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心里，这件事应该是稳拿把攥了，其余的就是快刀斩乱麻的确定工厂，签合同了。
可结果没想到，实际情况却和他想象中完全不一样，这件事居然“难产”了。
现实又给他上了一课。
问题不是出在李处长身上。
应该说，李处长办事还是挺实在，也挺靠谱的，前后带宁卫民去实地看了三家厂家。
有两家是轻工局麾下排名第一和第二的箱包厂家，还有一家是轻工局下属最大的皮革制品厂家。
三家工厂规模，最小的也在千人以上，生产设备和职工素质，也是全市最好的。
不过这三家厂子虽然一开始都挺热情，也很感兴趣，甚至还摆酒迎接，热情款待。
但由于宁卫民为了给日本政府少缴税，不能直接和国内工厂产生联系。
需要以国内的易拉得公司为中转，好把出口价定的高高的，用这种方式把绝大部分利润留在国内。
所以宁卫民并不是以日本大刀商社名义跟代工厂商签合同的，能以这易拉得的名义来下订单。
而且所有的原材料都用的是本地采购，不涉及进口。
最终的成品质量要求也极为严格，还不允许厂家超量生产在国内销售。
这些厂家就非常奇妙的转变了态度，变得不是那么热衷了，甚至很有些冷淡。
“李处长，这个项目我们的能力可能接不了啊。您知道的，我们下半年生产任务重。宁先生的要求这么高，订货量又大。我们勉强承接，怕是达不到质量要求。我们可是怕被扣钱啊。要不，您二位去问问别人……”
有的厂子拒绝的还委婉点，开始自曝其短。
而有的厂子却忍不住公然对易拉得的成色表示嫌弃。
“哎呀，原来你们不是外资企业啊，只是个合资公司。李处长，您这可没把事儿说情况。您当初跟我们传达指示的时候，说是来自日本的海外订单，我们就当成外资企业了。要不这样好了，局里等两天，我们厂领导班子再开会合计合计，看看生产计划能调配开不行……”
有的厂子甚至不惜当面发起了牢骚，还大言不惭要条件。
“我说李处，咱局里可不够意思啊。我可听说局里可是把西德的订单都给了老马他们厂了！光每年原材料的进口配额有三百多万。怎么？我们厂就这么不受待见，就拿这种订单对付我们。也太厚此薄彼了吧？要我们接订单也行，但我们有条件。您得同时再给我们介绍个真正的外商来……”
总之，虽然这件事有着良好的开端，中间也算顺利，但最终没能有个完美的结果。
实际上在不同程度上，等于三家厂子都回绝了宁卫民的订单。
这不但让李处长感到十分尴尬，觉得自己有点办事不周，累得宁卫民白跑了好几趟。
同样也让宁卫民感到十分光火。
他是怎么都琢磨不明白这三家企业是怎么想的？
明明都是钱啊，而且他也可以给外汇啊！
怎么这些厂子到了最后，就没人愿意拿正眼瞅他了呢？
反倒弄得他好像低人一等，是他拿着支票来求人的呢？
他可是甲方啊！
甲方！
你们这些乙方臭牛个什么劲？
这事儿都邪性了都！
是不是外企又怎么了？
就这样，本来挺好的事儿就这么出了岔子，李处长推荐的几个厂子都是消极对待，完全没法再继续谈下去了。
这仨厂子算是把宁卫民和李处长一起给撂在半路上了。
后来啊，几还是李处长不甘心让这事儿糊里糊涂就办砸了，有点怀疑是局里谁给他下绊子了。
不惜找遍所有的关系，东打听西打听的，几天之后才弄明白怎么回事。
敢情这事，跟宁卫民是不是以外资企业的名义跟他们合作，还真有关系。
关键就在于此时外资企业的特殊地位，以及他们在共和国境内所享受的特殊优惠政策上了。
众所周知，八十年代初期改革开放，共和国对于外资和先进技术有着极大的需求。
当时合作的主要模式，就是外资企业提供设备、原材料、来样和建厂房的资金，并负责全部产品的外销。
共和国这边所能提供的除了土地就是劳动力。
中外双方就以这种条件形成了一种“三来一补”合作机制。
外商有享受进出口优惠政策的权力，从这种分工合作中，还可以拿走大部分的利润。
而共和国的本土企业也无需承担任何风险，用免费用地和优惠政策来吸引外商，只拿劳动力的代工报酬。
不但旱涝保收，还能从外商身上，学习先进的管理模式和生产技术。
国家同样因此感到满意。
因为外币无法在华夏内地流通，工人发工资都需要转化为人民币，外币就留在了政府的手里。
应该说，这种模式最初实行的时候，职权分明，效果卓著，让合作双方，还有国家都心满意足。
完全就是多赢的局面。
但没多久，问题就来了。
因为当时国内的工业原材料，几乎所有的高级货样样紧缺。
国内的企业要想进口，除了要缴纳高额关税之外，还必须经过外贸部门或者物资局调配。
很快，那些为外商代工的工厂就渐渐发现了一个不费吹灰之力的发财窍门。
只要他们每次以外商的名义，或者通过外商进口原料，如果数量比实际生产的需求多一些。
那么多余原料就可以在国内投放，然后被市场一抢而空，换回巨大的利润。
甚至利润之大能够远超他们代工所得。
于是渐渐的，原本“纯洁”的中外合作就走样了，开始演变成一种欺上瞒下，钻空子的活动。
对生产企业来说，渐渐的，就不太看重代工的价格了。
只要下订单是外商，有进口原料的配额，能享受到优惠政策，他们就愿意干。
而且用这种办法，赚到多少钱那都是他们企业自己的，连局里都不知道。
而外商也很乐意，尽管许多人非常清楚他们的配额交给生产企业，其中有大大的猫腻。
可他们不在乎。
他们想的很明白，反正这种明显有问题的钱他们赚到手也带不出去的，不如让给本土企业赚。
只要他们能从产品报价中得到好处，能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就行。
说白了，在这种凭借优惠政策和配额捞好处的关系里，其实外商和本土企业是在分赃。
真正蒙受损失的角色只有国家。
那这件事为什么会演变成这种局面，不就是很明显了吗？
万变不离其宗，这几家企业其实还是受利益趋势。
只不过，这几家厂子的心都大着呢！
他们对于老老实实干活赚钱，兴趣寥寥。
一心惦记的是打着外资的名义，借助外企的配额，去捞这种轻而易举的偏门钱。
那不用说，怀揣着这种龌龊心思的乙方，自然是要嫌弃宁卫民这样的甲方了！
宁卫民带来的订单，与外商的订单相比，严重缺乏吸引力。
第1066章 门当户对
了解到真正的内情后，李处长气得只想杀人。
妈的，这帮蛀虫不干正事，天天就琢磨着怎么挖社会主义墙角，真恨不得枪毙了他们。
可问题是这是当下大环境所滋生出的特殊情况，而且具有普遍性。
别说他了，其实就连市长都管不了。
别的不说，两天前，市政府还召开了一次利用外资工作会议呢。
市领导在这次会议中重点强调两点，下达的工作指示是：
一是京城的招商引资政策有所转变，要尽快改善投资环境，给外商更多的优惠。
二是吸收外资投向转变，从以非生产型企业为主转向以生产型、创汇型企业为主。
这等于是说，吸引外商投资的工作在市政府的工作序列中排位又靠前了，而且已经成了考量各级相关单位政绩的重要标准。
由此可见市政府对于外资，是有多么的渴望。
那真是恨不得将手里的东西“双手奉上”，以换取资金、经验、技术、市场……政绩。
这是一种无奈，也是过度落后所必然经历的阵痛。
操之过急，求之太切的情况下，吃亏是必然的。
可话又说回来了，不吃亏，不给别人便宜占，凭什么让外国人来投资呢？
相对而言，其实全国大部分落后地区连这种“吃亏”的机会都没有才是真正的痛苦。
同样的道理，在这样的前提下。
尽管吸引外资的具体操作过程中，存在诸多混乱情况，甚至蝇营狗苟的猫腻，导致国家税收蒙受了不小的损失。
但为了经济发展的大局，为了尽快摆脱贫困，找到致富方向。
在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出台之前，各地政府也不能因噎废食。
甚至出于投鼠忌器，不敢过分去计较、去干涉。
只能暂时容忍这些小跳蚤们蹦跶蹦跶，不得不等到日后再拉清单，算总账。
总而言之，这种事可气归气，但目前谁也没有特别好的办法完全禁止。
否则国家也不会在今年反复犹豫，屡次对外宣称要取消外汇券，但又迟迟不敢执行了。
毕竟体制方面的问题太多，一下子之间全面解决是不可能。
老话说得好吗，清水池塘不养鱼，要做事就得抓大放小，先解决主要矛盾才是正理。
于是在私下里发过了脾气，等到李处长冷静下来。
他也发现自己对这几家企业完全没辙，不能不先忍一时之气了。
目前当务之急，其实倒是应该先安抚住宁卫民，别让这个金主跑了，再想办法促成此事。
就这样，李处长为平复宁卫民的不满，他不但主动替几家企业背上这口锅，而且还替几个企业说上了好话。
很是抱歉的对宁卫民说，事情弄成这样，全怪自己对基层情况不了解，没摸清这其中的利害关系。
这些企业急功近利，目光短浅，确实应该批评。
但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也有几分情有可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