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这话带着几分故意拉近距离的意味，陆怀民听出来了，笑了笑，便顺着话头往下接：
“您父亲对茶也有研究？”
“算是有些研究吧。”陈杰森又抿了一口茶，说道：
“我父亲是工程师，搞电机的。他二十年代出生在广州西关一个做茶叶生意的商人家，小时候跟着祖父收茶、焙茶、品茶，几乎是闻着茶香长大的。”
“后来日本人打进来，家业毁了大半，祖父带着一家人辗转逃到桂林，又走西南联大的路线去了昆明。父亲就是在昆明读的大学，西南联大电机系。”
陆怀民点点头，安静地听着。
陈杰森继续说道：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回到上海，在闸北一家电机厂当工程师。四八年，厂里的设备要更新，派他去美国采购。他上了船，以为三两个月就能回来。结果局势变了，他滞留在那边，一待就是三十年。”
陈杰森说到这里，抬起头，朝陆怀民笑了笑，那笑容里有几分歉意：
“抱歉，扯远了。我本来是想说，我这次来合肥，从火车上看见窗外那些稻田和村庄的时候，脑子里想的是我父亲。因为他跟我念叨了一辈子的中国，我终于有机会来看一看了。”
他深吸一口气，把思绪收回来：
“陆先生，言归正传。上午参观你们实验室的时候，我说马丁教授对你们的开源社区很感兴趣。这话不是客套。在我出发之前，他和我谈了整整一个下午，专门讨论你们的模式。”
他拿出一个文件夹，翻开文件夹的扉页，上面是马丁·哈罗德亲笔写的几行英文。
“马丁教授的原话是：你们把‘开源’从一句口号变成了一套可运行的社会契约。他用了‘social contract’这个词，也就是社会契约。”
“在西方政治哲学里，这个词分量很重，是霍布斯、洛克、卢梭他们用来解释国家起源的核心概念。马丁教授说，在这之前，他从未想过这个词能用在一个软件社区上。”
陈杰森把文件夹放在两人之间。
“你知道，MIT在计算机图形学领域有十几年的积累。从五十年代末的TX-0计算机开始，我们就做交互式图形处理。马丁教授一直主张把这些东西共享出去，所以从七五年开始，谁要就给谁，代码磁带复制一份寄过去，不收钱，不签协议。我想，这或许就是开源的早期形态吧。”
他顿了顿，露出一丝苦笑。
“可做了几年我们发现，事情完全不像想的那样。有人拿了代码，改了算法，不告诉我们。有人把代码封装进商业软件，连版权声明都删了。有人想贡献新模块，可写的代码风格和我们完全不兼容，根本没法合并。折腾了好几年，外部贡献几乎为零。代码散出去几百份，回来的反馈寥寥无几。”
他摊了摊手：
“说白了，我们有一套开放的心，但没有一套开放的制度。”
陆怀民点了点头。
这个困境，他早在设计银河开源框架的时候就反复推演过。
开源不是把代码扔出去就完事了。
分发、反馈、评审、合并、版本管理、署名激励、技术路线仲裁，缺了哪一环，最后都会变成一盘散沙。
“所以，”陈杰森看着他，问：
“马丁教授和我讨论过好多次，总在琢磨：中国的银河社区，为什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把十几个部委、几十家科研单位拢到一起？为什么你们的贡献者愿意按规则来，而不是各自为战？你们到底做对了什么？”
“陈博士，”陆怀民想了想，开口道：
“您觉得，一套制度能运转起来，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
陈杰森想了想：“规则设计？还是执行力？”
“是信任。”陆怀民轻轻摇头，“制度的本质是信任。没有信任，再精妙的规则也是一纸空文。”
他端起茶缸抿了一口，继续说。
“我们银河社区的参与者，绝大多数来自国内的厂矿、研究所和高校。他们愿意把自己的代码贡献出来，愿意按照社区的规则接受评审、修改、合并，或许一方面有规则设计得相对合理的原因，但更根本的，是他们都相信一件事，相信所有人都在为同一个目标努力。”
“什么目标？”
“让中国的工业不再受制于人。”
陆怀民说完这句话，陈杰森的表情在这一刻变得很复杂。
他过去听过很多关于中国的描述：贫穷、落后、封闭。
但“不再受制于人”这几个字里蕴含的那种决心，他此前只在父亲讲述抗战岁月的故事里听过。
“我们的社区刚起步，代码水平和计算机性能都还差得远。”陆怀民说：
“但我们的参与者有一种心气。他们觉得自己写的每一行代码，将来可能会用在矿井里、用在水库上、用在出口船舶的精密制造中。这些东西，从前我们得花外汇去找外国人，买来了还常常是人家淘汰的旧货。现在，我们可以自己做了。而且通过开源，会有成千上万的人一起来做。”
“所以，陈博士，你问我们是怎么做到的。我的思考是，不是我陆怀民有什么特殊的本事，而是这个国家数以万计的工程师和研究员，憋了几十年的那口气，终于找到了一个出口。我们只是给这口气修了一条河道，让它能流得通、流得远。”
陈杰森沉默了。
他忽然想起了父亲。
父亲常常喜欢跟他讲中国的事情，讲的最多的，就是1938年的广州大轰炸。
曾祖母在那场轰炸中死于日军的炮火，全家背着仅有的一点家当，跟着难民潮一路往西南走，从西关到桂林，再到昆明。
父亲说，那时候他蹲在联大的铁皮屋顶下听着空袭警报，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如果我们的工程师再多一些，如果我们自己能造出更好的飞机和雷达，是不是就不用跪在防空洞里祈祷炸弹不要落下来。
“落后就要挨打。”这是父亲最常跟他说的话。
陈杰森在美国长大，一直觉得自己能客观地看待那段历史，直到此刻，坐在陆怀民面前，听见他说“不再受制于人”，听见他说“开源就是给那口气修一条河道”，他才忽然懂了父亲为什么对那段历史念念不忘。
“陆先生，”陈杰森终于开口，他郑重地说道：
“我父亲常说一句话。他说，中国人不笨，不比任何人笨。他年轻的时候，在西南联大见过茅以升、梁思成、华罗庚那些大师，他们在炮火下面教出来的学生，后来造了南京长江大桥，搞出了原子弹。”
他抬起头，看着陆怀民：
“我以前觉得，那是上一代人的故事。今天和你聊完，我发现，每一代人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做着同一件事。”
他拿起桌上那个牛皮纸文件夹，放在两人之间，用手轻轻按住。
“我这次来，马丁教授授权我可以分享一部分MIT图形学基础算法库的代码。这些算法本身算是开源的，在我们手里已经传了好几年，但一直缺乏一个健康的社区来维护和迭代。”
他看着陆怀民，一字一顿地说：
“我们想把MIT的这几个模块，作为第一份来自海外的贡献，正式提交给你们的银河开源社区。”
陆怀民一怔，随即有些惊喜。
MIT的算法库，哪怕只是一个子系统，也凝聚了实验室十几年的心血。
陈杰森补充道：
“马丁教授在我出发前说，科学的本质是共享。牛顿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建立在麦克斯韦方程的基础上……这些最伟大的突破，没有一个是关起门来搞出来的。”
“开源，是科学精神在计算机时代最自然的延续。它不应该被国界、被政治、被短期的利益计较所阻隔。”
“这套算法库，过去在美国的几个实验室进行过小范围的‘开源’。今天，我代表马丁教授把它贡献给你们，希望它能融入一个健康的、有生命力的社区，被成千上万的人使用、改进、再创造，让它的价值被真正放大。”
陈杰森说着，从包里拿出一卷黑色的开盘磁带，放在文件夹旁边，一起推到陆怀民面前。
陆怀民接过文件夹，翻开扉页。扉页上，马丁·哈罗德亲笔写了几行英文：
“To the Galaxy Community and its creator， Mr. Lu Huaimin:
These codes are our gift to your great endeavor.
May open source cross all borders， and may science always serve humanity.
— Martin Harold， MIT CAD Lab， May 1980.”
（致银河社区和它的创建者陆怀民先生：
这些代码是我们对你们伟大事业的献礼。愿开源跨越所有边界，愿科学永远服务人类。
——马丁·哈罗德，MIT计算机辅助设计实验室，一九八〇年五月）
陆怀民轻轻合上文件夹，站起身来，朝陈杰森伸出手。
“陈博士，请转告马丁教授，我代表银河社区，接受这份馈赠。这些代码，会按照社区的规则，经过评审、测试，然后合并到主干版本。它们会带着MIT和马丁教授的名字，出现在第一行版权声明里，也出现在每一次版本发布的贡献者名录里。”
陈杰森握住他的手，用力摇了摇：
“陆先生，我相信你。还有，叫我杰森就好。我们虽然隔着太平洋，但您对开源的贡献，值得我们铭记和尊重。”
两人相视而笑。
一九八零年五月十六日，就在这间不起眼的小会议室里，中国第一个开源社区，收到了来自海外的第一份贡献。
这个日子，许多人当时并未意识到它的分量。
但在多年以后，当“银河开源生态”成长为覆盖全球数十个国家、拥有上万家机构参与的国际性技术协作平台时，有一张泛黄的照片被郑重地收录进了社区纪念馆。
照片里，两个年轻人相对而坐。
桌上摊着文件，放着黑色的磁带。窗外的阳光斜斜地照进来，把他们年轻的脸照得明亮。
照片下方的说明文字是：
“银河社区首次海外贡献接收仪式，左为陈杰森（MIT），右为陆怀民。1980年5月，于科学技术大学。”
而在同一天的日记里，陈杰森这样写道：
“今天，我把MIT的代码交给了陆怀民。我们谈了很多，关于开源，关于科学，关于父辈的经历，关于这个国家的过去和未来。”
“他说，他们这代工程师心里都憋着一股劲，想的是不再受制于人，开源就是给那股劲找一条出路。我听着，忽然就懂了父亲为什么总对过去那些往事念念不忘，总喜欢念叨‘落后就要挨打’。”
“父亲常说，中国人相信‘天下为公’。我以前觉得这只是书里的话。今天，我亲眼看到了有人正用代码和制度，为这个古老的理想铺设新的轨道。”
“我很庆幸，自己能在这样一个起点上，递上小小的一块砖。愿这卷磁带，日后能成为一座桥梁。希望很多年后，后人回望今天，会说：那一刻，开源的大门被推开了，再也没有关上。”
“愿开源的精神永远不朽。”
第182章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
陈杰森将MIT的算法库磁带交给陆怀民之后，两人在小会议室里又聊了很久。
陆怀民发现，陈杰森带来的远不止那一卷磁带。
这个在MIT深耕了七年的博士生，对CAD/CAM底层算法有着非常扎实的理解。
讲到兴奋处，他伸手把陆怀民刚画的一份后处理编译器架构草图拽到跟前，指着上面“后端适配器”那一层，说这个思路跟MIT实验室正在做的一个项目不谋而合。
区别在于，MIT用的是DEC小型机，他们课题组用的是DJS-130，硬件性能差了十几倍，所以陆怀民在设计上做了更精细的内存管理，把中间表示的节点压缩到了极限。
“你们这是用更少的资源，做了更精巧的设计。”陈杰森感慨道，“硬件差距可以靠时间追赶，但架构上的巧思，不是堆资源能堆出来的。”
在这次交流中，陈杰森解答了陆怀民很多关于数控加工技术的困惑。
比如，船用钢板的冷弯成形，为什么切出来精度达标、焊起来却变形？
陈杰森说，这个问题在国际造船业有个专门的名词叫“cutting-to-bending path deviation”，切割路径和弯曲路径之间的偏差。
其根本原因在于，金属在冷弯过程中会发生弹塑性变形，而这个变形量并非线性的，它与板材厚度、曲率半径、滚弯次数等诸多因素密切相关。
日本三菱重工在三年前曾发表过一份内部技术报告，专门探讨这个问题，但那份报告仅限于他们内部流传。
陆怀民听到这里，立刻追问：“那份报告的结论是什么？”
陈杰森想了想，答道：
“他们建了一个经验模型，把板厚、曲率、弯次这几个变量拟合成修正系数，在切割路径上预加一个反向补偿量。但模型的适用范围有限，一旦换了板厚，就必须重新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