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对所有参战的欧洲列强来说已经走得很远了。
在过去的十多年中，一位欧洲白人的传教士在海外殖民地被杀害或许都是一件值得登载于报纸上的大事，但是现在，所有人都在冷酷地计算如何才能在这场空前大战中获得胜利：每个月杀害或者致残比一座城市更多的人口不再是一件惊世骇俗的事情，而是为了赢得战争所必要的条件。
协约国阵营的军事代表们在尚蒂伊城堡的军事会议中声称，只要每个月杀死或致残30万德国人，就可以在一年之内让德国的战争机器动力枯竭，直接崩溃。德国最高统帅部是否有做过类似的计算无从得知，但德军总参谋长法金汉已经在凡尔登着手对法国军队做出不谋而合的作战方案了。
当战争中的第二个圣诞节惨淡收场时，德国已经有700万人处于战争动员和武装状态之中，远超之前任何时候。
然而1914年和1915年的消耗已经留下印记，许多人都是从战争开始后被征召入伍的。其中一个后果是，与战前不同，陆军军官团的很大一部分由城市中产阶级男性组成，而不是传统的普鲁士容克贵族。
这是战争不可避免带来的变化：至1915年底，德国损失了六分之一的军官，受损的人数更多。失去如此之多训练有素的军官和大量重要的士官，这不可避免地影响德国各个集团军的战斗力。
1914年，德国军队中大约30%的士兵是20岁出头的男性，另外33%的士兵年龄在25-30岁之间；1916年，20-25岁的男性比例大致相同，但25-30岁男性只占20%。年龄在20岁和35岁以上的士兵都有所增长。
因此1916年及之后的德国军队在面对长期战斗时，韧性会比前几年要低。
如果说德国军队遭受了严重损失的话，那么奥匈帝国军队的损失几乎是灾难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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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年在加利西亚和塞尔维亚的惨败使军队失去了大部分训练有素的常备军力量，而康拉德在1915年初强行进攻喀尔巴切山口的盲目计划使军队接近崩溃。
为了弥补这巨大的损失，征兵年龄被延长，训练时间缩短。其结果是，许多抵达前线的士兵身体素质较差且训练不佳，导致了更多伤亡的产生。
更大的影响来自于奥匈帝国军队内部民族分隔的破坏。1914年，各师的部队往往具有相同的民族属性。但是高昂的伤亡导致了饥不择食的征兵力度，也导致不同民族的士兵被粗暴地拼合到一起成为投入前线的新部队。
结果，只有6-8周训练时间的士兵发现自己和其他说不同语言的人并肩作战，战争时期招募的新军官也没有时间来学习他们手下士兵所说的任何一种语言。
唯一一种可以维系奥匈军队团结的因素是罗马天主教，奥匈帝国每个步兵师都有24名天主教牧师，而德国步兵师只有6名。
虽然存在大量的漏洞，但在1915年的东线战役中，奥匈军队参加了德国主导的攻势，恢复了一些自信。虽然康拉德还尝试由奥匈军队独立进行一些进攻行动，但无数次失败证明没有德国友军的领导下，他们已经无法发动任何进攻行动。
尽管如此，1916年初，奥匈帝国陆军仍旧凑出了至少150万军队补充在东线战场上支撑起德军调离之后的战线完整。这是或许康拉德榨干奥匈帝国的人力池前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征兵了。
俄国陆军的经历喜忧参半。
1915年的大撤退伴随着以往战争中罕见的场景：大批难民的流动。即使是拿破仑的大军也只不过是德国2-3个集团军的兵力，而1915年俄军面对的是9个德国集团军和4个奥匈集团军组成的攻势。
随着撤退的持续进行，恐慌席卷了大部分波兰当地居民，迁徙的人口也越来越多。波兰难民匆忙把他们的家当和一家老小搬运上手推车或者马车，带着大小牲畜从西向东源源不断地逃离。
可能有一百多万难民背井离乡，疾病和饥饿伴随着他们，让死亡率不断高涨。一路上都有地方自治政府、城市议会、红十字会和民间公益组织竖立的十字架，这象征着混乱中的秩序仍然存在。
至1915年9月战线重新稳定之后，欧洲最大的沼泽，普里佩特大沼泽将东线战场一分为二，沼泽西北方向的北线战场主要对抗德国人，沼泽西南方向的南线战场主要对付奥匈帝国。
因此到了1916年时，俄军被分成了两个战区：西北战区和西南战区，以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为中点一分为二。
俄军的最高指挥官仍旧是尼古拉沙大公，但在过去一年多的战争中已经证明，他在战役指挥上的作用远不如他手下的方面军指挥官或者战区司令们更加高明。因此1916年的斯塔夫卡决定把更多指挥的自主权下放给两位战区司令进行筹划。
但是尼古拉沙大公的总司令职位仍旧稳固，他遍布英法俄的私人关系和在后方的声望巩固了他的地位。英法代表们都很乐意与尼古拉沙大公交谈，或许与他的人格魅力有关。
尼古拉·弗拉基米罗维奇·鲁兹斯基尽管是位德裔俄罗斯人，但他还是通过捍卫科夫诺要塞的成功赢得了俄国军队的信任，接管了西北战区司令的之位。
西南战区司令的职位人选有些争议，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布鲁西洛夫。布鲁西洛夫在1914年和1915年的战功不甚高明，但似乎他和沙皇的关系还算不错，军队中有人揣测是成功的人际关系让他赢得了这个位子。因此布鲁西洛夫还需要在1916年的进攻中为自己赢得荣誉。
在斯塔夫卡，实际的战役计划出自兢兢业业的总参谋长阿列克谢耶夫之手，他和5位亲信、87名高级参谋夜以继日地规划俄军的作战方案是1915年俄军全身而退的关键。
即使患有膀胱结石和腰椎间盘突出等毛病，但阿列克谢耶夫仍旧坚持每天至少10小时的军事参谋工作。
军需总长丹尼洛夫的工作更多与俄国后方的关系更为密切。他的关系网从政府官僚到工业大亨遍布全俄，但是分歧在频繁的利益交换中仍旧存在。
俄国工业大亨主要分成两个群体，分别是以彼得格勒为中心的资本家和以莫斯科为中心的资本家。后者认为，丹尼洛夫更偏袒与彼得格勒的资本家，而莫斯科的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俄罗斯帝国其他地方的企业主们则不满于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资本家吃了政府订单的大头，要求分享他们的合同利润。
正所谓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当战争令俄国民间经济陷入萧条的同时，有权参与政府订单的各大垄断集团的利润滚滚而来。
根据孟什维克的一名左翼经济学家
的调查指出：战争打响之后，俄国钢铁和矿业巨头的利润翻了一倍有余，彼得格勒政府立法要求工业巨头们缴纳军火暴利带来的利润所得税，但数千万卢布的利润却通过各种方式抵赖掉，最后只缴纳十多万卢布便大声嚷嚷说政府让“有良心的俄罗斯企业”活不下去了。
大资产阶级盆满钵满的同时，俄国工人的平均工作时长被不断延长，而他们的平均工资却几乎停滞不前。考虑到战时通货膨胀带来的购买力下降，因此俄国工人的待遇在战争中是不增反减的。
利润带来了贪婪，也带来了无穷无尽的动力，驱动战争继续向前的动力。
1915年底，英国派出一个军事代表团访问俄国，考察俄国军事工业的成功动员，为英国的军事工业提供可靠参考。
代表团中一位名为威廉·罗伯特的观察员向伦敦发回了一系列的报告：
“伦敦的新闻报道中充满了对东线的悲观情绪，人们嘲笑俄军远没有战前设想的那样强力，丢失了华沙。伦敦当局也只是对俄罗斯的人口规模有所关注，但毫无确切的认知。”
“就我个人所见，俄罗斯工业最终为战争生产了足够数量的武器和弹药，他们的军事供应商在军备、通信和组织力量的具体实施上都极富创造力和行动力，远比我们在1915年匆忙扩充的军火供应商更加卓有成效。从摩尔曼斯克、阿尔汉格尔斯克到横贯西伯利亚的现代化铁路正在源源不断地把英国、法国和其他地方的物资输送到俄罗斯的工厂之中。”
“尽管1915年的失败制造了普遍存在的不安和不快情绪，但关于战争的进行，俄罗斯仍旧保持着团结和统一的政府。而可以预见的是，1916年的战争将决定性地转向对俄罗斯有利的情况。毫无疑问，这支军队能够击败奥匈帝国军队——它曾经多次这样做到——不仅如此，俄罗斯军队的也拥有强烈的自信，他们认为自己终将战胜德国军队，尽管过程曲折，但胜利最终属于俄罗斯。”
第三章，间幕，平静的战线
自从1915年9月下旬战事结束后，东线战场处于一种诡异的平静之中。
1915年末到1916年初的第二次尚蒂伊军事会议做出的决议是协约国全体在1916年的年中发动大规模的攻势，俄军为了配合协约国盟友，把作战计划确定在6月的最后一周或者两周发动。
于是在1915年10月-1916年6月这近乎9个月的时间里，俄军将长期处于无所事事的状态，既不会发动进攻，也不能削减部署在前线的军队数量。
供应600万军队吃得上、吃得饱之后还是远远不够的，东西吃进去后肯定还要拉出来，于是卫生成了战地生活的重要一环。
毕竟那么多人共同相处在一个战壕中，那里的环境肯定得符合一定的卫生标准，否则疾病乃至瘟疫就会开始传播，这些病菌说不定比敌人的武器更凶猛，足以让一支军队丧失战斗力。从过去几个世纪来看，在欧洲的历次战争中，死于疾病、瘟疫的人比直接被敌军杀死的人还要多。
涉及环境卫生的几大难题之一便是如何处理成千上万士兵排泄的粪便。一般而言，战壕里建有厕所，而且士兵会用石灰给厕所消毒。
如果把厕所建在敌人看不到的地方，那么去上厕所就不是一件危险的事，但并不是所有军队都会这么做，也不是想做就能做到，因为去厕所排泄体内废物就给了敌人可乘之机。双方都知道敌人什么时候吃完饭、喝完水并从战壕中靠后的厕所走到前面所需的时间。
当然，不少士兵很反感在对方解手时发起攻击。
有时候，双方士兵就站在观察哨上，可以看到对面又一个没带武器的士兵爬出战壕，转身走了几步，在野地里解开裤子，蹲在地上。虽然没有什么东西遮挡双方士兵的视线，但没有人会采取行动。等到士兵不慌不忙地上完厕所后，又站起身来，系好裤子，安然无恙地返回他的战壕里去了。
甚至于大便行为本身成为了最能体现国际主义的时刻：有时候双方军队会共用相同的地点进行排泄，错开时间后来自不同国家、不同信仰、不同民族的士兵把大便拉在其他人的大便旁边或者干脆堆在更上面。在大便与大便之间不会产生任何分歧或者冲突。
吃喝拉撒之外，把几百万年富力强的青壮年男性聚集在一起必然会滋长无处发泄的精力，当战事迟迟不来的时候，军队的生理需求也很旺盛。
在战争最开始的时候，各国都认为战斗会很快结束，所以没有人在军队中预先采取措施，规范前线附近的卖淫活动，也没有在后方以及军队疗养、休整的地方开设妓院。直到1914年秋天，各国军队高层仍旧要求下属禁欲，并强调他们很快就可以回家。
这一时期，德军中
还有传言说，法国人有计划地将染了性病的女人秘密带进德军占领区，为的是让尽可能多的德国士兵彻底失去战斗能力。
但很快，禁令、检查与惩罚就不能再有效防止性病传播了。
相对于军队在前线蒙受的巨大损失，一些士兵已经不觉得染上性病有什么可怕的。有些人甚至认为如果染上性病，正好可以名正言顺地离开前线。毕竟比起在战斗中阵亡或残废，得性病的风险也算不了什么。
在这种情况下，惩罚是起不了作用的。更有效的做法是建立完善的规章和检查体系，帮助士兵预防、治疗性病。
俄国的化学和制药工业基本仿照德国的同行进行规划与建设，也存在相当一批留在俄国国内继续效力的持有俄国国籍的德国医学专家和化学家。
比如说军队里俗称的“保罗药丸”——胂凡钠明，这是最早的能有效治疗梅毒的药物，发明这种药物的德国医生名叫保罗。
为军队提供服务的妓院也开始注意最低限度的性卫生：妓女们要定时接受检查，进入妓院的士兵每人要领一包用于预防性病的东西，这个包裹被命名为“加斯科包裹”，因为这是一位名叫加斯科的俄国医生为防止淋病传播设计的预防措施。
有时，工作人员会在士兵进入妓院之前或之后就地把他们的生殖器粗略地检查一遍。如果发现性病感染率上升，军队就会组织整个部队接受体检，士兵们称之为“阴茎检阅式”或“小鸡鸡视察礼”。
这些检查当然只是针对普通士兵和士官，军官们是不必接受检查的，而这两批人去的妓院也是分开的：对普通士兵和士官开放的妓院挂着红色的灯笼，对军官开放的妓院挂着蓝色的灯笼。
不过战争期间的性交易活动并不完全遵从一定的行政管制，在许多时候都是由于生活和暴力说了算。
许多女孩和年轻姑娘因为贫困、没有工作而沦为妓女，赚取生存所需。此外还有许多姑娘曾经招待过俄罗斯人，然后又为德国和奥地利人服务，将来可能还会为俄罗斯人服务。
战壕中的生活还远不止这些活动。
除了写信、读书和看报纸之外，士兵中最常见的娱乐活动是打牌。在战壕里、树林下、炮弹堆里，无时不刻、无处不能打牌。
打牌之余，还有闲得下心来的士兵会用子弹壳、炮弹壳制作手工艺品，在金属弹壳上雕花、压印艺术图案都是常规操作。
还有的士兵则会要求后方的家人寄来乐器，或者干脆用弹壳制作管弦乐器，在战地开办音乐会。
抓虱子和抓老鼠也是战壕生活的一部分，俄军中还流行一种用虱子进行的赌博游戏：每个人从自己的身上捉一只跳蚤出来放在1戈比或者5戈比的硬币上，谁的跳蚤最先跳下硬币，谁就能把所有硬币赢入自己的口袋里。
生活归生活，俄军在1916年的上半年接受了频繁的改进训练和战役准备工作。
1916年4月14日，几乎所有前线高级指挥官都其基于巴拉诺维奇的斯塔夫卡举行全体会议。
“法军接二连三地要求我们提前在东线展开进攻，阻止德国对凡尔登的攻势。就法军传达给我们的战况来看，情况不容乐观。”
阿列克谢耶夫对在场的高级指挥员们说道。
“西南战区的部队已经囤积了可观数量的炮弹库存，重炮的数量也足够发动战役。”
布鲁西洛夫率先表态说。
“西北战线的战役准备工作还没有完成，我需要更多更重的火炮和更多弹药。”
鲁兹斯基谨慎地说，他面对的地形更利于防御而不是进攻，对德军或者俄军来说都是如此。
布鲁西洛夫对自己进攻准备的强烈自信让阿列克谢耶夫有些吃惊，但鉴于今年天气回暖的时间稍稍延迟，化冻的烂泥地是俄军的最大阻碍。
所以阿列克谢耶夫决定在5月下旬提前展开俄军的进攻行动。
第四章，布鲁西洛夫攻势，其序（5k
1916年的战役计划分成两个部分，其一是俄军大本营制定的作战训令，其二是西南战区司令布鲁西洛夫制定的西南战区作战计划。
4月4日，俄军总参谋长阿列克谢耶夫呈交给待在巴拉诺维奇参加军事会议的尼古拉二世的报告指出：
“根据斯塔夫卡的统计，目前东线的力量对比对于俄军十分有利。西北战区我方拥有220万军力，而德军是100万。西南战区我方拥有180万军力，而奥匈军队为140万，德军是20万。如果把俄军大本营的战略预备队分配到战区前线部队的序列中，那么这个优势还将进一步增加。”
4月6日，一份新的报告中，阿列克谢耶夫认为很有必要全面夺取战略主动权：“德国为了在西线战场取得决定性胜利，已经在凡尔登投入其大部分力量。因此无论凡
尔登战役哪一方获胜，德国都将在凡尔登之战结束后重新分配其力量。届时东线对俄军十分有利的局面就结束了。”
总之，阿列克谢耶夫认为必须要发起提前的主动进攻，迫使敌人听从俄军摆布，破坏他们的行动计划。
4月14日，阿列克谢耶夫制定的作战训练规定了两个战区同时发动进攻和攻击德奥军队的计划。集结在科夫诺一带的俄军部队将沿着科夫诺朝东普鲁士方向的铁路线发起突击，从比亚韦斯托克至布列斯特要塞的俄军部队向华沙方向发起进攻，而西南战线的俄军在跨越布格河后朝着利沃夫和卢布林方向发起突击。
对于总的作战训令阐述中，阿列克谢耶夫认为，根据过去一年多西线和东线战场的经验来看，现代战争下部队的总体行动是不能指望他们可以一举完成对敌军驻地的纵深突入，第一道防线之后必然存在第二、第三道防线。因此关键是能不能通过有准备的连续进攻来完成接二连三的突破，使敌人遭受伤亡，并彻底歼灭一部分敌军。
关于所谓的连续进攻，阿列克谢耶夫的意思就是把大本营的战略预备队追加到后续的进攻中。可关于这一点，总参谋长和两位战区司令的分歧也产生了。
阿列克谢耶夫希望在北线，也就是西北战区对德作战中可以完成纵深突击，因此他准备把预备队向北移动，以供不时之需。但布鲁西洛夫极力反对阿列克谢耶夫的做法，他主张先打弱势的奥匈帝国，迫使维也纳退出战争后再集中对抗德国。阿列克谢耶夫则反驳认为，假如俄军不对德国人产生较大的压力，那么法军在西线战场或许会承受更大的伤亡。
西北战区司令鲁兹斯基一如既往的谨慎态度有时候近乎于优柔寡断，他虽然希望阿列克谢耶夫把战略预备队追加到自己的手里，可他又表示说自己不能保证在5月下旬按时发动进攻，他必须做到周密的准备。
与此同时，英国军事代表则在场外给出了另一个通知：英军表示他们在6月才能完成军队的作战准备，于索姆河一带发动进攻，因此俄军的进攻时间将比英军提前2-3周的时间。
那么要不要等待鲁兹斯基和英军的准备工作，把俄军的进攻时间延后2-3周？关于这一点，布鲁西洛夫仍旧表示反对，于是阿列克谢耶夫和布鲁西洛夫吵了一架。
阿列克谢耶夫觉得布鲁西洛夫是刚坐到战区司令的位置上就想要主动发起进攻维护自己的地位，对他真的是否准备好进攻计划表示怀疑，认为他的进攻会遭遇失败。
布鲁西洛夫认为阿列克谢耶夫的质疑是无稽之谈，自己已经为进攻筹备了接近9个月的时间，对胜利有充足把握。
二人的关系僵化后，阿列克谢耶夫甩下一句，“好吧，那我等着布鲁西洛夫将军的捷报”，便不欢而散。这句话是一句典型的俄式官僚话术，意思就是别指望我来帮你，我就准备站在一边看戏。
之所以阿列克谢耶夫对布鲁西洛夫的态度较差，还有一点在于总参谋长青睐的西南战区司令人选另有其人，所以他觉得布鲁西洛夫就是个沙皇身边的马屁精，靠走关系做到高位的。往更深层的方向思考，阿列克谢耶夫的不满还在于沙皇尼古拉二世对军队事务的频繁插手，人事任命就是其中之一，还包括先奥后德的战略侧重。
好在阿列克谢耶夫不是俄军总司令，尼古拉沙大公参与了事后的调解，在他的折中下，俄军的进攻计划转而由西南战区率先发动进攻，因为奥军的确更弱，所以当俄军击破奥军防线后，必然引发德军的调动，这样对西北战区的进攻更为有利。并且尼古拉沙大公还承诺说，只要西南战区可以打开局面，那么他肯定会以西南战区为重心发展战役的下一个阶段。
不过布鲁西洛夫遭遇的刁难仍然存在。为了1916年的进攻，俄军的炮弹储备已经达到了4000万枚。按理说两个战区都可以分到2000万枚炮弹，但阿列克谢耶夫扣下炮弹只给布鲁西洛夫1000万枚，理由也很充分，他面对的敌军大多数是奥军，1000万枚炮弹仍旧远超奥军的火力水平，余下的炮弹将用于北线或者追加的连续进攻中。
到这里，布鲁西洛夫的选择也很简单，要么忍气吞声，要么继续和阿列克谢耶夫斗争，包括但不限于拒绝发动进攻、给沙皇打小报告等等。
但是心高气傲的布鲁西洛夫怀有强烈的自信，认为自己的准备工作足以击败敌军，而且他也没有时间和精力放在政治斗争上。
因此布鲁西洛夫选择让事实说话。
5月初，结束了俄军大本营作战会议后，布鲁西洛夫马不停蹄地返回西南战区司令部召集他的军队指挥官们并告诉他们：斯塔夫卡已经批准了由他实施进攻。大多数指挥官都积极响应了布鲁西洛夫的进攻计划。
在座的高级指挥员随后讨论了应该如何进行战役攻势。
1914年和1915年的战争证明，任何想要绕过敌军侧翼的战术都不可能成功，双方的军队数量和布置的防御工事让战前的军事思想变成了落后的战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