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对外贸易管理局特产出口处处长陈文富抓起一把板栗，所有的板栗都很大颗，采购上来之后肯定过了筛子，大个的用来出口，小个的国内食用。举到鼻子边闻闻，那种板栗特有的醇厚的淀粉香气一缕一缕地渗入鼻腔。
陈文富：“小时候家里穷，一年有半年吃的是红薯。屋后有两棵板栗树，可打下来的板栗父亲说要拿去卖钱换盐，……收获过后我在树下耐心找老半天，才能找到几颗漏网的，埋在灶台煨熟，那种香喷喷的感觉真是到现在都忘不了。这么好的板栗中国人吃不到，可惜了！可我们不得不拿这些去出口，换了钱回来建设国家。”
跟车运送板栗的办事员小宋摸摸头：“板栗是挺管饱的，我是说我对板栗没有特殊的爱好。不过腐竹是个好东西。”
在板栗车队的旁边是堆成一座小山的麻袋，上面写着“腐竹 一级品”。
陈文富：“等以后咱们有钱了，板栗特么的一颗也不出口，就留着自己吃，直接吃、烧鸡吃、熬粥吃、做成糕吃，包粽子吃，粽子里还要放块酱烧五花肉！到那个时候我们还从国外买板栗回来吃，听说欧洲也有一个品种的板栗……”
6600吨的英国货船“海德拉巴”号这次在广州靠港要装十几种货品。除了栗子，还有柿饼、腐竹、生油、羽毛、猪鬃、木材、桂皮、花椒……全是土特产或者农产品。都是全中国人从嘴里省下来的东西，卖出去之后这6600吨货物能换来300多万美元外汇，差不多等于……一座规模大点儿的棉纺厂的投资。
中国向西方的贷款用得最多的地方就是纺织业，总共有将近40%的资金用来购买纺织设备，工厂新建和扩建大多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
其实在1951年，如果按商品单算，中国出口货物中总价最高的是纺织面料（棉布第一，其次是绸布），其他任何一种单独的农产品都比不上。
中国纺织品出口在50年代就颇有规模了。既然已经有比较强的出口竞争力，那就再锦上添花，改进设备提高品质和产量，降低生产成本，让纺织品出口占更多的贸易份额。
这个年代的世界纺织品市场有一件很重要影响很大的事件：印度独立了。
印度独立前是世界中低端棉纺织品一霸，独立后的印度虽然也没哪国制裁他，但独立之后嗨翻天的印度人就开始不好好做事，那些英国人遗留下来的纺织厂，哪怕仍然在英国资本控制下，出产的棉纱棉布的品质也逐年下降，最重要的是产能也下降了——劳动生产率持续走低。
这就给50年代的中国钻进世界低端纺织品市场提供了机会。当然要想卖得满世界都是是不可能的，这会儿还没有世贸组织只有关贸总协定，中国也不是关贸总协定的缔约国。但哪怕只是在纺织品市场占一个小小头，并且还要走香港做中转，赚得来的外汇对于中国也将是一个天文数字。
目标达到多少呢，按照中央分配的任务，五年之后，也就是这一批贷款设备全部消化落实完毕后，纺织品出口应该能达到50亿人民币。
这几乎等于1951年中国的全年外贸总额。
……
“陈副总理，我们这次进口的纺织机械，并不是国际上最先进的。其中织布机械好点儿，纺纱机械，我们能买到的大多是三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初的产品。不过相对于广东原有的纺织厂的机器设备，这已经差不多是先进一代了。”
陈沄：“你们买的这些机械，有一部分是上海早些年就进口过的，46、47年，申新系的纱厂从国外买的机械和你们订购的就是同一种型号。广东以前丝绸产业是重点，棉纺相对来说比不过上海，但现在你们也得追上去了。”
华南分局第三书记方方：“现在这一批设备建起来的厂算是追平了上海吧。”
陈沄：“但是你们的压力还是很大。上海的棉纺现在逐渐转向使用国内面纱，据说纤维比较短，可棉花便宜。广州的纺织企业起来之后，可能要用进口棉，这样你们就得保证品质，要不然卖不上价，卖不上价那可能就连棉花钱都赚不回来。分局和广东省委什么时候能集中起来？”
方方：“他们已经在向广州集中了，明天全部到齐，后天会议。”
……
陈沄考察完上海立即转到广东，是因为广东省委、经贸委刚刚向中央提交了一个报告/申请：
国家不以国家的身份继续向外借钱了，广东省能不能以本省的名义再向国外借一笔钱，拿来搞广东省内的经济建设？
好家伙，国家背的债已经够多了，广东还要背个地方债。
而且这债还不是对内借的而是对外的，一个省向外国人借钱。
不过中央只是吃了一惊，并没有马上否决广东省的脑洞，而是认真开始了研究。
广东地方债的利息比国家借的债高，年利率4.4%，但从现在国际行情来看也不算高，中等偏下。2000万美元，5年期。借债同样是为了工业设备输入，不过借钱的银行可能是得到了某些厂商打的招呼，因此提出了一个“定向使用”的要求：这笔钱借给广东，那就应该指定用于那几项工程，不应该用到别的地方去。
这同样也不是原则性问题，国家借的钱也有类似的要求。
关键的问题是：如果这一笔钱是以广东省国资委的名义借的，到期之后广东还不上了，国家是不是得给广东兜底？
“我就问你们一个问题：这2000万美元，五年之后本息合计2440万美元，你们觉得还上这笔钱有困难吗？”
陈沄问了一个问题。
现在国家的财政是三级税制，中央之下是省级，广东省财政是有自己的自主权的。
广东财政盈余很多，仅次于上海。1951年1月，上海支援了10亿人民币（按新币计算）填中央财政的亏空，广东掏了6.5亿。从苏联购买的武器装备外汇另算，国内的开销，差不多广东和上海就把抗美援朝国内的战费给解决了。
但是——广东这次借的2000万美元是外债，还钱也是还美元。因此陈沄问的是，这2000万美元投入进来，能增加多少出口外汇的创收？
方方：“这笔债用在4个地方。第一个是广州港的码头机械，这是配合我们的广州港改造工程的，码头机械进口，其他的我们自己解决。第二个是广船的修船厂，第三个是广州市政电力改造的设备进口，第四个是……一座火电站，广州市现在用电已经不宽裕了，未来继续高速发展下去，过两年就会有用电缺口。”
何伟：“广州港的码头机械里面就包括了一座煤炭卸货码头，这个码头卸下来的煤炭可以直运火电厂。当然码头机械不只是煤炭卸货，还有其他码头大型货物装卸设备。”
陈沄：“修船厂可以为来往运货的外国商船提供维修服务，能赚一点外国人的钱，这叫什么，船舶类的服务业嘛。其他三项，好像不是直接挣外汇的。”
方方：“但是它们可以让广州更好地搞出口贸易，这等于是间接挣外汇。但它的效果是明显的，可以计算得出来。有了这些出口配套的设施，广州甚至整个广东都会受益。这么说吧，不用五年以后了，1955年底，广东这一年的结汇量预计增量就可以超过2400万美元，是增量。”
……
广东省借“地方债”的天才脑洞，中央了解清楚情况后第二次开会，最后……通过了。
广东省委算的帐确实是客观的，以当前对外贸易的增长速度，还钱肯定没问题。
反正虱子多了不痒，债多了不愁。
向苏联借钱，向英国、澳大利亚、瑞士、西班牙、意大利……借钱，就在一片借钱的叮当声中，1952年秋，国外传来了一个绝对不是借钱的好消息。
不是借钱，而是要来了钱。
“联合国粮农组织粮食救济计划署提请的1952年联大第17次专门会议，现在进行表决。”
纽约的联合国总部，中国代表团副团长、联合国粮农组织中国理事顾维钧面带信心十足的微笑，等着场上的投票出结果。
“赞成39票，弃权9票，反对6票，通过联合国粮农组织发起的《中国黄泛区粮食援助和农业资助计划》。”
“粮食救济计划署将着手对黄泛区的农业和农民施加每年80万吨粮食和20万吨化肥的、为期10年的援助。这一项目由联合国大会设立专门的委员会监督执行。”
第二十章，李强-4号晶体管
1938年花园口炸坝导致黄河水溢四省，除了酿成惨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四处横流的黄河水还祸害四省数十年，形成一个历史名词“黄泛区”。
至1952年，黄泛区仍有大约1000万亩耕地处于完全的弃耕状态，毫无肥力的黄河淤沙到处堆积，盐碱卤硝遍地，连红薯都种不活，芦苇杂草丛生，稍有风起黄沙遮天蔽日。
除了1000万亩完全绝收的弃耕耕地，还有2000到3000万亩耕地因为1938~1946年被黄河水浸泡过，有不同程度的盐碱化或淤沙覆盖现象。虽然硬要种地是能长出秧苗来，可地力过于贫瘠，农民劳作一整年，收成可能连干饭都吃不起只能喝红薯粥。
黄泛区中的过半数地区，在1950年和1951年根本无法向国家净输出粮食，反而要吃救济粮。1950年国家划拨50万吨粮食补贴黄泛区，1951年是66万吨。1952年因为春旱，黄泛区脆弱的农业又一下子崩溃了，国家已经预备好到秋冬季节划拨60~70万吨粮食救济黄泛区。
黄泛区的治理也在进行，除了加固黄河大堤，各地党政机关还在组织群众恢复耕地。
这些都是巨大的工程。傅作义1950年视察黄泛区，到郑州后考察组所有人都看见了一望无际黄澄澄的沙甸，从郑州向东南方绵延不绝一百多公里才出现一小条中断。在黄河水汹涌夺淮入海的那些年里，黄土高原来的黄沙已将河南安徽最肥沃的平原变身为亚欧大陆最东部的沙漠。
郑州以东尉氏、通许、扶沟、太康、淮阳直至安徽的20多个县域内，良田再造是那个年月最大的民生工程。盐碱地挖渠排水，借助雨水冲刷逐年降低盐碱度。被黄沙覆盖的土地就挖。把上层的沙土（0.5~2米厚）挖掉，放在左边，再把深层还有些肥力的土壤挖出来，放到右边，先把沙土填入，再把深层土壤压在沙土上面——这一切全靠人力。
其实在1946年，联合国救济署就注意到了黄泛区的民生问题很严重，并且在当年进行过救济，一共提供了15万吨粮食和3万吨化肥。毫无疑问地，粮食被国民党充作军粮了，化肥也被挪用了。之后愤怒的联合国救济署就有几年没来。
1951到1952年，中国收集了大量黄泛区的实际情况资料、图片照片，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团依据这些事实再次在联大提出这个议案。顾维钧在联大和粮农组织来回奔走，解决各种程序问题，摆平那些带政治意味的刁难，终于让联合国通过了一个长期的粮食援助计划。
总之黄泛区今后还有很多年会持续贫困，持续粮食不足，需要国家补贴吃饭的口粮，中国在联合国成功运作到了联合国的粮食救济，无疑是雪中送炭。当然有没有联合国援助，中央都要调拨粮食给黄泛区，但现在不是每年有80万吨联合国的粮食么，原先预备用来补贴黄泛区的粮食就可以省下来了。
联合国援助的粮食预定送至连云港，但救济计划署的总部设在上海。在开运粮食和化肥之前，联合国的工作人员会先抵达这两个城市踩点，这也是50年代稍有的西方人士进入中国的机会，而且是直接深入中国的农村。不过联合国工作人员当中来自西方国家的成员写出一篇又一篇的“游记”在国外报刊发表，已经是一年之后的事了。
……
北京计算机中心的占地面积在过去两个月又扩大了不少。新盖的那栋三层小楼根本不够李强摆开试制晶体管的摊子，于是计算机中心主楼北边的民房——原先计划是警卫部队的营房也被占用了，警卫部队的军营再往北挪100米找房子住。
现在北京计算机中心收集了尽可能齐全的公开资料、论文、专利文档，这是试制晶体管最主要的技术资料。当然，李强在很多时候还得回过头来查阅量子力学的论文、讲义，这就是找物理教材的事了。
到10月份——你们以为李强的晶体管快要试制成功了？
不，李强现在已经成功试制出了9种晶体管，每种设计制作出来的样品都可以完成二极管或三极管的功能。
有威廉·肖克利和约翰·巴丁两人的论文和专利打底，有国内国外收罗的设备器材，不但李强能制作出可用的晶体管，这时候很多大学的实验室也能搓出一两个晶体管来用于研究或教学演示。
这个时期美国死磕晶体管技术，一大堆名校毕业的高智商人才绞尽脑汁，都是为了找到一种廉价的可大批量生产的晶体管技术解决方案。不只是晶体管本身的结构设计，还包括全套制造工艺和制造流程设计。
现在最便宜的真空电子管几十美分，“璞玉”计算机上用的能承受几千赫兹高频运算的电子管7卢布（1.75美元）一个。晶体管在体积、抗震性、可靠性方面有优势，但是能不能在价格上压倒电子管呢？
——在五十年代初期，还真比较难。
就是在这一年，1952年8月，贝尔实验室宣布，他们已经搞出了一种可量产的晶体管设计，报价是——锗三极管100美元一个，锗二极管62美元一个！
更夸张的是，美国空军认可了这个报价！而且真的采购了！
美国空军当然不是单买晶体管，而是买计算机，1954年诞生的TRADIC数字式晶体管计算机。装有684个贝尔实验室设计的1734A型盒式晶体管和一千多个锗二极管，这物料价格是多少美元可以自己算。TRADIC计算机贵是贵，但功率不到100瓦，体积小且轻巧，美国空军将它安装在B-52战略轰炸机上使用。所以——价格也就不是问题了，B-52用的计算机还能要求什么，这种飞机上边昂贵的零件多了去了。
因为现在拿不到贝尔实验室的这种专供军用的晶体管资料，所以李强对两个月前发生的这件事并不知晓。实际上，TRADIC计算机上使用的1734A型晶体管其实和李强试制的LQ-4号晶体管极为相似。
LQ-4号晶体管李强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用电炉熔融锗，仔细地调整其中的元素比例，做到合理掺杂，然后慢慢引出来，熔铸成一根比铅笔芯粗不了多少的锗棍。把锗棍切成小段，放在显微镜下，由李强自己手工完成最后的工艺步骤。每加工一小段锗棍要耗时近2小时，李强用了大半天时间才加工出3个晶体管，其中一个管在封装后进行测试发现还是坏的，不知道哪一步流程自己手抖了或是没做对。
“李局长，我觉得有一些人加工的手艺应该比你好。”
计算机中心主任闵乃大提建议。
“李局长，我前段时间看过一个传统老手艺人，做微雕的，好像叫……金大师，他还有一个刚刚学成出师的徒弟。金大师可厉害了，他展出的作品，一粒米，比你这锗棍还小，他能在这一粒米上面雕刻出一座凉亭来。”
“行行行，打住，”李强满头黑线，“把金大师请来也不管用啊，现在全国有这手艺的就他一人，加上他的关门弟子，两人。两个人手搓能搓出来多少个晶体管，咱一台计算机上就有几千个电子管呢。我们得找到一种可以工业化生产的方案，不用大师来做也不用我亲自上马，经过培训的技工就可以制造的方案。”
闵乃大：“也是。这种微雕大师没个10年8年技艺根本练不出来，现培养肯定白搭。那……这个不行，其他的方案呢？有没有做起来比较便宜的方案？”
李强：“现在还没有。”
李强设计的晶体管分别叫LQ-1到LQ-9，其中LQ-1完全是复刻威廉·肖克利用于演示的那个晶体管。李强做出来基质后才发现，肖克利搞出的这种晶体管样式只能用金箔，用铝箔锡箔铜片都不行。再加上加工也很复杂，量产没戏。
LQ-2像一块麻将牌，左右下嵌入了三块铜片，加工复杂而且费锗，没戏。这时候李强已经感觉到未来的计算机主要原料肯定不是锗，因为锗的储量和产量都很有限，未来也没太大的提升空间，最有可能的材料是硅。只是现在单晶硅还不知道如何制造，只能先拿锗下手。
LQ-5是在LQ-4之后设计的，李强认为LQ-4采用极度复杂、高难度的微加工方式肯定不行，转头过来改进LQ-2。LQ-5也是一个方块的锗，但比LQ-2小得多，大概像一颗陆战棋棋子或者说只比指甲盖略大，锗基质，另外还使用少许的银和铜。
LQ-5除了体积小点，不那么费锗，其他方面没有任何优势，加工难度比LQ-2还更大了。
再往后，还有一个三极管设计方案LQ-8。这个方案看起来加工步骤比LQ-4简单多了，但它的问题是成品率极低。第一次测试的时候李强弄了7粒锗“绿豆”出来加工，封装之后发现其中有6个是废品，只有1个能通过测试，如果考虑良品率，那么LQ-8比LQ-4更恶劣。
“这样不行，会钻进死胡同出不来的！”
李强自言自语并且站了起来。
“闵主任，晶体管及其生产工艺的设计已经超出了我们这个团队的知识范围，它既不是数学和计算科学的专业范围，也不只是电路、电子元器件设计的专业范围，计算机中心，不，我的那个晶体管研发小组要跨界找人才了，否则没法解决晶体管的生产工艺。”
闵乃大：“找哪个专业的人才？”
李强：“大致应该是有色金属冶炼方面的人才。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最好能从他那儿拉一两个人来。还有中南矿冶学院，这个学校也有自己的专业特长方向，我得去一趟那里挖个人。估计再过两个月，咱们这个研究小组就可以起外号叫做‘炼丹小组’了。”
第二十一章，南昌“黄志千设计局”
李强现在正死磕计算机和电子产业，未来科技研究小组（内部名）的正组长聂荣臻的主要工作则放在航空工业上。
航空工业就现在而言，是仅次于计算机和电子产业的“高科技含量”行业，并且中央书记处和小组正副组长都同意，由于航空工业有很强的技术迭代特性、科研体制非常重要、在世界范围内现在航空工业正飞速发展，稍有迟滞就会落后，因而适合作为科技工作的试点区。
除了沈飞是一座大工地，江西南昌也同样有航空工业的一片大工地，工厂的对外名号是“国营洪都机械厂”（321厂），不过一般也可以称其为南昌飞机制造厂或者昌飞。
昌飞是1951年4月由华东军区空军所属第22厂与南昌航空站合并后建立起来的，邵式平是建厂委员会主任，也是第一任厂长。1952年11月，聂荣臻、钱学森到访。
“我们之前的华东军区空军第22厂是苏联帮助建立的，原来是一个飞机中修和大修厂；南昌航空站呢，是国民党遗留下来的，是一个美式飞机的维修站。其实都没什么基础，建厂主要还是得靠苏联运来机器设备。”
邵式平带聂、钱参观，原先的这两个厂传承交给昌飞的遗产，也就是一些大房子而已。
钱学森：“民国时期，抗战之前，南昌其实规划过航空工业，正儿八经造飞机的，好像是叫南昌中意飞机制造厂。”
邵式平：“是的，也叫中央南昌飞机制造厂，规划得还是挺可以的，主要是意大利人做企业有经验。可惜，建晚了！1935年孔祥熙才和意大利人签合同建厂，1937年2月工厂建成，1937年4月开始用意大利提供的零件组装飞机，37年7月抗战爆发，然后就什么都没了，抗战胜利后发现，里面所有机器设备全被日本人拆走了。”
昌飞现在的基础还是太薄弱，就算苏联人有机器，可工程师和技术工人力量太薄弱。不过在来南昌之前，聂荣臻已经从国家计委得知了一个确定的消息：512机械厂也要并入昌飞，增强昌飞的技术实力，合并之后昌飞也从321厂更名为320厂，但洪都机械的对外名号还是保持不变。
听到这个消息邵式平表示简直太好了，昌飞的“原始股”变多了，建设进度和建起来之后的昌飞会更强。
钱学森在昌飞转了一圈，发现一个问题：无论是现在的筹建委员会还是未来的工厂蓝图中，昌飞都没有设计部门。
不要说设计-生产两位一体的联合体了，连个设计室都没规划。
“我们现在主要工作是把雅克-18的仿制生产线给搞定，空军规模在急速扩大，需要的教练机很多，昌飞，嗯，基本上就是定为教练机、螺旋桨运输机的生产基地。”
邵式平解释。
钱学森看出来了，邵式平也不是不想让昌飞有自己的设计能力，而是客观条件限制，暂时还搞不起来。“邵主任，是不是也有这样一个原因：航空工业系统没有给昌飞配备足够的人才，我看现在国内有过航空设计经验的设计师、苏联援助的航空专家几乎全集中在沈阳。”
邵式平摊手并且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