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王乔治五世和沙皇尼古拉二世二人极其相似的面貌令不少记者瞩目，但二人同样的面色忧郁之下实为不同的思绪而困。
乔治五世对即将开始自己的统治生涯感到迷茫，而尼古拉二世则对欧洲的局势即将在自己的决定中粉碎感到一丝犹豫。
爱德华七世的葬礼结束之后，威廉二世还特意邀请尼古拉前往德国进行国事访问，化解1909年危机导致的德俄关系紧张。尽管尼古拉认为君主之间的关系对两国外交基本已经不会有多少巨大影响了，但拗不过威利的邀约，只能答应前往。
第四十四章，外交与足球
沙皇尼古拉二世造访柏林和波茨坦的同时，外交大臣萨佐诺夫也从圣彼得堡赶来与德国新任的宰相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交涉。
霍尔维格是一位循规蹈矩的普鲁士官僚，也正是因为墨守成规才能被性格多变的德皇威廉二世选中成为宰相。
抛开在波斯尼亚危机期间对德国人行为的厌恶之情，所有俄国高级官员都认为眼下重建与柏林关系的桥梁十分必要，斯托雷平希望柏林可以限制维也纳的进攻性政策，因为他很不希望因为巴尔干小国的利益把俄国卷入一场无意义的战争中。
与那些被泛斯拉夫主义冲昏头脑的选民不同，俄国高层中的理智观点不在少数。泛斯拉夫主义对俄国来说也是一种舶来品，是巴尔干和中欧的斯拉夫小民族想要借俄国力量摆脱奥匈帝国和土耳其统治的搭便车行为。所以斯托雷平很清楚，俄国为巴尔干开战，实际上得到满足的只有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这些小国的大国梦。
但是理智归理智，现实中要求大部分民众保持冷静和理性实在是太难了，而且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不论俄国高层如何清醒，他们的实际行为就是在煽动不理智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因此假如巴尔干再次爆发危机，斯托雷平政府还保持克制、避让的原则，那么他们这届内阁就可以在全国的舆论围攻下卷铺盖走人了。
此外从经济角度考虑，虽然俄国与德国的外交和政治上存在大量的分歧和矛盾，但两国的经济交流却十分火热。俄德彼此都是双方的最大贸易伙伴，俄国大量进口德国的机器、零件和各种各样的科技产品，而德国获得俄国的海量廉价谷物与原材料。
尽管俄罗斯帝国已经计划为一场大战早做准备，主要的敌人无疑就是德奥同盟，但是在备战的这段时间中，替换外国进口产品的同时积累那些不容易短时间内替换的必要零部件储备也在同时进行。反应在对外贸易上就是，德国的精密零件、光学仪器、特种钢材等大量出口到俄国许多不知名甚至未必存在的买家手中。
德国外交大臣阿尔弗雷德·冯·基德伦-韦希特尔也认为德国没必要为奥匈帝国的政策全盘买单，因此他对萨佐诺夫说，在波斯尼亚危机中，德国是被迫证明它对盟友的忠诚。现在奥匈帝国得到了波黑地区，德国也必须摆脱奥匈帝国的束缚，保障自己的政策自主性。
可以说德国宰相霍尔维格、外交大臣基德伦-韦希特尔与俄国外交大臣萨佐诺夫的观点基本类似，他们都觉得奥地利应该会消停一段时间，而且德国承诺维持巴尔干半岛现状。
于是双方相谈甚欢，还签署了一份协议，德国承认俄国在波斯北部的势力范围，俄国则不反对德国在土耳其修建巴格达铁路的目的。
但是就像俄国国内的泛斯拉夫主义团体、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市民和中产阶级具有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德国的右翼团体比如“泛德意志协会”、“德意志殖民协会”，这些沙文主义社团也存在巨大的影响力，更不用说德国极度反俄的容克军官们了，德国脆弱的文官政府是否可以在沙文狂热的社会和军人干预下保持清醒的行动？
恐怕到了那个时候，宰相霍尔维格只能靠边站了。
不过这次的俄德两国的“波茨坦会晤”对英国的打击很大，因为英国一直在防止俄国或法国单独与德国在巴格达铁路问题上做交易，而英德在奥斯曼王朝倒台后一直在争夺土耳其的势力范围。
英国外交大臣格雷甚至说出这样的气话：他打算辞职，以便让一个能同德国达成海军军备协议的人来担任外交大臣，然后英国和德国联合起来反对俄国在波斯和土耳其的扩张。
当然，俄国损害英国利益与德国做交易并不意味
着俄国要疏离三国协约，但也反映出“三国协约”远非铁板一块，德国要打破“被包围”的现状完全是可以做到的，但德国有能力排除非议、用强有力手段破局的俾斯麦已经死了十二年了，实乃后继无人。
1910年6月，当沙皇还在德国访问的那段时间，俄国国内在斯托雷平的阶级调和政策下得到了新的活力。
1909年末，新的劳动法律被国家杜马大约55%的赞成票通过，十小时工作制得以确立，这为各行各业的劳工平均减少了大约0.5-1个小时的工作时间。除此之外，各省最低工资标准线也陆陆续续出台，大约就是愿意进厂到流水线打螺丝或者干别的体力活基本能吃大饼吃饱的工资水平。
工作时间少了，拿的工资还饿不死人了，这也意味着俄国的这几百万上千万在城镇中生活的无产阶级有了微薄的消费力。
俄国工人的首选消费场所就是酒馆。因为一整天被工厂经理们严格设定的工作指标高强度劳动之后，劳累的工人想的就是喝酒抽烟，通过酒精和尼古丁暂时麻醉自己疲倦的身体和灵魂。
但是酗酒也带来了很多诟病。因为喝酒肯定不是光喝酒，是一大票工人聚在酒馆里一起喝酒，于是还会搞些赌博、打架斗殴、聚众闹事这类的事情。有些工人喝完酒回到贫民窟或者廉价板房里还要仗着酒兴对老婆孩子拳打脚踢。
所以在俄国国内也有许多宗教组织、道德家批判政府的烈酒专营政策是在培养这些道德败坏的酒蒙子。
为了回应这种社会上的批判声音，斯托雷平也宣布要为工人阶级开设图书馆、赞助戒酒的慈善机构、开设民间讲座劝导工人不要酗酒等等。当然，这些措施基本聊胜于无，不过由于工作时间减少，沙皇倒是给了一个建议：你们不如踢足球吧。
因为工人下班之后的业余时间是有限的，去喝酒、赌博、家暴就没有时间踢足球了。反之，踢足球了，抽烟、喝酒、打老婆的时间就减少了。
所以在工人得到比较宽裕休息时间的周末，特别是需要做教会礼拜的星期天，各地的工会和基层教会神父就会组织工人聚在一起踢足球。于是足球就成为了一种受到基层欢迎的运动。
每个大工厂或者周围几个工厂的工人会凑在一起成立足球队和足球俱乐部，足球队的数量多了就可以开始举办联赛。通过地区之间的联赛，工人们也找到了聚在一起喝酒聊天看球赛的乐趣。
除了工人、工会和教会支持以外，工厂的经理们也支持工人去运动而不是酗酒，因为酗酒会导致工伤，这些管理者对工人在工厂偷偷喝酒也感到深恶痛绝。促进健康的运动对大家都是好事。
于是在1910年，俄国各省的地区足球联赛正式组合到一起，成为了国家级足球联赛。莫斯科铁路工人足球俱乐部“火车头”赢得了第一届国家联赛的奖杯。足球联赛的讨论热度甚至把其他国内外的政治外交新闻全都压了下去。
工人的乐趣除了足球以外还有一种符合斯拉夫人爱好的联赛也在同时出现，那就是“拳击”。
这些充满荷尔蒙的体育运动目的都大同小异，都是要让工人可以在每天高强度劳动之后把余下的精力发泄在其他有趣的领域上，而不是整天凑在酒馆里苦大仇深地发泄阶级仇恨，琢磨着怎么把工厂老板吊路灯。
总之，这些大众的精神娱乐活动在工作时间减少和工资得到保障的情况下很快就得到了发展，成为俄国现代社会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第四十五章，第二次摩洛哥危机
1911年，看着新年的烟花再一次点亮冬宫的夜空，尼古拉算了一算，自己到这个世界差不多正好20年了。再算一算自己这副身体的年龄，也已经42岁了。
时间过得好快，尼古拉现在的念头只有这个。
相比于最开始几年频繁的开会、参与政府决策、与各个利益集团进行政治互动，现在尼古拉的个人生活反倒开始清闲了。因为他已经重新创造了一个崭新的由文官政府和国家杜马把握全局的俄罗斯帝国，在这个平台上，他过去所做出的每一个决定都成为了现在不断驱动国家向前发展的道路和约束，现在可供沙皇“自由发挥”的事情只会越来越少。
那么接下来会怎么样？一路走向世界大战吗？尼古拉也泛迷糊了，就跟1909年民众打鸡血要求政府坚决维护俄国在巴尔干所谓的“利益”一样，当尼古拉决定敦促俄国整体步入备战中的时候，他一度以为欧洲的局势就会一路向战争走去。
但现实往往更加复杂曲折，在1911年看来，似乎柏林和圣彼得堡的关系还没有到你死我活的程度，甚至还小幅回暖了一阵。
不仅如此，按照斯托雷平政府的预估，俄国1911年的财年收入恐怕可以达到4
5亿卢布。其中投入到扩军、战略储备、建设军工业、开发大后方和扩建铁路运输网络的资金投入大约拢共在20亿卢布上下。
虽然说这些开支广义上都是为备战所努力，但大额的投资本身对经济的刺激效果是很明显的，因此俄国的财政非但不会被拖垮，反倒是还保持着增长的态势。
所以说时间真是一种神奇的东西，当波斯尼亚危机的余波逐渐被民众淡忘的同时，尼古拉自己也开始一度怀疑，难道俄国真的要开战不可吗？当初自己的判断是不是草率的、感性的、一时悲观的？
但是备战本身，尼古拉不认为这有什么错，俄国的军备确实对比德奥同盟来说太弱了，因此他现在必须耐心等待俄国国防力量的成长。
面对无数人互相牵连、干扰编织出的“历史”，尼古拉现在认为只有等到1914年的时候才能知道到底会发生什么。但是，无论如何，早做准备总是没错的。
尼古拉基于他所了解的内幕消息做出这样那样的判断或许都有依据，但就客观而言，欧陆危机确实是有加剧的趋势。
1911年3月，摩洛哥的非斯爆发了反抗法国殖民统治的起义，法国以此为借口派遣部队大举占领包括非斯在内的摩洛哥城市，使摩洛哥完全沦为法国刺刀下的国家，第一次摩洛哥危机时签署的《阿尔赫西拉斯协定》实际上已经失效。
法国向《阿尔赫西拉斯协定》的各个签字国保证，一旦摩洛哥的秩序恢复就撤退军队，但任何列强都心知肚明，这种所谓的恢复秩序将是无限期的。
在这种情况下，第二次摩洛哥危机爆发。
针对法国破坏《阿尔赫西拉斯协定》的做法，在4月上旬，德国外交大臣基德伦-韦希特尔向法国提出警告，称如果法军继续留在非斯，德国就认为摩洛哥苏丹国已经不存在主权，因此《阿尔赫西拉斯协定》也不复存在，而德国将采取自由行动。
所谓“自由行动”，外交大臣基德伦-韦希特尔力主德国要阻止法国攫取整个摩洛哥。但德国高层之中的反应相当冷淡。他们在第一次摩洛哥危机中品尝到了英法联合众多小国带来的败绩，而且摩洛哥对德国来说利益鲜少，为什么还要和法国产生冲突？
然而第一次摩洛哥危机后，经过德国政府的反复“科普”和德国殖民协会、泛德意志协会的宣传鼓动，德国民众的“热情”已经完全被唤起，摩洛哥在很多普通德国民众眼中已经成为事关德国未来发展的“重要因素”。
所以到第二次摩洛哥危机爆发时，德国的“民意”一下子就超过了政府的热情，变成“民意”在推着政府走。
为了不让公众舆论对正在临近的帝国国会选举产生重大影响，德国政府开始采取某些“强硬”的行为来回应国内的谴责和质疑。
1911年6月，德法外交会晤就摩洛哥问题不欢而散，法国不愿意让步，德国于是派遣炮舰“豹”号借口保护德国侨民，停泊在摩洛哥的阿加迪尔港，使局势突然紧张起来。
然而此次强硬行动的时机选择却非常糟糕，因为法国主张和德国缓解矛盾的“亲德派”主要人物阿里斯蒂德·白里安正巧刚当上法国总理，法德缓和进程有望进一步深入。
但是面对德国的强硬行动，白里安这样的“亲德派”恰恰比“反德派”更没有退让的资本，否则马上就会被指责为屈从于压力或卖国而倒台，所以法国分别向俄国和英国求助。
俄国外交部的反应是对法国在波斯尼亚危机中举措的“投桃报李”，既然法国宣称它在波斯尼亚不存在利益所以不支持俄国，那么俄国当然也理所当然宣称它在摩洛哥不存在利益所以不支持法国。
但是英国认为，德国的意图和波斯尼亚危机中的手段类似，这是又一次拆散三国协约的努力。而且英德海军竞赛已经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德国在摩洛哥的扩张是试图在大西洋上获得一个巨大的海军基地。
所以到了1911年7月，英国表态称完全支持法国，再次形成英法抱团对抗德国的形势。
与此同时，德国国内的“民意”也一路高涨，除了社会民主党和一些左派激进组织外，各党派都对德国在摩洛哥危机中取得补偿寄予了很高期望，像泛德意志协会等组织甚至公开呼吁德国应该不惜一战。
在这种社会压力下，德国政府自然更难改变其强硬路线。
1911年8月，英国财政大臣劳合·乔治在伦敦市长官邸发表公开演说：“如果把这种情况强加给我们：使英国被迫放弃它通过几个世纪的英雄主义和功绩赢得的伟大地位来换取和平，从而使它在利益攸关的问题上像一个无足轻重的国家一样被对待，那么我要着重宣布，以这种代价换来的和平对像我们这样伟大的国家来说是一种无法忍受的耻辱。”
此举强烈地刺激了英、法、德三国的社会舆论。在英国和法国，反德浪潮一下子被激发起来，各种报纸开足马力攻击德国。该言论在德国则引起了巨大的反英浪潮，各党派和政治势力称该讲演是对德国的侮辱，要求政府全力回击。
面对英国的强硬立场和国内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德国政府此时已经没有多少回旋余地了，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它的强硬路线——向法国施压，表示将以“一切手段迫使法国全面尊重德国的条约权利”，而所谓“一切手段”无疑包括了战争。
事实上，德国外交大臣基德伦-韦希特尔确实考虑过发动战争，但是威廉二世坚决不同意为了摩洛哥而开战。
既然底线是不打算打仗，那么德国政府的战争威胁对于实现其目的就没有多大用处，反而引起了意想不到的结果：
一是德国的战争威胁本来是用来压迫法国的，但法德战争没有什么发生迹象，反而是英国人开始认真准备作战，英德战争的危险增加了。劳合·乔治公开呼吁英国国民关注战争风险，从而使英国多数民众都进入了一种临战心理
二是使德国国内舆论更加激动。第二次摩洛哥危机开始以后，德国的社会舆论开始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其强硬。到7月时，民意已经基本失控，一些极端的组织公开呼吁对英法进行战争。而政府在7月21日劳合·乔治讲演以后的表态和对战争的暗示，更使德国民众相信政府会坚持强硬立场，甚至会不惜开战。
多种因素下，德国全国都出现了一种临战前的亢奋状态，似乎整个民族都准备好了迎接一场战争。
但是既然德国高层根本没有打仗的准备，因此在这场胆小鬼游戏中，德国很快妥协了。9月初，德国表示放弃《阿尔赫西拉斯协定》，摩洛哥由法国“保护”，而作为补偿，法国同意向德国转让法属刚果的两块狭长地区。
1911年11月4日，法德正式签订了协定。11月底，德国炮舰“豹”号驶离阿加迪尔港，第二次摩洛哥危机正式结束。
在第二次摩洛哥危机期间，德国国内社会舆论已经充分动员起来，在摩洛哥问题上形成了一种举国上下群情激昂的局面，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作好了迎接战争的心理准备。但危机的结局却令这部分德国人十分失望。在他们看来，用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诉求，甚至不惜一战的有力行动换来的只不过是法属刚果布满沼泽和丛林的两小块地方。
这种巨大的落差使社会舆论纷纷将矛头对准政府，各报纸基本众口一词地谴责德皇和政府软弱，威廉二世还被称为“胆怯的威利”。在德国的帝国国会，各党派也竞相向皇帝和政府发泄不满。
德国国会进行了长达3天的辩论，宰相霍尔维格被迫作了两次长篇发言为自己辩护。而保守派则强烈谴责政府在摩洛哥问题上妥协退让，牺牲了德国的尊严，尤其是对劳合·乔治的讲演反应过于软弱。民族自由党领导人干脆指责政府害怕战争，称德国人民已经准备好战争，但政府和皇帝的怯懦却让人民极度失望，应该为德国遭到的外交耻辱负起全责。
德国民众公开攻击威廉二世，还有人提起诉讼要控告外交大臣基德伦-韦希特尔的妥协与“卖国”。这些现象是德意志第二帝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情况。
如此强大的压力当然使德国决策层也懊丧不已，决心在下一次“考验”时不再退缩。
第二次摩洛哥危机对英法德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俄国因为对等报复没有参与到这场危机中，但俄国也正在通过外交对德国盟友意大利进行“挖墙脚”行为。
1911年7月30日，趁着欧洲的目光全都聚焦在摩洛哥危机上的时候，俄国和意大利达成了一项秘密外交协议，俄国支持意大利对土耳其的利比亚地区进行武装占领。
1911年9月，俄国外交大臣萨佐诺夫争取到了英国、法国对意大利的默许，就此大力怂恿意大利对摇摇欲坠的“土耳其房子”揣上一脚。不仅如此，一批俄军飞机兼飞行员通过海运抵达意大利作为志愿部队参战。
1911年9月末，意土战争爆发。
第45.5章，答疑和科普（免费
答疑：为什么德意志第二帝国乃至俄罗斯帝国会受到“民意”的影响如此之大？
首先，德国的政治体制是俾斯麦一手设计的，主要思路是在确保普鲁士王室统治地位的前提下，使普鲁士王室、诸侯和人民之间保持某种平衡。
在俾斯麦当宰相期间，由于他特殊的权力地位和威望，俾斯麦事实上充当了这个体系的协调人。而俾斯麦下台后，这一协调人便不再存在，体系之间相互割裂的程度立刻严重起来，而且这种裂缝还继续延伸到底下各个部门，自此德国权力的金字塔不再有塔顶，
这反过来又导致出现多个权力中心。
接替俾斯麦统治德国的威廉二世是非常矛盾的人。一方面，他希望国内外将他视为一个开明的、现代的君主，另一方面，他又推崇“君权神授”，极力突出君主在政治中的重要性。但问题是，威廉二世只有权力欲而没有权力手腕。在德国的立宪制度下，他只能改变决策体制与程序，实际上就是进一步扩大各体系、各部门之间相互分割的局面，以便进一步突出皇权的重要性。
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他取消了俾斯麦时期的“内阁指令”。该指令要求，普鲁士大臣的所有报告应先经过首相再递交国王（德国皇帝必然兼任普鲁士国王），这样实际上也确保了宰相（俾斯麦兼任普鲁士首相）能够发挥一定的协调作用。因此，俾斯麦在任时非常坚持这一指令。然而威廉二世登基后很快废除了这项“内阁指令”，使每一个普鲁士大臣都可以绕开首相直接与皇帝接触，首相的协调作用实际上取消了。
其次，威廉二世在决策过程中更多地依赖自己的“小圈子”。为了突出皇权的绝对性，威廉二世更倾向于通过与他个人关系密切的人来进行决策，甚至执行政策，而不是通过正式的官方渠道。
然而威廉二世本人根本不具备协调能力和进行宏观把握的能力。他对于具体事务和职能部门的干预很多时候是跟着自己的直觉和情绪走，完全缺乏政策的连续性。当他将自己的权力砝码轻易而又多变地投向各个职能部门时，实际上也进一步助长了部门之间相互竞争、抗衡的局面，使权力机构之间的相互分割更趋严重。
反过来，这种趋势又进一步弱化了德皇本人的协调能力。因此，威廉二世极力追求的“君主个人统治”实际上“只限于对部级机构的职责进行偶然的、不连贯的干预”。
可以说在威廉二世的干预下，目前德国有几个大部门就有几个权力中心，相互之间几乎没有任何机制化的协调，处于一种纯粹各自为政的局面。
理论上这种局面可能有利于权力向最后的仲裁者——皇帝身上集中，但事实上，统驭这种局面需要超强的能力和雄厚的政治基础。一旦这些条件不具备，皇帝实际上只能降格为众多权力中心中的一个，最终进一步加剧决策体制的混乱，使制定国家战略，甚至是实现某种最基本的协调都变得越来越不可能。
在混乱的政府之外，更加糟糕的是，德国的宪政虽然容许了普通民众的政治诉求，但是缺乏合理的程序和渠道来进行引导，其普选制和代议制很不充分，民众与政府之间的政治互动相当程度上仍处于无序状态。
这种无序的方式集中表现为德国大量的政治性民间组织。由于帝国国会的职能不完全，因此政党在德意志帝国政治生活中并不能起太大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各利益集团在社会直接建立民间组织，负责代表各自的利益集团进行“社会动员”（即为政治和经济目的直接向社会宣传鼓动以形成公众舆论压力）并向政府施压。这部分直接来自社会的政治力量被称为德国的“社会力量第二体系”。
威廉二世时期，各利益集团的社会组织在数量和规模上迅速膨胀。其中就包括1893年成立的“农场主同盟”、1895年从“德国工业家中央协会”分离出来的“工业家联合会”、1900年成立的“贸易协定联盟”、1909年成立的“汉撒商业、贸易和工业联合会”等拥有庞大成员和强大影响力的组织。这些组织在“社会动员”方面更加无所顾忌，与政党之间的联系也进一步加强。
这就使一些利益集团实现了社会经济基础-社会组织-政党这三者的有机结合，进一步强化了其在国内政治中的活动能力。德国政府基本上不能控制这些组织，而且常常处于被动。
以保守主义势力为例，当宰相卡普里维试图通过降低德国关税来实现德国与奥地利和俄国等大陆国家的经济整合，以实现某种程度的“中欧贸易区”时，东部的大农场主进行了激烈反对并于1893年组成“农场主同盟”。这一社会组织对保守派政党的领导机构有着越来越大的影响，从而使保守派的社会基础与政党真正形成了一个紧密的整体，并且最终使卡普里维的政策流产。
总体上看，威廉二世时期处于相对弱势的政府根本无力统筹或协调各大利益集团或政治势力，在国内政治陷入僵局的情况下，不仅不能形成某种整体的大战略，而且其对外政策也只能在诸多利益集团和政治势力之间摇摆不定、随波逐流。
最关键的是，这种社会结构使德国只能同时追求各种相互抵触的利益，不仅造成各种政策之间相互抵消，而且基本上得罪了所有可能得罪的国家。
比如海军建设以英国为敌，因此有关利益集团希望与法俄缓和矛
盾以便集中力量应对英国；自由派和社会民主党憎恨俄国，倾向于和英国缓和；金融资本家希望与法国维持良好关系，但殖民主义势力却鼓吹压制法国，等等。
这些力量叠加的结果则是最坏的结果，那就是各派都执着于追求自己的利益，所有认为应该做出的缓和都被另一派力量所压制，最后只能是德国看起来正在“过度扩张”并四面树敌。
从德国的社会大环境上说，在威廉二世的统治时期，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这两种意识形态则有了进一步发展，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结合得更加紧密，更富于进攻性。而且，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也越来越融为一体，并出现明显的极端化倾向。
比如，1891年成立的极端民族主义组织“泛德意志协会”主张所有德意志民族形成一个大的德意志国家，指出1871年德国的统一只是大德意志道路上的短暂停顿，同时鼓吹以战争手段解决德意志民族的“生存空间”问题。
1911年伯恩哈迪将军出版的《德国与下一场战争》也是极端民族主义与极端帝国主义相结合的典型。该书鼓吹，健全的民族需要不断扩大领土以安置剩余人口，而征服是获得新土地的唯一手段，是产生于需要的法则。对德国来说，前景只有两种选择，即“要么成为世界强国，要么遭到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