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日本电气公司要与中国方面谈超过千万英镑的大生意，无关人等退散。
不过，东通工的代表见到雷任民是眼泪汪汪的，开口第一句话就说的是：
“雷桑！为了日本电器行业能持续自由发展，请中国务必授权给我们晶体管的量产制造工艺！拜托了！”
……
这事还是从头说起吧。
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早达到晶体管量产的国家之一，这个事实在电气和半导体行业已经是常识了。中国1953年底和东通工签订了持续1年的供货合同，此外也和松下、夏普签署了供货合同，量虽然没东通工这么大，但每个公司也超过百万美元了。
这种事情当然藏不住。1954年1月TR-54上市，4月东通工来了一波宣发，打开了销路，TR-54的销量开始井喷。
1954年6月，贝尔实验室找上门来，宣称可以授权一种晶体管量产工艺给东通工使用，授权费用开价250万美元，此后每一枚量产的晶体管价格里面，贝尔实验室拿5%的专利抽成。
东通工嫌贵，没买。
7月，美国飞歌公司跑来日本推销他们的“快速锗开关晶体管”，飞歌公司了解到中国出售的晶体管的价格之后，自砍一刀，晶体三极管只要7美元一枚，二极管5美元。
中国方面了解到这个情况，鉴于TD-5晶体管的出厂价已经降低到了2.1人民币（不到0.5美元）一枚，因此中国选择跟进，晶体管价格降到三极管6美元一枚，二极管4.5美元。东通工现在的两款电子产品内部结构都是按中国产晶体管的尺寸优化过的，更换产品要付出代价，因此在中国宣布跟进降价之后，东通工表示中国的供货不变，飞歌公司败走。
1954年9月，美国国会通过一项严厉的对中国贸易制裁禁令……
新的禁令不但不允许中国商品进入美国市场，甚至禁止使用中国零件或原材料的产品进入美国！
举个例子，哪怕是日本从中国进口猪鬃，自己做成毛刷，这毛刷在理论上也是禁止在美国销售的。当然毛刷这明显是“躺枪”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禁令当然不是专为猪鬃而设的，是美国想把中国晶体管占据商用半导体市场的份额给打死。
美国是日本最大的外贸市场，对东通工来说也是一样。更要命的是，美国宣布自己国内对中国产品进行制裁的禁令之后，又强压着他所有的盟友小弟也要遵守这一项禁令。因此，东通工不但不能向美国出口TR-54，也不能向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等等国家出口TR-54，除非TR-54上面的晶体管是日本产的。
对了，也包括中华民国（台湾），也不能销售含有中国晶体管的TR-54。
这一拳下来，东通工真的扛不住了。不但东通工扛不住，松下、日立、夏普等等也扛不住了。
……
日本电气公司代表们的诉苦雷任民了解了，但这件事他没法做决定，密电发回北京外贸部，外贸部又找到财经委和国资委讨论这件事。
东通工开出的条件是，如果中国愿意转让晶体管的量产工艺，他们还是愿意出250万美元买授权，专利抽成也一样是5%。而且，东通工承诺，他们生产的含这种晶体管的电子产品不销售到中国以及社会主义阵营。
——其实本来他们就很难把产品卖到中国和社会主义阵营。
在讨论会上，国资委有人提出一种激进的想法：一口回绝得了，正好日本人的小电器在设计和工艺方面压得中国喘不过气来，趁他病要他命，断供，中国制造的小电器横行无忌。
但这种缺乏妥善考虑的想法很快被否决了。中国不授权工艺外加断供，日本也不会被逼上绝路，他们只会全面投向美国，现在贝尔实验室就有晶体管生产工艺可供日本人选用，只是东通工怕这样完全被美国捆住手脚，之后东通工如果想逆袭占领美国市场，会在美国遭遇不可测的困难。
如果中国出口不贴牌的“三无”晶体管，让日本拿着说这就是日本产的，会如何呢？
风险还是很大。
是不是由日本生产的，美国人总有一天会查清，他们在东京的维稳和安全力量可不是一般的强。因此这条路就算了，就算中国向东通工这么提议，东通工的人也不敢接。
可是，把晶体管的制造工艺授权给日本人开的公司，让他们生产这种东西？
这个决定外贸部和财经委都做不了，最终陈沄把这件事从财经委拿回了中央书记处讨论。
总理对此事就问了一句：晶体管的制造工艺授权给外国，会对国家安全造成什么威胁？
陈沄回答说，晶体管的制造工艺美国确实已经掌握了，只是中国和美国的工艺流程略有差别。安全威胁是不会因此而增加的，B-52上的投弹控制计算机可是纯正的美国造，但是，工艺授权出去之后，有可能日本人拿到之后对工艺进行大幅度改良，“魔改”出一种让中国自己的晶体管工艺都不如的新·改良版·制造工艺来。
总理听了之后就沉思了。
最终拍板的还是主席。主席问，我们的晶体管是不是也在改良？陈沄回答说是，李强通过研制TD-3已经带起了一个团队，现在这个团队处于自动运行阶段，不断提高锗晶体管的品质并降低成本。
于是主席说，卖。“我们也在改良，那还有什么问题，是信不过国内的研发速度吗？我们改良的速度比日本人还快一点，这不就行了嘛。”
第五十一章，做不出硅晶体管就别过年了
中国对锗半导体技术的信心来自于北京计算机所半导体实验室的技术储备和技术研发实力。
虽然实验室的成员只有17名，但研发方向包括了从半导体材料的分子特性到流水线工艺的各个方面。
当然，实验室不只是一个团队在奋战，而是有外联关系和助力。比如锗熔融状态的物理原理，有中南矿冶（今天的中南大学）、有色金属研究院和北京钢院（北京科技大学）支撑。最初在实验室里和李强一起突破锗半导体熔铸大关的黄培云教授，现在又回到了中南矿冶，并在中南矿冶设立了半导体材料研究中心。
在具体的流水线工艺方面，实验室是和774A厂联动的。现在锗半导体流水线已经实现了锗条自动切割；锗粒嵌入封装的工具已经发展了3代，从最初的手工装配发展到现在只需把锗粒在显微镜下对准然后“咔嚓”一卡。
哦，还得提一句774A厂隔壁的774厂。经过两年多的建设，774厂终于在1954年底试生产出了第一批……真空电子管。
鉴于现在一些需要大功率/大电流控制的场合真空电子管还有它的用场，所以774厂还是得继续建成，只是预设的生产规模裁减的3/4。其实774厂不只生产真空管，它还生产电阻电容电感电路板交直换流器（电源）等等电子/电气元件，现在这些相关的电气元件的生产线反倒比真空管生产线更受重视。
前来帮中国援建774厂的苏联专家很是无语，这些中国同志怎么计划说改就改？这可是91项国家级重点工程之一！一会儿要裁减一条真空管生产线，一会儿要增加电路板车间，就不怕国家计委和那个国资委过来把你们抓去西藏种青稞吗？
然而国资委并不。反而是如果工厂筹建委员会没有响应上级的修改指示调整建造计划，筹建委员会可能会被全体撸掉。
不过，774这个“过时”的真空管厂仍然给中国的电子工业带来了极大的助力。除了那些“真空管以外”的元件生产之外，重要的是获得了一套产业工人的培训、培养、组织方式，并且774厂在筹建过程中就为774A厂输送了不少工人，即便在774厂也投产之后，774厂配套的中专也是同时为774和774A服务的。
——中专。对，苏联在援建774厂的时候还顺便援建了一座电子电气类的中专/技校，作为774厂的附属品。
在向主席汇报时，李强总结了各个方面的成果，得出结论锗晶体管的工艺已经非常有谱。现在下一代产品已经蓄势待发，下下一代产品也在做规划了。
下下一代晶体管将分为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的尺寸大小与现在的差不多，三脚黄豆状，但是成本会达到1元人民币左右（上一代是1.7元，上上一代也就是现在在生产的是2.1元）；第二个版本是尺寸更小的晶体管，体积大约是现在产品的一半，这样可以支持制造更轻巧的民用电子消费品。
李强估计，国内锗晶体管工艺目前确定可以保持3~4年的领跑态势。4年之后呢？
4年之后的事，李强认为希望在上海。
……
上海，也就是被聂荣臻“强行”调到复旦大学的黄昆。这快两年的时间，黄昆在复旦电子系建立了一个半导体实验室，和北京的实验室遥相呼应。
黄昆专攻的是硅材质晶体管制造。
威廉·巴丁和肖克利造的初代晶体管是锗基，后来大家都跟风，毕竟已经有人趟过了这条路。但是锗虽然大家运用起来比较熟悉，但是它有一个致命缺陷：—锗晶体管在“关闭”状态下，存在漏电流，也就是说，它没有办法真正意义上形成数字计算机的逻辑上的“O”，在电路设计的时候就必须把低于多少多少毫安的电流忽略掉才行。
同时，锗晶体管还比较娇贵，它的工作温度区间只能限制在0~70摄氏度之间，用在一般的商业计算机上是没问题的，作为军用就有些问题了。
对了，说的就是美国。美国空军给B-52配置了贝尔实验室的TRADIC天价机载计算机，装上飞机不久就发现这货当飞机升到1万米的时候经常失灵，这就是超高空温度降到0摄氏度以下的缘故。发现失灵现象的时候是54年9月，这会儿美国空军刚给TRADIC打完补丁：在TRADIC的机箱外面加电暖器。
更热闹的还是等明年吧，明年美国空军计划用装备TRADIC的B-52做空投核弹试验。
回到黄昆的研究上。这将近两年的时间，黄昆取得的成果是……没有成果。
“黄教授，啊，其实也没什么事，我就是告知一下，从53年3月到54年11月，集团往你们半导体实验室的投资已经达到了……30万元人民币。是的，这只包含设备购置的投资，人员工资还不包括在内。”
催命电话不是上电集团的总经理打来的，是秘书。
秘书的意思就是，你们半导体实验室得拿出点成果了。
黄昆挂掉电话，叹了口气，年关难过啊。
半导体实验室现在还没拿出成品的硅晶体管，更没有鼓捣出来可用于量产的硅晶体管工艺书。
黄昆的工作是从贝尔实验室的化学家加尔文·富勒的一篇论文开始的。这篇1952年发表的论文阐述了一种将杂质掺入到半导体（包括硅和锗）晶体中的方法。是通过将杂质暴露在含有所需掺杂剂的高温气体中并加压，使得硅或者锗单晶体中能够掺入杂质。掺入杂质的硅或锗就会形成PN结。
加尔文·富勒还说，通过调整曝光的时间和温度，能够精确地控制引入的杂质的数量和它们的穿透深度，这种掺入杂质的方法精度达1微米甚至更小。
但是具体的工艺呢？加尔文·富勒没说。这是论文，不是专利说明书。
至于专利说明书，好像贝尔实验室还没提交申请，可能是贝尔实验室想捂盘，也可能是加尔文·富勒只搞出了理论，而产品还没做出来。
（硅扩散的工艺技术正式发表是在1956年，由托马斯和塔尼巴恩撰写的贝尔系统技术期刊第35卷《扩散发射极和基极硅晶体管》）
当黄昆研究加尔文·富勒的论文时，差的还不仅仅是具体工艺细节。实际上黄昆先和有色冶炼行业纠缠了半年。基于进口产品仿制的电炉为了融化硅，得提高温度；冶炼出来的硅单质纯度四个9，好像不太够，又要求他们提高到五个9。
再然后，黄昆得自己设计一种实验器材或者工业设备，能容纳含有掺杂剂的高温气体并让高温气体接触硅板。这个实验器材就在黄昆隔壁的实验室里，奇形怪状的一台大机器，虽然有一半零件是实验室成员自制的，但另一半的零件仍然花掉了3万块钱。
在1954年，黄昆做的工作和贝尔实验室的几个工程师其实差不多。在贝尔实验室，加尔文·富勒的论文发表之后，贝尔实验室也花了很长时间来设计专用机器，全部就绪已经到了1954年1月。在1月份，加尔文.富勒与皮尔森、达里尔·查平成功地将一层硼原子扩散到n型硅板中，形成了大面积的P-N结。
再然后，加尔文·富勒把路走歪了。他们发现光照在这块硅板上的时候，硅板竟然产生了电流，还挺强。贝尔实验室另一组人赶紧把6块硅板组合起来，接通电路，放到太阳下，获得了185毫瓦的光伏功率。于是在1954年4月，贝尔实验室宣布他们制成了世界第一种太阳能电池。至于晶体管，只在实验室里象征性地做出了一只样品，贝尔实验室期待未来出现更先进更廉价的加工方式，到那时候再量产晶体管。
（其实刚刚诞生头两年的硅晶体管价格是锗晶体管的数倍，但仍然有市场，因为美国的军用计算机需要）
1954年5月，德州仪器宣布他们解决了硅晶体管的制造工艺技术，贝尔实验室的领先地位被抢。
不只是贝尔实验室，黄昆这边也埋头在做硅晶体管，当他看到IRE大会上德州仪器公司代表上台吹逼的报道，也是眼前一黑。
糟了，自己不是世界第一了。
……
“黄教授！您总算是来了！！”
向中南矿冶求救，五天之后援兵终于到来。当黄昆见到黄培云出现在火车车厢门口，赶紧迎上去。现在他的这位本家兼前辈是半导体实验室唯一的希望。
“黄教授，您当年拯救过锗晶体管，今年也一定能拯救我们……”
黄培云摇摇头：“这次我不是主力，后面这两位才是。他们是我带的学生，都是研二。”
黄培云回到中南矿冶，就开实验室招学生搞半导体材料的研究。带来的两个研究生何太平、孙严本科不是中南矿冶的，是武汉大学的（中南矿冶建校才3年），在实验室的诸多学生中表现最突出，而且研究的都是硅材料方向。
……
“这就是你们实验室吗？一看就很有熟悉的样子，”何太平说，“我们实验室也是电炉，电炉，一天到晚热烘烘的。”
黄昆：“确实是热烘烘的，我们在尝试冶炼6个9的硅，电炉一直在不停地开着。本来以为五个9应该够了，至少做出试验品是够了，可后来试制老是失败，我又退回去从头做理论计算，确定了就是因为硅不够纯才失败的，得继续提高纯度。”
黄培云：“这你们实验室可能确实是有色金属冶炼的基础底子略差。其实这个时候应该用浮动区法生长的硅晶体。”
黄昆：“这我们真不会。”
黄培云：“浮动区生长是三几年英国人提出来的，虽然麻烦了一点，但咱们的设备修改修改还算可以达到。就是个氧气比较讨厌，然后我发动半个系的学生动手，搭了个真空环境，后来就搞成了。”
黄昆：“得，看来我们实验室也要按你说的真空冶炼的模式改造电炉冶炼室了。”
黄培云：“真空冶炼设备改在还是年后再说吧。你在电话里说年底得加紧搞出一个有效的技术成果，否则半导体实验室就有麻烦了。年底肯定是完不成电炉改造的。何太平，把包拿出来让小黄瞅瞅。”
何太平打开自己拖着来的皮箱，掏出一个严严实实包裹着的东西。然后打开包裹。
“黄主任，这是，我们在中南矿冶实验室做出来的头一批浮动区法生长的硅晶体。应该够你们做实验样本了吧。”
第五十二章，中国已经找到了财富密码
即将过去的1954年，还有几件国内外大事得盘点一下：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大在北京召开。首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称“54宪法”。
越南方向，奠边府战役以越盟一方全歼法军而告结束。虽然战斗中越方的伤亡数倍于法方，但奠边府的失败仍标志着法国殖民政策的彻底破产，法国朝野上下决心停止这场毫无意义的战争。1954年5月，总理启程前往日内瓦，参加旨在解决印支问题以及整个远东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经过近一个月的拉锯式谈判，《日内瓦和约》签署。
与原历史位面一样，美国拒绝与总理及中方代表团任何成员进行接触，虽然就在日内瓦会议前不久两国其实进行过官方接触：举行了一次作用很有限的中美大使级谈判，但美国认为，国务卿杜勒斯与总理握手完全不是一个性质，与中国的关系解冻现在是不可接受的。
《日内瓦和约》标志着髪国人滚蛋，但美国人蠢蠢欲动地要进来。就在这一年，艾森豪威尔对南方的“越南王国”（这时候越南保大国王阮福晪还在位）先是批了4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在日内瓦和约签署后又追加了3.85亿美元军援。但艾森豪威尔对美国军事介入越南十分谨慎，在其任期内一直拒绝直接参战，这让美国人的越战至少推迟了10年。
1954年8月22日，解放军突然对金门实施炮击，共发射6000多枚85、122和152毫米炮弹，摧毁国军炮兵阵地9处，国军伤亡300余人。
822炮战是有目的的。过了不久，1954年9月6日，东约——东南亚条约组织在菲律宾马尼拉成立。由于民国与中国大陆还在持续交战状态，此前曾积极要求加入“东约”的中华民国彻底没戏了，申请被驳回。东约与东盟还不太一样，东约是一个单纯的军事同盟。
第五届世界杯在瑞士举行，西德在决赛中3：2爆冷击败匈牙利夺冠，史称伯尔尼奇迹……跑题了。
1954年5月，台湾的中华民国举行总统大选，常凯申以近乎100%的得票率又双叒叕连任中华民国总统。
1954年还是核动力元年。世界第一艘核潜艇“鹦鹉螺”号在54年初下水，当年下半年服役。苏联则在1954年建造了第一座专用于发电的核反应堆，也叫核电站。在这一年，美国海军走出了饱受美国空军打压的低谷期，战后建造的第一艘大型航空母舰“福莱斯特”号下水。
中国这一边，1953年签订的中苏419协议火热执行中，主要是交付各种快艇、飞机。另外一件中央也十分关心的事情是，1954年7月，英国中介商秘密出售的“利物浦”号巡洋舰在拆除了所有炮塔之后，船壳以拖曳的方式拖离英国本土，在印度科钦的一家拆船厂暂停。
理由是英国的那家拆船厂资金周转不灵，马上要破产了，因此速速变卖手中的有价值资产，让科钦拆船厂捡了个漏。
印度现在与中国是好哥们。在亚洲地区，中、印、印尼是三大新兴独立国家，甚至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是新兴国家的代表。因此，“利物浦”号到了印度，基本上就等于铁板钉钉地能拖到中国了。
但是，要让这条船能安全拖回广州，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安全问题是最大的问题，得在它拖过西沙群岛之后周围就有军舰和飞机看护，最好是过马六甲海峡之后就一路上有安全措施。
此外，为了感谢印度的配合工作，趁热打铁加深两国关系，1954年10月，总理启程访问印度。
“总理先生，西方国家在亚洲的殖民确确实实是在走向瓦解了。如果说朝鲜战争只是一个开端，法国退出印支则是一件决定性的事件。我想，现在亚洲独立运动已经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就是西方国家残余的零星殖民地将会如何归属。”
尼赫鲁挺喜欢创造理论体系的。他把亚洲国家反殖民主义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中国印度这样的大国家建国或独立，第二阶段是朝鲜战争到越法战争。越法战争结束，现在进入的是第三阶段，西方帝国主义在亚洲的殖民地只剩零星残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