低,像是怕被什么东西听见。
自从头天晚上,医院的伤员都转移走之后,医生护士都松了口气,同时也闲了下来。
就连菲茨威廉也踊跃加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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