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革命时期，我有一些想法，很可能是错误的，在革命时期，我们认为吃饭层次低，是因为没什么可吃的，假如beef，pork，chicken，cheese，seafood可以随便吃，就不会这么说了。因为你可以真的吃。那时候认为穿衣服层次低，那也是因为没什么可穿的。一年就那么点布票，顾了上头，顾不了屁股。假如各种时装都有就不会这样想，因为可以真的穿。至于说性爱层次低，在这方面我有一点发言权，因为到欧洲去玩时，我一直住寄宿舍式的旅店，洗公共澡堂，有机会做抵近的观察。而且我这个人从小就被人叫做驴，不会大惊小怪。那些人的家伙实在是大，相比之下我们太小。这一点好多华裔人士也发现了，就散布一种流言道：洋鬼子直不直都那么大。这一点也是纯出于嫉妒，因为一位熟识的同性恋人士告诉我说，他们直起来更大得可怕。这说明我们认为性爱层次低，是因为没什么可干的。假如家伙很大，就不会这么说，因为可以真的干。两个糠窝头，一碗红糖稀饭，要是认真去吃，未免可笑。但说是忆苦饭和思甜饭，就大不相同了。同理，毡巴那种童稚型的家伙拿了出来，未免可笑，但要联系上革命青春战斗友谊，看上去也会显得大一点。然而我的统计学教师教导我说，确定事件之间有关系容易，确定孰因孰果难。按照他的看法，在革命时期，的确是没的吃、没的穿、家伙小，并且认为吃、穿、干都层次低；但你无法断定是因为没吃没穿家伙小造成了认为这些事层次低呢，还是因为认为这些事层次低，所以没的吃，没的穿，家伙也变小啦。但是这两组事件之间的确是有关系。我本人那个东西并不小，但假如不生在革命时期，可能还要大好多。生在革命时期，可以下下象棋，解解数学题。还可以画两笔画，但是不要被人看见。在革命时期也可以像吃忆苦饭或者思甜饭一样性交。假如不是这样性交，就没什么意思了。
7
我和X海鹰在她家里干那件事时，户外已是温暖的，甚至是燥热的季节，室内依然阴凉，甚至有点冷。我脱掉衣服时，指甲从皮肤上滑过时，搔起道道白痕，爆起了皮屑。我能看到每一片皮屑是如何飞散的，这说明我的皮肤是干性的。而在我回前逐渐裸露出来的身体，我却没怎么看见。对于正要干的事，我的确感到有罪，因为那是在革命时期。当时西斜的阳光正从小窗户里照进来，透过了一棵杨树，化成了一团细碎的光斑，照到X海鹰那里，就像我六岁时看到灯光球场上的那团飞峨一样。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不能干这件事，但是我又不得不干。在革命时期性交过的人都会感到这种矛盾。有一种智慧说，男女之间有爱慕之心就可以性交，但这是任何时期都有的低级智慧。还有一种智慧说，男女之间充满了仇恨才可以性交。每次我和X海鹰做爱，她都要说我是坏蛋，鬼子，坏分子，把我骂个狗血淋头。这是革命时期的高级智慧。我被央在两种智慧之间，日渐憔悴。
在此之前，我一个人呆着时，不只一次想到过要强奸X海鹰，这件事做起来有很多种途径。比方说，我可以找点氯仿或者乙醚来，把她麻醉掉，还可以给她一闷棍。甚至我可以制造一整套机关，把她陷在其中。像我这样智多谋广的人，如果是霸王硬上弓，未免就太简单了。但是到了最后，连霸王硬上弓都没有用到。这件事让我十分沮丧。事情过去之后，我又二二忽忽的。X海鹰说，我把她强奸了。我对此有不同意见，我们俩就为这件事争论不休。她说，我说你强奸了，就是强奸了。我说，你这样强横霸道，还不知是谁强奸谁。争到了后来，发现她把一切性关系都叫做强奸，所有的男人都是强奸犯。最后的结论是：她是个自愿被强奸的女人，我是个不自愿的强奸犯。还没等到争清楚，我们就吹了。
和X海鹰吹了之后，我苦心孤诣地作起画来，并且时刻注意不把炭条带到厂里来。我在这件事上花的精力比干什么都多，但是后来没了结果。我哥哥也花了同样多的精力去研究思辨哲学，但是最后也没了结果。那年头不管你花多么大的精力去干任何事，最后总是没有结果，因为那是只开花不结果的年代。而X海鹰依旧当她的团支书，穿着她日益褪色的旧军装，到大会上去念文件，或者在她的小屋里帮教落后青年。但是事情已经有了一点改变——她已经和全厂最坏的家伙搞过，或者按她自己的理解，遭到了强奸。她已经不那么纯粹。也许这就是她要的吧。
8
七四年夏天，我还是常到X海鹰那里去受帮教，但是帮教的内容已经大不一样了。她总要坐到我腿上来，还要和我接吻，仿佛这件事等到天黑以后就会太晚了。其实那时候我已经接近阳痿，但她还是要和我搂搂抱抱。我知道这件事早晚会被人看见，被人看见以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实在叫人难以想象，但是我又觉得没什么可怕的。X海鹰在我膝上，好像一颗沉甸甸的果实，她是一肠绿色的芒果。我觉得她沉甸甸，是因为她确实不轻，大概比我要重。我觉得她是生果子，是因为我和她不一样。
那时我想起姓颜色的大学生，嘴里就有一股血腥味，和运动过度的感觉是一样的。这是因为我们在一起经历了失败，又互相爱过——再没有比这更残酷的事了。假如我们能在一起生活，每次都会想把对方撕碎。假如不能在一起生活，又会终身互相怀念。一方爱，一方不爱，都要好一点。假如谁都不爱谁，就会心平气和地在一起享受性生活。这样是最好的了。虽然如此，我还是想念她。因为那是一次失败，失败总是让我魂梦系之。
现在我看到姓颜色的大学生时，她有时把头转过去，有时把目光在我脸上停留片刻，就算打过了招呼。这件事说明，那次失败也一笔勾销了。
X海鹰说，她初次看到我时，我骑着车子从外面破破烂烂的小胡同里进来，嘴里唱着一支不知所云的歌，头发像钢丝刷子一样朝天竖着，和这个臭气弥漫的豆腐厂甚不谐调。然后她出于好奇爬到塔上来看我，却被我一把捉住手腕撵了出来。然后我就使她抨然心动。根据一切高级智慧，她不该理睬我这样的家伙，但是她总忍不住要试试。这种事的结果可想丽知。后来在她的小屋里，我们果然叫人看见了。开头是被路过的人从窗户里形影绰绰地看见，后来又被有意无意推门进来的人结结实实地看见。再后来整个厂里都议论纷纷。据我所知，她好像并不太害怕被人看见。
后来X海鹰告诉我说，她也觉得自己在七四年夏天坏了一坏。惟一的区别就是她觉得自己坏了一次就够了。地把这件事当作一生中的例外来处理。
再后来我们俩就吹了，她还当她的团支书，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等到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的时候，我才明白了这件事的含义。在革命时期，除了不定期、不定地点的开出些负彩，再没有什么令人兴奋的事。每个活着的人都需要点令人兴奋的事，所以她就找到我头上来了。
我和X海鹰被人看见以后，公司领导找她谈了一回话。回来以后，她一本正经告诉我说，以后不用再到她办公室来，我的“帮教”结束了；那时候她的眼睛红红的，好像哭过。这使我想到她终于受到了羞辱，和在我这里受到羞辱不一样，不带任何浪漫情调。
六七年我曾在一棵树上看到一个人死掉，那件事里也不合任何浪漫情调。那时候“拿起笔做刀枪”最喜欢唱的歌是“光荣牺牲”，光荣牺牲也是死绰，但是带有很多浪漫情调。我以为她遭到了真正的羞辱后，就会像被一条大枪贯穿了一样，如梦方醒。但是等到和我说过了这些话后，她把脸扭向墙壁，“嘻嘻”地笑了起来。我问她为什么不用来了呢，她说“影响不好”，说完就大笑了起来。我们既然影响不好，就该受到惩罚，但是惩罚起来影响也不好。所以她所受的羞辱还是带着浪漫情调，只值得嘻嘻一笑，或者哈哈一笑。后来我真的没有再找她，这件事就这样别别扭扭地结束了。但这结果就算是合情合理吧。
X海鹰告诉我我们俩影响不好后，我简直是无动于衷。“影响不好”算个什么？连最微小的负彩都算不上。不过这也能算个开始，她就快知道什么是负彩了。就在那时我对她怦然心动。那时候我想把一切都告诉她，包括我和姓颜色的大学生那些不可告人的事。我还想马上和她做爱，因为我觉得自己已经不阳痿了。
除此之外，我还乐意假装是狠心的鬼子，甚至马上去学日文。我乐意永远忘记姓颜色的大学生，终身只爱她一个人。我把这些都告诉她，她听了以后无动于衷，只顾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去。最后临出门时，她对我说：这一切都结束了，你还不明白吗？后来她没和我说过话，直到她和毡巴结了婚，才开始理睬我。这件事告诉我，她一点也不以为影响不好是负彩。她以为影响不好就是犯错误。
毛主席教导说：有了错误定要改正……改了就是好同志。对这种开彩的游戏她保持了虔敬的态度，这一点很像我认识的那位吃月经纸的大厨。他们都不认为开彩是随机的，而认为这件事还有人管着哪——好好表现就能不犯错误，吃了月经纸就能得一大笔彩金等等。当然，负彩和正彩有很大的区别。前者一期期开下去，摸彩的人越来越少，给人一种迟早要中的感觉；后者是越开摸彩的人越多，给人一种水远中不了的感觉。这道题虽然困难，最后她也解开了，对影响好不好这种事也能够一笑置之。不过这是后来的事。这是因为这种游戏总在重复。生在革命时期的人都能够解开这道题，只差个早晚。而没有生在革命时期的人就永远也解不开。
后来我还在那个豆腐厂里干了很长时间，经常见到X海鹰。每次我见了她就做出一个奸笑，而她总是别转过脸去不理我。后来她就想办法从豆腐厂里调走了。
现在我要承认，我对X海鹰所知不多。这是因为她和我干那件事时，已经不是处女了。这可能是因为小时候除了让别人把她捆到玉兰树上之外，她还玩过别的游戏，也可能是因为狠心的鬼子不只我一个。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没有去打听。我生在革命时期，但革命时期不足以解释我的一切。不但是我，别人也是这样的吧。
第八章
1
现在我回忆我长大成人的过程，首先想起姓颜色的大学生，然后就想到我老婆，最后想起X海鹰。其实这是不对的。如果核顾序排列的话，事件的顺序是这样的：首先是五八年我出现在学校的操场上，看别人大炼钢铁；然后我上了小学，看到一只鸡飞上阳台，被老师称为一只猪；后来上了中学，过了一年后，开始了“文化革命”。我跑回家去帮人打仗，认识了姓颜色的大学生。等到仗打完了之后，姓颜色的大学生下了乡，我又回到了学校，从那里去了豆腐厂；遇到了X海鹰并在那里陷入了困境。我老婆是再以后的事情。这都是我自己的事，在其中包含了成败。大炼钢铁就意味着我要当画家并且画出紫红色的天空；鸡飞上了阳台就意味着我要当发明家扭转乾坤；我想和姓颜色的大学生性交，并且强奸X海鹰。这都是我想干的事，这些事都失败了——我没当成画家，也没有扭转乾坤，和姓颜色的大学生没有于成，和X海鹰仅仅是通奸，但这也是我的失败。如果按和我关系的亲密程度来排列，首先是我老婆，其次是X海鹰，最后是姓颜色的大学生——我连她叫什么都不知道。这些事是人间的安排，不包含任何成败。这样讲来讲去，我就像一只没头苍蝇。事实上也是差不多。
按照现在的常理来说，姓颠色的大学生和我如此熟悉，还差一点发生了性关系，分手的时候她该绘我留下通信地址，以便逢年过节时互寄贺卡，但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有几天她没来找我，再过了几天我去打听，才知道她离开了学校，不知上哪儿去了。我后来考上了大学，也没找X海鹰去告别，滋溜一下子就跑了。像这样的事，当时不明白其中的意义。过了这么多年再想起来，发现一切都昭然若揭。在一九六七年，姓颜色的大学生和我分手之前无话可说，正如一九七七年我和X海鹰之间无话可说。
2
在革命时期里，我把X海鹰捆在她家小屋里那张棕绷大床上，四肢张开，就如一个大字。与此同时，她闭着眼睛，就如睡着了一样，但是不停地吸着气，仿佛在做忍疼的准备。做完了这件事，我欲念全消，就在她两腿之间坐下，一声不吭地抽烟。屋子里渐渐地暗了。本来我应该打她，蹂躏她，但我只是注意到她的皮肤光滑如镜，像颐和园的铜牛，就拿一根手指在上面反复刮研。她在等我打她，蹂躏地，但是总是等不到。后来她拾起头来说：你把我放开。我就把她放开。我们俩并肩坐着。像这样的事我们干过很多回，没有一次是完全成功的。这说明我虽然长了一身的黑毛，但不是狠心的鬼子。我的心没有夜那么黑。我心里回想起和姓颜色的大学生的缠绵，等着X海鹰吻我，说：“爱我吧”，但也总是等不到。她的心属于黑夜和狠心的鬼子。我们俩就这样错开了。这种事的结果是我也没有捆着她，她也没有吻我；就这样凑凑合合地干了，而且双方都不满意。
最近一次见到X海鹰时，她告诉我说，现在她觉得搂住毡巴，和他亲吻，然后脱掉内衣——就这样简简单单地干了，也没什么不可以的。而且她还说，看来生活就是这样的，用不着对它太过认真。我觉得这话的意思就是今后她再不会想念我，我也用不着再想念她。我以为她把我想象成狠心的鬼子是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在爱我。后来她也一直爱着我。为此我就该是个狠心的鬼子，心就该像夜一样黑。这不过是一种游戏，没有什么可怕的。所有的人都能看出我有这种气质，这就是她爱我的原因吧；只是在革命时期我被自己的这种气质吓坏了。现在她已经不爱我了。这是最令人痛惜的事情。
3
现在我还在那个“高级智能”研究所上班。毡巴在我们附近的医院里当大夫，凑巧那个医院就是我们的合同医院。姓颜色的大学生就在我们那条街上，X海鹰也离我们不远。我们这些人又会合了。我有点自命不凡地想道：这可能是因为我的缘故，因为他们之间并不认识。现在我每天早上还要到外面去跑步，跑到煤烟和水气结成的灰雾里去。我仿佛已经很老了，又好像很年轻。革命时期好像是过去了，又仿佛还没开始。爱情仿佛结束了，又好像还没有到来。我仿佛中过了头彩，又好像还没到开彩的日子。这一切好像是结束了，又仿佛是刚刚开始。
《我的阴阳两界》
第一章
一
再过一百年，人们会这样描述现在的北京城：那是一大片灰雾笼罩下的楼房，冬天里，灰雾好象冻结在天上。每天早上，人们骑着铁条轮子的自行车去上班。将来的北京人，也许对这样的车子嗤之以鼻，也可能对此不胜仰慕，具体怎样谁也说不准。将来这样的车子可能都进了博物馆，但也可能还在使用，具体会怎样谁也说不准。将来的人也许会这样看我们：他们每天早上在车座上磨屁股，穿过漫天的尘雾，到了一座楼房面前，把那个洋铁皮做的破烂玩艺锁起来，然后跑上楼去，扫扫地，打一壶开水，泡一壶茶，然后就坐下来看小报，打呵欠，聊大天，打瞌睡，直到天黑。但是我不包括在这些人之内。每天早上我不用骑车上班，因为我住在班上。我也不用往楼上跑，因为我住在地下室，上班也在地下室，而且我从来不扫地。我也不打开水，从来是喝凉水。每天早上我从床上起来，坐到工作台前，就算上了班。这时候我往往放两个响屁，标志着我也开始工作了。我呆的地方一天到晚总是只有一个人，所以放响屁也不怕别人听见。
我住的地方是医院的地下室。这里的大多数房间是堆放杂物的，门上上着锁，并且都贴一张纸，写着：骨科，妇产科，内科一，内科二，等等。我搬进来以后，找了一支黑腊笔，在每张纸上都添了“的破烂”，使那些纸上写的是骨科的破烂，妇产科的破烂，等等。这样门上的招牌就和里面的内容一致了。但是没有人为此感谢我，反而说，小神经的毛病又犯了。他们对我说，我不该在门上写破烂二字。破烂二字不能写上墙。假如我要写，可以写储物室，写成骨科储物室，妇产科储物室。但是我说，你们玩去罢。他们听了这话，转身就逃了出去。地下室对他们来说，可不是个好地方。
除了这些堆破烂的房子，就是我住的房子了，门上写着仪修组王工程师的字样。我的左边隔壁是破烂，右面隔壁也是破烂。但是除了破烂，这里还有一些别的东西。走廊上，每隔不远就有一个龛，龛里放着标本缸。缸里泡了一些七零八碎的死人。其中一个就在我的对门，和我同一性别，但是既没有脑袋，也没有四肢。我闲下来就去看他，照我看，他死掉时，大概还没有我大。他的腰板挺的板直，一副昂首阔步的样子，只可惜他既没了首，也迈不开步了。人家在他肚子上开了一扇门，在内脏上栓了好多麻线，每根麻线上栓了一个标签，写着大肠小肠之类的字样。假如这位仁兄活过来，一低头就能看见，自己的哪一部分叫什么。除此之外，他还会发现人家把他的阴茎切掉了，但是把阴囊和睾丸都留着，所以那些东西泡在缸里，就象半头蒜的样子。不知道他会不会觉得好看。还有一些龛放着一些玻璃柜，放的是骨头架子。那些东西自己不能够站立，所以柜底下安着一根木杆子，杆顶上有个铁夹子，夹在项骨上。把死人弄成这个样子，可是一种艺术。一般的人，你就是给他最好的死尸，他也作不出好的标本。因为这个原因，我住的地方就象一个艺术馆。我对这个住处很是满意。
我住的地方就是这样。我就是门上写的那位王工程师。小神经也是我。他们叫我小神经，是因为我有点二百五。过了一百年，也许人们不知道什么叫二百五。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因为我只呆了二百五十天就从娘胎里爬了出来，所以行为怪诞。其实我在娘胎里呆足了三百天，但是因为我行为怪诞，大家就说我只呆了二百五十天。这种因果倒置是因为我们有幽默感。其实我行为怪诞，是因为我有阳痿病。因为我有阳痿病，所以和前妻离了婚。我现在四十多岁，还在独身，而且离群索居，沉默寡言。
我不得不离群索居，沉默寡言，因为无论我到了哪里，总有人在我背后交头结耳，说我是个阳痿病人。这就使我很不好意思见人，虽然我已经阳痿了十年，对此已不再感到羞愧，但是我还是不乐意人家这样说我。我不愿他们把我看成了太监一类的东西，虽然实际上我的确和太监差不多。这件事的教训是不要找本单位的人结婚，除非你能确信自己没有阳痿病。我前妻原来是本院的护士，现在调走了。但是在调走以前，她已经把我不行这件事传的满城风雨。现在除了躲在地下室，我也采取了积极措施，到康复科去看病。康复科的马大夫和我关系很好，别人看病要钱（公费医疗不报销康复科），他不管我要钱。
马大夫治我的阳痿病，开头是用内科疗法，给我开了很多药，并且让我多吃巧克力。他说巧克力壮阳。但是巧克力吃多了食欲全无，我还长了口疮。后来又换了外科疗法，住了一段时间院，躺在床上打牵引。这就是说，在那玩艺上挂上十公斤铅锤，往外拉。牵引了两周，那玩艺拉到了一尺多长（后来不牵引，慢慢又缩回去了），但是似乎比以前还软了。他又建议我动手术，移一节肋骨进去。我觉得这样不好，因为肋骨移进去，就会永远硬挺挺，这样很不雅。他对我的病真是尽心尽力，认为我的病老不好，是对他医术的挑战。最后他建议我做变性手术，当不了男人当个女人好了。但是我坚决不答应，因为我身高一米八五，体重九十公斤，头大如斗，手大脚大，当了女人也不好看。最后他说我不肯合作，就再不给我看病了。但是我们俩关系还是很好，他经常跑到我的工作室来和我聊天。这家伙有六十岁了，养得又白又胖，因为不正经，在头头脑脑面前很没人缘，和一些小大夫小护士倒满亲热的。就是他有一天跑到我这里来，说要给我介绍女朋友。我觉得他脑子有问题：头几天还要叫我作变性手术，现在又要给我介绍女人，一点逻辑都没有。我就这样和他说了。正说时，有个女孩子从外边闯了进来，说道：马老师，您出去，我自己和他说！然后她就自己介绍说：我是妇科的，我姓孙。其实我在食堂里见过她，就是不知道她是妇科的，也不知道她姓孙。
小孙那一天来找我，起头情形就是这样的。马大夫走了以后，她一五一十地对我说：她马上就需要个男朋友，必须是人高马大，膀阔腰圆，能带得出去的那一种，来帮她解眼前的燃眉之急。这是因为她的前男朋友要结婚，今天晚上就要举行婚礼，她已经收到了邀请，想和一个大个子男人一块去。我想了想，说道：要是这样的话，我能帮上忙。别的事情我就帮不上忙了。这个姓孙的小鼻子小眼，娇小玲珑，一副小孩样，其实已经二十七岁了。到了晚上，我就和她一块去了。婚宴上全是些青年男女，大概都是她的同学，新娘子也是她的同学。我发现，医学院大概只招南方人，所以那一屋子男女全是小个子南方人，白面书生，个个戴着眼镜。我在其中象个巨人。认识我的人都说，我的脸相极凶，还说我吃相难看。我在席上喝了一瓶啤酒，就打了一个大嗝，声震屋宇。然后我讲了一个下流笑话，弄得四座皆惊。其实我没想去捣乱，只是在地下室里呆了很多年，很少有人请我来参加聚会，心里很高兴。但是已经把新郎吓坏了，把小孙叫到一边说了好半天。然后我们就提前退席了。回来的路上小孙说，王工，你把他们都镇了！你帮了我的大忙，我不会让你白帮的。我一定也帮你一个忙。
二
后来小孙对我说，作为我给她出气的报答，她要把我的病治好。据她自己说，她读过Masters和Johnson的书，治我的病十拿九稳。我也看过那些书，所以我想这孩子真是个怪人。她梳了个齐耳短发，长得白白净净，还是满漂亮的。不管怎么说，也能嫁得出去，干嘛要来给我治阳痿？女孩子只要嫁得出去，就不必理睬不想嫁的男人。我对她说，你没搞错罢？那都是夫妇双修的办法。她说知道，所以我要和你结婚。先结婚，后治病。
我和小孙要结婚的起因就是这样。开头我想，这个孩子还要给我治病，我看她自己就该找人治一下，是不是精神病。后来想到她起初找我那一回的情况，我怀疑她吃了别人的亏。既然她都要嫁我了，问一问也没什么。我就问道：你大概不是处女罢。她说当然不是。你要不要看看？我说看什么？她说我可以对她作个妇科检查。我对此是一没有经验，二没有兴趣，而且也没有必要。只有混充处女的，没有混充非处女的。所以我就说：结婚可是你自己要干的，将来可别埋怨我。她说绝不会。她说这些话时，一点也不脸红。
再过一百年，人们可以在现在留下的相片里想象我：我和大家一样，目光呆滞，脸色灰暗，模样儿傻的厉害。现在你到美术馆去看看十六世纪的肖象画，就会发现上面的人头戴假发，长一张大屁股脸，个个都是傻模样。过去的人穿燕尾服，瘦腿裤，显得头大身子小，所以很难看。但这样的装束在当时，一定是了不起的好穿着。以此类推，现在的人不论穿什么，将来也会傻的厉害。基于这种心理，所以我根本不打扮，经常不理发，不刮脸。当然，小孙是女孩子，不能和我一样。她经常打扮得干净漂亮，因为留着齐耳短发，下面的头发茬每天都要推一推。因为这些原因，我们俩在一起不够班配。但是我们俩经常一道去逛大街，表示我们在恋爱。这是计划的一部分，首先做出了恋爱的姿态，将来请求结婚就不至于显得突兀。
将来的人谈到我们结婚前的到处奔走，一定会感到奇怪。我根本就没有逛大街的欲望，我常年呆在地下室里，很少走动，所以腿上的肌肉都退化了，白天走了路，晚上就腿疼。天寒地冻，不能去公园。我们总是在商业区里逛，但也没有要买的东西，更没有买东西的钱。过去我一个人在城里逛，老是低着头，看看地上有没有掉的钱，这是我几十年的积习。现在我也和小孙在北京城里闲逛，我倒是不低头，但是对一切都视而不见。倒是小孙时常有所见，走着走着就会忽然捏我一把，说道：看见了没有，刚才那个人盯着我看。听了这话，我就会猛然转过头去，大声说道：哪一个？她把我拉回来说，别这样，你要把别人吓死了。走到街上，我有时也会注意到她忽然把小嘴一扁，小脸一扬，脸上似笑非笑的模样。要不然就是忽然抓住我的胳臂，把全身挂在我身上。这大概是因为又有人看她了。但是到底是些什么人在看她，我一个也看不见。
星期天小孙把我带到王府井一家理发馆门前，让我往橱窗里看。我看了好半天，才认出橱窗里有一张相片是她。那是一辐黑白上色的相片，再过一百年，人们就会根据相片上的水彩，断言拍照时彩色摄影尚未发明。相片上的小孙涂了个红脸蛋，和她本人一点也不象。那相片就象现在看到的玛丽莲·梦露，或者猫王的相片那种五官不清，色彩斑斓的样子，露出五十年代那种村气土气；但是再过一百年，人家看到一个女孩子站在橱窗里自己的相片前流连忘返，也会露出会心的微笑。我对她说，快走罢，呆会人家会出来说：小姐，是不是想把相片要回去。她就勃然大怒道：你说什么呀你！
小孙说，她在大街上走时，经常迎上这样的目光：先是盯上了脸，然后一路向下搜索，在胸部久久的停留。然后久久端详她细长的腿。她对自己的腿很是骄傲。这种景象我从没看见过。我想人家也许是在看她那条石磨蓝的牛仔裤，那条裤子值我一个月的工资。她对这种说法十分愤怒，说我在蓄意贬低她。其实我没有这样的意思。我早就注意到她的头发细密茂盛，柔软光滑，就象一只长毛猫的毛一样，每次从外面回去，走到医院门口时，她都要把手伸给我，让我拉着它。那只手非常小，柔若无骨，又凉又滑。我们拉着手从门口进去，她还要去问传达室的老头：有我的信没有？然后和每一个见到的人打招呼。我和小孙谈恋爱的情形就是这样的。
我和小孙每天下了班就到王府井喝咖啡。后来我对咖啡上了瘾，每天必须喝五大杯，否则就呵欠连天，而咖啡太贵了，比外国烟还贵。据马大夫说，我这叫作咖啡因依赖。他又要给我治这种病，但是我拒绝了。我怕他用咖啡搀上大粪给我喝，据说他就是这样给人戒烟。我只是向他打听外界对我和小孙恋爱的反应。他告诉我说，情况不容乐观，人家说，小孙是面子下不来。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她借用我在她前男友结婚那一天去给她撑过场面之后，如果现在就不理我，则显得太冷酷，太薄情。因此她必须和我假恋爱一段，然后再把我甩掉。这就是说，一个女孩子，应该表现得温柔多情，尽管她其实不是那么温柔多情，也要假装成这样。这也就是说，小孙借用我去参加婚宴的事现在已经是尽人皆知了。这件事起初只有三个人知道：一个是我，一个是小孙，还有一个就是马大夫。我们每个人都有把这件事泄露给别人的嫌疑。马大夫主动告诉我说：这件事我可没对任何人说过，也不知别人怎么就知道了。
假如马大夫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别人，小孙也不告诉别人（这事对她名声有损），剩下只有我最可疑。但是我成天呆在地下室，从来不和外人接触；最后的结论就是我们谁也没告诉别人，这事就自己传出去了。由此得到一个推论，我们医院里现在安装了一台可怕的仪器，可以窃听全院每一个角落。这台仪器由一个长舌妇操作，她听到了我们在地下室里的谈话，然后就告诉了医院里每一个人。但是这件事非常的不可能，因为他们安这仪器时，必定要找我。我是全院唯一的电气工程师。连我都不知道医院里有这台仪器，那就必定是没有。
根据医院里现在的传闻，小孙是个极好面子的姑娘。她不乐意在前男朋友结婚那一天显得孤独无伴，所以借用了我。这是很正确的。根据同上传闻，她的小算盘又极精，找一个阳痿的男人来撑场面，将来不会有任何损失；有损失的是我，因为我被女人耍了。但是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实际情况是小孙正在献身于科学，准备在我身上探索一条治疗阳痿的新路。我和她是医生与病人的关系。当然这一点是秘密的。在开始治疗前，她必须嫁给我，然后治疗才合法，治好以后，才好写报告，拿出去发表。为此必须叫大家相信我们在恋爱。小孙说，我们俩必须在人前再亲密一点。她建议我们中午时到门厅里去接吻，但是我觉得过于肉麻。于是她建议我们从外面回到医院里时，显得再亲热一点。这就是说，在经过大门时，她要骑在我脖子上。我问了她的体重，体检时什么也不穿是四十三公斤，现在着了冬装，顶多也就是四十八公斤，这不算重；更何况她说，把你治好了以后，骑我的时候还多着哪；所以我实在没有理由不答应她。
三
在小孙骑我脖子之前，发生过很多事。首先是小孙说，她要扮演我未婚妻的角色，就要处处管着我。自从我成了小神经以后，已经习惯了别人对我耳提面命。在这些人里，女人尤多，多一个小孙也没什么。比方说，我去领工资，会计一定要再三关照我说：你数数，这是一百三十元。其实没有什么好数的，总共是一张一百元的大票，三张十元小票，完全可以一目了然；更何况数也数不多。因此我拿了钱总是看都不看就往兜里一揣。但是那个二十三岁的小会计一定从柜台后面赶出来，把我兜里的钱掏出来，当着我的面数一遍，然后再塞到我口袋里去。我到食堂里去买饭票，管理员大妈也会把饭票对我一五一十的交待：这种红的是菜票，那种绿的是饭票，千万别搞混了。其实我只是阳痿而已，并不色盲，更不是低智人。但是因为我阳痿，就不能阻止别人象关心低智人一样关心我。
人家总要把男人的大脑袋和小脑袋联系起来看，小脑袋不行的大脑袋一定不行----这成了一种成见了。我也无心去纠正这种成见，因为既然是成见，就无法纠正。我只管我行我素，呆在地下室里不出来。这样省了好多的事：因为大家都觉得我是个傻子，所以什么开会、学习等等都不叫我去了；这样省了我和大家一起磨屁股。后世的人，对我们要开那么多的会一定惊诧不已，因为到了那时候，只有总经理、部长、总统才须开那么多的会。所以那时的人一定会以为我们都是些很重要的人物。其实我们不过是些电工、技师等等，开会讨论过马路要走人行横道而已。而且要开这样的会，必须有一条坚硬的鸡巴，软的不行。过去我除了领工资和买饭票，从来不到楼上去，现在发现连领工资都不必去，因为工资是小孙领去了。饭票也不必去买，因为饭票是小孙代我买了。别人还说，现在好了，王二的事都可以交待给小孙，省了多少麻烦。说完了总要哈哈大笑一通。
小孙和我谈恋爱，结果是我们俩都变成了一种气体，叫作什么一氧化二氮，或者说，叫作笑气，人家一见到我们在一起就要笑。但是我们既然是气体，当然就没有自觉性。我和小孙一道出门去，走过楼道时，小孙一定要叫我站住，给我掖好围脖。其实我根本就不需要围脖，因为我长得相当肥胖，一点也不怕冷。但是小孙一定要这样做，她说这是在大庭广众下和我亲热的唯一机会。掖围脖的时候，过路的护士就会站下来，说道：“小两口出门去呀？”等等。小孙伶牙俐齿地答道：到王府井买点东西，等等。说完了我们一同向前走去。走不了几步，一阵大笑就会在脑后炸开。这时我们转过身去，就会看到那些护士聚成一堆，个个个脸色涨红。很显然，她们是在嘲笑我们。我就想转回去，把她们教训一顿。但是小孙把我拉住，叫我沉住气。她说这种情况会改变的。然后她就挽住我的手臂，把全身都挂在我身上。因为我壮的象个狗熊，而她长的娇小玲珑，所以这么挂着还算好看。假如双方的身坯换过来，那就象蚂蚁举着一片饼干渣，一点也不好看了。但是尽管她使了很大的力气往我身上贴，别人也不相信她真的要和我谈恋爱，更不要说真心嫁给我了。
再过一百年，人们会这样形容我们的医院：这是一座四四方方的院子，四周围着栅栏。院子里全是一些古旧的灰砖房，有一些是两层的，有一些是三层的。他们想象起这些房子，就像现在我们想象地下的墓葬一样。那时候的房子大概都是一百层的大厦，底下五十层放汽车，上面五十层住人。在这些墓葬里，有一些人穿着白大褂来来去去，还有人穿着淡蓝色的睡衣睡裤来来去去。在这些灰砖楼之间，有几片草坪，几颗半死的树作为装点。但是我既不穿白大褂，也不穿蓝睡衣，穿一件粗蓝茄克衫，在这座古墓里显得很扎眼。但是我根本就很少到上面去，所以也就很少叫人看见。
小孙那天骑着我脖子走进医院时，是星期天下午五多钟，门诊下了班，天气又很冷，所以到处都看不见很多人。我驼着她，两个人连在一起有两米五十左右，只能小心翼翼从拱门正中通过。两米五十的庞然大物从医院的正门走进去，可算是惊世骇俗之举。这个举动总算是引起了注意，第二天妇科主任就去找小孙谈话，叫她注意影响。但是这个举动也是非常费力的。假如你到过草原，见过人家骑骆驼，就会理解了。骑马骑驴都可以飞身而上，但是骑骆驼时这样干就绝对不可以，因为骆驼高了。你必须使骆驼倒下来，然后才能骑上去。但是骆驼一般是很不乐意倒下来的，赶骆驼的人要拿个装铁尖的小棍子，围着骆驼转上半天，敲敲前腿，敲敲后腿，磨上一两个小时的嘴皮子，骆驼才肯倒下去。那天下午，我就是那只骆驼，小孙就是赶骆驼的人，但是她手里没有赶骆驼的棍。她只是一遍又一遍的说：你快蹲下来呀！
我在蹲下之前，先把医院门前的街道打量了很多遍。那条街不算宽，扫的干干净净。星期天下午，没有很多行人。然后我又把小孙的脸打量了很多遍：那是一张白白净净的娃娃脸，留着刘海，嘴巴很大。那时我想的是：记住了，就是这娘们要在大庭广众下骑我的脖子，叫我名声扫地。最后我就打量她的下半身：就是这东西要骑上我的脖子。洗得干净净的牛仔裤，又白又亮的护士鞋。最后我毅然决然地蹲了下来。她一把就揭下了我头上的帽子（那是一顶剪绒皮底的帽子，和二号的钢种锅一样大），然后哈哈笑了起来，说道：王二，你小时候头上几个旋？我知道自己是三个旋，因为一旋宁，二旋愣，三旋打架不要命。但是她说：你现在只剩一个旋了。她妈的，我怎么会不知道自己几个旋？我爸爸不到四十就秃了头，根据遗传，我现在本该一个旋都没有。
后来我就看见两条细细的小腿搭上了我的肩膀。在我站起身之前，那双小手还在我脸上摸了老半天。这倒不是在调情，而是在找可以抓的地方。最后她抱住了我的下巴，说一声起。我就站了起来，脖子后面热烘烘，想起了一句歇后语：大姑娘骑瘦驴，严丝合缝。虽然我不是瘦驴，但是体会到了严丝合缝的感觉。这感觉非常的不好。尤其是她在我脖子上上下磨擦了几下后说：王二，这感觉非常古怪！好象是我把你生了出来！这时我往左一看，看到一条裹在洗白了的粗布里的大腿，往右一看，也是一条这样的大腿；这是我一生未曾见过的景象。这两条腿一齐夹紧，夹得我眼冒金星；我的感觉就更坏了。这时我想起了小时候看过的《天方夜谭》其中水手辛巴达的故事，那位辛巴达也被海老人骑过；但是海老人是个男人，所以辛巴达也没有被人如此严丝合缝的骑过。有史以来，有这种经历的，我是第一人。我就这样走进大门去，影影绰绰地发现有好多人在楼上的窗口看热闹。
小孙初次骑我脖子的事就是这样的。有关这件事，还可以补充如下：开头我是不乐意让她骑的，但是她把我说服了。她说，就她个人而言，对我的脖子是很尊重的--我比她早毕业好几年，所以这是老学长的脖子；我比她大了十五六岁，所以这又是一位大叔的脖子。无论从哪方面说，骑这个脖子都是大不敬。但是为了事业，非骑不可。虽然这些说法相当牵强附会，但是我也无法批驳。而正式骑上去了之后，她就毫无崇敬之心。走过大门时，她把身体挺直，去够门顶上的灯泡。走过楼门时，她又蜷成一团，把我的脑袋整个包住。从大门口，到地下室门口，她总共在我头上盘踞了十分钟，在这十分钟里，她还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其实这个故事我早就知道，典出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假如你在那书里查不到这件事，你不要和我计较，我是小神经）。这故事说，某阁老家盖房子。按照中国的传统，盖房子时对梁柱之类都很崇敬，柱上要贴“擎天金柱”，梁上要贴“架海银梁”等等的红纸，安柱架梁时还要放鞭炮。当然了，这是生殖器崇拜的遗风，除了梁柱，祖宗还崇拜大炮，高塔以及一切又粗又长的东西。该阁老家放过了鞭炮，正要吊梁，发现一个丫环正骑在梁上。按照中国的传统，有一个东西是最肮脏，最不洁的；那东西却紧紧贴在了圣洁的架海银梁上。大家看了无比愤怒，有喊打的，有破口大骂的。但是那丫环却拍拍那东西答道：你们瞎嚷嚷什么？帝王将相，皆出于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