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家伙，李局长的这番话意思转折得真快。
……
李强鼓励张直中组一个先期探索小组来搞这件事，314乙雷达和324雷达由小红楼另外组建研制班子。从此张直中小组就开始了艰苦的八年抗战。
从1953年到1961年，平台从最初的图-2进化到图-4，然后又从图-4平台的空警-1进化到安-12平台的空警-1乙，一个机载雷达的想法搞成了把全国三个工业系统（雷达、计算机、大飞机）全牵扯进去的大项目。
以至于1958、1959、1960年，项目最困难的阶段，刘亚楼一提起小红楼就骂“这帮孙子把我们都套牢了”。
但是，这是中国第一个没有任何苏联援助、帮助、提示下独立进行的国防装备项目，而且是全面具备世界先进水平的项目。
在大洋彼岸，张直中念念不忘的“凯迪拉克计划”的确没有中断，美国海军先是用复仇者鱼雷机做平台，后来发现鱼雷机太小，果断换成B-17G，这就是“凯迪拉克-2”或者说PB-1W。之后就是1954年，美国海军决定研制一种能上航母的舰载预警机——E-1。
……
北京。
在6月底7月初的酷暑中，“中央经济理论会议”又召开了。自1951年到1953年，财经委、国资委已经召开了3届经济理论方面的研讨会。
“外国人把这一群经济学家叫做什么？剑桥马戏团？”
陈沄手头是一份国外经济理论著作摘抄，上面一篇文章里面提到了“剑桥马戏团”。
张培刚：“基本就是凯恩斯学派以及围绕凯恩斯的学说扩展、发展、改进的人。现在的西方经济理论领域，主要是三个学派：奥地利学派的古典主义经济学；剑桥马戏团；芝加哥学派。”
张培刚就是在1951年的第一次会议上，说自己以前接触过库兹涅茨和弗里德曼的著作的人。当时会场上听说过库兹涅茨的人只有3个。现在张培刚的大老板就是陈沄，在财经委的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陈沄：“这三种学派的书籍论文我们都掌握了，只要一出来就尽量翻译成中文。各位觉得西方的这些经济理论的完善程度如何？”
卓炯：“陈副总理，我觉得西方这些经济理论，无论哪个派别，都有一种‘弃简就繁’的感觉，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它非得弯弯绕，有时候一本书绕了1/3，才说到正题。”
卓炯拿起手头的一本乔治·斯蒂格勒的书《价格理论》，“你看，他为了阐述大萧条的起因和根源，什么投资啊，货币供应不足啊，市场消费者信心的上行和下行啊，从重商主义到保守主义的市场变化，等等等等。洋洋洒洒写了四十几页，而我们读他这本书，这四十几页就可以归结为一句话：资本攫取了剩余价值，导致生产相对过剩，这就行了。”
张培刚：“嗯……芝加哥的新古典主义、剑桥马戏团还有奥地利学派他们各有各的解释，不过有一点相同的就是，他们在这方面的废话都特别多。”
陈沄点点头：“这就是研究问题的正确方式了，很好。我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要看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写的经济理论著作？就是为了看他们怎么分析社会生产活动，怎么分析经济发展，包括宏观角度和微观角度，怎么总结出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规律性的东西。”
“废话当然是有的，这些经济学家其实内心是明白道理的，可为了不违背他们的政治正确，他又不能直接说剥削关系，得遮遮掩掩地说一大堆弯弯绕的话。我们呢，直接忽略掉，快进到后面的有价值的地方，尤其是那些公式和公式后面所描述的规律。我现在觉得，社会主义国家的人学这些经济学理论，可能比他们国家的经济学学生学得还快，因为我们省略了很多废话，直接进入到书的精髓里头。”
……
列席中央经济理论会议的还有许多大学和商界的“老一辈”经济学理论家，这和第一届会议时一样。
两年前他们刚步入会场的时候还是很自傲的，觉得自己满腹经纶，国家现在愿意听取他们的意见，这太好了，我一定当好这个老师。然而陈沄一开头就直奔后凯恩斯时代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去了，让他们这些上古（不能说古典主义流派，奥地利的古典主义经济学派其实解释的也是当今世界的经济活动）经济学家全体懵了。
最后是少数新近去美国留学、脑子里的知识结构比较新的少壮派火箭式提升上去了，其中一些早年是共产党员的、解放前‘投共’了的，甚至成为研究经济理论甚至参与制定经济和财政政策的小组成员。其他的……其他的人也有不少开始钻研新理论的。虽然都是一把老骨头，但其中还是有一些老骨头愿意接受新事物。
而最近这两年国内建设和经济发展当中遇到的种种问题，的确在现实中给所有人上了一课：搞经济没那么简单。
比如《中国经济学导言》的作者马哲民，第一次会议上被陈沄问懵的那位，现在知道了：当年国府搞经济只听四大家族的，但实际上，当时就算国府听了他们这些学者的经济学理论，可能民国的经济还是会一团浆糊。
在这些新锐经济理论中，米尔顿·弗里德曼的经济学说被提到的比较多。关于通胀的论述，米尔顿主张在通货膨胀与货币供给之间有着一个紧密而稳定的连结关系，这和52、53年中央对财政和人民币的发行管理当中遇到的问题基本吻合，也就是说，中央在去年用弗里德曼的理论成功地解决了问题。
关于市场方面，弗里德曼认为价格在市场机制里扮演调度资源所不可或缺的信号功能，反对政府对于市场价格的管制。这……经过研究之后，中央认为，计划和市场是都不能缺的。尤其在现在这个背景下，脱离了计划的调控，国内市场无法做到弗里德曼所说的那种调度资源和信号功能。
关于1929年大萧条，弗里德曼认为这是“大紧缩”，认为美国政府无法对货币需求做出反应，造成银行丧失了处理能力，在对黄金和货币的汇率进行限制的同时却没有修正通货紧缩的压力，结果导致了经济大恐慌。
但是——根据弗里德曼的这一理论，现在美国的货币——美元，独树一帜地坚持金本位体制，靠美联储手里储备的巨量黄金作为根基，每一美元对应的黄金量是绝对固定的，那岂不是同样存在巨大的隐患吗？
黄金总量是有限的，增长速度也是有限的，远远低于社会生产发展速度和货币需求量的增速。难道按照弗里德曼的理论，这是不是意味着美国因为美元的金本位制，未来会接二连三地发生萧条和危机？
虽然推论耸人听闻，但弗里德曼却用一个又一个的公式和数据把他的理论阐述得很清楚。
“关于市场调控和指令计划方面，我们不能直接采用西方的经济理论。关于货币方面，弗里德曼对美国经济前景的预测又很惊悚，但我们又没法给出一种可以替代弗里德曼理论的解释。……我们的经济学理论方面还是有些薄弱和陈旧啊。”
陈沄放下手头的材料，缓缓说道，“还得继续引入更加新一点的经济理论。”
卓炯、张培刚、马哲民：“……”
好家伙，芝加哥经济学系（芝加哥学派）的学报现在中央编译局是全本翻译，只比美国杂志的上市时间晚两个月。然后陈沄还觉得经济理论有点“陈旧”。
卓炯：“陈副总理，更新的经济理论，我们可能是没法找到现成的东西予以引入了，可能得我们到实践中去摸索。”
陈沄：“这是有必要的。就比如像你，51、52年在广东第一线从事经济政策制定的工作，还亲自做过贸易和债券发行，就比较了解这些东西的实际作用。我看中央经济理论研究小组以后就都采用这种模式了，研究员下到各省去，各省的经济政策研究室则上到北京来，经常搞人员的互换。”
第三十二章，导弹概论
“第一讲：为什么我们要制造导弹？”
“第二讲：推进系统”
“第三讲：空气动力和结构”
“第四讲：制导问题”
“……导弹的定义是一个在发射出去以后还能控制和改变飞行方向的飞行器。”
“……火箭不一定是导弹，因为有许多的火箭在发射出去之后并不受控制，比如各国大量装备的多管火箭炮。”
“……导弹也不一定是火箭，因为导弹不一定用火箭发动机来推进，它也有可能用普通的航空发动机推进，比如德国的V-1巡航导弹。”
在新成立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钱学森奋笔疾书。
“以下章节适合航空航天专业方向的读者。”
“……其实导弹的结构问题不只是如此，我们必须注意到其它的现象。例如因为在超声速飞行中空气的阻力与翅膀和空气动力的控制面（像尾舵）的厚度有密切关系，要减少空气的阻力就得把厚度减小，越薄越好。但是薄的翅膀是容易弯曲，在负载时容易变形，而翅膀的变形又会引起空气动力负载的变化，这种结构弹性和空气动力的相互作用，我们叫做空气弹性力学的作用。”
“……对导弹来说，它利用核能的可能性要比飞机利用核能的可能性要大，原因是反应堆的一个特点就是产生强烈的放射线和中子流，这些对生物有很大的破坏性，要保护生物就得把反应堆的周围加上很厚很重的墙。导弹上没有生物，所以也就没有这方面的顾虑。”
“……冲压式喷气发动机是一种新型的发动机，它的设计问题还很多。……第一个问题是如何设计高效率的扩压器，也就是怎样才能在同一飞行速度V之下得到更高的燃烧室压力……”
钱学森的新书，《导弹概论》。
它首先是一套讲课的教材和底稿，从1952年到1953年，钱学森在国防部、各航空研究单位乃至军事工业的生产科研单位讲了很多次课，向专业的或非专业的听众讲解什么是导弹、火箭，讲解航空技术和航天技术的前景。讲这些讲义集合起来，就成了《导弹概论》。
钱学森的课大多浅显易懂，就连工厂里没受过理工科教育的人事干部也听得懂。但课程内容并不简单，有很多内容几乎是当今世界最先进的导弹技术或导弹理念。
在国家的工业体系还未建设成型时，钱学森并没有闲着。考察全国现有的和计划建设的工业项目、考察大学和研究机构、亲自参与国家科研体系的搭建、制定科研制度。这些都不仅仅是导弹专业范围内的事。
在航天和导弹领域内，钱学森和聂荣臻做了两件事：第一是成立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钱学森任副院长兼技术总师；第二是在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下面设立空气动力实验室。当空气动力实验室运转起来的时候，已经是1953年8月了。
“人虽然少了点，但我看也够用了，咱们的团队，……很精干。希季，你在大连工学院当老师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在为喀秋莎火箭弹的工厂培训专业学生了？”
钱学森面前就是空气动力实验室的班底，十五名成员，其中有6名是应届毕业的大学生。其中资历最硬的是副主任王希季，弗吉尼亚理工学院的硕士，专业方向是动力和燃料专业。
王希季：“是啊，咱们引进的火箭炮兵已经装备两个师了，这火箭弹可不能老靠进口，这东西很贵，最好是自制。火箭弹厂的特培生大连工学院今年2月就送走了，现在工厂应该都开工了。”
钱学森：“无制导的火箭和有制导的导弹，在动力系统方面是相通的。既然咱们已经能造喀秋莎火箭弹，那说明我们已经掌握了至少一种固体火箭推进剂的生产能力。”
王希季：“听工厂的同志说确实是这样。但是，固体火箭推进剂能用在大火箭上吗？”
钱学森：“这是个好问题。固体推进剂的火箭确实有不少缺点。第一它的燃烧速度与推进剂的药温、燃烧室的压强有关，温度越高、压强越大，燃烧速度越快，这就造成固推发动机的推力曲线很不稳定；第二推进剂要考虑到稳定性，就要增加里面缓燃的化学成分，降低了能量密度。……但是固体推进剂的火箭并不是不能用。”
王希季：“看来咱们实验室初始的作品，可以以固体推进剂火箭为基本，然后慢慢向更高能的火箭发动机过渡。”
钱学森：“那我们就聊聊，实验室成立后的第一个产品。我打算做一个探空火箭。”
……
钱学森说的探空火箭可不是把喀秋莎火箭炮竖直90度朝上打。
在实验室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钱学森拿出了他准备已久的规划蓝图。这探空火箭可不是个简单的东西，它是两级火箭，初期打算采用两级固体推进剂火箭，带载荷的升限不小于30公里；之后新发动机成熟后再推出升级版，第一级固推（助推器），第二级打算采用液体推进剂火箭发动机，升限80到125公里。
也就是说，完全体的探空火箭是可以越过冯·卡门线，进入太空的。
由于这枚探空火箭的性能很拔尖（也意味着难度很高），因此空气动力实验室的全体人马都兴奋起来了，在钱学森的协调下，15个人分成4组，开始各个分系统的工程设计。
到1953年8月，国内的各工业系统还是出现了一些进展的：
首先是上面提到的自产“喀秋莎”火箭炮的132毫米火箭弹的工厂，这意味着苏联援建了相关的推进剂/化学品生产厂、药柱成型加工车间，还有铣刨车等等一整套的火箭发动机结构加工设备。
其次是国内化工业还有一些进展，民国时期遗留下来的化工厂得到苏联设备的“补全”之后，1953年能小规模生产浓硝酸了。
钱学森在加州理工时，和那几个作死小能手伙伴们测试过的几种液体火箭发动机中，就包括了以浓硝酸/发烟硝酸为氧化剂、以酒精或糖醇或苯胺为燃料的发动机。
钨丝温度计、热丝气压计、空盒气压计、稳定陀螺（简单的稳定装置，不是惯导系统）等等，都已经有着落了或者即将能够生产。
探空火箭的计划启动后，钱学森找聂荣臻再仔细问了一次，苏联承诺的在“二五”计划对中国转让的军事技术中，有没有包括弹道导弹。
聂荣臻很肯定地回答说没有。苏联人连提都没提这事。
此时苏联其实有弹道导弹，已服役的是R-1（北约代号SS-1），它——其实就是V-2。刚刚量产的是R-2（SS-2），它是R-1的改进型。总之性能都还比较原始。
射程1200公里的R-5（SS-3）还在研制。美国那边其实也不怎么样，也处于模仿V-2以及自研中程弹道导弹的阶段。
既然苏联没说提供弹道导弹技术援助，那钱学森就下决心自己鼓捣这玩意了。这样还能为国家省点外汇。
……
1953年8月，也是774A厂小规模投产的日子。在酒仙桥的临时厂房内，生产线工人们按照操作规程，仔仔细细地执行自己要做的工序。第一批成品走下生产线，又有检测部门的工序，对出厂的晶体管做严格的检查。
这是774A量产的第一批晶体管，最担心的就是质量问题了。第一它是要用来出口的，如果次品率太高那可是砸牌子的行为；第二它在国内使用的地方也不简单，不是高性能计算机就是雷达，同样也不能出太多故障。
“少吗？不少了。我觉得这个运算速度已经很快了啊。李局长，咱们的璞玉，MESM-K，每秒1500次运算，我设计的这个，每秒5000次运算呢。”
北京计算机中心，李强看到了闵乃大的小组设计的晶体管计算机“浑金”的设计图纸。
MESM-K“璞玉”的全套系统就上是一大排衣柜，“浑金”可厉害了，一下子缩小到一个衣柜了。闵乃大更得意的是，“浑金”的运算速度比“璞玉”快了三倍有余。在5千赫兹的运行频率下，运算速度每秒钟5000次。
面前的设计图宽1.5米、长1米，密密麻麻的零件占满视野，而这只是“浑金”主体电路中的一部分，全图一共4张。李强放弃了看进去理解这台计算机的设计逻辑的企图，对闵乃大说道：“那也行吧，作为第一代晶体管计算机，运算速度提高了三倍多，这算是开了一个好头。但是计算机技术是不断进步、永远都要进步的，不进步别人就会追上你。在它之后，再下一代计算机有没有什么想法？”
闵乃大：“首先，嗯，我觉得，晶体管如果制造品质更高一点，那么我就可以把计算机的整体频率从5千赫兹提高到1万赫兹，运算速度立刻就加倍了。”
李强：“现在的晶体管承受不了1万赫兹的频率吗？”
“以我们上周拿到的第一批量产晶体管测试的结果，1万赫兹的频率不太保险，在这个频率下运行，总会有一些晶体管失效，运行10小时后会有3%的失效率。但如果以5千赫兹的频率运行，就几乎没有损坏的。”
李强：“不能承受高频这又是哪一方面出的问题呢？怎样改进才能提高晶体管的高频性能呢？算了算了，我先把这件事记下来，你接着说。”
闵乃大：“除了运算逻辑器件之外，计算机的另一个关键是存储元器件。李局长，我感觉咱们也有必要做一次升级，把这个又笨重又有毒还经常爆裂的的水银存储器给淘汰掉。”
李强：“有道理。”
闵乃大：“所以，李局长，能不能你接下来把存储器也给……攻关一下？”
“停下，停下，你把我当成什么了，全能小王子吗？”李强哭笑不得，“咱们计算机研究所，现在全是设计数字逻辑架构方向的人才和研究小组，对吗？”
闵乃大：“是啊。存储器这方面，得从头开始。不过李局长，我看到了一个外国人做的新东西，你看。”
闵乃大递来一张美国报纸，上面半页都是广告：
“计算机存储，颠覆性的技术，颠覆性的改变”
李强接过来仔细看看，“哎哟，发明这玩意的是个华人呀？”
第三十三章，该怎么办
磁芯存储二进制数的装置最初出现于1949年，但在头两年人们都不觉得磁芯存储器有什么用。直到1952年，王安发明了读后即写电路，磁芯存储器才一跃而成为50年代初期综合性能最好的计算机数据存储装置。
作为一种非易失性的、随机存取的存储器。在那个时代的计算机里，磁芯存储器既可当内存用，也可以当“硬盘”用，当然那个时候硬盘还没被发明出来，很少有人觉得有必要把什么系统之外的数据永久保存在计算机上。
外观上看磁芯存储器就是一张巴掌大的金属网，铜丝的每一个纵横节点都有一个小磁环，这个小磁环有没有磁，代表这里存储的是0还是1。比如CDC6600计算机上用的那种4.2英寸X4.2英寸面积的磁芯存储器，有64X64个纵横节点，存储容量4096bit。
水银延迟线存储器呢？是一块正方形的电路板，中间固定着一支“试管”，这一整套装置的存储容量是36个二进制数，这是“璞玉”上使用的。据说美国货更精密一些，还是一支试管，但能存储48个二进制数。一旦“试管”意外爆掉，那整个计算机房就好一阵鸡飞狗跳。
李强注意到的是磁芯存储器的发明者及核心专利持有者：王安。这则广告是他创办的“王安实验室”买的版面。
这位是第一代华裔移民，1920年生于上海，16岁考入上海交大，抗战爆发后1940年前往美国，哈佛大学应用物理博士。1951年，王安在波士顿哥伦布大道租了一个汽车库，买了一张桌子，装了一部电话，王安实验室就成立了，他手持专利，请了两个靠谱的工厂代工，生产出售王安自己研发的磁芯存储器。
搞清楚闵乃大极力推荐的磁芯存储器是个什么东西之后，李强没当场做什么表示，而是回到科技小组的办公室。
“聂总，我们的计算机技术、计算机产业要想独占鳌头，还是任重道远啊。”
聂荣臻：“任重道远是肯定的。不过李强，今天你看起来情绪很低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