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较为知名的大型浴池开始了投资改造，想要升级硬件条件，让环境变得高端舒适，为此增加按摩室，桑拿房，健身器材等多种服务。
中小型浴池为了生存，增加了旅客住宿业务，并附设冷、热饮部。
甚至有些浴池还恢复了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坚持的接送附近老弱病残居民来店洗澡的举措，以此来增加收入，客源。
然而这一切的努力仍然没办法挽回浴池业越来越不景气的现实，甚至于天灾突至。
一则京城发现艾滋病的社会新闻成了压垮整个行业的稻草。
出于恐慌和惧怕，大量客人不愿意再去公共浴池洗浴。
以至于到了1993年年初的时候，京城原有的一百多家公共浴池关门的关门，转业的专业，仅剩下三十多家勉强维持。
就说边建军上班的清华池吧，1990年，每天到该店洗澡的还有一千三百来人。
但到1993年年初，每天就只剩下一百人左右了。
女宾部甚至有时候全天都没有一个客人光顾。
可想而知这个行业是以一种什么样的速度在衰败，又是何等的萧条。
那不用说，单位入不敷出，职工们肯定也不会有好日子过啊。
如今的边建军别说奖金和补贴了，连工资都没法全额拿到手，每月那点钱还不够他的养活自己的。
酒是不敢喝了，抽烟都只敢买不带过滤嘴的。
关键是他家庭地位直线下降。
没人给他气受，但他自觉对不起老婆孩子，抬不起头来。
说完了边家，再说说罗家，罗家的父子俩都在国营糕点厂工作。
要是放在过去，那也是饱受2号院邻居们爱戴的人啊。
甚至边大妈这位居委会主任都得给好脸色。
为什么？
不但因为他们是2号院儿里唯一的工人阶级，而且在缺吃少穿的年代里，没有人比他们搞油搞糖更方便的了。
何况糕点厂还有洋落——每隔十天半月的，几乎都能积攒起一批烤蝴的点心低价处理给本厂职工。
所以困难年月里，罗家父子就是整个2号院的油水保证，时不时的就搞回点油糖关照关照邻居们。
哪怕副食店里的糕点只有陈货，江米条能当武器的时候，他们也能给全院邻居弄到酥脆或者是绵软的新鲜糕点。
到了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物资开始丰富，老百姓的消费需求无需克制，糕点厂的效益也越来越好。
罗师傅虽然因病退休了，但罗广盛接了自己父亲的班，成了车间主任后，也依然过了好几年风风光光，红红火火的好日子。
然而美好的日子总是不会持续太长时间的，京城居民在困难年月里被压抑的消费需求虽然随着副食品市场的放开改善迅猛增长。
但东西虽然可以不断的生产出来，人的胃口有限，消费能力也就有上限天花板。
1987年京城糕点行业整体销售量达到了历年销量最高106032吨之后，就开始掉头，进入了下降周期。
1988年，京城销售糕点总量103951吨。
1989年，销售95441吨。
1990年，销售92598吨。
1991年，销售79227吨。
1992年4月1日，京城糕点，饼干等食品全部停收粮票，敞开供应，但糕点销量仍然呈现下降趋势。
到1993年，京城糕点销售总量已经萎缩到了去年66425吨，比最高峰缩减了将近四成。
这当然与提着点心匣子送礼的风气转变有关，也与居民的消费观念和饮食结构进一步发生显著变化有关。
这还不算，更加雪上加霜的是，在整体行业销量下行的同时，顾客的选择也多了，传统糕点正在丧失他们原本拥有的市场份额。
江米条、核桃酥越来越不讨喜，动物饼干压根就没人买了，甚至国营糕点厂采用流水线烘制的大部分糕点都在失去顾客青睐。
京城居民如今更喜欢现场制作，现场销售西式糕点，或者是中外合资企业的各式盒装洋点心。
如奶油派蛋卷，曲奇薄脆，可可蛋糕，黄油布丁，鲜奶吐司等。
传统的中式糕点只有稻香村、正明斋、大顺斋、祥聚公，这几个打着老字号的商家，还能得到一些老百姓的认可。
所以对于大部分的国营糕点厂来说，现在的处境比起当年缺乏生产资料的时候还要困难。
当初他们只是因为原料不够，为生产不出足够的产品着急，现在却要为生产出来却卖不动的产品着急，这完全就是两回事，不可同日而语。
所以现在的罗师傅和罗广盛也蔫儿了，每天活的无精打采的。
罗广盛的工资只能拿到正常的一半，其他什么钱都没有。
罗师的看病钱也全成了积压在案牍的白条，只能凭运气偶尔报销一部分。
这父子俩这辈子还没遇过这样的情况。
他们怎么都想不通，前几年厂子还红红火火，怎么突然间厂子的货就卖不动了呢？
他们可是端着铁饭碗，堂堂正正的工人阶级啊，从来不偷奸耍滑啊。
怎么就越干越落魄，变得这么废物了呢？
说完了边家、罗家，最后还得再说说米家。
这家人的日子这两年其实也一直在走下坡路。
而且还是他们老两口携手并行，一起往下出溜儿的，老两口谁都没能幸免。
众所周知，副食店是依托票证制度和计划供给制垄断生存的商业载体。
原本在物资困难年代，米婶儿这个副食店的售货员，是香的不行的行业，牛的不行的工作。
副食店有什么紧俏物资，她都能即使提醒邻居们，让全院儿的人都跟着她沾光。
但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物资逐渐丰富，自由供给渠道越来越多，经营灵活度远低于个体商户的副食店开始没那么重要了。
客流和销售额因此大幅下降，造成了普遍亏损。
所产生的后果就是大批门店缩减营业面积，精简人员，不得不把大半铺面对外出租，换取租金续命。
经营内容方面，副食店也做出了巨大的调整。
由于原有的肉、菜生鲜柜台完全败给了自由菜市场和早市，对这些业务副食店开始了逐步裁撤，最后就剩下了酱油、黄酱、盐、酱菜、糕点等传统干货。
不用说，这肯定会影响职工的收入，米婶儿处境不比其他两家邻居好多少。
但没钱还不是最主要的，关键是副食店保民生的职责还没相应减轻，或者降低。
就拿1989年来说，京郊白菜在这一年取得了超乎寻常的大丰收。
当年亩产突破了万斤大关，比大白菜系列工程规定的指标高处34%，这原本是一件大好事。
但问题在于由于大棚种植的有力推广，蔬菜生产打破了季节性的限制，大白菜当年的产量超过市场需求量两倍多，出现了销售难的问题。
即使按低于政府的指导价销售，也还是卖不出去。
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农民就要承受巨大的经济损失，责任谁来负不好说，但压力层层传递，最后全压在了国营副食店的身上。
那一年的冬天，米婶儿比卖苦力的还惨，她和副食店其他的职工一样，每天都得拉着一车白菜走街串巷，想方设法卖出去。
完不成任务，就要被精简。
因为还要替米晓冉养活小外孙，米婶儿哪儿敢下岗，只能硬撑着苦熬。
结果因为在连着好几个月极其寒冷的环境下从事重体力劳动，腰腿都落下了病根。
现在的米婶儿后悔极了，不但身子骨垮了，得长期按摩，贴膏药，而且因为这个病也干不了重活了，只能当半个人使。
最后过了一年，她还是不得不提前办了病退。
那里外里，她简直亏大了。
第1836章 为富不仁
大观楼电影院当放映员的米师傅也比自己老婆好不到哪儿去。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逐年改善。
由于彩电逐渐普及、有线电视频道日益增多。
由于京城全城逐渐出现了几万间录像厅低价播港台、海外影片，还有歌厅、舞厅、台球、保龄球等新式休闲爆发。
看电影早就已经失去了当年主流消遣方式的地位。
再加上长期以来，中影统购统销，影片拍多少、放多久、票价全部行政定死。
卖座片到期强制下映，滞销片必须排满档期，影院没有自主排片议价权。
进口片都是低价买断老旧影片，比海外至少晚一两年。
国内上映的时候，观众早已通过录像带看过更新更好的海外大片。
因此人民群众进影院意愿越来越低。
在改革开放之初，经历了短暂的黄金极盛期后，从1980年开始我国的观影人数就年年下滑，观影人次每年下降十亿人，1985年之后更是呈现出断崖式下跌。
其间除了1991年拍出来不少好电影，迎来了一次短暂性的恢复小阳春，此后就再没有过起色，而是腰斩后的再腰斩，干脆进入了加速下跌期。
到1993年初，京城电影市场已经跌至冰点。
对比 1992年同期，放映场次下降 64%，观影人次暴跌 70%，全市影院平均上座率不足 20%，白天场次经常观众少于工作人员。
以至于逼得全市电影院不得不“以副养影”。
几乎所有影院都拆分大厅，一部分放电影，其余空间改录像厅、游戏厅、台球室、小饭馆、小卖部，靠副业或者租金来补贴放映亏损。
但这仍旧于事无补，首都电影院尚且勉强保，中小影院普遍赤字。
所以到1993年初，还是出现了老牌闹市影院倒闭的现象。
作为全市的行业表率，首都影院甚至把早场直接取销，每天的放映推迟到中午 12点才开场。
像这样的情况下，行业人才流失严重极了。
放映员、售票员大批跳槽，年轻人不愿入职。
米师傅这样老职工更是士气低落，谁让他手底下有俩徒弟都跑光了呢。
现在整个大观楼电影院只剩下他和另外一个同样快退休的放映员在撑着。
要是一个人有事儿，或者病了，另一个人就得连轴转了。
但问题是上班也没钱挣啊，有时候那一场电影就三五个观众，甚至干脆就没人看，直接放给自己看的。
可想而知，这样的情况下，米家的日子有多难。
在米晓冉回来前，米家的老两口又是怎么节衣缩食，供养出米晓卉这么一个大学生，又把小外孙赵恩夏拉扯大的。
不得不说，这扇儿胡同2号院，几乎每家的邻居，家家都受到了时代巨变的冲击，家家有一本翻起来就要皱眉叹息的烂账。
要不是有了宁卫民的存在，边家还有个边大妈靠管着街道工厂每月收入个几百块，米师傅也在芸园兼着差事，找到了第二职业，罗家也有罗广亮这个已经暴富的小儿子帮衬着，他们这几家人恐怕真能的要被时代完全抛弃，沦为那种一统计数据，就要被平均的社会拖累了。
但话又说回来了，即便2号院这些家庭其实比起其他类似的家庭还算好的，他们的日子里外里一补齐，也并没有受到实质性的影响。
但问题是，作为昔日的家庭支柱，这些从前当家做主的几个人，如今越混越差，反而成了家里的累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