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民族自由党的领导人巴瑟曼则强调，“世界帝国是在压力之下崛起的”，因此必然会有一场不可避免的巨大冲突：“我们大家都必须估计到，有朝一日会出现世界性的大清算。”
这种宣传之所以深入人心，是因为它正好契合了德国人当时的心态。
统一以后的德国用了不到40年时间就成为欧洲大陆实力最强大、技术最先进的国家，与当时世界霸主英国的差距也在不断缩小。
德国人，包括最底层的产业工人在内对于“德意志”这个民族概念都已经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认同感，对自己国家的崛起有一种自豪感。与此同时，俾斯麦以后的德国在国际政治中却诸事不顺，从而形成了一种强烈反差，使德国人更加急切地要向世界证明自己的力量，也更加信服地接受鼓吹民族间“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所以至少在威廉二世的德国，“帝国主义”作为一种鼓吹对外扩张的社会意识形态已经并不像我们一般所想的，仅仅是垄断资本家和海外利益集团推动的一种潮流，而是与民族主义紧密结合的、包括从政府到利益集团、从知识界到普通民众、从利益相关者到利益非相关者所持有的一种全社会的意识形态。
这样的一种社会氛围一旦形成，就会产生强大的选择效应，即只有那些与之相符合的政治主张才可以盛行，而那些与之相悖甚至对立的主张则遭到压制。而当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结合起来的最终表现形式是“爱国主义”时，这种选择效应更加强大。
就像一位泛德意志主义的领导人所说的：“我们不会问：‘你是不是保守派？你是不是自由派？’我们也不问：‘你是新教徒还是天主教徒？’我们只问：‘你是德国人吗？’”。
一旦“爱国主义”变成了一种直接诉诸民意的、要求人人表态的政治风向，它在“德意志协会”“德意志殖民协会”等极端组织的鼓吹下，就越来越与赞同对外强硬、赞同对外扩张等同起来。任何公开主张与外国，特别是英国妥协，或者是主张放慢海外扩张步伐的个人或团体，都有可能被贴上“叛徒”或“软弱分子”的标签。
在这种情况下，各派政治力量如果不想政治自杀，就不得不对这种倾向进行一定的迎合。
综上所述，追求“个人统治”却无能的威廉二世、被分割而各自为政的弱势政府、拥有强大社会动员能力的社团组织、沉醉于帝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普罗大众，这直接导致了民意对于德国政府的影响非常之大。
第四十六章，战争策源地
1911年10月3日，停泊在的黎波里港湾前的一群意大利战舰响起了出发的号角。
在下午3点13分，“贝内代托·布林”号战舰首先在红堡打响了第一枪。之后是一片枪林弹雨。在敷衍地进行了抵抗之后，的黎波里沦陷了，1700名意大利陆战队员仅用了48小时便占领了它。
接下来的几周，图卜鲁格、德尔纳、班加西以及胡姆斯也相继沦陷。
在之后的几个月中，意大利的士兵人数从2万增至10万，之后在的黎波里塔尼亚微弱的防御下又有所损失。
随着意土战争的爆发，巴尔干国家同盟的设立也逐渐步入了快车道。
俄国筹措巴尔干同盟的目的是国内备战积蓄力量的同时，采取积极的措施对抗奥匈帝国的扩张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对于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来说，得到俄国的支持是两国在腐朽的
奥斯曼帝国身上分一杯羹又不会被奥匈帝国或者其他列强干涉的外交保障。
但是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的矛盾在于，保加利亚希望得到完整的马其顿地区，反对任何对马其顿地区的分割占领；而塞尔维亚想要得到马其顿的西部作为保护通往亚得里亚海出海口的屏障。
因为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1910年初塞保两国国王分别到圣彼得堡国事访问的时候就一直寻求俄国的支持。因此这给外交大臣萨佐诺夫出了个难题，左右为难，巴尔干同盟的谈判一度陷入僵局。
直到1911年的秋天，也就是意大利开战以后，塞保双方才做出一定让步，两国决定把马其顿分成三个部分：无争议的保加利亚部分、留给俄国决定的有争议部分和无争议的塞尔维亚部分。
至此，巴尔干联盟对奥斯曼帝国的包围网也基本形成了。
与此同时，希腊可能是得到保加利亚方面的联络，希腊也希望参与到对抗土耳其的巴尔干联盟中。俄国外交部对此的态度比较冷淡，因为加入的国家越多，俄国对这个同盟的制约就越难发挥。但是保加利亚积极拉拢希腊，因此在1911年保希达成了一个外交协定。
既然保加利亚可以自作主张把希腊拉近巴尔干同盟，塞尔维亚也干脆私下偷偷拉拢黑山进入巴尔干同盟。等到俄国知道这件事的时候，塞尔维亚基本和黑山已经谈妥了。
尽管事态的发展超出了俄国外交部的控制，但总得来说巴尔干国家联盟差不多可以凑出来50万人规模的军队，这对奥斯曼帝国来说已经是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
就在巴尔干小国正在摩拳擦掌，准备联合起来打击土耳其的时候，法国也开始积极向俄国靠拢。
第二次摩洛哥危机中，法国承受了来自德国的巨大军事压力，汹涌澎湃的反德民意浪潮也让一批中偏右的政客开始组建“强硬反德”立场的政府。
为了维护法国的尊严，新一届法国政府在总理兼外长雷蒙·普恩加莱的领导下开始着重强化法国的军事力量并且注重维护三国协议的紧密一致。
俄国驻巴黎武官格里戈里·诺斯蒂茨伯爵1912年1月报告说，法国的高级将领“从1870年至今从未如此重视战略地位。军队状态正佳……财务状况好得不能再好，而且从上一年事件看，民众的爱国情感完全靠得住。法国有两个强大盟友，而同盟国那边都貌合神离”。
不仅如此，普恩加莱还通过外交渠道向萨佐诺夫说，先前法国因为在巴尔干没有利益所以不支持俄国，俄国也投桃报李。这种事情只能意味着德国可以肆无忌惮地各个击破法国和俄国。因此普恩加莱又对萨佐诺夫保证，如果奥地利进军巴尔干导致先是俄国再是德国的介入，那么法国将毫不犹豫地加入战争，以履行身为俄国盟友的责任。
法国如此重视和俄国的军事同盟关系，也是得益于俄国非常可观的军备增长。
1909年的时候，俄国现役陆军约合90万人。1911年的时候，已经增加了15个师，约合25万人的兵力。并且俄国陆军在充裕的军费支持下计划到1913年的时候达到60个步兵师与15个骑兵师约合120万人的规模。
现役陆军增长的同时，俄国的兵役制度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充和改进。先前俄军一直沿用的是米留京元帅在19世纪60-70年代改革的三级动员机制，现在俄军进一步整改为了四级动员机制。
目前现役的陆军是一级师，随时可以投入战斗。
其后是二级两种规格，二级甲种师拥有70%-80%接受过3-6年充分训练的预备役兵员和现役、返聘以及预备役军官。二级乙种师拥有50%-60%的受过训练的兵员和军官。
二级甲种师在总动员命令下达后15-20天内经过3天急训即可投入战斗。二级乙种师在总动员后45天内经过21天的短期训练可以投入战斗。
三级师拥有大约20%接受过训练的兵员和军官，需要总动员后进行90天以上中长时间的整训才能投入战斗。
四级师只是一个框架，只有5%的兵员和军官可能在好几年前接受过训练，在总动员后需要至少6-7个月时间的训练才能投入战斗。
一级师到1913年的人数大约是120万人；二级甲种师有50个师的编制，满员情况下有90万人；二级乙种师有70个师的编制，满员情况下有110万；三级师和四级师的情况不太乐观，受限于急速扩充的军队规模，1910年陆续又开设了200多所陆军学校来填补缺额的军官和士官。
以战斗力来考虑，假如满员的现役一级师的战斗力是100，那么同样情况下二级甲种师的战斗力在75-85，二级乙种师大约是60，三级师只有30-4
0，四级师低于25。
所以假如到1913年以后开战的话，情况大概是这样：沙皇签署总动员命令后，在动员日第20天，俄国可以集结220万军队；动员日第45天，军队规模增长到320万人；动员日第90天后，军队规模膨胀到至少500万人；动员日第180天后，每180-210天可以补充100-150万接受过训练的军队。
这个时间表是建立在所有俄军士兵都要接受训练的前提下，假如把标准放宽到抓壮丁即可的情况下，俄国总参谋部保证可以在总动员第30天以内就让前线填满500万人以上的军队，且死多少人就可以抓多少人来立即恢复。
武器装备和弹药库存滞后于人员配置和训练水平，到1913年时可以保障一级师和二级师的满员装备以及足额的弹药携带，但三级师和四级师恐怕还会存在枪支大炮弹药的短缺。
不过中央计委的各位理事保证，一旦总动员命令下达，国民经济转入战时经济后，俄国的武器、弹药产能可以在1913年的产量上再增加3-50倍。
如此增长的国防力量显然也被外界多少有点了解了，因此法国总理兼外长普恩加莱决定在1912年夏季亲自来圣彼得堡加强法俄同盟的军事联系和互相的外交支持。
德国也在1912年后显得越发不安，越来越多的德国高层人士开始后悔为什么不在1905年或者1909年来解决“斯拉夫问题”，哪怕是文官政府的首脑，宰相霍尔维格在1913年后也开始认为战争并非是不可接受的选项。
因为根据德军间谍和总参谋部收集的信息指出，1916年后随着俄国的工业增长、铁路系统向西部边境的完善、陆军实力的扩张，德国的优势会越来越小。换而言之，留给德国犹豫、徘徊的的时间不多了。
第四十七章，战争前的外交保障
尽管看起来1912年已经预示着某种隐约的动荡不安，但对于英、法、德、奥、俄五大国的普罗大众而言，他们已经享受了至少40年以上的和平，甚至把这种和平视为永恒。
因此即使巴尔干的战火点燃，五大国的民众只不过把这些发生在欧洲家门口的战事当成是那些帝国主义对非洲、亚洲的殖民战争一样，丝毫不觉得会影响到自己的生活。
甚至不少国际观察家认为，1912年的欧洲已经比1911年摩洛哥危机后的剑拔弩张有了缓和的可能。即使巴尔干战争爆发，他们仍旧认为欧洲五大国还存在沟通和协调和平的可能。
1912年的夏天，尼古拉先后接见了德皇威廉二世的国事访问以及法国总理普恩加莱的国事访问。
德皇威廉二世和沙皇尼古拉二世在爱沙尼亚省波罗的斯基，一处俄国海军的基地进行会晤。这次非正式对话是对沙皇在1910年到访波茨坦的回访。
夏日的波罗的海沿岸也能感受到炎热的空气，多雨且闷热的环境让西装笔挺的众人都时不时拿出手帕擦拭着汗液。
总的来说，会面进行得非常顺利，两位君主一起漫步、共同用餐、检阅士兵，而官员们则聚在一起，谈天说地，气氛融洽。
俄国首相斯托雷平与德国宰相霍尔维格是首次会面，两人作为资深的职业官僚有很多共同话题。而且他们都很拘谨，对话冷静且坦率，详细讨论了两国在武力装备方面的有关政策。
他们互向对方保证自己的国家只不过是采取守势，都认为当下不断膨胀的军费开支在公众心目中留下了局势动荡不安的印象。
霍尔维格说：“所有国家都有如此多的相同利益，以至于他们只会把军备竞赛当作预防性措施，而不是打算动真格的”。
谈到关于巴尔干半岛日渐动荡的局势时，萨佐诺夫向霍尔维格保证，俄国并没有打算利用奥斯曼帝国的困境从中谋利。
霍尔维格表示，尽管有时德国被认为有意干涉三国协约之间的内务，但他认为这完全是无稽之谈。不过反过来说，他也觉得德国并无必要与英、法、俄三国培养过于深厚的友谊。
在会面结束之际，当萨佐诺夫问道“你觉得如果把奥匈帝国也考虑进来，情况会怎么样？”时，霍尔维格向他保证，德国不会在巴尔干半岛的问题上采取强硬态度。
萨佐诺夫再问说：“所以（德国）不会鼓励奥匈帝国采取什么行动吗？”
霍尔维格回答道：柏林方面并无兴趣支持维也纳的“冒险”政策。
相比于文官们半真半假的官方套话，尼古拉和威廉的交流就不费那么多脑力了。
两位皇帝在尼古拉的私人游艇上享用完午餐后，威廉二世就有意支开两国的侍从和官员，想要拉着尼基进行两个君主之间的会谈。结果这场一个多小时的谈话，基本就是威利一个人对尼古拉的语言“轰炸
”，他自顾自地说起他自己与父母的关系，称父母从未给予他关爱等等私人话题。
不少俄国官员都觉得威廉二世的表现明显有失体面，没有表现出他这样地位崇高的人所应有的审慎和尊严。
会面的第二天，德皇和沙皇一行人在酷热中参观了一些废弃要塞，这些要塞分布在彼得大帝建造的港口周围。
威廉二世又将1909年《每日电讯报》的警示忘得一干二净了，强留斯托雷平聆听他反复唠叨建立某种欧洲各国联合的石油巨头，以此抗衡美国标准石油公司的举措。
这个场景十分值得描绘：猛烈的阳光灼烧着要塞废墟里的乱石，斯托雷平穿着夹克，热得几近昏厥；威廉二世面部赤红，他的胡须颤抖着，对他的话题越来越投入，一边说话，一边打手势，看起来眉飞色舞，完全不在意身边人是否难堪；而沙皇站在他身后，想要从这种折磨中逃脱，躲到附近的阴凉处。
没人知道威廉二世最后是否将“在柏林搜集到的关于世界石油市场的资料”发给斯托雷平，因为他的热情来得快去得也快。所以德皇威廉二世在各国外交部都被认为是“难应付的人”。
关于威廉二世的这些小插曲并没有对双方的融洽气氛造成什么损害，这次会谈在非常好的氛围中结束。
1912年7月6日，一份官方联合公报发表，声称：“这次会谈的气氛非常好，这不仅成为两位君主之间‘友谊关系’的又一例证，也证明了两国想要维持双方之间长久以来‘可敬的传统’的‘坚定的决心’”。
在德皇威廉二世离开俄国后不久，法国总理普恩加莱访问圣彼得堡。普恩加莱此次访问俄国是将他做出的一系列改变告知俄国外交部。
首先是关于法俄同盟。
法俄于1893-1894年签订的军事条约的第二条条款规定，如果德奥意三国同盟中有任何一方进行了全面动员，法国和俄国将同时、即刻调动起所有兵力，并在最短的时间内派兵到前线而不需要事先商议。
这似乎在暗示一场巴尔干危机已经足以诱发奥匈帝国在某些情况下采取行动，而与此同时也自动带来法国和俄国的动员，二者的动员又会引发德国的动员。
但是对法国来说，法俄同盟以及附属的军事条款只是反抗和遏制德国的手段，因此法国政府不愿意陪俄国在巴尔干进行博弈。
1912年，这种趋势却突然发生扭转。多年以来，法国政府都试图让法国游离于巴尔干动荡的影响范围之外，但现在，法国扩大了他们的承诺，宣布对于纯粹的巴尔干危机进行武装干涉的可能性。
这种思路更改的主导者是普恩加莱。就在他上任的第二天，普恩加莱便公开宣称他将保持与俄国之间“最正直的关系”，并且“在充分与对方协商的基础上确立法国的外交政策”。
在普恩加莱抵达圣彼得堡与外交大臣萨佐诺夫举行了一系列会谈之后，他向俄国人重申，如果俄国与奥匈帝国的分歧升级为战争，法国将向俄国伸出援手。
作为交换，萨佐诺夫也谈到了俄国在巴尔干的外交动作。
普恩加莱吃惊于俄国的野心和手腕，但很快他也意识到，巴尔干战争是最可能将俄国彻底拉入伙，共同对抗德国人的方式。而且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俄国之间如果开战的话，将会削弱奥匈帝国军队的力量，俄国还会派遣大量部队针对奥匈帝国的同盟德国，因此也会迫使德国分配更多的兵力到东线，这样会大大缓解法国在西线的作战压力。
无论普恩加莱到底是怎么想的，他都对俄国政府再三保证，法国将坚定地支持俄国在巴尔干的任何政策。
法国无条件支持俄国的巴尔干政策，德国看起来对巴尔干和奥匈帝国缺乏热情，那么巴尔干同盟对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似乎也没有后顾之忧了。
当俄国外交部取得进展的同时，俄军观察员在意土战争中带来了不怎么好的消息。
1911年10月末，当折射出太阳光线的飞行机器慢悠悠地在利比亚的阿拉伯人军营上空盘旋的时候，从未见过如此奇特之物的利比亚士兵先是对此好奇地指指点点，直到飞机开始下降高度丢掷2公斤的榴弹时，茫然和好奇演变成了恐慌。
杂乱无章的士兵集体举着枪朝空中漫无目的地开火，以期可以击中俄国的飞行怪物，但是很快又飞来了几架意大利和俄国的飞机，于是所有士兵一哄而散。
1911年12月，俄军志愿航空队的军官向国内发去了一份军事报告，认为飞机在军事领域具有巨大的前景，不仅可以侦察敌情，还可以执行轰炸任务。
在报告中，军官还分享了意大利航空队的一些新想法，比如在飞机上安装照相设备用来拍摄土军阵地、向敌军投掷传单打击士气以及安装机枪来增强飞
机火力等等。与俄军航空队积极分享经验的那名意大利飞行员名字叫做杜黑。
不过相比于意大利人在军用飞机上的创意闪光点，意大利军队本身的水平不容乐观。
1911年10月至1912年上半年，来自奥斯曼的青年土耳其党军官恩维尔少校与阿拉伯部落对意军展开游击战，取得了显著胜利。
虽然意军在数量和现代武器装备上都占优势，但他们无法冲出沿海平原的堡垒去占领利比亚的内陆地区。受到利比亚部落支持的阿拉伯游击队力挫意军，使后者在一年内死亡3400人，另有4000人受伤。
战争也耗损了意大利的财力。奥斯曼军每月仅需开销2.5万土耳其磅（1土耳其磅价值约0.9英镑或4.40美元）支持恩维尔的军事行动。有一段时间，青年土耳其党人在利比亚的斗争似乎胜利在望，意大利人就要被赶下海了。
眼见意大利人在利比亚的沙漠游击战泥潭中无法抽身，俄军观察员认为光靠意大利恐怕无法撼动奥斯曼帝国。
也就是说，巴尔干同盟该上场了。
第四十八章，第一次巴尔干战争
自1909年波斯尼亚危机之后，俄国也改变了原先趋于保守维持稳定的态度，成为了巴尔干局势的破坏者。
这种改变有外交上的考虑，有应对国家杜马选举的考虑，更有保障经济安全上的考虑。
首先是泛斯拉夫主义的复兴。
斯托雷平所宣扬的“伟大俄罗斯”，就与他所领导的这个时代无异，恰巧是俄国国力高速增长、国民普遍开始接受教育认识到自己是俄罗斯人、民众急切地想要将民族自豪感发扬在国际舞台上的时候。泛斯拉夫主义原本是捷克、斯洛伐克、克罗地亚这些斯拉夫小民族的发明，但最终也被俄国民族主义者接纳，成为一时之显学。
俄国的民主政治生态中同样存在负责宣传和动员民众的社会团体，比如泛斯拉夫大会、工商业大会、技术协会、各行各业的代表大会等等。
如今最脍炙人口的社团组织便是泛斯拉夫大会，1909年后，泛斯拉夫主义的大本营从布拉格转移到了圣彼得堡和莫斯科。这是一把双刃剑，在干预俄国国内政治的同时，泛斯拉夫主义也成为了一种舆论武器，将大量的反抗信息发射到奥匈帝国国内。
国内选民普遍接受混合着“爱国主义”、“大俄罗斯民族”、“斯拉夫老大哥”之类的帝国主义沙文主义的思想后，表达在国家杜马选举中就是各党派人士都不能无视这股要求俄国在巴尔干采取有力措施的民意。
假如这股民意只是让俄国在巴尔干政策上进行冒险，为了塞尔维亚或者保加利亚的扩张野心买单，那么斯托雷平及其领导的政府也不可能大动干戈为巴尔干同盟支援大批军服、枪支弹药。
更关键的因素在于土耳其海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