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伴随着“叮当”的音响节奏，鬃人便会转着圈舞动起来。
一招一式，攻防分明，好像交战厮杀的一场武戏。
这玩意向来被京城人称作“盘中戏”或“盘中好戏”。
还有人说它是“铜茶盘子小戏出”。
甚至被有幸得见的外国人称做了“没有机器的机器人”。
可正因为如此，这种东西首要制作要求，就必须控制重量。
重了还怎么舞刀弄枪的啊？
自然鬃人的盔头盔甲，不少部分只能用纸去糊。
鬃人的尺寸也就大不了，通常只在十厘米到二十厘米之间。
如此一来，可描画的程度也有限，影响精致效果是必然的。
反过来看，绢人可没有什么重量和的限制。
那就是单纯追求美观和惟妙惟肖的人偶。
这东西的常见尺寸，是二十八厘米到四十厘米之间，比鬃人大多了。
采用的制作材料和真正的京剧戏装是没什么区别的。
制作时，那得通过雕塑刀、毛笔、画笔等工具，把雕塑、绘画、缝纫、染织、花丝、刺绣、裱糊等多种技能综合运用，才能制成。
无论是耗费的成本，还是华美的效果，都是无与伦比的。
要不这东西，又怎么会有“小东西赛活的”的民间赞誉呢？
那么想想就知道，如果从外国游客的角度，从人家的实际需求出发。
显然高端大气上档次的绢人儿，要比铜盘演戏的鬃人儿，更容易获得青睐和欣赏啊。
所以宁卫民这样的误打误撞，实在是走了天大的运气了。
碰巧发现的东西，居然比他想要的更符合实际需要。
这才是真正的“得来全不费工夫”啊。
另外，在听了张主任介绍这个绢人车间的来历和经历的波折。
得知这是京城如今仅存的一个还能勉强生产绢人的地方之后。
宁卫民就更是生出一种发自内心的庆幸。
他由衷感激老天爷安排的这出天作之合的巧遇。
否则的话，像这么好的东西，这种精湛的技艺，说不准他就再也找不到，见不着了。
这既是他个人的损失，也是京城百姓的损失，是我们民族的损失。
这话并不夸张。
因为要是有人能知道，这些从事绢人制作的老师傅们经历过什么。
他们又做过些什么，最后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的。
恐怕谁都得这么说。
难啊，这个绢人车间还能留存到现在，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
有关娟人车间的事儿，怕是得打解放前说起。
因为别看绢人制作精良，技术要求多而杂，可在过去，这样的东西是上不了台面的。
长期以来，这东西只能是作为一种哄孩子的玩具存在着，经济价值一向不高。
解放前，除了有钱人会给孩子买上这么一两件。
也就是切面铺，才会订购一些用绢绫纱剪扎裱绘制成的老寿星或麻姑，插在“寿面”上做装饰了。
这就是最普通的绢人，俗称“扁挂人”。
而建国之后当然就有所不同了。
这些艺人在国家的安排下，成立了“传统玩具美术人形制作组”，开始走向正规化生产。
在众多美术家和“泥人张”的帮助下，艺人们的技艺进一步提高，最终迎来了他们的辉煌时代。
在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这十年里。
虽然没有多少人，可这个小组先后开发创作出了《西施浣纱》、《吹笛仕女》、《李纨教子》、《秉烛夜游》、《贵妃醉酒》、《甘露寺》、《梁红玉击鼓抗金兵》、《崔莺莺》、《郑盈盈》、《丰收舞》、《荷花舞》、《孔雀舞》、《鄂尔多斯舞》、《宝莲灯》、《小刀会》等新型主题产品。
一度曾经作为礼宾的礼品，赠予来华访问的外国友人。
之后因在国际反响热烈，风靡一时。
日本、加拿大、巴西、瑞典等国纷纷订购绢人，简直供不应求。
于是“传统玩具美术人形制作组”在为国争光，创造了大量外汇利润的同时，也终于发展成了四十多人的“美术人形厂”。
只可惜好景不长，特殊年月随后到来。
到了六十年代中期，“美术人形厂”受乱命而被迫解散。
绢塑艺人们全分配到了东城区器件三厂改做电子器件。
1972年，重新恢复的“美术人形厂”时，回来的老师傅已经不足十人了。
再之后，因为产量太小，难以盈利，这个厂子于1976年又被合并到了织袜厂。
但这仍不是“颠沛流离”的终结。
随后到了1978年，这些人因实在没有用处，又被调去了剧装厂。
最终到了1980年，当这些人再次被击鼓传花，转入锦匣厂时，生产小组已经仅剩七人了，又有三位老师傅到年龄退休了。
而这个时候，曾经一度在海外热销的绢人产品，早被人们遗忘殆尽了。
至于现在这个车间生产的东西，就只能放在重文区的工艺美术商店里，相对不起眼的地方去摆摆。
不用说，去区属工艺美术商店的人，能有几个是外国人啊？
去那儿的国内顾客，怕也没几个人有多余的钱，愿意花在这玩意上的。
所以这是供销不对口，情况也就变得更恶劣了。
一个月也未见得能卖出两三件产品去。
说句颇有点尴尬的话，多亏是车间的几位师傅们做这东西产量有限，厂子才勉强赔得起。
瞧瞧吧，谁能说这不叫“明珠蒙尘”。
好好一样能挣大钱的绝活都沦落到如此的地步了。
真是天下奇谈！
当然，话说回来了，要不是如此，这块大蛋糕又哪儿轮得着宁卫民吃啊。
问清了库房里积压的商品不过几百件，一件绢人的价钱不过十二元。
宁卫民已经决定要做“霸盘”生意了。
第250章 套路
1982年3月14日，星期日。
这一天，当太阳照常升起，金色的阳光又渐渐照亮了古老的紫禁城。
也给那些高高的绽放在枝头上的玉兰花染上了一层柔和的光芒。
让那一朵朵的白，一朵朵的粉，显得既清透又梦幻。
只可惜京城的老百姓们，却几乎都对这样的美景视若无睹。
这即是因为大家已经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了。
也是因为大家的心思，恐怕无不被昨天刚刚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给搅乱乎了。
对于这个“基本国策”所规定的，“在城市中，一个家庭只要一个孩子，农村最多要两个孩子”，大家的意见不少，还并不能做到全无异议的接受。
除了罗广盛这样已经生了儿子的主儿，那不知多少家庭都在为“没有男丁传宗接代”的隐忧，充满了焦虑感。
甚至就连边大妈都在其列，很有点沉不住气了。
要知道，她的大儿媳妇李秀芝虽然争气，目前已经有了孕。
可还不到日子，又哪儿能看出男女来啊？
所以既然看不出男女，老太太就没法安生啊。
瞧赶这垦节儿吧！
为这事牵肠挂肚的边大妈可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没法说！
想想看，连她都解决不了自己的心病。
她又怎么去帮着街道宣传计划生育的精神，去给别人做思想工作呢？
哎，大约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这还是头一次，有点羡慕农村户口了。
不用怀疑，鉴于这条政策的受众之广，牵扯到了千千万万户家庭的根本。
这几天的电视、广播、报纸、杂志。都必然是以对计划生育政策的解读为头版头条，进行铺天盖地的宣传报道了。
那么可想而知，又哪儿还会有多少人再去关注生活里的其他方面呢？
于是许多放在平时一定会引人瞩目的事儿，就被掩盖得无声无息。
恐怕至少也得个把月过去，等到大家把注意力从计划生育的事儿上挪开，对这件事的情绪恢复淡定，才会以一种猝不及防心情感受到生活的新变化。
就比如说，随着春暖花开，持有相机的国内游客数量在迅速增加。
越来越多的国人开始把摄影当成了个人爱好。
拍照片，几乎于一夜之间跃升为恋人间最流行的游玩方式。
而这背后反映出来的，恰恰是我国相关工业产生能力的大幅进步。
正是由于我国的照相机也像“三转一响”一样满足了充分供应的条件，并且降了价。
照相机才会在这个时间节点开始普及，进入寻常百姓家。
从这时起，拍一张全家福已经不是很困难的事了。
再比如说，在天坛公园的斋宫里，同样在发生着这个年代堪称绝无仅有的旅游商品促销活动。
在无梁殿和寝宫的门前，有两拨风姿绰约的姑娘，分别在湛蓝的天空下拼上了桌子。
然后铺上了桌布，摆上了琳琅满目的工艺品。
至于说到其中特殊之处，倒不是在于这种露天临时性的促销方式。
也不是在于姑娘们个个穿着出众，打扮漂亮，以可爱亲切的微笑来销售。
甚至不在于桌上的那些商品是多么新颖有趣，在别处根本难以得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