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姚要是不给我造谣，就是个很可爱的老头儿。他长着红扑扑的脸儿，上面还有一层软软的茸毛，一副祖国花朵的嫩相，他有几根长短不齐的白胡子，长得满险都是。此人常年戴一顶布帽子，鼻梁上架上了个白边眼镜，在校园里悄悄地走来走去，打算捉贼。我们学校里贼多极了，可他就是捉不到。一般机关单位的保卫科也都很少能捉到贼，主要起个吓阻作用，可我们的老姚不但不能吓阻，自己还成了贼的目标。只要他一不注意，洗脸的毛巾就到浴室里成了公用的，大家都拿它擦脚。老姚把它找回来，稍微洗洗再用，结果脸上长了脚廯，偷他毛巾的就是他的助手王刚。王刚这小子太不像话，老姚摔伤了他也不去看着。说是丈母娘从外地来北京，他要去陪着，其实他丈母娘来了有半年了，他纯粹是找借口。
老姚自己捉不到贼，就发动群众帮他捉。无论是全校大会、各系的会，甚至于各科的会，他都要到会讲话，要求大家提高警惕，协助捉贼。他又是个废话篓子，一说就是一个钟头还没上正题，所以大家开会都躲着他。我们基础部开会，就常常躲到地下室，还派人在门口放哨，一见老姚来了，立刻宣布休会。他还做了十几个检举箱到处安放，谁也不往箱里投检举信，除了男厕所里那一个，有人做了仿古文章：“老姚一过厕所之坑，纸篓遂空。”简直是亵渎古人！
这些都是他的事，不是我的事。只可恨他捉不到成还顺嘴胡说。学校里一丢东西，他就怀疑是校工里小年轻的偷了。这也不能说没有道理，他有公安局公布的数字为证：去年全市刑事犯罪者百分之八十是青少年，青年工人又占到第二位，占第一位的青年农民我们学校里没有。他又进一步缩小怀疑圈，认为锅炉房那几位管子工年龄最小，平时又吊儿郎当不像好人。一丢东西，他就说他们几个偷的。人家怎肯吃这种哑巴亏？正好厕所下水道堵了，用竹片捅不开，管工弟兄们刨开地面，掏出一大团用过的避孕套，有几十个。这帮人就用竹杆挑着进了保卫科，往办公桌上一摔，摔得汁水四溅，还逼着他立即破案，否则下水道再堵了，就叫老姚去刨地。然后老姚就来破避孕套的案。他也不知怎么就想到学校里还有生物室，拿了那些东西来找我化验。正好一进门，听到许由和我开玩笑，说那些东西里有我一份。这可不得了，老姚当了真，到处去讲我作风有问题，谣言这东西是泼水难收，到现在我还背着黑锅。平时我恨不得掐死他，现在他住医院我去看护，你看我是不是吃错药了？
我到医院去，向门房打听老姚。人家说记录上无此人，可能已经拖走了。我知道这医院不怎么样，可是一下午就把老姚治死，也太快了点儿。再问时，人家问我什么时候送来的，我说早上送来的。他又问我们认不认识院长大夫，我说都不认识。他说那准是躺在急诊室里。要是不赶紧托人找关系，病人还要在急诊室里一直躺下去。我去找急诊室，顺着路标绕来绕去，一直走到后门边上，找到一间房子门上挂着急诊室的牌子，可是怎么看这房子都是太平间。看来原来的急诊室在翻盖，急诊病人向死人借位子。我在门前欲进又迟，心里狂跳不止，和第一次与铃子搭话时的心境相仿。
我第一次和铃子搭话，预先找过无数借口，可是都觉得不充分，不足以掩饰我要搞她的动机；那年头男女青年要不是为了这样的目的，可以一辈子不搭话。同理，今天我来看着老姚，也没法掩饰我要装好人、往上爬的动机。我和他非亲非故，平时还有些宿怨，我来干嘛？
从小学我就会挖苦先进的小同学，那些恶毒之辞现在不提也罢。现在我骑虎难下，前进一步，我骂人的话全成了骂自已，要是走了呢？呸！更不成个体统。
我开始编些借口。我要这么说；“姚大叔，校长叫我来照看你。这话就和旧社会新房里新郎说过的一样。他和个陌生女孩待在一起，不好意思了，就这么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你看他多干净，其实过一会儿，他就要操人家。新郎倌的话是自欺欺人，我的话也是自欺欺人，我身后又没有两个武装警察押送，要是不乐意，可以不来呀！
我还可以说：“老姚，听说你病了没人照看，我心里不安。我们八十年代的青年，照顾有病的老人是我的本分，”这话很好，怎奈我不是这样的人，不合身分。还有一种说法比较合理，“老姚，咱们是同事，我又年轻，该着我来。”不过王刚怎么不来说这话？算了算了不想这么多。我先进去，到时候想起什么说什么。
一进急诊室，吓了我一跳。这是间有天窗的房子，天花板上一盏水银灯，灯光青紫，照得底下的人和诈尸的死人一般无二。有若干病人直挺挺躺在板床上，那床宽不过二尺，一头高一头低，板子薄得叫人担心。这床看着这么眼熟！小时候我住在医院里，经常钻地下室。有一次钻到太平间里，就看见了这样的床。
盛夏里我看见过一个年轻的女尸躺在这种床上，浑身每个毛孔都沁出一团融化的脂肪，那种黄色的油滴像才流出的松脂一样。现在躺在床上的人谁也不比她好看，尤其是屋子正中那一位。她是个胖者太大，好像一个吹胀的气球，盘踞在两张床拼起的平台上。她浑身的皮肤肿得透亮，眼皮像两个小水袋，上身穿医院的条子褂，下面光着屁股，端坐在扁平便器上，前面露出花白的阴毛，就如一团油棉丝。老太大不停地哼哼，就如开了的水壶。已经胀得要爆炸了，身上还描着管子打吊针，叫人看着腿软。幸亏她身下它在哗哗地响，也不知是屙是尿，反正别人听了有安全感。其他病人环肥燕瘦各有态，看架式全是活不长的。
这屋子里的味儿实在不好，可说是闻一鼻子管饱一辈子。屎尿、烂肉、馊苹果、烂桔子汇到一块儿，我敢保你不爱闻。声音也就不必细讲，除了几位倒气的声音，还有几个人在哼哼。顶难听的是排泄的声响。我向门口陪床的一个毛头小伙打听是否见过一个断了腿的红脸老头儿，他说在里面。我踮脚一看，果然，老姚和他老婆在里面墙角，那边气味一定更难闻。我先不忙着进去，先和脸前这小伙子聊一会。我敬他一支烟，他一看烟是重九牌的，眼睛就亮了。
“你在哪儿买的？”
“云南商店呗。您这是陪您的哪一位？”
“姥姥呗，喉癌，不行了，哥儿们，云南商店在哪儿呀？”
“大栅栏，去了一打听谁都知道。叼呀，这地方这么糟模，您还不如把她拉回去。”
“家里有女的，害怕死人。这一屋子差不多都是要死的，家里放不下，弄到医院又进不了病房，躺在这儿倒气儿。我们快了，空出地方来你们可以往这边搬，空气好多了。”
那位姥姥忽然睁开眼，双手乱比划。这个老太太浑身成了红砖色，嘴里呼出癌的恶臭，还流出暗红色的液体。她像鲶鱼一样张口闭口，从口形上看她在大呼要回家。那位毛头小伙低头和她说：“姥姥，您忍一忍，这儿有这玩艺（小伙子用手捏捏老太太鼻子上的氧气管），您插上舒服一点呀！”
老太大嘴乱动，意思是说你们的话我全听见了，她要还能发声，一定要把这不孝的外孙大骂一顿。可惜她只能怒视。她还用充满仇恨的目光扫了我一眼，吓得我赶紧走开。看看这一屋子人，都是叫那些怕见死人的女人轰出家门的，真叫人发指！女人呀女人，是她妈的毒蛇！
走到老姚面前，我正要搜索枯肠，编一句什么话，老姚的老婆倒把我的话头抢过去了。
“你就是学校派来陪床的吧？怎么不早来！老姚给你们学校守夜，摔断了腿，就这么对待他！老实告诉你，不成！赶紧把他送到病房里去！”
她这么咄咄逼人，把我气坏了：“姚大嫂，这话和我说不着，你去找我们校长好不好！”
“明天我就去，这叫怎么一回事？你们学校这么没起子？老姚一个党委委员，病了就往狗窝里送？”
这话很有道理。我要是病了，也要躺在这狗窝里，应该支持老姚老婆去找领导大打一架。我说：“你去闹吧，这年头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你去闹了以后，学校兴许能把老姚送到北大医院去。”
她走了，老姚睁开一只眼看看我，又闭上了。他和我没话可讲。我拍拍他的腿说：“要尿叫我一声啊！”就闭目养神。过了一会儿，只觉得气味和声音太可怕。一睁眼，正看见几个人把个病人往外送，是个老得皮包骨的老头子，已经死掉了。我想到外边走走，老姚一把扯住我，气如游丝地说：
“别走！我一个人躺着害怕！”
真他妈的倒霉，我又坐下，忽然想起李斯的名言：人之不肖如鼠也！这是他老人家当仓库保管员时的感慨。他是说，有两种耗子。粮库里的老鼠吃得大腹便便，官仓几年不开一次，耗子们过得好似在疗养，闲下来饮酒赋诗，好不快活。可是厕所里的老鼠吃的是屎，人上厕所就吓得哇哇叫，真是惨不忍睹。于是他就说：人和他妈的耗子一样。混得好就是仓房鼠，混得不好就是厕所鼠。这话讲很有勇气！基督徒说，人是天主的儿女；李斯说，人和耗子是一个道理。比起来还是我们的祖先会写文章，能说明问题。我一贯以得道高人自居，从来没在耗子的高度上考虑问题。
可是面对这个急诊室，真得想一想了，说这里是茅坑一点也不过分。要是我到了垂危时，也挺在这么一个木板床上听胖老太大哗哗响，这是什么滋味？就算我是诗人，可以把它想象成屋檐滴水〔有这么一支吉它曲，美不胜收），可是隔一会就有山洪暴发之声，恶臭随之弥漫，想象力怕也无法将之美化。那时候每喘一口气就如吞个大铁球，头晕得好似乘船通上了八级风，还要听这种声音，闻这种气味，我这最后一口气怕也咽不下去。我的二妞子（她已经白发苍苍）俯在我身上泪如泉涌，看我这惨相，恨不得一刀捅死我，又下不了手，这种情景我不喜欢，还是换上一种。
再过五十年，王二成了某部的总工程师，再兼七八个学会的顾问，那时候挺在床上，准是在首都医院的高干病房里。我像僵尸一样，口不能盲，连指尖也不能动，沙发床周围是一种暗淡的绿光，枕头微微倾斜，我看见玻璃屏后的仪器。我的心在示波器上跳动。
一个女护士走进来，她化了妆，面目姣好，是那种肉多的女人。乳房像大山，手臂肉滚滚。她解开我的睡衣，把它从我身上拽出去。
啊呀王二，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胸膛上的皮皱巴巴，肚皮深陷下去。腿呀腿，就如深山中的枯木，阴毛蓬蓬，没几根黑的。那活儿像根软软的面条。我不明白，一米九十的身高，老了怎么缩得这么短？女护士用一根手指把我掀翻过身来，在我背上按摩。这可是女人的手！王二老到八十五，也是个男人。可是就是反应不起来。她又把我翻起来，按摩我的胸前，手臂。心狂跳起来，可是身体其它部分木然不动。只有尿道发热，一滴液体流出来。
她按摩完毕，忽然发现我身体的异常，“咳”了一声。嘻嘻，谁让你拨弄我？王二还没死。那女人拿出一个棉球，把我龟头擦干净。然后把它轻巧地弹入废纸篓。王二，你完了！脸也臊不红，实在是太老了。
她给我穿上衣服，就出去了。我猛然觉得活够了，就想死，示波器上的心脏不跳了，警报声响成一片。白衣战士们冲进来，在我手上、腿上、胸上打针，扣上氧气面具，没用了！仪器上红灯亮了。一个时钟记下时间。
几名穿毛料中山装的人进来，脱帽肃立。十二点五十七分二十七秒，伟大的科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科学界的巨星王二陨落了。然后干部们退出。护士们一齐动起手来，脱下睡衣，把我揿翻过去。掰开屁股，往直肠里塞入大团棉花。这感觉可真逗！然后又掀翻过来，往我身上狂喷香水，凉飕飕的，反正她们不怕我着凉。
一个漂亮小护士把我那活儿理顺，箍上一条弹力护身，另有几个人在我肚皮上垫上泡沫塑料。然后把上身架起来，穿衬衣，路上套上西装裤。上身穿上上衣，打上领带。嘿！这领带怎么打的！拴牛吗？你给你丈夫打领带也这样！任凭我大声疾呼，她浑然无觉。又来了个提皮箱的中年人，先给我刮脸，又往我嘴里垫棉花，这可不舒服。快点！我要硬了！涂上口红，贴上假眉毛。棺材拾进来，几个人七手八脚把我往里拾，西式棺材就是好，躺着舒服。在胸袋里插上一朵花，胸前放上礼帽。再往手里放一支手杖，拿了到阴间打人。嘿嘿，王二这叫气派！同志们，这就叫服务！现在可以去出席追悼会了！
脑袋嘭一下撞在木板床上，我又醒过来。我困极了，恨不得把老姚从板床上揪下来，自己睡上去。起来看看周围的人，全都睡了，就连那个胖老太太也坐在便盆上睡了。就在我打磕睡这一会儿，屋里又少了好几个人。门口那个和我一块抽过烟的小伙子和他姥姥都不见了，那个女人现在在天国里。我再也坐不住了，到院子里走走。
夜黑到发紫，星星亮得像一些细小的白点。在京郊时我常和铃子钻高梁地，对夜比一般人熟悉很多。这是险恶的夜，夜空紧张得像鼓面，夜气森森，我不禁毛发直立。
在这种夜里，人不能不想到死，想到永恒。死的气氛逼人，就如无穷的黑暗要把人吞噬。我很渺小，无论作了什么，都是同样的渺小。但是只要我还在走动，就超越了死亡。现在我是诗人。虽然没发表过一行诗，但是正因为如此，我更伟大。我就像那些行吟诗人，在马上为自己吟诗，度过那些漫漫的寒夜。
我早就超越了老鼠，所以我也不向往仓房。如果我要死，我就选择一种血淋淋的光荣。我希望他们把我五花大绑，拴在铁战车上游衔示众。当他们把我施上断头台时，那些我选中的剑子手——面目娟秀的女孩，身穿紧绷绷的黑皮衣裙，就一齐向我拥来，献上花环和香吻。她们仔仔细细地把我捆在断头桩上，绕着台子走来走去，用杠刀棍儿把皮带上挂的牛耳尖刀一把把杠得飞快，只等炮声一响，她们走上前来，随着媚眼送上尖刀，我就在万众欢呼声中直升天国。
我又走回急诊室，坐在板凳上打盹。早上八点钟，老姚的老婆才来换我，我困得要死，回家太远了，就骑车上学校，打算在实验室里打个盹。
走在大街上，汇入滚滚的人流，我想到三十三年前，我从我爸爸那儿出来，身边也有这么许多人，那一回我急急忙忙奔向前去。在十亿同胞中抢了头名，这才从微生物长成一条大汉。今天我又上路，好像又要抢什么头名，到一个更宏观的世界里去长大几亿倍。假如从宏观角度来看，眼前这世界真是一个授精的场所，我这么做也许不无道理，但是我无法证明这一点。就算真是如此，能不能中选为下一次生长的种子和追名求利又有什么关系？事实上，我要做个正经人，无非是挣死后塞入直肠的那块棉花。
我根本用不着这么做，我也用不着那块棉花，就算它真这么必要，我可以趁着还有一口气，自己把它塞好，然后静待死亡。自己料理自己的事，是多么大的幸福：在许由那张臭烘烘的床上躺下时，我还在想：我真需要把这件事想明白，这要花很多时间，眼前没有功夫，也许要到我老了之后。总之，是在我死之前。
《似水流年》
王二年表：
一九五○年出生。
一九六六至一九六八年，“文化革命”。住在矿院，是一名中学生，目睹了贺先生跳楼自杀和李先生龟头血肿。 一九六八年，和许由在地下室造炸药玩，出了事故，大倒其霉。先被专政，后被捕，挨了很多揍。
一九六九至一九七二年，被释放。到云南插队。认识陈清杨。
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七年、在京郊插队。与小转铃交好。与刘先生结识，刘老先生死。后来上调回城，在街道厂当工人。
一九七七至一九八一年，上大学。
一九八一至一九八四年，毕业，三十而立。与二妞子结婚。
一九八五至一九九○年，与旧情人线条重逢，很惊讶地发现她己嫁了李先生。出国读学位。丧父。离婚。回国。
一九九○年，四十岁。
一
岁月如流，如今已到了不惑之年。我现在离了婚，和我母亲住在一起。小转铃有时来看我，有时怄了气，十几天都不露面。如今我基本上算是一个单身汉。
我住的是我父亲的房子，而我父亲已经不在了。我终于调进矿院来，在我父亲生前任教的学校教书。住在我家对面的是我的顶头上司李先生。李先生的夫人，是我的老同学，当年叫线条。线条在“文化革命”里很疯，很早就跑出来，和男孩子玩。现在提这些 事不大应该，但是我想，线条不会见我的怪。因为她就是和我玩的。也可以说，我们俩是老情人。
至于李先生，更不会见怪，因为他不在乎这些事。除此之外，他和我的交情非常好。他从海外回大陆，第一个能叫上名字的人就是我。他还是个不善交际的人，直到现在，除了夫人之外，也就是和我能聊聊。我不知他在国外的情况，反正在中国，能说说心事的，也就是一个线条，一个王二。这实在不算多。用李先生的话说，别人和他没有缘。我也把李先生当个朋友。我向来不怕得罪朋友，因为既是朋友。就不怕得罪，不能得罪的就不是朋友，这是我的一贯作风。由这一点你也可猜出，我的朋友为什么这么少。
我现在没有几个朋友了。许由找了个出国劳务的话，到中东去修公路。陈清扬见不着。小转铃说，我对线条旧情不断，还说我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她简直是个醋葫芦。我爱上了李先生老婆。李先生不知道，还说我和他有缘。该着做朋友。
李先生说，和我有缘，这种缘分起源于二十三年前一个冬日的早上。那时我是十七岁一个中学生，个子像现在一样高，比今天瘦很多，像竹竿一样。头上戴狗皮帽，身穿蓝制服罩棉袄，脚下穿大头皮鞋，这身打扮在当时很一般。我身上的衣服不大干净，这在当时也很一般。我那顶帽子是朋友送的，而他也不是好来的，不是偷来就是抢来的，这在当时也很一般。当年的中学生，只要不是身体单薄性情懦弱，有谁没干过几件坏事，抢几顶帽子实在一般——我就这个样子走到矿院的大操场上去看大字报。在六七年大字报已没有了轰动效应，但是还有不少东西可看。某先生早年留学日本时去嫖妓，想赖嫖资；某教授三年困难下矿山，吃招待饭时偷了馒头藏在怀里；某书记当年贪污了党的经费，给自己打了一个银烟盒等，颇为有趣。看这种东西很容易入迷。不知不觉自己也变成了坏蛋。假如再有“文化大革命”，这种东西我绝不看了。在当年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天要把全院的大字报看一追。矿院很大，大字报很多，所以不能全看完。有些我只看看标题，有些览其大略，有些有趣的我仔细看。就是这样，还得起旱贪黑。一大早我就到了大操场上，而大操场早被席棚隔成了九宫八卦之型。我在八卦之中走动，起得早了，没碰见人。转了几个圈后遇上了第一个人，他躺在地上像条死鱼。这就是李先生。
把时间推到二十三年前，李先生刚从香港回内地，过冬的衣服都是临时置办的。他身穿一件蓝色带风帽的棉大衣，北京人叫棉猴的那种东西，又小又旧，也不知是谁给他的。李先生个子小，那棉猴比他还小。可见是小孩子穿过的东西。棉猴下是粗呢裤管，这是他从海外带回来的东西。粗呢裤下是一双又肥又大的塑料底棉鞋，这是他在北京买的。李先生胡子拉碴，戴一副瓶子底也似的眼镜。我见时他就是这副样子倒在地上，半闭着眼睛，不见黑眼珠，浑身打着哆嗦，很像前几天跳楼的贺先生刚着地时的样子。但是仔细看时颇有不同，贺先生的脑子当时是洒出来的，而李先生的脑子还在脑壳里面，这是最主要的不同之点。贺先生从楼上跳下来时，我不在现场，是后来得到消息赶去的。虽然去得很快，也错过了不少场面。据说贺先生刚落地时，还在满地打滚，这场面我就没看见。据说贺先生的手还抓了两把，我也没看见。贺先生死时的景象，我几乎都没看见，只看见他最后抽抽了两下。这使我很没有面子。所以看见李先生倒在地下，我大为兴奋。虽然我拿不准他死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