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兰丘克：“只相当于工厂产能的40%，这是电容。电阻更差，只有33%。”
韩力：“而且国营厂之间也是走订货合同，其实啊，就相当于一个长效供货合同而已，而且也没多长，一个五年计划一签。不过也正因为这样，才有我们销售科存在的必要吧。喂，王副主任，你从北京来的，你有没有内线消息？咱们国营大厂会一直采用这种模式吗？就什么……计划-市场二重制度？能持续多少年？”
王传英尴尬地笑道：“韩厂长，这我也不知道，又不是从北京出来的人都知道内线。但是啊，我觉得中央上次说的，15年过渡时期总路线，这个年头是只会多不会少的。”
韩力：“那也行，我这个位置还能继续做15年。”
米兰丘克：“15年之后你们总算可以进入全计划指令体制了，也算是个不错的消息。”
韩力反驳：“那可不一定是不错的消息，米兰丘克师傅。”
米兰丘克：“我正在学汉语，你们有一句话叫做吃了上顿没下顿，如果我们还不知道明天的面包在哪里才能获取，所有的人都会心神不定，工厂也不安稳。”
韩力：“那只是我们还没有找到面包在哪里，但是面包一定存在。中国那么多的电子电气类的生产厂，总会需要电容电阻电感，怎么会没有面包呢？啊，如果一个工厂饿死了，那不是因为没有市场，而是我这样的销售部门工作不得力，本来就在地上的面包，我们就是不去把它捡起来。”
米兰丘克：“达瓦里希，你是个很厉害的推销员，可加上今天我们谈判的结果，工厂的电容产能也只是利用到了75%，这还是八个月以后才会发生的事。为什么我们不能让工厂的产能达到或者接近100%？这只需国家计划委员会一个指令，就可以让你们在一个五年计划之内，工厂的生产力都得到最充分的利用。”
韩力：“可生产出来的电容给谁使用？总不可能有40%交给空军海军了，其他全堆在我们的厂房里吧？”
“这也是国家计委负责规划的事！只要一切交给国家计划委员会，生产出来的产品最终都能去到他该去的地方。”
两人辩论到这儿，王传英忍不住插嘴了：“米兰丘克总工，如果这样，我就难受了。你想想看，正因为今天你们为我们定制了5兆赫兹电容，所以我才向你们厂订货。如果没有这种销售、推销和采购的机制，我们也不会买那些100KHz、200KHz的电容，因为这根本无法满足我们正在做的项目的需求。于是呢，你们如果闷头生产那些低频电容，还是只会积压在工厂里，而更可怕的是，我们的项目因为找不到高频电容，而停摆了。”
米兰丘克：“额……可能会有暂时的延期现象吧，但最终国家计划委员会会注意到你们的需求，并向适当的工厂发送修改生产的指令的。”
王传英：“如果我们要在九个月后就要拿到批量生产的成品零件，以便在一年之后就造出来我们项目中的产品呢？”
米兰丘克：“如果是苏联的国家计委，一定会考虑到这些情况，不会要求你们必须在一年之后制造出来这个产品的。国家计委清楚地知道你们的产品所需的上游产品是高频电容，于是国家计委会根据高频电容投产的时间，来给你们制定一个合理的整台产品的交付时间表。”
王传英、韩力：“……”
米兰丘克：“而且，达瓦里希王，或许作为工厂一方我不该说这话，你们要求定制化设计的电容，并且要求交付的速度比较快，实际上我们供应你们的电容是涨价了。在苏联，无论如何都是不允许坐地涨价的。”
王传英：“涨价又怎么样，我们乐意。”
米兰丘克：“……”
……
在沈阳的辩论只是个小插曲。王传英代闵主任完成了任务，而且基本上完成得很顺利，连出差来回，只用了4天就回到北京复命。
“闵主任，我想起一件事，”王传英说，“咱们的这台，嗯，超大型计算机，该起一个名字了。”
闵乃大：“我现在忙着想整体方案呢，名字不着急起吧。”
王传英：“主任，我觉得呢，这种超大型计算机不只是钱主任的实验室能用上啊，还有好几个地方都是潜在用户呢。不说别的，我这次去的沈阳，他们不是有个沈飞吗，沈飞也有一个飞机的设计研究所。如果空气动力学的研究离不开超大型计算机，那我觉得，沈飞肯定也得来上一台。因此，咱们这次的名字，是不是应该起得响亮一点？”
王传英说的是北京所第一代真空管计算机叫“璞玉”，第二代的晶体管计算机叫做“浑金”，浑金璞玉都是很自谦的说法。如果名字拽一点炫酷一点，或许对打响名号有好处。
闵乃大：“响亮一点？响亮一点？咱们有必要这么显摆吗？好吧好像确实是有必要。”
王传英：“对啊。”
“这，这个，就这样把，先把它叫‘神威’吧，神威一号。”
第四十九章，电视机？液晶？
天津电子集团“消费电子实验室”是今年初因索尼（东通工）TR-54收音机的刺激而建立的。TR-54不仅让李强受到刺激，天津无线电厂的设计科从上到下受的刺激更大，因此消费电子实验室成立之后，设计人员工作主动性都特别强，毕竟上下都憋着一口气要打翻身仗。
在消费电子实验室，李强看到天电的下一代便携式收音机已经出了原型机，虽然有几分模仿TR-54的意味，但其中细节处确实有不少原创。不过，李强来天电并不是又来盯他们收音机的研发进度，而是视察另外一项工作：电视机。
这个位面国家电视事业的发展比原位面快多了，北京电视台、天津电视台、上海电视台现在都在筹建，天津电视台已经在试运行，能够发送电视信号了。
之所以天津电视台最先试运行，原因就是国内第一家电视机生产厂家交给了天电。消费电子实验室负责设计/理解苏联图纸，天津无线电一厂负责组织生产。生产出电视机的样机之后，总得有个测试电视机的电视台信号吧。
“嗯，现在电视机的显像管还是得从苏联进口，显像管是电视机的核心器件，所以，没有办法，只能先攒一个试试。”
汪亚雄，年初被TR-54“震惊”到的天电消费电子实验室主任，现在转向搞电视机了。
李强：“也还不错，除了显像管，其他的零件你们都做到自产或者立足于国内采购了。这可不止一个铁木壳子，还有很多电路和元件。不过，图纸也是苏联提供的吧。”
汪亚雄：“是啊。不过好消息是，我们钻研图纸钻研了两个多月，现在可以说实验室的电视机项目组，每一个成员都对电视机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布置烂熟于心了。”
国内生产的第一台电视机就摆在实验室，外表是铁肋木箱子一个，正面面板有旋钮、有开关，有屏幕。木箱子可不小，正面长宽大概得有30寸X25寸，屏幕呢……屏幕8寸。
不是8寸X6寸，而是对角线8英寸，203毫米。
实际上这个电视屏幕要找到它的对角线在哪里挺困难的，它几乎就是个圆形的、正面鼓起的玻璃制“大眼泡子”。
这个大眼泡子还戴了眼镜呢。在屏幕前面有一个专门的钢丝架子，支撑着一块圆形玻璃。猜对了没？这块圆形玻璃实际上是一块凸透镜，在电视机前面的观众看屏幕，凸透镜就可以把8寸的屏幕放大成12寸。不过，如果人稍稍偏移屏幕-凸透镜的中心线一点点，就看不见电视画面了。如果是一家好几口人在一起看电视，这凸透镜还是得撤掉。
汪亚雄把实验室外的8米高的天线接到电视机屁股，打开电视机。电视台正在配合天电的电视机测试而播放电视信号，是一段循环播放的5分钟的相声。
用现代人的标准来看，这画质惨不忍睹，但李强和汪亚雄没有可供对比的，因此也没有伤害，相反两人看着电视感觉还不错。
李强：“你们下一步的工作有何打算？”
汪亚雄：“生产线的设计也交给实验室了，实验室成员到与无线电一厂联合设计。按照上次您说的原则，我们自己设计装配流水线，做到既保证电视机的组装质量，又要工作效率最大化、用工数尽量少，原材料浪费尽量少，能耗也尽量降低。除此之外呢，无线电一厂还打算自制显像管，这个已经立项了，我想再过不久就应该动起来了。”
汪亚雄的说的这些工作方向、工作要点都很专业很正确，看来不用李强再提点了。
李强：“你们之前参照的是苏联两型电视机的图纸设计，今天呢，我给你们带来了一个新的参照品。”
李强的助手把一个大箱子拖了进来。汪亚雄、林恒看见箱子外包装上的日文字样，立时眼前一黑。
汪亚雄：“我们这款电视机又要被吊打了吗？”
李强点点头：“是。电视机这方面的形势比收音机还严峻。”
……
李强给消费电子实验室送了一台松下17K531黑白电视机，1952年产的。其实17K531并不是现在世界上性能最先进的电视机，但尽量向圆角矩形发展的屏幕、以及相对于天津自攒的电视机“超级大”的屏幕尺寸，已经足够让汪亚雄他们咀嚼好一阵子了。
样品给了，该怎么做天电集团自己知道。
李强得在天津去做另外一件事：拜访南开大学。
“高教授您好。”
李强在南开大学见到了南开大学化学系系副主任、元素有机化学教授高振衡。
高振衡：“哎呀，很意外，很意外。李组长，你好。”
李强是以中央科学技术发展专项小组的副组长身份拜访高振衡的。这个专项小组在过去三年已经做过不少大手笔的事，在高校学术圈名声可不小。高振衡知道这个小组的组长、副组长以及首席顾问钱学森经常到全国各地，召开座谈会、咨询会，“随机”选中研究员、教授们的一些项目，加大投入，甚至成立国家重点实验室。
加大投入时，“加大”的力度非常吓人。高振衡现在感觉自己不但学术会迎来巨大助力，甚至整个化学系的财运都来了。
李强：“高教授，您过去曾发表过几篇关于液晶的论文，能不能现在给我简要地科普一下，现在国际国内对液晶现象的研究到了哪个程度，未来可能会有什么发展？”
高振衡：“嗯……”
……
《2021统计公报》之“主要工业品产量及增长速度”表格：2021年，中国共生产彩色电视机产量1.85亿台。其中液晶电视机产量1.74亿台。
（所以现在国家这么早就探索电视机的生产以及电视事业了）
好吧，科技小组艰难地忽略掉1.85亿、1.74亿这两个让人惊骇的大数字，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液晶”两个字上面。
在50年代，“液晶”这个名词出现了吗？
还真出现了。
“液晶，即液态晶体，Liquid Crystal，缩写是LC，根据最新的学术观点，液晶是物质相态的一种。”
高振衡开讲液晶这个领域的发展。
“1888年，奥地利植物生理学家弗里德里希·莱尼泽加热一种植物油脂——苯甲酸胆固醇脂，本来是想研究胆固醇，但却观察到胆固醇苯甲酸酯在热熔时的异常表现。这种脂在145摄氏度时熔化，产生了带有光彩的混浊物，温度升到178.5摄氏度后，光彩消失，液体透明。但是，澄清液态油脂稍微冷却，混浊又复出现，并瞬间呈现蓝色。”
“莱尼泽对这种现象很不解，就向德国物理学家奥托·雷曼请教。雷曼自制了偏光镜配合具有加热功能的显微镜，深入研究，最终搞清楚了这种油脂降温结晶的过程。雷曼开始以为这种物质是软晶体，后改称晶态流体，他确定，偏振光性质是这种物质特有的现象。莱尼泽和雷曼因此被誉为液晶之父。”
“进入20世纪，欧洲科学家又发现了第二种液晶物质：氧偶氮醚。后来德国化学家丹尼尔·福尔兰德尔找到了一种经验公式，能预测哪一类的化合物最可能呈现液晶特性，然后合成该物质、测试。这样，他在20和30年代发现了多达20多种液晶物质。”
“现在液晶领域的最新发展，是把液晶物质分成了向列型、层列型、胆固醇型三个类别。对各个类别的液晶物质的研究，外国各大学和研究机构都有在研究，并且时不时可见科研成果诞生。”
李强来南开之前是做过一些基础功课的，因此高振衡的液晶科学简介他理解得很轻松。高振衡讲完之后，李强说道：“这一领域我们国内的研究是不是还比较薄弱？”
高振衡：“确实是。甚至我的工作里面，都没有把液晶作为第一研究方向。其他的……我都不记得还有谁在国内研究液晶了。”
李强：“液晶领域国内不能空缺。科技小组打算先在南开建立一个液晶技术的国家实验室，对这个方向的科学理论以及技术开展研究，您是否可以担任实验室的主任？”
高振衡：“李组长，实验室的主任，我来当也是可以，不过，这个国家实验室，我想可能不只是化学系的工作，还要加上物理系。从我这几年所了解到的以及粗浅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液晶这方面的研究已经超出了有机化学领域，涉及到了无机化学，甚至超出了化学学科，是一个物理和化学的跨学科研究项目。”
李强：“那好办，那就由你们化学系和物理系共同出人，组成这个实验室。南开的物理系也很有名呢，1922年成立，是全国最早建立的物理系之一，第一任系主任是饶毓泰先生。”
高振衡：“……好吧，好吧，我就受命组建这个国家实验室了。李组长，液晶领域的研究……不好意思，我暂时还没找到它的应用方向，是不是军队的科研单位发现了一些这方面的潜力？”
李强摇摇头，笑着回道：“高教授，这方面您先不要问了。”
高振衡：“好，那我就不多问。”
李强：“在这个领域，你们实验室成立后，先把国外学术界对液晶的研究成果全部吃透，然后，朝所有的方向开始探索。向列型、层列型、胆固醇型三个类别的研究，它们的具体特性搞清楚，以及，是否有新类别的液晶现象物质，你们也不要放过。国家实验室成立后，我们会逐年对实验室的成果进行考核，给你们的考核方式是——论文发表的数量和影响力。”
高振衡：“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每年都有若干研究成果可以拿出来，否则会影响到下一年的研究经费？”
李强：“是这样子的。”
高振衡说的这也是国内学术圈里已经流传开的科技小组的做事方式。
高振衡：“那我明白了。基础研究嘛，探索世界的奥秘，并为应用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和方向指引。可是还是刚才那个问题，我确实不知道液晶现象能用在哪个工业方面。”
李强：“所以我给你的建议是，朝液晶研究的所有方向都尝试一下。况且，有时候，一种基础研究获得成果，与进入应用、收到实际效益之间是有时间差的，少则三五年，多则十几年几十年都有。我们不会那么短视，不会因为一个研究短时间内收不到实际的生产效益就忽视它。”
第五十章，中日民间自由贸易协定
1954年10月29日，自民党议员池田政之辅抵达北京访问，他来中国主要是为了谈判和签下中日第二次民间自由贸易协定。
为什么是民间贸易协定？因为现在日本政府只承认台湾的中华民国是中国。常凯申在东京开设了大使馆，日本政府也在台北派驻了大使。木有办法，美国逼的。
新中国成立后，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是不排斥和西方国家贸易的，既主张“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也主张“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1950年上半年，中国同日本的对外贸易额达到3000万美元，占同期中国对外贸易额的5%。但随即发生的朝鲜战争让一切都紧张起来。
好在朝鲜战争来得快去得也快，1951年1月双方宣布停火，6月签订停战协定，中日贸易重又活络起来。
也是在1951年6月底，在停战协定签署之后的第二天，日本议员高良富、帆足计和宫腰喜助一行3人绕道香港进入中国，又从广州辗转抵达北京，会见了外经贸部长叶继壮和央行行长南汉宸。在北京，三名日本议员代表“民间贸易商团”，叶继壮也变出一个“中国民间贸易组织代表”的身份，双方签订了一个贸易协定，也就是第一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
那时候朝鲜战争已经结束，但是日本经济还是有驱动力的，那就是美国的“基地经济”。美国在日本设立了一大群陆海空基地，美军在日本的驻军多达10万人，包括2个完整的师，这些基地大多是要新建的，土木工程和建筑业就是一笔不小的投资，再加上美军在日本的消费，也算是能支撑起日本的基本投资。
不过到1954年，随着美军的驻日基地群陆续落成，基建拉动经济的效应渐渐就不那么明显了。在1954年倒是有20000名美军从韩国撤到日本，但这些人增加的是三产消费而不是基建投资，他们的投资——营房、训练基地，甚至从军事基地到日本大城市的专用高等级封闭式公路，在前三年已经投完了。
因此从日本的角度，这时候需要签署第二次民间贸易协定，扩大和深化与中国的贸易关系。
在海运安全方面，1954年1月一江山岛解放、大陈岛国军撤走，上海外海的安全性提升。空军和海航能有限覆盖近海上空空域，此时国军虽然仍然号称要封锁整个中国沿海，但南边珠三角有香港封锁不住，北边国军军舰最多到长江口的纬度就不能往北开了。
因此1954年，中日贸易可用的港口除了原先的大连（苏联海军基地在这儿），又增加了天津、青岛、连云港，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以从上海发船贸易。
此时长期追随美国的吉田茂内阁总辞职，鸠山一郎内阁上台，也是中日第二次贸易谈判的重要因素。
10月份抵达中国参加谈判的是自民党议员池田政之辅，中方与池田政之辅磋商的是对外贸易部副部长雷任民。这次与1951年略有不同的是，与池田政之辅在北京谈了一个回合之后，雷任民又率团前往日本，和日本民间贸易团体进行具体的谈判。
中日第二次民间贸易协定的内容有：
1、由于双方民间贸易得不到日本银行的支持（都被美国盯着），无法直接结汇，也不能使用美元，因此双方采取以货易货方式，以英镑计价；
2、在协定有效期内，双方进出口额为5000万英镑每年；
3、由于有易货贸易的性质，双方贸易的商品品种划分为甲、乙、丙三类，规定同类货物相交换，甲、乙、丙三类物资的比重分别为40%、30%和30%。
这时候中国向日本出口的有煤、大豆、花生米、桐油、锰砂、镁砂、猪鬃、羽毛、羊毛、晶体管，日本向中国出口的是纺织机械、轮船、机车及零件、化工产品、起重机、卡车、农机、医疗器械。
向日本出口的大宗工业品只有晶体管。其实这时候中国的电子产品——收音机和对讲机在西方是能卖出去的，但不包括日本，日本的小家电势头此时已经起来了，中国对西方出口成品家电也是“溜缝”出去卖一点。
雷任民访问日本期间，与日本的民间贸易团体谈得也还可以。双方甚至签署了一个长期的合作协议，由日本提供苹果种子，中国山东开辟苹果种植园，几年之后种植园就可以向日本输出苹果了。
在访日的第三天，东通工（索尼）、松下、日立、夏普等几家日本公司派出的代表屏退了其他贸易团体代表，把雷任民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