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击机上配备防空导弹可以极大地提高截击机的作战效率，初期应先装备近程或中程空对空导弹，远期最好是装备100公里射程甚至更远射程的远程防空导弹。”
空军的这些要求提出给沈飞之后，601的总师、设计师们陷入了片刻的沉默。
“嗯……这种要求，”黄志千说，“似乎，米格-21就几乎刚好可以完美地满足。除了航程之外。”
……
绕了一圈，原来空军喜欢的是米格-21。
现在中国在引进米格-21吗？还真在引进。
时间是1959年2月，总理访问苏联。在莫斯科，总理与米高扬签订了1959年到1967年的《中苏经济合作协定》，在这份协定里，双方达成了引进米格-21战斗机（包括图纸和生产设备）的意向。
达成意向之后，下一步应该是在3月份，由以徐昌裕、李兆翔为正、副组长的航空专家小组赴苏联谈判有关航空工业的援建项目——主要是两个项目，图-16和米格-21。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1959年双方就可以把正式的合同签下来，当年开始技术转让和设备交接。
（真实历史线，中苏关于引进米格-21的项目到1961年都还是勉强正常的，1961年3月全面崩）
这两个项目非常有技术含量，但对中国来说已经不是“万事开头难”的阶段了。轰炸机方面中国已经会造轰-5了（伊尔-28）；战斗机则仿制了米格-17，已经生产了400多架，刚刚仿制成功米格-19。
就是已经打好了基础，然后再在其上提高一步。
《中苏经济合作协定》不只有军事工业的转让，当然还有民用工业技术的转让转移（后者才是占大头的）。不只有苏联向中国的技术转让，还有中国向苏联的技术转让和出口。
中国向苏联转让“浑金”Pro晶体管计算机的图纸，并向苏联批量出口晶体管。
与此同时，苏联还按原先的计划走，从中国陆续购买“浑金”和“沪升”系列的计算机。
其他的就是一些常规商品了：收音机和电视机。
中国能反向苏联转让技术的就只有计算机这一种东西了。和苏联向中国转让的工业技术总价值相比，计算机及相关的技术、产品只相当于苏联给过来的东西的1/5。
“从1959年起，我们的重型机器制造部就要安排你们所要的飞机制造设备的生产了，”米高扬对总理说，“因为必须优先为你们的米格-21生产线和图-16生产线生产工业母机，苏联的另一位朋友的计划不得不推迟了。”
总理：“另一位朋友，是说印度吗？”
米高扬点点头：“是印度。印度需要一种高性能的战斗机，以取代他们空军现役的两种法制战斗机。”
总理：“印度也是一个人口众多的新兴国家，他们自然也是需要一支强大的国防军保卫自己的国土。不过实事求是地讲，印度所面临的国防战略形势，比中国要轻松很多。”
米高扬：“这我同意。但是，毕竟他们有五亿人口。虽然周边没有西方国家的军事威胁，但他们国土还存在着殖民地的残留物。”
总理：“印度加强军事力量的举措是有必要性和正当理由的，只是我有些担心，他加强军备之后，会用自己的武装力量对付巴基斯坦或者其他的与他相邻的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已经打过一次印巴战争了。”
米高扬：“那次战争是巴基斯坦确实过分地靠近美国了。”
总理笑笑，没有继续就这个问题辩论下去。
1959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用中国的常用话体系来说，它的重要在于它是“十年大庆”。
虽然只是“二五”的第三年，但是靠近十年这个节点，许多项目和工程都希望在今年结出果实。
从国家大的经济面来说，1959年有望达到工业总产值高于农业总产值（在农产品尤其是粮食的价格采用正常数据之后，工业总产值仍然超过农业总产值），这意味着中国按照“第一型工业国标准”，可以算是初步的工业国了。
国企管理体制不断摸索和更新，大部分行业的利润逐渐稳定。民营企业注册量和总生产力不断快速上升，带来的财政收入连续数年快速增长。
只是陈沄一直在念叨的增值税取代商业税的方案，到现在还被认为核查核算的难度过大，只能过几年之后再商议。
国防科技方面，沈飞交出了歼-5，可以在国庆节大阅兵时通过天安门。歼-6……可能还在试飞中，1959年不太适合飞出去。
长春交出了第一辆T-54A的仿制型，虽然是1958年11月下生产线的，但由于首批20辆交付部队的时间是1959年2月，因此型号定为“59式中型坦克”。这坦克当然预定参加阅兵式。
海军方面，完成了4艘01型护卫舰（组装和仿制的里加级火炮护卫舰），然后暂时停止了继续建造，这时候海军主力还是各种快艇，“广东”号巡洋舰（就是从英国买来船壳的“利物浦”号）初步完成改装，预计在5~6月份出海试航。
然后就是导弹火箭方面。
——近程弹道导弹可以在国庆阅兵中展示了，但中程弹道导弹还在犹豫中。犹豫的主要理由是：“这种实战能力很差的导弹，展示给全世界看，真的好么？”
在这时候，颇有些“战略忽悠”心得的粟峪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导弹实战能力比较差，那展示出去不正好嘛？”
第九十三章，中国与印度应当和平解决边界问题
1959年上半年，黑龙江省肇州县附近的大油田经过第二次勘探，终于找准了完全正确的含油构造位置。
1957年12月3日，地质部松辽石油勘察队在肇州县打出了第一口油井，12月4日第二口油井冒油，12月17、18日又有2口勘探井冒油，这种运气爆炸的景象甚至让北京地质部都不知所措。但是，1957年底对肇州县的油层分布的预测存在着一些错误，1958年能源部准备扩大采油区，这才发现要重新进行地址勘探。
经过8个月紧张的重绘“地图”，1959年4月，整个油田的区域终于搞明白了。不但100%准确地标记了目前已知的构造区，并且初步估测出了肇州县油田的储量：
地质储量20~30亿吨，可开采储量5~8亿吨！
这是个大油田啊。
国庆10周年来临之前，能源部奉献给国家的大礼物就是——大庆油田。预定在国庆阅兵式中通过天安门广场的摩托化、装甲纵队，灌注的是来自大庆油田的汽油和柴油。
1958年，大庆油田钻出来的油井，年产量已经超过60万吨了，只是因为含油构造没有完全摸清楚，连打了几口井都没冒油，这才停下来重绘。因此大庆油田配套的炼油设施在1958年就动工、1959年就投产了。
在1959年4月，进一步扩大大庆油田采油能力的“大庆会战”打响。3万名石油工人、基础建设工人进入松辽平原。来自天南海北的建设者——其中最南的来自广东，有过半数是退伍转业的解放军，要在荒原中建出一座现代化的城市和一座现代化的油田。
这一时期，大庆油田处于保密状态，会战指挥部对外称“萨尔图农垦总场”，下属各个油田区块和只能机构则称为农垦分场。大庆石油会战领导小组组长、总指挥康世恩现在是“农场场长”，副总指挥张文彬是副场长。
当然总指挥和副总指挥都知道自己建的是油田，但那近两万名建设工人当中还真有一部分不知道。曾经有一列装载着建设工人和随身行李的列车停靠在萨尔图站，工人们从这里下来，抬头就看见了“欢迎加入萨尔图农垦总场！”的横幅。
工人们立刻就懵了：我是扎钢筋的；我是拌水泥的；我是拉电线的；我是搞电气工程布线的；我是搞市政交通修路的；来这个萨尔图农垦总场干嘛？
也有一些没有技术含量的、就是最底层人手的工人/转业军人觉得，农场就农场吧！这一大片地方好平啊，种高粱也不错。……等等？要我们赶紧在入冬前把地刨开，好盖楼？还要刨那么大一片地方，你们这是要盖多少楼啊？
……
大庆油田不能不让国家激动，不能不让国家发动石油大会战。在1958年，只是随便钻了几口出油的油井，大庆油田当年就为国家贡献了67万吨的石油产量，跃居全国石油产量最高的油田。之前是玉门油田最高，1958年年产量才扩展到33万吨。
当然玉门油田还有油矿石炼油，也贡献了40多万吨的石油产量，但这个时候的油页岩炼油成本高到突破天际，完全不是后世的那种冶炼流程。不说别的就说能耗，炼出1公斤油要消耗3公斤标准煤，等于用大量的煤换出一点点石油。
1959年4月，地质部长李四光激动万分地向中央报告大庆油田完全准确的油区图和新估算后的地质储量，能源部部长余秋里则激动万分地向中央报告石油工业“大庆会战”的部署。但中央的表现竟然非常冷静非常淡然。在李四光看来，中央此时的态度就好像“大庆油田本就在那里，迟早国家会发现它”一样。
诶？——好像那个油田的确一直就静静地躺在松辽平原那里，几百万几千万年都没变过，只待人类去发现它。
“是你最早提出的陆相沉积生油理论，我们依据这个理论，断定了在我国不会没有大油田。因此，你做的贡献是最基础的，有了石油理论，才能给具体的勘探工作指定方向嘛。”
总理对地质部部长李四光说。
李四光：“大庆油田也最终确定了陆相沉积能带来比较巨大的石油储备，虽说总量略小于海相油田，但陆相油田也可以跻身大油田之列。也就是说，大庆的勘探工作是实践，它又反过来让理论更加坚实和可靠了。”
总理：“噢，也就是说，陆相沉积的油田终究还是稍微偏小一些，毕竟陆生的大湖泊没有海洋那么大？”
李四光：“第一是大湖泊由于面积和水体深度一般都比不上海洋，第二是大湖泊的存在时间较短，湖底沉积的有机物没有海洋底那么丰厚。哎，可惜了，其实中国在地质的上古时代，也曾有四分之三的国土在海平面以下的时期，我国的大西南、西北，包括世界屋脊西藏和现在的整个四川盆地，都曾是海底，只是没能形成油田。”
总理：“是吗，这我就不太了解了，为什么这么大的一片原海底的地区，一个油田都没有。”
“喜马拉雅运动，”李四光解释道，“印度次大陆板块由于地质变化向北运动，顶到亚欧板块下面，直接把我们的青藏高原顶了起来，形成了喜马拉雅山脉，形成了横断山脉，“横断”山脉，很明显，这是由于印度次大陆的挤压，把亚欧板块我们这一块，主要是西南地区的地底下挤压得支离破碎，上古时期可能这里有含油构造，甚至有过油田，但地层破碎之后石油就往上逸散消失了。”
总理笑道：“看来这事印度要负主要责任。”
……
总理当然这是和李四光1对1的时候私下开个玩笑，印度共和国没理由为这事负责任。
印度现在和中国的关系很密切，不但两国在国际政治上相互呼应，在经贸方面也非常活跃。
与原历史位面不同，现在的印度-中国贸易量非常大。中国的外贸总额中，去掉与苏联-东欧国家的部分，在与其他国家的外贸中，排第一的是英国（靠着香港），排第二的就是印度。
印度主要向中国出口粮食、棉花、矿产，其中粮食是1958年新开启的贸易。棉花是印度国内的纺织工业消化不了它国内的棉花产量。矿产是一些有色金属。
在1959年，中国和印度之间的纺织品贸易又变成了：印度向中国出口棉花，中国把棉花织成布，做成成衣，再卖回印度去。
尤其是上海生产的套头衫，从水兵的海魂衫修改过来的，整件衣服特别简单，值不了几个钱，但往头上一套就能穿进去，衣服号码只有5个码，其中商店里常见的只有3个码，印度人买这东西的时候通常挑大码的穿，在印度那种炎热的地方，穿起来特别凉爽。
纺织品是互相贸易，机电和小家电产品则基本上是中国向印度输出。天津电子集团的梅花牌、丁香牌收音机是印度市场上最畅销的两种收音机之一。由于印度人还是习惯摆个大家伙在客厅里，把收音机的音量放到全家都能听见，因此天津还“贴心”地为梅花牌和丁香牌收音机设计了相互兼容的音箱插件。
这插件不是收音机里插个音箱，而是把收音机插到音箱里面去。音箱是1米高的落地长木箱子，顶部有一个凹槽，调整调整就可以固定住两种型号的收音机，这样就能把收音机的节目拿音箱播放了。
至于北京牌电视机，在德里-新德里区、加尔各答、孟买，这三个已经开通了电视台和电视转播信号的地区，也卖出去了不少。
中印两国关系总体上是好的，波折是边境地区存在一些相互指认对方越界的地区。比如3月20日，西藏地方西北端的空喀山口，3名印度军人从山口进入中国境内，而且携带着武器。他们在中国控制区域内步行了5公里多，被我边防军巡逻队发现、扣留。
中方把3名印度士兵送了回去，并知会印度方面这件事情的本质。但是，3月30日，还是在中印边界西段的另一个山口，又是越境事件，这回越境的是4名印度士兵和1头牛。
3.30的越境事件就没那么和平了，双方发生了肢体冲突。好在都是皮外伤，没有人员严重受伤，只是牛死了。
3.30越境事件终于上升到了中印外交渠道。在中国大使向印度方面通报了这件事情，并且指出这件事本质上是你们破坏了边境的约定和平原则。尼赫鲁的回应是约束一线的印军部队，并且让印度大使带信给总理：
“我同意总理的建议，在阿克赛钦地区，在空喀山口，双方应当大体维持现状。实际上，在阿克赛钦，我方在那里未设哨所，而且很难到达这个地区。我认为，任何涉及该地区的问题，在时机成熟时，中国和印度应该进行一次高级别的沟通和磋商，从整个边境乃至中印关系的更高的层次和角度上，以和平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
第九十四章，宇宙为之闪烁
法国巴黎北郊，罗亚蒙修道院。
罗亚蒙修道院旧译“华幽梦修道院”（Royaumont），1228年由法国国王路易9世所建，现在它是巴黎的艺术家和科学家们聚集搞活动开会议的地方。第二届国际广义相对论与引力年会的会议地点就选在这里。
国际广义相对论与引力协会是当今物理学界的“门派”之一。就和武林江湖一样，物理学界的各门派之间并不是没有隔阂。比如相对论与量子力学，虽然它们都是近现代物理学的伟大的理论，都有严格而自洽的理论系统，都在实践中被验证过，而且发现了相对论的爱因斯坦还是量子力学的奠基人之一，但是——两个学派之间就是相互鄙视。
一般来说，可能量子力学的“门派”更庞大一点，国际广义相对论与引力协会稍微冷门一点。狭义相对论因为诞生了关于质量亏损与能量关系的推论公式E=MC^2而家喻户晓（然而知道E=MC^2的人当中，99%不知道如何推导出这个公式），广义相对论就没那么好运气了，要想理解它的概念都不太容易。
从10年代广义相对论被考察队拍摄照片验证到50年代，广义相对论似乎都只是用来观测宇宙，和地球上的事好像没什么关系。
现在1959年，黑洞理论（爱因斯坦黑洞）诞生了，宇宙观测手段进步了，各种星体、类星体被记录下来，或是印证广义相对论关于时间和空间的推想，或是质疑了某些推想逼迫科学家们对理论做出修正。但总的来说，广义相对论好像是用来推算宇宙演化与发展的理论。
这个协会名字叫做“广义相对论与引力协会”，似乎也是一个旁证。
6月15日，中国的参会人员——浙江大学束星北教授、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杨澄中、浙江大学相对论与引力研究中心的博士周见深、贾宏，一行人抵达罗亚蒙修道院。GRN会务秘书长里希纳诺维奇、副秘书长施瓦兹，以及提前一星期从美国飞来法国的印裔天体物理学家，“钱德拉塞卡极限”的提出者苏布拉马尼扬·钱德拉塞卡出门欢迎中国科学家一行。
“钱德拉塞卡博士，谢谢你捐赠的教材和书籍，”束星北说，“我代表浙江大学相对论与引力中心、代表浙大物理系对您表示衷心的感谢。”
去年确定参会之后，GRN以及GRN的许多科学家会员对束星北表示钦佩，对浙江大学在简陋的条件和并不富余的大环境下坚持保留了一小支相对论的研究机构也很钦佩，除了纷纷捐书之外，还有几位科学家想到浙江大学当客串教授讲讲课。当然现在欧美科学家到中国“支教”面临颇多麻烦，他们正在努力打破这种障碍。
如果接下来事情办得比较顺利的话，大概9月份就会有人成行，包括今天在场的这位钱德拉塞卡，广义相对论学者、恒星和天体物理学家。
“束教授，我们还是同门师兄，”钱德拉塞卡说，“1932年，我进入剑桥大学物理系，导师也是亚瑟·爱丁顿。很可惜，和你时间错开了。”
束星北：“我1930年到剑桥大学，拜爱丁顿爵士为师，1932年，我修满了学分，通过了毕业论文答辩，就毕业了。剑桥新生七月入学，我三月份便离开剑桥去了美国，所以没有在校园里遇上你。出国学费筹集不易啊，我得把学习进度往前赶，这样学完了，手头剩下的学费还能去美国再读一个数学的学位。”
钱德拉塞卡：“噢！我那时候跟你倒是差不多，也是急着把学习进度往前赶，所以我1932年进入物理系，1934年，……我也毕业了。”
两个学霸对视了一眼，不约而同地哈哈大笑起来。
里希纳诺维奇：“束教授，钱德拉塞卡博士，会务组给你们安排的住宅很近，接下来的日子你们出门就可以相互望见，相信在修道院的花园和草坪你们会聊得很愉快。”
束星北笑着和里希纳诺维奇握手：“谢谢你的接待。”接着转过身来，再次握住了钱德拉塞卡的手：“也再次对你表示感谢，钱德拉塞卡博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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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16日电】2023年3月16日，全国政协十四届全体会议举行闭幕会。全国政协主席卢本伟主持闭幕会并讲话。”
“他强调，总书记关于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科学回答了人民政协事业发展面临的方向性、全局性、战略性重大问题，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新时代人民政协事业发展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
“会议审议通过了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设置专门委员会的决定，决定设置提案委员会，这是政协的第101个专门委员会。”
“会议审议通过了十四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名单和常委名单。”
“全国委员会委员名单如下：”
“于谦（外蒙）”“王维”“王登月”“王虹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