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小说历史位面。英国人表示虽然Terylene是英国科学家发明的，可这专利早就被杜邦买断了。再说涤纶这种产品不是一个简单的化纤分子式，而是一整套生产技术和工艺，它告诉你从原油到的确良衬衫这一整条生产链都是如何组织的，如何做到高效率生产、廉价和质量稳定——你也不希望一件涤纶衬衫卖得比真丝衬衫还贵吧。
这整套的生产技术和工艺，还真就只在杜邦手里有。
涤纶暂时弄不回国内，只能由纺织工业部和重工业部化工局自己摸索——就算再重视知识创新，也没那么快摸索出来。于是国内能掌握的化纤工艺只有锦纶和粘胶纤维。
粘胶纤维可能只能算“半化纤”，它得用天然纤维做原料，一般是用木纤维、无法用来抽纱的烂棉花、棉籽附近粘连的零星棉纤维，把这些打碎做成浆糊，再用化学手段把浆糊里的纤维丝萃取出来，加粘胶，做成可用于纺织的材料。
粘胶纤维倒不是后来被淘汰的“落后化纤工艺”，它一直存活到了21世纪，还被商家包装成了“竹棉”炒作。其实竹棉就是竹纤维为基础原料的粘胶纤维，再与棉花混纺。不是说不能穿，但别想它有天然竹子的抗菌或者什么别的功效。竹纤维早就被磨成浆糊再过滤掉所有芳香烃和植物油脂了，如果你买到的“竹棉”有竹子的清香，不用怀疑，那绝对是制成纺织品之后再给你喷的香精。
纯从商业的角度说，粘胶纤维织成的布强度不高，除非和纯棉混纺。而且涉及到天然纤维的采集收购和运输等人力环节，生产成本不太容易降下去。此外，粘胶纤维生产厂还有比较严重的化学品污水污染。
随着陈老总访问西欧，中国在国际上寻购化纤技术的消息在国际贸易界传开了。不久之后，一个名叫阿诺德·罗宾逊的英国贸易商从香港过境，找到了广东国资委谈合作。
罗宾逊向中国提出的合作模式是：由他购买杜邦的专利授权，在香港开化纤工厂生产涤纶原料——年产1万吨涤纶长丝和3万吨涤纶短丝。然后，这些涤纶原料出口给中国。国内以这些涤纶丝为原料，在国内组织纺织厂生产涤纶布料、涤纶成衣。
涤纶整套专利的核心是如何用聚酯工艺生产出涤纶丝，这是当前不可能向中国输出的技术，即使英国商人付钱得到了专利授权，工厂也只能开在美国或英国领土。但涤纶成衣和半成品的涤纶丝可以向中国出口。
这样的合作模式绕过了封锁禁运，又可以让中国每年获得数万吨的化纤半成品，也就是国内会多生产出数万吨的衣物。
当然唯一的遗憾是整个产业链有半拉子在国外，要支付额外的外汇，成本略贵，还有供应链不可靠的问题。但这是西方技术封锁条件下的最优解了。
罗宾逊提出的合作模式打动了中国。不过大家半生不熟的，相互之间的信任才是根本。如果中国的纺织厂建起来了，罗宾逊在香港的化纤厂没建起来怎么办？建起来了不供货怎么办？如果不供货，国际市场上哪儿买几万吨的涤纶纤维呢。反过来说，如果罗宾逊的化纤厂建起来了，中国的纺织厂没建起来怎么办？
不过罗宾逊表示对这桩生意有完全的信心。他拿出几份中国的报纸，每份报纸的头条都写着八大的决议和过渡时期总路线，上面“全民温饱”的第一步战略赫然在列，每一份报纸都是这样写的，一个字都不改。罗宾逊说，既然全民解决吃饭和穿衣问题已经上升到贵国的政治高度了，那么你们肯定要贯彻到底。因此他一点也不担心，中国不可能不建化纤纺织厂。
中国方面，则是真的要罗宾逊做出保证：保证他能得到杜邦的授权、保证这个涤纶纤维厂能如期完工、如期供货，而且需要一个长期稳定的供货协议。
最后双方以签署了一份十分复杂和冗长的意向合同书（同时也是保证书）作为合作的开始。
国资委和纺织工业部决定大力发展化纤，现在的想法是国内穿衣问题依仗化纤，而纺织品出口仍然以棉纺织和丝绸为主。因为化纤这个东西能否卖到国外实在心里没底，但中国的棉布在国际市场上是有名的，甚至已经有了一定的品牌价值。而化纤纺织品产量上来了，国家就可以把更多的棉纺织品拿到国际出口，并且，同时国内市场的各种纺织品总供应量还能上升。
丝绸也是出口的重头，不过丝绸这时候还有一点尴尬：日本的丝绸技术还领先中国，中国现在只能生产中低端丝绸，高端丝绸由日本垄断，近年日本的桑蚕产业甚至开始向巴西转移。
丝绸技术不只是丝绸机械的事，日本的丝绸机械当然领先，比如现在国内的棵丝机基本都是日本生产的或者日本设计中国无理由山寨仿制。50年代日本的丝绸技术是从基本生物科学开始体系化地领先。
不说别的，光蚕丝蛋白的有机化学/大分子研究，日本就有2所大学和1个实验室在研究，每年关于蛋白质结构的研究论文就有十几篇。要在丝绸技术方面赶上甚至超越日本，怕是得一段比较长的时间。
（在真实历史位面，这是2000年后才做到的事）
1958年，全国的省、地区、县党政机关终于“进入工作状态”了，八大提出的三步走，到1958年，再迟钝的农村干部也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1956和1957年还是有些不着调的干部）。兴修水利、改造耕地、见缝插针种植作物、发展城乡贸易（要穿暖，农村每个人每年的货币性收入至少得30元人民币，这可不能只靠卖粮食）等等。
在省和中央召开会议时，干部们既表示“中央何不进口一点粮食”，同时还十分积极地要求本辖区多招工——招工招走了人，人均耕地面积不就上去了么。
八大之后的国内建设画风如此“土味”，以至于《文汇报》上丰子恺给1958年画了一幅四格漫画，把今年叫做“温饱三年”。
1956年是温饱元年，1958年是温饱三年。四格漫画的最后一格，丰子恺画的是“温饱十年”。
其实，在计算机领域，是把1952年叫做中国的“计算机元年”，1958年是“计算机七年”。
在航天和火箭领域，则把1955年——DD-1导弹首次试射这一年叫做“航天元年”，1958年是航天四年。
航天元年中国试射了600公里的近程弹道导弹，航天三年，也就是去年底，试射了射程1700公里的中程弹道导弹。不过中导的试射一直持续到1958年，现在1958年8月了，中导还差最后两次全状态试射：一次高弹道，一次常弹道。
钱学森坚持让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把DD-2导弹的全套研制流程执行完，就算这种导弹应该不会大规模生产，该做的工作也要都做过一次，这样才能说“全学会了”。
DD-2之后呢？
直达美国的洲际导弹。
因为现在中国没有直达莫斯科的想法，因此射程介于洲际导弹和中程导弹之间的远程弹道导弹必要性不大。难道专门为了攻击夏威夷研制一种导弹并且制造两三枚？
“我只说导弹的顶层设计思路。”
钱学森已经将导弹的总体规划确定下来了，接下来他要把任务“分包”给各个研究室的年轻人。
“由于现在仍然不知道核系统那边设计的原子弹会不会超重，会不会为了大当量而选择更大质量的炸弹，因此洲际导弹的战斗部质量我要稍微留一些富裕，总体要求是在携带3吨载荷的时候，射程达到12000千米，携带5吨载荷的时候，射程达到9000千米。”
王希季：“这个基本性能要求啊，不算太难办。”
钱学森：“你们注意这一条要求。洲际导弹在地下井部署，要求具备灌注燃料战备值班一个月的能力，这个苏联同志提示了解决的技术路线：用防腐蚀内衬可以达到。防腐蚀内村要涂抹在导弹第一级和第二级燃料箱的内壁，这总共会让导弹增重……2到2.5吨。第一级的增重会折算为20%的载荷能力损失，第二级会折算为50%。你们再想想看，这还是一个容易达到的事情吗？”
王希季：“啊！那得发动机再给力一点才行了。”
任新民：“不要这样看着我，新的偏二甲肼-四氧化二氮发动机性能已经很给力了，这种火箭或者导弹可以用来发射卫星的。”
钱学森：“新民，那我再给你一点压力，这种导弹可能要在一年之内，相继进行导弹型和人造卫星/太空飞船型的试射，时间间隔很短，几乎是并行的两个项目。”
第九十一章，辩证唯物主义时空观
从1957年7月1日到1958年12月31日是国际地球物理年（IGY）。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等国际性组织提出倡议或者组织各国对地球基本物理规律进行观测和考察。
到现在IGY已经过去了一年。在过去的一年，苏联和美国发射了人造卫星，首次从太空的视角考察地球，并且发现了范·艾伦辐射带。
多个国家在南极建立了科考站，其中苏联不但建立了科考站，还组织了远征队从科考站出发，抵达南极点。
中国……竺可桢发表了自己的气象学研究报告：中国西周以来气候变化规律。其他基本就没有了。
……大家都有光明的前途。
在基础物理学方面，中国现在的研究肯定是不如世界的，既没有那么多的可在基础物理学科方面做前沿性研究的大学、研究所，也没有那么多的资金可烧。清华、北大物理系以及中科院在开展原子物理的研究，不过这可能是为了一个很明确的目的：核物理，继而发展核工业和核武器。
一切都是为了“应用”而做的研究。
不过，国内也还存留了少数坚持做“没什么卵用”的前沿理论性研究的科学家，其中包括中央书记处特许保留下来的相对论研究的“种子”：浙江大学物理系。
自从中央意识到文件的时空穿越“有可能”在相对论时空观方面找到答案之后，1955年，束星北被调到浙江大学物理系担任教授、相对论与引力研究中心主任。这个研究中心是一个博士点，是国内唯一专门研究广义相对论时空观的研究机构。
1958年9月，中国教育部、科学院联名回复国际广义相对论与引力协会（GRN），明确表示中国会参加1959年6月举行的第三届“国际广义相对论与引力年会”（GR-2）。
1955年召开的第一届国际广义相对论与引力年会序号是GR-0，所以第三届是GR-2。
GRN很快回电，说这太高兴了，从此GRN可以增添一个新的国家成员了，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非常棒。
10月份郭沫若来到杭州，鉴于此时中科院下属各所对相对论的研究没有浙江大学那么强，因此郭沫若打算让束星北为团长，再带1~2名相对论的青年研究学者前往开会。参加年会的团体是要提交论文的，阐述自己近年来在相对论领域的最新研究，因此郭沫若也要提醒一下。
“我写不出来，我什么都写不出来。”
束星北垂首长叹，眼里满是哀伤。
郭沫若不知道说什么好，相对论并不是他擅长的东西，甚至按严格的标准来说“理解相对论”都谈不上。郭沫若只能说道：“如果有什么困难，我是说物质上的困难，我这边可以想办法帮你解决。或者帮你张罗着多召唤一些人手。”
束星北还是摇摇头：“不是物质的困难，物质……现在已经够了。写不出来是因为，我已经不再是相对论前沿的物理学家了。”
1926年，19岁的束星北留学，在欧洲和美国辗转了几个学校，1930年进入剑桥大学，师从著名理论天体物理学家亚瑟·爱丁顿攻读硕士。这个时候束星北确实算是在相对论、天体物理领域的最前沿学习、做研究的学者。
但归国之后，束星北就从天上“跌落”到了地下，在中国，相对论研究的土壤太过薄弱，现实的“引力”太过沉重。束星北最后一次阅读相对论领域的国际论文期刊是在1939年，那时候他已经撤离了浙江大学，是在江西吉安的大山里，借着昏黄的煤油灯阅读了几册1937年出版的论文集。
再后来抗战条件越来越艰苦，就连过期论文都读不到了，抗战期间束星北受聘于重庆国民政府军令部二厅技术室，搞过无线电、搞过密码，还修过雷达。抗战胜利、建国，直到1955年之前，束星北都在山东大学教经典力学和电磁学，只是出于个人爱好在研究相对论。
中科院、教育部答应GRN参加年会，束星北也很快拿到了北京寄来的GR-0、GR-1两次会议的论文集。此时束星北惶恐地发现，他甚至要很费力才能读懂其中的论文（并且还不是全部），有一些论文中的观点他用了几天时间推导公式，仍然不太肯定自己能完全理解其中的意义。至于从论文的内容再引申扩展形成自己的观点，甚至是做其他独创性的研究——束星北觉得，他现在根本做不到。
束星北表示自己做不出相对论领域前沿的研究探索了，现在只是个科普老头和教员。而且束星北不肯攒那种很水的凑数论文。束星北在浙江大学这两年是带了一些学生，但这些学生也没到出成果的时候。郭沫若了解到了这个情况回北京和中科院、教育部领导层商量，又过问了总理，总理指示，让郭沫若如实把这个情况告知GRN。
接下来GRN的反应完全在总理的预料之内。根本不用刻意“卖惨”，束星北这二十多年的人生轨迹就让GRN唏嘘不已。当得知中国在十分艰苦和穷困的条件下，竟然专门在一所他们国内的著名大学设立了相对论博士点、相对论与引力研究中心，虽然只有20多个学生，但相对论这个物理江湖的“非主流宗派”竟然在东方有一个名不经传的分支，GRN的科学家们沸腾了。
要知道这个时候，苏联科学界对爱因斯坦最客气的说法也只是“他是个科学的天才，哲学的侏儒”，对相对论，苏联科学界则是“只用，不宣传，不讨论”。然而，在红色阵营当中，遥远的东方，竟然存在着这样一群钻研相对论的人。不但他们在钻研，而且这个研究中心是中共最高层直接授意建立的？
GRN组委会很快给中国发回了一封所有委员联署的函件：什么都不用准备，束先生准备一篇演讲，讲述浙江大学物理系相对论研究中心如何建立的，团队如何召集和如何起步的，就可以了。
束星北在剑桥大学时的导师亚瑟·爱丁顿已经去世了，但他在爱丁堡大学就读时的老师查尔斯·高尔顿·达尔文（就那个物种起源的达尔文的孙子）健在，小达尔文三世表示非常想来中国访问，扩大基础物理领域的学术交流。而亚瑟·爱丁顿的学生加波施金、赫尔曼·邦迪、钱德拉塞卡等人则都在摩拳擦掌，想预定1959年来浙江大学教一两门课。这算是来学术薄弱的国家扶贫吗？……大概算是扶贫。
“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我们中央的同志也曾接触过一些很基础的教材，虽然没能完全理解它，但我们知道相对论是现代物理学的一个重要理论分支。狭义相对论的一些结论，已经被用在实际的科学技术和工程中了，广义相对论虽然现在还没有对生产生活产生直接的影响，但我们认为，这是一种科学理论，它有继续发展下去的必要性，中国有在领域展开研究、贡献出自己学术成果的责任。”
“当然，出于我们国家的现状，现在的各大学，物理学方面偏重应用的比较多，偏重理论的比较少，理论当中，偏重原子物理、量子力学的比较多，研究相对论的少。但正是因为相对论的重要性，我们还是在浙江大学建立了这样一个研究中心。”
“国际广义相对论与引力年会这样的形式很好，把世界各国，各个地方搞相对论研究的人集合起来，那么多头脑碰撞在一起，总能碰撞出一两个火花，推动物理理论的发展。因此我们愿意十分积极地参与到其中去。”
“有人说相对论倡导的哲学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甚至说他是唯心主义的。这种看法是建立在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什么？是唯物辩证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是什么？是实事求是。”
“广义相对论深化了人们对物质与时空的认识，如同牛顿力学影响了之后几个世纪的哲学，广义相对论的思想也深刻影响着20世纪以来的哲学发展。有些人就此觉得，相对论与辩证唯物主义抵触了，殊不知辩证唯物主义本身也是一个发展和进步的哲学，它与相对论所揭示的规律不是相互矛盾的关系，而是前者从后者吸取养料，不断发展的关系。”
“从时空观的角度来说，广义相对论证明了时空与物质是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对绝对时空观的又一次重大突破。相对论取消了‘绝对性’，揭示了过去物理学中被先验地赋予优先地位的那些观念的局限性，这正为恩格斯所说的“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提供了科学依据，显示了它在科学思想史上的独特意义。”
“辩证唯物主义也要有时空观，相对论时空观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时空观。”
——《相对论与辩证唯物主义时空观》
这本是主席写给GRN的信件，写这封信的本意是感谢GRN吸纳中国并且对中国科学家参加年会予以了非常大的支持，同时主席也解答了科学界的一些疑问：马克思主义真就会排斥相对论吗？
因为主席信件后半段用了不少篇幅回应怀疑和解答问题的内容，GRN决定把主席的这封信也列入1959年GR-2年会的论文集，并帮主席这封信拟定了标题。
“中国主席对相对论与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好像苏联人从来没有说过。”GRN的会员当中，弗里曼·戴森奇怪地问道。
钱德拉塞卡：“苏联人有苏联人的解释，中国人可以做出自己的解释。”
戴森：“如果这样，那就再好不过了。真是难以置信，有那么雄厚的科学底蕴的俄罗斯将相对论拒之门外，东方国家的主席反而对相对论有浓厚的兴趣。”
高尔顿·达尔文：“二位可能还不太熟悉共产主义阵营的领袖的格局。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这个理论，列宁和斯大林创立了苏联，并且也创立或者说发展了他们的理论，但现在斯大林已经死了，在共产主义阵营当中，资格最老、对马克思的理论最有发言权的，就是毛。他在一个六亿人口的国家建立起了共产主义制度，因此他的理论在红色阵营里面是举足轻重的。”
戴森：“也就是说，如果毛说相对论不会推翻马克思主义，只会发展马克思主义，最终其他的红色阵营国家也不能不重视他的意见？”
高尔顿·达尔文：“应该是这样。”
钱德拉塞卡：“达尔文爵士，我现在觉得我们甚至应该邀请毛来参加年会。”
第九十二章，准备迎接十年大庆
1959年1月11日，601（沈飞）东风-102（歼-6原型机）由试飞员吴克明首飞成功。
这架东风-102就是标准的米格-19L超音速战斗机（截击机）。这个位面的东风-102没怎么修改米格-19L的图纸，因此原型机设计制造比较快，第一天的试飞也很顺利。
原历史位面的东风-102，沈飞在拿到米格-19的图纸之后不先做个原型熟悉上手，直接拿着米格-19图纸开始上魔改。因为发动机实在不会改，就将机身整体强度砍到米格-19的86%，减重提升其他方面的性能，结果连基本的飞行性都难以保证，制造出来的33架样机全部作废，只好退回去重新一点不差地复刻米格-19，1962年复刻成功。
1958年，国内报纸报道了苏联国民经济建设的一些进展，其中有一篇头版文章写的是《苏联工农业开展大跃进运动 力争五年之后全面赶上美国》。这篇报道不知道触发了什么，就跟把天捅了个窟窿似的，中宣部调查组进驻人民日报社，不，整个新华社都来回审查了一遍，然后全体编辑记者上了一个月培训班，主要培训的中央精神是“不再报道苏联超速发展的任何新闻，尤其是带‘跃进’字样的报道”。
这件事捅破天还因为它不只在新闻记者圈内震荡，就连沈飞都波及到了。重工业部、国资委要求沈飞把正在执行的项目全部过一遍，那些指标过高的、进度要求超出一般规律的项目全部重新核验。本来沈飞的设计室真的有一些青年骨干在规划新型号的战斗机，但这些新研制计划重新排优先级，沈飞改为先保证顺顺当当把米格-19仿制出来。
对于青年骨干设计的作品，1月底钱学森与聂荣臻一起去了沈飞，挨个看这些新设计，给他们提出技术方向上的建议，同时聂帅也要求空军多说自己的想法。
钱学森在沈飞看到的设计图纸有6份，其中有5份是基于米格-17或米格-19的发动机设计的。米格-17是亚音速，米格-19极速也才1.3马赫。然而这些新设计的战斗机方案，有两种的飞行速度达到了2马赫，其中升限最高的达2.4万米。
用上一代的发动机怎么设计出下一代甚至下下一代战斗机的飞行性能？无非是大开脑洞，搞各种接近绝对理想的减阻气动外形，内部则该减重的不该减重的全减了。这些设计如果硬要通过评审上马，大概在做静力试验的时候样机就会崩掉，但也不一定——有时候静力试验也是可以搞假的。
不过钱学森没有逐条方案“批驳”其中的不合理之处，而是从航空器的设计原则来讲，告诉他们发动机的技术水准决定了一架飞机设计出来之后的性能上限，601通过仿制米格-17/歼-5形成了初步的战斗机设计能力，这很好，但发动机的设计改进能力是最先需要“到位”的。如果发动机没有进步，在飞机机体上玩各种花活不是说没有用处，偶尔也会诞生奇迹，但奇迹不能作为常态。
况且战斗机本身的结构方面，新的力学计算技巧、设计原则、材料技术、材料加工技术，这些也比头脑风暴更加重要。
钱学森和聂荣臻在601呆的这几天，把601设计部的工作重点引导到了更“基础”的功夫上面，比如发动机要优于飞机总体设计（沈飞已经扩展成了飞机、发动机、生产设计在内的联合体）；要优先搞定RD-9B（涡喷-6）并尝试提高改进；新一代飞机的研制应该拆分开来，先做“未来战斗机概念设计”，然后是“未来气动外形设计”，再然后才是下一代战斗机的整体设计。
说到“未来战斗机概念设计”，这又不能沈飞独自来搞，必须得拉空军进来听取他们的意见。
空军的意见是什么？
“战斗机就是截击机，我只要截击机截击机截击机”
钱学森：“……”
好吧，不管怎样，空军还是提出了一个明确的技术要求。那么就先满足这个要求。
在1959年，正是美国和苏联只有不太成熟的第一代洲际导弹的时候，美国和苏联核打击的主要手段都是灭国的战略轰炸机队强杀（过两年就不是了）。B-52飞得比较高，速度高亚音速米格-17也不太容易追，这样的轰炸机成群碾进来，可不得手忙脚乱么。
出于截击作战，空军对新战斗机（米格-19之后的下一代）的基本要求是：
速度再快一点，升限再高一点，航程再远一点。
速度快和航程远是一体的，它可以让敌方轰炸机来袭的时候，能有更多的机场的战斗机能起飞并聚集到某一条轰炸航路参与拦截，这样就能拦下更多的轰炸机。
升限高，爬升上去咬住轰炸机就更方便一点。
至于作战模式，空军也定死了：在陆基雷达的指引下作战，局部沿海地区则是在预警机引导下的海空截击战。反正都是国土防空嘛。
“其中有一项性能要求，不是必须达到的，但你们如果条件成熟可以考虑一下。”
空军前来召开技术会议的参谋念到最后，念了一条不知道空军参谋部哪位青年参谋加进去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