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主任，”荣毅仁问道，“看报纸上说，今后的国有资本将划类为国营骨干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和国有参股企业，这几个类型的企业在运营上、在政策上各有什么不同？参股和控股的区分是什么？不知道曾主任能否为我解惑一二。”
曾山：“这方面的政策调整我们也是刚刚着手进行，目前上海市的国资委主要还是学习和解读中央文件，并根据中央文件的精神制定适合上海区域内的经济发展的国资运营策略。”
荣毅仁：“中央有详细的文件？那看来主席他们是已经有决策了。不知道其中体现了什么样的精神？”
“中央的文件呢，我还没有完全看懂，”曾山说大实话，“其中有一些内容我看不懂，但我大受震撼。”
荣毅仁：“……”
曾山：“国家对上海的工业和财政发展是相当重视的，上海经济的好坏不仅关系到上海，还关系到周边的江苏等地区，甚至关系到全国经济的好坏。中央的文件涉及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的方面的精神，我们国资委、上海政府和财政部门在努力学习解读，同时我们也打算在社会上广泛征求意见。《解放日报》刊登那则消息的目的就是这个。至于为什么消息报道说得这么简略，也是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形成一套办法，就不往里面加内容擅自解读了。”
荣毅仁：“原来如此。曾主任，我有一个猜测，也可以算是解读，不知道私下猜测中央的意图说出来会不会犯忌。”
曾山：“这怎么会犯忌呢，我们上海市的几大班子不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嘛。但说无妨。”
荣毅仁：“我记得是从1950年底开始吧，中央在经济和金融这方面的政策逐渐有一些变化，以我对经济和金融学术的理解，中央是在打算找出一条经济管理和金融货币管理的新路子来，而且，这条新路子非常的……新，以至于从民国从苏联都没有现成的例子可照抄，只能自己摸索出一条新路子。”
曾山：“的确是这样子，就如同中国革命是在继承和发展马列主义的基础上走出了一条新路子，最终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我们也在想从新的经济理论体系里面找到发展的新路子，既有国家的之路，也有上海的发展之路。”
荣毅仁：“我的第二点看法呢，是中央确定的方向其实非常明确清晰，而且总目标的逻辑很顺，但是在具体的实施策略、手段方面，需要补充很多。曾主任，如果上海市委组织各界人士探讨经济政策，我一定到场参加，并且知无不言，也算是向国家献计献策吧。”
曾山：“我看这样，不用等各界人士的座谈会了，过几天就有一次探讨政策的机会，级别是有点儿高，但是你参加还是没问题的，有没有兴趣参会并且说几句？”
……
曾山对荣毅仁只是模糊地说“级别有点儿高”，为什么高没有具体说。
这个时候，陈沄正在从北京到上海的火车上。曾山问荣毅仁有没有兴趣与上级一起探讨探讨，就是向陈副总理建言。
这是1952年陈沄第三次来上海：1~2月春节来了一次，4月来了一次。这8月刚到，又来了。
全国的经济工作三个重点：东北，上海，广东。
其中上海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在全国经济当中有特殊的意义。
“2021年全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1143670亿元，……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530228亿元，长江三角洲地区生产总值276054亿元。”
这是《2021统计公报》里的数字。
长江经济带几乎占全国半壁江山，其中长江三角洲地区独占全国生产总值的1/4。
现在呢？……不好意思，1950年，上海的工业产值差不多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占比比起2022年还要夸张一点。
但是！在1950年以前，中央曾经认为上海工业一枝独秀只是一个阶段性的短期现象！
上海六百万人口，全国大概有五亿多人口，为什么六百万人口的工业产值达到全国的三分之一，是因为只有上海有大规模的现代工业，而国家其他地区绝大多数人口还在农村、在用一两千年未变的生产方式生活。这不是正常状态。如果全国普遍进行工业化，到处起工厂，上海在全国工业中所占的比重就会逐渐回缩，最后变成只是人均比其他省份地区高一点而已。
现在看来，以前的这个估计不正确。
中央又考虑了2022年与1950年的不同：在2022年，美国已经不能威胁中国本土了，国民党飞机任意出入大陆应该也不可能了，中国已经与全世界都有正常的贸易关系，因而上海以及长三角地区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就完全显现出来了。
但这些情况在1950年就完全不一样吗？
主席认为也不是一点相似度都没有。美国会登陆中国占领上海吗？这个在没看到未来文件之前主席就认为美国不敢。
国民党飞机和军舰，美国的封锁，这确实存在，但主席认为5到10年后国家肯定能解决这些麻烦。
因此——上海、长江三角洲地区，花些力气加速它的发展，是没有错的。上海带动长三角，长三角带动整个长江流域，长江流域总人口占全国的四分之一，这已经足够重要了。如果长三角地区的发展为其他地区提供更多的生产资料、资金、技术支持，那就是带动全国的经济发展。
“上海工商界的代表，福新集团、茂新集团、申新集团的掌门荣毅仁先生。”
陈沄和荣毅仁握手：“主席亲自批示的‘完全守法户’，在上海可是独一家哦。”
荣毅仁哈哈笑了笑，以免气氛变得尴尬。主席‘完全守法户’批示背后的意味可就深了，其实并不是字面上的意思，而是荣毅仁打滚卖萌耍小脾气惊动了主席才换来的。
“陈副总理，我去年听说‘国资委’这三个字的时候，一开始以为是国有资本管理委员会，后来才知道是国有资产，不是国有资本。”
荣毅仁说自己对国资委的认识过程。
陈沄：“现在我们国家的基本经济体制，是在新民主主义这个大框架下的经济政策，国家资本主义这个提法我们确实在提，至于国资委为什么是国有资产而不是国有资本，这其实只是一个起名的问题，不用死钻这几个字的字面意思解读。”
荣毅仁：“因为说到资本问题，其实从商这十年时间，我一直也在思考这个问题，那就是中国的资本主义为什么发展不起来。我现在找到了初步的答案：中国现在就是世界资本的‘洼地’。”
陈沄：“国家从近代以来积贫积弱，更主要的是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联合压榨，他们是不希望中国有强大的民族资本出现，不希望中国有自己的工业化。”
荣毅仁：“早在鸦片战争之前几十年，鸦片贸易、白银外流。此后的晚清政府实业发展不好，还老对外赔款。庚子国变之后直到1949年，全国就少有安宁的时候，战乱又严重毁坏了资产，以至于过去这一百多年，我们国内并没有积累起来多少现代的资本，无论是国家还是民间。”
荣毅仁继续举例子：“资本有很多种，实物的、货币的。货币资本我们早就被抢加上赔款，干干净净了；实物资本。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土地和下面的资源当然是实物资本。可要发展生产，更重要的是生产资料，人工制造的资本。铁路网公路网是资本，厂房是资本、机器是资本，一座现代化的建筑齐全设施良好的城市更是资本，它们都是发展生产的物质条件。中国现在这个样子，太缺这种物质条件了。”
陈沄：“应该说只有在这些人工建设的物质条件齐备的时候，我们地大物博的地理资本才能发挥出作用来。”
“因此主席说我们现在要搞一搞国家资本主义，这我十分赞同，”荣毅仁说，“国家要善加经营，让所有的资本，包括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都越来越多，增值的速度越来越快。你想想，如果上海扩大一倍，那就是1200万人口，国家的工业人口净增了600万。要做到这样，就只能让上海市的总资本也翻倍。至于如何做到翻倍，常规的方式应该是努力劳动和努力积累。”
陈沄：“看来你还想了一些非常规的方式。”
荣毅仁点点头：“快速增加手里可动用的资本的方法，是借钱。”
第十八章，工商业税税制改革
国家借钱分两种：一种向国内借钱，一种向国外借钱。
荣毅仁谈了半天中国现在是资本洼地甚至资本荒漠，当然他说的是向国外借钱。前段时间在香港发行的国家主权债券让他受到了启发——看来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封锁并不是那么严密，不但英国人堂而皇之地“自由贸易”上了，甚至美国的财团现在都有点蠢蠢欲动，7月份已经有议员在国会正式诘问“难道有人觉得台湾岛的商机比中国大陆还大吗？”
政治正确和商业利益至上，两种原则的交锋在美国也是无时无刻都有，只是政治正确现在占据上风而已，反对的声音一直都存在。
香港的主权债券发行结束之后，中国的政府债务已经相当于年度财政收入的1/5，看起来已经够了，不能再高了。不过荣毅仁觉得并不是这样，他觉得比例还可以更高。
荣毅仁的理论是：中国现在的国企每年的利润是全数上交的，因此，国企的利润也是“可抵押物”的一部分，可拿来作为借钱的基础。
现在中国虽然还没有全面公私合营对私营企业国有化，但老东北解放区的企业、关内解放各城市之后没收的官僚资本，这些大多是企业。每年国企上交的利润和财政收入差不多的数量。抗美援朝那一年国家财政能撑下来，企业利润至少占了5成功劳。
如果把国企利润也纳入其中，政府还可以再借一倍的外债。
借外债其实就等于国内走“快捷通道”获得资本——借钱成功并不是外国人把钞票一车车地运给你，如果是定向贷款，通常就是在国外采购机器设备及其他开工厂所需的物资，运回国内，外国人看着你建工厂，工厂运行起来赚钱，赚到的钱还给他。
五年之后贷款还清，歪果仁拿回本金利息，留下了一座八成新的工厂，国内增添若干就业岗位，这些拥有5年工作经验的工人本身也是一笔财富。
比外债更黑一点、但也能流入资产的是外国直接投资。外国直接投资的工厂投资方要的就多了，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投资方一直都有资格拿，当然不是拿走全部，国家税收会分走一部分。但是外国直接投资同样可以增添国内的制造业能力，增加就业岗位。
外国直接投资目前还不考虑，但先把国家贷款潜力挖到极致，这就是荣毅仁的建议。
“……陈副总理，这种贷款不是以国家财政为抵押的，所以它的贷款方应该是国资委。”荣毅仁最后简单地做了个概括。
陈沄：“之前我们以国家的名义在香港发了一批债券，现在，又以国资委的名义发行债权，嗯……会有人买吗？毕竟这是个新事务，国资委本身也是一个新机构，老外不一定认可。”
“有的，有的，”荣毅仁点头回答道：“……我几个叔叔伯伯的产业，解放前有撤到海外的，安顿在台湾的可能暂时不敢投，但在南北美洲和英国的应该可以。”
绕了半天，原来荣毅仁打的是荣家其他分支家族企业的主意。
……
抛开荣氏家族的这点敏感问题，实事求是地分析，荣毅仁的建议好像挺可行。陈沄记下了，看看过段时间能不能由国资委担纲，通过中国银行再发一批债券。只是债券上市的时候可盯好了，别让各种荣老板们把债券在海外发行的业务给暗中操控了。
“在7月份召开的政治局经济工作会议上，主席对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间做了一个大致的估计。”
陈沄讲话。
“主席说，我们从1953年开始进入过渡时期，这段过渡时期会持续10到15年。主席还补充了一点，说15年之后就一定能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吗？也未必，到时候还得看效果。”
“在过渡时期，国家的经济格局，尤其是工商业格局，将会维持一段比较长时间的国营和民营并存、公有制和私有制共同发展的局面。国家在这段时间的责任，除了大力加强公有制企业的建设、扩张之外，也会对民营企业进行有效的管理。”
“我们不能把过渡时期变成‘管理民营企业，管不住，再管，还是管不住，不管了，赶在局面彻底翻车之前，一二三，起！把所有民营企业全部国有化’，如果是这样，那就说明我们共产党人的治国能力没有通过考试，我们不合格。”
陈沄幽默了一句，在座的上海市委班子、工商界人士也笑了。现在的公有制企业其实已经占主要部分了，占工业总产值的68.4%，尤其是控制着几乎全部的重工业生产，局面怎么会控制不住。
“现在的国有企业，运营获得的利润全部上交。国资委成立之前利润全部上交中央政府，贴补财政。国资委成立之后，国企的利润暂时上交到国资委这里。”
“这就是国企和民企的巨大不同。民企我们现在让你们存在和发展，你们生产获得的利润，除了交税，剩下的就是你们自己的，你可可以扩大再生产，可以改良工厂的设备使其以后可以赚更多的钱而国企却不行，除非国家计委有了计划，要对这个企业进行投资搞技术升级或者革新。如果没有的话，那国企就是一头奶牛，我们整天挤奶，但就没有回头来照顾它的时候。”
“这样不行，再发展几年，情况就会很糟糕，因为绝大部分国企一直是在被压榨的状态，而民企却在自由发展，总有一天民企比国企的设备还先进、劳动生产率还要高，那时候怎么办？国企破产？”
“因此国资委在酝酿修改国企的管理制度，国企利润以后怎么使用我们还在探讨，有可能不会一味地贴补财政了，但是国企利润，我是说1952年的，也确实上交出去了。而民企方面，我们要对现行的工商业税进行一次比较大的税制改革。”
……
说到税收大家就都不困了，上海市委的同志来了精神，而参会的工商界人士心里一个咯噔。
中央书记处制定的路线图是最终国企和民企同标准纳税——同样类型同样档次的企业，国企交多少，民企也交多少。而国企看起来好像税比以前多交了，但接下来国资委会制定企业上缴的利润返还制度，依据行业不同返还30~60%，国企可以用这笔返还的利润自己搞技术小革新，可以作为奖金发下去提高工人积极性，还可以连着攒几年的利润搞比较大的技术革新。
当然这些利润怎么使用也是有基本法以及由国资委的监察机构监督的。
要让国企能得到一部分利润，国家又得保证财政收入不减少并且还能较快增加，那肯定得税改。
根据政务院1950年3月颁布的《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和《全国税政实施要则》，国家征收的税种一共14种，“只有”14种。收入比较大的税种有公粮（农业税）、关税、货物税、工商业税、房产税、地产税。
1951年之后确定农业税的税率从17%下降到13%，但仍然是一笔相当大的实物收入，国家财政的三大支柱之一。
盐税在民国时期税率极高，因为这其实是变相的人头税，每个人无论贫富，都要吃不多相同的数量的盐，盐场还比较集中，税好收。不过盐是民生物资，建国之后已经把盐税砍到和其他矿产资源税一个档次的水平，也就收不到多少钱了。
工商业税也是三大支柱之一，但是——现在工商业税收上来的总额还略低于农业税，这太不正常了。
现行的工商业税征税范围较窄，税率档次较多，计算方式复杂，结果就是很多的工商业企业在运营的时候没交税，就算企业主不逃税，国家也经常忘了这一茬。
1952年7月中央会议决定对税制进行“修正”，有关工商业税的主要修正是：
工商业应纳的印花税、营业税及营业税附加，均并入营业税内合并征收，税率，调整为1.5%～15%；
所得税与地方附加合并征收；
已纳商品流通税的商品，工业和商业的营业税都不再缴纳；不纳商品流通税和货物税的商品货物，无论工业出售或商业零售，均照纳营业税；
——总之就是让税收覆盖面更广。但同时，纳税的流程手续简单化了，小型工商户及摊贩的纳税手续，营业税和所得税合并计算，按月缴纳，大中工商户分开缴纳，但这些税收也都比以前缴税核验流程更快。
实际上，在改革营业税的时候，税务系统的同志还提出了把营业税改为“流通税”或者“消费税”的想法，营业税其实还是太粗略了，商店只看店面大小来估测，工厂也是看厂房多少机器设备多少。如果以流通的商品量计税，那肯定就会更精确。
只不过，无论是税务同志自己想出来的“流通税”还是模仿美国的“消费税”，以现在税务系统的稽查征收能力，成本都有点高，最后决定是暂时搁置，但以后会定期拿出来重新考虑的。
……
“国家汲取能力。”
“这个概念是说，政府从社会获取财政资源的渗透能力，它是一部国家机器的基本职能。”
“没有一个稳定的收入流，政府就不可能存在。所以约瑟夫·熊彼特说过这样一句话：现代国家其实不如称之为‘税收国家’。熊彼特认为，国家机器或者说政府从最本质上来说只需要做好两件事就可以了：好好收钱，然后再好好花钱。”
陈沄经常引用各种经济学家数学家的理论，现在中央以及地方的同志在开会时已经见怪不怪了。
“1949年以来，我们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在提高国家汲取能力方面，我们的政府，我们的税收系统进步却还不太显著。”
“由于税收如此重要，因此，加强汲取能力就成为了现代国家制度建设的中心任务。然而，汲取并非容易。汲取能力在国与国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即使在同一个国家内部，不同的时期其水平变化也很大。一个评价国家建设能力进步的方法就是测度流向各级政府的资源。”
“社会主义税收的原则是什么？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既然我们相信自己花钱花得很好、每一笔都花得很正确、很高效、很节省，都用在了正事上，我们就该放下心里的负担，好好收钱，理直气壮地收钱。”
第十九章，什么？地方债？
1952年秋，中国向西方银行贷款的“额度”用满了。
就这么多对外贸易量，就这么多国企的盘子，总额1.2亿美元已经很多了。本位面历史上，1952年中国向西方银行的贷款额度是……110万美元。
这110万美元还是是国际转口贸易支付时为了交易方便而借了一笔，并不是借钱拿来花的。
所以资本家的钱袋子还是有钱的。1.2亿美元算啥，在1952年的前两个季度，英国各银行在马来（西）亚的投资额折合7.5亿美元，新加坡那个弹丸之地半年内都有8000万美元的英国资金注入。
现在中国对西方的贸易当然绝大部分走海运，其中2/3是从广东-香港的渠道。但其他港口城市的外贸量也是有的，上海的外贸交易额还不小。不过从上海运进运出的船舶不能是自己的船，得租用外国商船或者干脆委托给外国商团全程代办。如果是中国自己的船开出去，被国民党海军瞧见了，那连船带货物都没了，船员都会被扣下，隔几个月台湾那边的报纸就发表这些船员的“悔过书”，说他已经投奔自由世界。
国党海军不但敢扣大陆的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船在中国周边航行时他们也虎视眈眈。就在6~7月份，一艘从黑海开往上海的苏联货船，自进入西沙群岛之后就被国党海军的军舰全程监视，先是一艘护卫舰，在台湾附近轮换成一艘“弗莱彻”，所有的军舰都不怀好意地盯着苏联货船，一直盯到黄浦江口、快到理论上的海岸炮火射程，这才掉头离去。
这时候如果国党海军在公海扣押苏联货船，没收船、货，关押船员，苏联也只能无能狂怒——这在历史上就发生过。
（直到后来美国把台湾脖子上的狗绳拉紧了，让他不要整天搞事，中国周边沿海的航运安全这才有所改善。不过美国拉紧狗绳是在敦促台湾赶紧和大陆脱钩，宣布独立或者让联合国托管，这又引起了常凯申的暴怒，然后双方就金门炮战了）
所以还是英美和西欧的公司、船舶稳妥，国民党海军胆儿再肥也不敢对英美的商船下手，只是英美的船舶租用价格略贵。
“处长，这20车都是板栗。颗粒大、均匀、晒得很干，一级品。英国轮船直接开到广州港装卸，我们就不用走陆路再运到香港了，能省不少运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