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三坪：“老楚，我这里还没有得到消息，你帮忙念念报纸上是怎么报道的。”
“好。”
电话那头：“《文汇报》的标题是，电视电影繁荣背后的隐忧，是救市良方还是饮鸩止渴？”
文章开篇先是以一种看似客观的口吻，简述了近期电视电影如何通过电视台播出，如何受到部分观众欢迎，甚至承认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荧屏”。
但笔锋随即一转，开始大篇幅论述其“负面影响”——
韩三坪听着电话那头的转述：“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种以低成本、短周期、高密度为特征的‘电视电影’模式，正以一种近乎野蛮的方式，冲击着传统的电影放映市场。
据不完全统计，自今年三月份以来，华东、华南、华北等多个主要城市影院的上座率出现了明显下滑，尤其是那些依赖国产片和复映片支撑的中小型影院，经营状况急剧恶化，部分甚至已濒临倒闭边缘。”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冲击具有明显的‘替代效应’。
当观众只需待在家中，打开电视，就能免费或支付极低代价观看到内容相似、甚至更具时效性的‘电影’时，他们还有什么动力花钱买票、奔波前往电影院？这无疑是对本就脆弱的电影消费习惯的致命一击。”
“有观点认为，电视电影盘活了电影厂的闲置资源，解决了部分电影厂职工的就业和收入问题。这固然是事实。
但我们需要思考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中国电影的根基究竟是什么？是少数电影厂的生产环节，还是遍布全国、连接亿万观众的发行和放映网络？
为了挽救生产环节的少数职工，就要以牺牲整个发行放映体系成千上万职工的生计为代价，这难道不是一种‘拆东墙补西墙’的短视行为？难道不是对中国电影工业生态的严重破坏？”
电话那头顿了顿，缓了口气，继续念道：“这股风潮源自何处，业内心知肚明。某些单位凭借特殊资源和政策便利，绕过既有的、成熟的发行体系，另起炉灶，看似创新突破，实则是在破坏行业规则，制造新的垄断。
这种‘窝里横’的做法，不仅无助于中国电影整体实力的提升，反而可能引发恶性竞争，最终导致两败俱伤，受损的是整个中国电影事业！”
文章旁征博引，数据翔实，逻辑层层递进，极具煽动性和迷惑性。
通篇未直接点明“北影厂”或“王盛”的名字，但“某些单位”、“特殊资源”、“另起炉灶”等措辞，指向性再明显不过。
电话那头的老楚，还说了下其他报纸报道的方向——
内容大同小异，角度略有侧重，有的着重渲染影院职工的“下岗”困境，有的则“忧心忡忡”地探讨中国电影的未来之路是否被“带偏”，核心论调高度一致：电视电影是破坏者，电影厂联盟是罪魁祸首。
韩三坪脸一黑，挂断了电话。
“他妈的！”
韩三坪忍不住爆了粗口，一股难以抑制的怒火直冲顶梁：“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恶人先告状！”
他抓起电话，打给了王盛，声音因愤怒而有些沙哑：“盛子！立刻来我办公室！”
……
稍倾。
“来势汹汹，准备得很充分。”
坐在韩三坪对面的王盛，听完韩三坪的讲述，王盛总结道
“何止充分！这是有组织、有预谋的舆论围剿！”
韩三坪：“你看看这调门！‘破坏中国电影根基’！‘牺牲放映体系’！好大一顶帽子！
他妈的，要不是他们那些省级电影公司趴在中间喝血，截留大部分利润，把我们逼得活不下去，我们何至于自己找出路？现在倒好，我们刚吃上口饱饭，他们就开始哭穷喊冤，把自己打扮成受害者了？！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韩三坪倍感恶心道：“他们是怎么有脸打‘就业’、‘民生’这些牌的。而且选择在魔都媒体首发，很有策略。魔都是电影重镇，也是改革前沿，这里的舆论风向对全国都有影响力。”
“上影厂？”
王盛问。
韩三坪摇摇头：“反正肯定是那几家大的省级公司串通好的！”
正说着，办公室的电话再次响起。
秘书接听后，不断汇报：
“厂长，珠影厂厂长电话，问报纸的事！粤东那边也登报了！”
“厂长，长影厂厂长电话，非常气愤！”
“西影厂电话……”
“峨影厂……”
短短十几分钟，联盟内几乎所有主要电影厂的厂长都打来了电话，口径出奇地一致：义愤填膺，同仇敌忾！
珠影厂厂长在电话里直接开骂：“三坪兄！看到没有？恶狗先咬人！他们省级公司什么时候成了弱势群体了？
老子去年一部片子被他们压着，只给那么点买断费，差点连裤衩都赔进去！现在我们自己找到活路了，他们倒跳出来说我们破坏市场？我破坏他奶奶个腿！”
长影厂厂长语气沉重但坚定：“三坪，这是冲着我们联盟来的。他们怕了，怕我们真的成势，彻底动摇他们的好日子。这事我们不能软，一软就全完了！”
就连平时相对温和的峨影厂厂长也激动地说：“老领导，这根本不是讲道理的事！他们就是要用大帽子压人！我们必须反击！不然以后谁都敢骑在我们脖子上拉屎！”
……
安抚完各个电影厂厂长后，韩三坪和王盛商量起解决办法。
王盛分析：“他们不敢到部里告状，想用引导舆论压人，也是知道自己理亏，既然如此，倒也好反击。”
“第一，我们要立刻组织材料，用详实的数据说话。电视电影业务为联盟各厂带来了多少利润，稳定了多少职工岗位，上缴了多少税收？对比一下过去几年我们被省级公司盘剥时的惨淡经营，孰是孰非，一目了然。”
“第二，要强调我们是在探索新模式，是在为陷入困境的中国电影寻找新出路。电视电影并没有取代传统电影，而是开辟了新的市场增量，培养了更多的观众。很多因为时间、价格原因很少进影院的观众，通过电视接触到了电影，这难道不是扩大电影影响力的好事？”
“第三，”
王盛顿了顿：“要适时点破省级公司的‘霸王条款’和‘利润截留’问题。可以不用太直白，但要引导公众思考，为什么同样一部片子，在影院票房不错，电影厂却赚不到钱？钱去了哪里？为什么电影厂要被逼到另寻出路？把问题的根源指出来！他们要掀桌子，那大不了就都别玩了！”
韩三坪听得连连点头，补充道：“还有一点，要争取上级的支持！我这就给部里写报告，陈清利害关系。
同时，我们要主动联系那些支持改革、有影响力的媒体，比如《中国青年报》，把我们的道理说出去！不能光让他们泼脏水！”
“对！”王盛赞同道，“还要发动联盟内所有力量，利用各自的地方媒体资源，发出我们的声音。
这是一场全方位的舆论战，我们要让所有人看到，不是我们北影厂在惹事，是整个国有电影生产体系在求生、在创新！
而阻碍这种创新的，正是那些固守垄断利益、不顾电影厂长死活的旧势力！”
韩三坪一拍桌子，豪气顿生：“好！就这么干！他妈的，想用舆论压垮我们？老子偏要让他们看看，什么叫众志成城！盛子，你负责带人整理数据、构思反击文章要点，我负责向上汇报和协调各厂！咱们就跟他们好好打这一仗！看看最后，谁才是真正破坏中国电影根基的罪人！”
这一刻，厂长办公室内的空气仿佛燃烧起来。
原本因突然袭击而产生的一丝慌乱，已然被强烈的愤怒和坚定的斗志所取代。
省级电影公司试图用舆论的洪水淹没新生的电视电影业务，但他们或许低估了这股新生力量背后，是三十多家被逼到墙角、终于看到生机而决心奋起一搏的电影厂的集体意志。
风暴已至，唯有迎战。
北影厂和它的联盟，准备亮剑。
第136章：‘补课论’
七月的京城，热浪裹挟着舆论的硝烟，扑面而来。
电影厂联盟与各省一级电影公司联盟之间的论战，在短短几天内迅速白热化，从行业内部的专业探讨，蔓延至全国性的媒体版面，成为这个夏天文化领域最引人注目的焦点。
《文汇报》、《劳动报》等南方媒体率先发难的文章，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激起了千层浪。
但这一次，电影厂联盟没有再像过去那样被动挨打或内部焦虑，而是迅速组织起了强有力的反击。
韩三坪坐镇统筹，联盟各电影厂的宣传部门被高效动员起来，依据王盛团队整理出的核心数据和论点，向各自有联系的地方媒体、行业报刊乃至泱级媒体供稿。
反击的文章，如同精准制导的导弹，瞄准了省级电影公司的要害。
第一波，甩数据，亮成绩，诉苦衷。
《光明日报》、《经济参考报》等重量级媒体，接连刊出长篇通讯或评论员文章，标题直指核心：《电视电影：盘活存量资源的创新实践》、《数据说话：电影厂联盟如何扭转亏损局面？》、《是谁将电影厂逼上了‘梁山’？》。
文章以详实到令人无法反驳的数据开路：联盟成立短短数月，电视电影业务已为三十一家电影厂带来直接收入超过亿元，预计全年将突破数亿元；累计解决了超过五千名电影厂职工（包括大量待业子弟）的就业或增收问题；上缴国家税收远超去年同期水平。
对比鲜明的是，文章列举了过去几年，多家电影厂因票房分账极低、甚至无法覆盖成本而陷入连年亏损、职工工资发放困难的窘境。某西部电影厂一张贴在厂务公开栏的、用红笔标注“亏损”的年度报表照片，被多家报纸转载，触目惊心。
第二波，点破垄断，直指病灶。
联盟找来的“打手”——几位以敢言著称的经济评论员和文化学者，在专栏文章中不再含蓄，直接开炮。
他们犀利地指出，中国电影市场最大的痼疾在于“条块分割”和“渠道垄断”。
省级电影公司凭借行政划拨的区域垄断地位，在发行环节掌握绝对话语权，对电影厂实行“低价买断”或“极低比例分账”，大部分票房收入被中间环节截留。
更有文章引用内部人士透露的数据，指出一部票房千万的影片，电影厂最终能拿到手的可能不足百万，而省级公司及其关联院线却赚得盆满钵满。
第三波，揭露排片歧视，为国产片鸣不平。
这波攻击更为具体。
文章详细分析了近期几部有一定口碑的国产片在部分大城市的排片情况：黄金时段（晚上7点至9点）几乎清一色让位给引进大片或商业性更强的合拍片，而国产片则被安排在上午、中午或下午三四点等“垃圾时段”。
“这种排片策略，无异于直接将国产片扼杀在起跑线上！”
一位评论员愤慨地写道：“一边抱怨国产片没人看、不赚钱，一边又不给它们与观众见面的公平机会，这难道不是省级公司为维护自身短期利益（引进片操作空间大、收益稳），而牺牲国产电影长远发展的短视行为吗？”
第四波，抛出解决方案，呼吁深化改革。
在充分揭露问题的基础上，联盟方的声音开始指向未来。
数位有分量的专家高声疾呼，现行的发行放映体制已严重阻碍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必须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核心就是推行“院线制”！
打破行政区划限制，允许有实力的资本组建跨区域的院线，引入竞争机制；同时，必须建立清晰、透明、合理的制片、发行、放映分账体系，让内容生产者（电影厂）能够公平地分享市场成果。
“只有让创造内容的人劳有所得，中国电影才有源头活水！”这成了联盟方最有力的口号。
他们强调，电视电影正是在旧体制僵化下的无奈探索和有效补充，它培育了观众，锻炼了队伍，并未侵蚀传统电影市场，反而可能因其广泛传播而反哺大银幕。
面对电影厂联盟排山倒海、有理有据的反击，省级公司联盟显得有些措手不及。
他们的反驳文章大多集中在“电影厂自身不争气”、“爱拍观众看不懂的文艺片”、“管理水平低下”等老生常谈的问题上，对于最核心的“分账不公”、“排片歧视”以及“院线制改革”的呼声，则大多避而不谈，或含糊其辞，指责对方“混淆概念”、“否定改革成果”。
这种苍白无力的辩解，在电影厂联盟甩出的铁一般的数据和具体案例面前，显得愈发底气不足。
舆论的天平，开始悄然向电影厂联盟倾斜。
……
就在这纷纷扰扰的舆论激辩中，七月七日，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如期而至。
王盛平静地走进了设在HD区某中学的考场。
……
高考结束的次日。
七月十日，星期四，《中国青年报》在显要位置，刊发了数月前记者张建伟对王盛的那篇深度专访，标题颇为引人深思：《王盛：在市场的浪潮中“补课”》。
文章详细回顾了王盛如何从北影厂子弟成长为搅动行业风云的青年企业家，重点阐述了他对影视工业化、科技与文化融合的思考，以及盛影传媒在婚庆电影、电视电影等领域的创新实践。但文章最点睛之笔，在于后半部分集中展现了王盛为何在事业巅峰期选择回归校园，报考北电管理系的深层原因。
报道引述王盛的原话：“我感觉自己就像个突然有了大笔资金的‘暴发户’，楼盖得很快，但心里总不踏实，怕地基不够深。
市场变化太快，光靠经验和直觉往前走，风险很大。
我需要系统学习管理知识、经济理论，需要静下心来‘充充电’，把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提升到理论层面去思考。
盛影传媒和电影厂联盟的未来，不能总靠‘野路子’，必须要有更扎实的内功和更清晰的战略框架。”
张建伟在文中评论道“知道自己的不足，并且愿意放下身段去弥补，这是一种难得的清醒。”
“当很多人还在为眼前的成功沾沾自喜或固步自封时，这位年轻的弄潮儿已经看到了更远处的风浪，并主动选择回港‘修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