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对于这些被工人抬进国会，去为工人争取利益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来说，他们的利益、党的利益完全等于工人的利益吗？从1914年8月，SPD为战争张罗理由鼓动工人爱国的这点来看，不完全是。更不用说之后，SPD的某些成员表现得比过去的资产阶级还要声色俱厉地压制工人运动的发展。
所以未来的工人阶级势必要拥有一种新的立竿见影就能为工人阶级谋求利益的新思想，这种思想不是慢吞吞的每隔几年加一点工资或者少一点工作时间，而是立刻马上就能让工人掌握大部分社会财富，让国家成为工人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权。
迎合这种思想的人，非列宁莫属了。
这就是杜尔诺沃最后所谓的，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因为这种思想迎合了人民的诉求，所以它将获得胜利。
当然，这是杜尔诺沃的判断，并不是尼古拉的设想。至少在他看来，杜尔诺沃的思想从世界大战爆发之后就趋于悲观，认为未来将会是一段黑暗的年代。
约莫一个星期不到的时间里，尼古拉得到了杜尔诺沃的讣告。即使在死前，杜尔诺沃仍旧表达了坦然的态度，甚至还有一丝解脱。
当杜尔诺沃的友人前来看望他的时候，这位老臣还很自然地安慰他们说：“你们应该为我感到高兴才是，我很庆幸能够死在战争结束之前。这样我就不用面对洪水滔天的岁月了，像我这样旧时代的残党，是不被新时代所容忍的！”
杜尔诺沃所谓的“新时代”，是他与尼古拉提及的一个概念，即“属于普罗大众的年代”。因为世界大战动员了如此之多的民众，他们已经明白国家不仅仅是某些王公贵族、某些社会精英所有的了，他们完全可以参与到政治之中，这也是布尔什维克可以生长的土壤。
像是杜尔诺沃这种言必称镇压平民、铁腕独裁的旧时代保守主义者，在大众眼里是个面目可憎之人也不是什么怪事。
“……就算去世都算得精明的人。”
尼古拉摇摇头，杜尔诺沃的死就像是预感到危机提前跑路的做法，但尼古拉无处可逃，他只能想办法解决问题。
“陛下，听说您找我来。”
一位衣装笔挺，留着八字胡夹着小眼睛的中年男子轻敲了沙皇办公室的木门。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马克拉科夫，祖国党的中间派成员之一，1900-1909年在财政部工作，1909-1912年任切尔尼戈夫省省长，是第四届国家杜马的议员。
随着1914年世界大战的爆发，国家杜马的选举活动也暂时停止了，一切的政治活动都将为战争服务——这是1914年8月所有俄国杜马政党承诺的内容。
不过随着战争的进行，特别是1915年俄军的大步后撤，战争失利表现在后方的政治领域中就是自由反对派的骚动。以俄国进步党为首的这一大批自由主义者对战争的结果惴惴不安，而像米留科夫、穆罗姆采夫、盛加略夫这些进步党的主要政治活动家还对俄国政府大肆扩充的战时权力表达了不同程度的担忧。
国家杜马中的自由反对派可以分成两类人，一类是米留科夫这些莫斯科大学教授组成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关心的问题都基本和西方接轨，比如民主
、宪政、制约政府权力，另一类是莫斯科财团的利益代表，他们提供给前者以及大部分自由主义政党资金，掌握反对派的话语权。
对于莫斯科财团来说，最近2年过得其实已经很不错了，大批莫斯科财团控制的企业利润在2年时间中翻了2-3倍，通过战争财赚得盆满钵满。但是资本家嘛，显然是有利益就无孔不入，甚至可以为了利益出售上吊自己的绞刑索，所以他们还不满足。
在斯托雷平担任大臣会议主席的这几年中，他通过人格魅力和工作热情，团结了政府官僚的同时，压制住了国家杜马的影响力。他还趁着1914年的爱国热潮席卷全国之际直接通过了好几项对大资产阶级开征所得税的新税种。
当时俄国大部分社会精英都以为战争很快就结束，结果打了2年多还没完，眼看许多利润都被政府抽走，莫斯科大财团们都恨得咬牙切齿。表现在国家杜马上，就是自由反对派开始对俄国政府的挑挑拣拣，打擦边球和拐弯抹角的攻击。
这些活动尼古拉都知情，而且随着战争的持续，这类矛盾只会越来越多。而且由于战时事务繁忙，斯托雷平不得不把内务大臣的位置分出来给其他精力旺盛之人担当，结果沙皇就任命了这位忠心耿耿的保守主义者，令杜马自由主义者议论纷纷。
尼古拉抬起头，把几份文件交给了马克拉科夫。
“你尽快把电话窃听的部门布置到莫斯科去，特别是那些杜马议员的电话线，莫斯科总督彼得到时候会接手这些事情。”
反过来说，当政坛中的窃窃私语越来越多的时候，沙皇越是要加强控制力。毕竟这场世界大战对他至关重要，任何细小的秘密他都应该知道。
第三十章，战时的财政活动（求月票
可能是尼古拉多虑了，又或许是最近一年多时间中紧绷的神经让他有些疑神疑鬼，往更远更深的角度说俄国国内的不满说不定还没有达到他担心的程度。
总之，在一部分自由派杜马议员的抱怨中，马克拉科夫的任命与之后一系列政府加强言论管控的只是掀起了水面上的一丝波澜后又平息了下来。
俄罗斯并不讨厌手段粗暴的强者，他们只是厌恶自己的领袖是一位懦弱多变、屡屡失败的皇帝，就像历史上的尼古拉二世。尼古拉只能这样解释俄国政治圈的变化。
好消息从1916年的5月末传来，西南战区司令、骑兵上将布鲁西洛夫的攻势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一度在彼得格勒沉寂的乐观主义情绪都有了抬头的情绪。人们开始讨论1916年结束这场漫长战争的可能性，海量的贺卡、祝福被塞进邮箱集中送到前线去。
之后西北战区司令、步兵上将鲁兹斯基的进攻同样声势浩大，战报传至后方令人应接不暇。为了缓解法军面临的巨大压力，这一年协约国的军事行动几乎都是围绕着分担法国压力的这一点发动的。
法军在元气大伤的同时，英军和俄军承担了这场世界大战东西线的主要进攻力量，反应在协约国内部的话语权上，天平开始向俄罗斯一边倾斜。
首先是俄国财政部的要求。
战争打到1916年，俄国每天都要花费大约2200万卢布用于战争开支。都换算成卢布的话，德国的费用在3350万卢布，法国是2500万卢布，英国在3700万卢布左右。换而言之，俄国每年要支出80多亿卢布来打赢这场世界大战，且随着军队的扩大、战线延长、各种新兴技术装备的采购而不断增长。
战前俄国财政年景最好的时候在1912-1913年，那两年的国家所有收入总和堪堪达到40亿卢布，一般来说大于35亿卢布的财年就算是一个丰收年，这与俄国的农业情况有关。
随着战争爆发，俄国国民经济的生产活动转入战时经济，俄国财政的收入明显下降。首先是国有资产收入的支柱之一，国营铁路收入的锐减。由于铁路运输将为军事服务，民用运输的收费被大幅挤压，因此这一部分贡献给财政收入的利润消失了。
此外的俄国税收中的大头——消费税的收入也随着战争爆发而陷入下滑。
消费税的好处在于，当政府征税时引起民众的反抗情绪是较少的，因为这种税变相附加在各种消费商品的价格中了。战前俄国的糖、煤油、火柴等消费税在欧洲各国中是最重的，即使往前从维特时代算起也是如此，只是斯托雷平时代随着俄国国民人均收入的提升才让民众的税负压力看上去有所好转。
由于战时经济的日益深入，许多消费品优先供给军队，因此建立在消费税基础上的间接税这块不增反减，原因在于民众即使有钱也不能消费很多商品。
间接税的下滑是斯托雷平早已预见的情况，因此直接税的征收提上了日程。个人收入所得税、资产利得
税、企业利润所得税，多种直接税都在1914年8月的爱国热潮中得以通过。但是开征所得税引发的不满情绪完全与消费税不同，开征所得税的税收对象都是有产者，且直接税就是简单地把你的收入扣除税收，因此彼得格勒或者莫斯科的中产阶级都明明白白知道自己本来应该有多少收入，被扣除了多少收入。
等战争打到第一个冬天结束、第二个冬天结束，结果还没有丝毫结束的迹象时，俄国的有产者看到自己的钱包越来越瘪、资产越来越少。爱国热情即使再怎么泛滥，也要被冷清的现实给唤醒，好好打算打算自己到底为什么要支持战争了。
不过些许的和平呼声很难在俄国国内的舆论场上有所体现，即使是对政府行为有所不满的自由主义人士也支持打压那些主张和平的异见者，坚持将战争进行到底。
至于有产者中的那些大资产阶级，直接税原本的征收对象应该是他们，但这些人的逃税、漏税能力也是最顶尖的，所以俄国政府和他们的斗智斗勇一直从1914年斗到了1916年。
总的来说，俄国的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因为抵抗政府征税能力差，所以吃的亏最多。彼得格勒或者莫斯科的大资产阶级有议价能力，所以直接税的征税成本比较高，这一块即使是斯托雷平努力贯彻政府征收力度也很难做到始终严格如一的执行。
战前俄国财政部多年的财政盈余在1915年初就尽数花完了，而直接税的开征并不能弥补国营铁路和消费税下滑的收入缺口。
从1914年11月之后，作为温和保守派和经验丰富的老官僚，科科夫佐夫从国家计委的常务名单中退出，重新担任财政部的工作。
而克里沃舍因凭借出色的管理能力、人格魅力和政治手段自此之后成为了国家计委出色的掌舵人。
战时俄国政府的几个比较重要的人物分别是财政大臣科科夫佐夫、内务大臣马克拉科夫和中央计委的负责人克里沃舍因，分别管理帝国的财政、警察与治安、国民经济管理，而作为大臣会议主席的斯托雷平凭借其威望、手段和人格魅力是唯一可以平衡政府内部派系的政府总理。
科科夫佐夫面对情况是，从1915年开始，俄国的财政收入只有30-33亿卢布，而开支却高达70-80亿卢布。为了弥补这些缺口，科科夫佐夫必须筹集新的经费。
科科夫佐夫的措施包括终止卢布和黄金之间的自由兑换，保证俄国国库中2200吨的黄金储备不会因为战争恐慌而流失到外国。
停止金本位的下一步就是增加纸币的发行量，开动印钞机大搞通货膨胀。1914年俄国的货币流通总量大概是18亿卢布，至1916年时已经增加到了40亿卢布。这在欧洲各个参战国中已经算印钞比较克制的了。
但这还不够，科科夫佐夫在1915年3次提高了各种税收的税率，加大抽税力度来补充财政缺口。而税收增加的同时，他还在大臣会议上提出发行战争债券来弥补战争指出的缺口。
科科夫佐夫在国家杜马的演讲中大谈发行债务的好处：
“通过发行债券，俄国政府可以提前筹措战争经费，代价就是向公民支付一定的利息。这些公民对军队很有信心，他们相信俄国一定能在战争中获胜，也确信购买战争债券不仅是爱国之举，也是一桩合算的买卖。”
但是反过来说，这也迫使认购了国债的俄国有产者必须将战争进行到底——毕竟只有在俄国取胜的情况下，他们才能把钱要回来。
1915年俄国发行了50亿卢布的国债，其中30亿面向国内认筹，20亿向英国和法国出售。英国在世界大战爆发后成为了协约国的“钱袋子”，伦敦将大英帝国过去一个世纪积累的财富全都拿出来用于战争的开支，还包括填补盟友的财政缺口。
但是到了1916年的时候，英国人也逐渐顶不住日益繁重的战争开支了。在俄国财政部专员与英国财政部的交涉中，英国由于资金寥寥无几，开始向美国华尔街寻求贷款，然后英国再把美国的钱发给法国、俄国和意大利。
伦敦方面在1916年早些时候，布鲁西洛夫和鲁兹斯基的几次大型攻势没有开启的时候，向俄国财政部专员提出的要求是，转交300吨黄金作为抵押运送到伦敦，此后英国才能进一步向认购俄国国债。
这个债务谈判一直从1916年的3月谈到了6月，随着俄军东线战场的形势变得有利时，英国人才松口，决定尽快为俄国国债筹集资金。
1916年科科夫佐夫在大臣会议上提出说要发行60亿卢布的国债，这笔资金至少一半都将来自于英国，而其源头则是美国。
由于俄军作战发挥的效用比历史上大得多，这些债务的运作也比历史上顺畅得多，
至少英国人也不再要求俄国必须将黄金抵押后才能释放贷款了。
除了财政部的活动受到前线战事的影响之外，俄国外交部的话语权在协约国乃至和中立国的交涉中，也在与日俱增。
早在1915年，外交大臣萨佐诺夫就给伦敦和巴黎发去密电，向英法两国转达了彼得格勒政府的意见：俄国要求英法两国将伊斯坦布尔、海峡和附近领土交给俄国。
作为回报，萨佐诺夫承诺，如果英国和法国对奥斯曼帝国或其他地方有任何领土诉求，俄国都将报以同情之理解，洗耳恭听。
萨佐诺夫的提议是基于英法对达达尼尔海峡远征的刺激反应，他担心伊斯坦布尔会落入英国人手中。英国和法国先后接受了俄国的秘密提议，条件是英法自身对奥斯曼帝国的要求也必须得到满足，且缔约各方必须共同作战直到战争胜利。
由于达达尼尔海峡远征的失利，这份关于海峡的秘密外交一度失去了它的意义，看起来战争未必如协约国一开始设想的那么顺利。
不过等到1916年，英法私下对中东的战后划分进行了新的商谈，在初步的备忘录形成后，英国的中东专家马克·赛克斯和法国外交官弗朗索瓦·皮科一同前往彼得格勒，确保俄国也认可英法签订的协定。
第三十一章，战时的远东外交（求月票
在有关于中东的秘密外交之前，先看看战时俄国外交部在干什么。
俄国外交部在世界大战爆发之后同样异常忙碌，萨佐诺夫在伦敦、巴黎、罗马、纽约、东京、北京都设立了一个外交部的特遣司长，用于和盟国的密切沟通、拉拢中立国参战和军事物资的采购事宜。
与英法的协定包括1914年大战爆发伊始就在伦敦缔结的《不单独媾和宣言》，确保协约国阵营在战争期间不与交战国单独媾和；以及1915年关于土耳其海峡的秘密外交。
萨佐诺夫在罗马的外交活动随着意大利的参战而获得一个阶段性的胜利，但是意大利军队的孱弱表现令俄国的外交官们大跌眼镜。
之后是萨佐诺夫的亚洲外交。
随着日本在与俄国在1904年及其后续协定中获得完整的朝鲜半岛利益，将韩国和半岛化为自己的保护国，日本自认为已经从海岛国家转变成了拥有“大陆利益”的大陆国家，不能单纯发展海军自保，而是要大力发展陆军军备为进攻性政策服务。进攻政策自然是为了夺取中国做准备工作。
时间进入1910年代后，俄国的军力得到极大扩充，令日本产生了某种风声鹤唳的猜忌心态，日俄战争或将爆发的言论再次抬头。但是由于俄国在伊兹沃利斯基和萨佐诺夫两任外交大臣的外交路线上延续了侧重于欧洲的方针，因此日俄关系的变化只是降温和存在芥蒂。
随着世界大战爆发，形势发生了变化。
萨佐诺夫为了保证俄国在远东势力范围的安全，放心将军队尽数投入欧洲大战，因此鼓动日本尽快参战。日本也同样蠢蠢欲动。但是英国反而极力反对日本参战的提议，在和俄国驻英大使本肯多夫的交谈中，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认为，日本参战的目的只是为了夺取德国的在华利益。为了抑制日本的势力膨胀，英国反对日本参战的提议。
但是英国的反对仅仅是软约束，东京仍旧决定宣战德国，此举导致英日关系进一步降温。
随着日英关系转冷，山朋有县、井上馨等元老开始主张“日俄结盟论”的观点。
井上馨认为日俄友好可以对冲日英矛盾，假如日英交恶后又不与其他列强大国交好，那么日本在战后媾和会议上将没有话语权。
山县有朋的观点类似，但他更侧重于日本的在华利益，认为日本夺取德国的在华利益将导致日本受到欧美列强的孤立，必须与俄国缔结同盟来维持其东亚利益。
尽管东京政府内部的亲英派和亲俄派还在争执不休，但是日本民间的对俄军事物资贸易已经随着世界大战的爆发而正式提上日程。
日本在吞并朝鲜后致力于扩充陆军规模，导致了日本军工企业的联合垄断企业诞生——泰平组合，由三井物产与大仓组、高田商会联合组织。泰平组合的代表在1914年8月初就应俄国外交部东京司司长的邀请进行了好几次贸易洽谈，之后日方企业提出“愿意提供一切军事援助”。
俄国驻日武官格尔莫尼斯基负责了相关事宜，尽管他在提交给俄国国内的报告说日本生产的军备物资“质量堪忧”，但是在1914年10月末还是签订了第一份采购合同包括2500万枚子弹、350门大炮和大量的炮弹、火药。
截止至1915年夏天的时候，俄国采购的各种物资订单总额达到了5000万日元。
1915年趁着欧洲列强旷日持久的大战，日本在对
德宣战后立即与袁世凯政府着手商议日本在华利益的扩大。1915年1月日本递交给袁世凯的5号共21条要求引发了中外各界的轩然大波。
21条的前4号内容目的在于确立日本在中国经济方面的支配地位，第5号内容则是在中国大陆扶持傀儡势力。只有英国知道前4号内容，俄、法、美不知情，第5号内容更是只有日本对袁世凯的秘密外交中提出的。
俄国特使马列夫斯基在得知中国政府私下透露的第5号内容后随即对日本东京方面提出抗议，因为日本的21条内容不单单是想要大肆倾吞中国利益，还想要将全中国都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几乎是同时与英、俄、法、美列强的利益发生冲突。
美国的态度更为激烈，在日本发出对华施压的最后通牒之前，美国联合英法俄政府干预中日交涉，并先行对日本进行了贸易制裁，禁运生铁和钢铁。
在列强纷纷施压的情况下，日本方面也只能往后退让，中日连续谈判二十余次才重新厘定了一份新的外交协定，将德国在山东、华中和华南的各项利益特权转交给日本，后称“中日民国四年条约”，简称民四条约。
21条的风波之后，英国对日本的警惕程度更上一层楼。英国外交部看来，日本企图主宰东亚并成为世界强国的野心已经暴露无遗，且很有可能做到这一点。于是英国大幅减少了对日本的资金援助，英、美、澳大利亚等国的新闻杂志也盛行对日“黄祸论”的论调。
日英关系逐渐冷却后日本迫切谋求打破被列强孤立的氛围，因此亲俄路线逐渐成为舆论上下欢迎的选择。《读卖新闻》提及俄国与欧洲诸国对日本文明的不同态度。这位总编说，盎格鲁-撒克逊人是海洋文明，擅长商业，事事锱铢必较，而且自诩是“上帝之选民”，看不起东方黄种人文明。而俄罗斯民族处于亚洲和欧洲之间，“有一半的亚洲的风俗习惯。可以包容亚洲人，所以对待日本文明天生善良、态度真诚，毫无保留”。
犬养毅也发表文章说，“日英同盟是古时候武士与大商人之间的联姻，纯粹是各取所需的利益往来。”而“日俄接近则相当于士族和大地主间的同类交际，可以成为真诚对待的亲善同盟”。
山县有朋则示意田中义一拜访俄国驻日大使马列夫斯基，向其郑重承诺日本政府及陆军部将全力援助俄国。马列夫斯基说，当下日本内阁的外交大臣石井菊次郎对俄态度冷淡，田中义一立即回复说，“为拥护日俄之友善，将尽帝国军备之全力向俄国提供军需物资”。此外还承诺说，将扩大国营兵工厂以及改装民营工厂来增加对俄供给。
总之在非常具有东方特色的媚外交涉之后，日俄就进一步的贷款和军需物资贸易达成了新的协议，但日本谋求的日俄同盟并没有达成。
实际上日本受到国际孤立，除了其对华野心的图穷匕见之外，萨佐诺夫在伦敦的活动也有很大的影响。俄国一边说服英美制裁日本，一边以友善面孔对待日本的外交政策仍旧是为俄国的国外债务和物资进口需求服务的。
第三十二章，威尔逊的“新秩序”
亚洲的外交活动只是暂时性地牵扯了萨佐诺夫的精力，而与美国的外交则是另一项重中之重的外务活动。
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工业国和中立国，美国参战带来的影响将远比意大利或者日本参战要更重要得多。不过俄美之间的关系远没有同文同种的英美之间更为友善，因此将美国拉入协约国阵营的努力主要是英国外交官在活动。
俄国外交部主要打交道的对象主要是华尔街银行家们。俄国政府和美国银行家的联系是从维特时代开始的。
维特在欧美活动的一项主要事务就是为俄国的工业化募集外国资金，为此他专门前往过纽约与美国的犹太系财团和昂撒系财团打交道，包括像是希夫、JP摩根这些美国显赫一时的大银行家也乐意与俄国宰相进行会晤。
要和美国的大财团勾勾搭搭，第一件事情就是交好犹太人。美国犹太财团的代表团提出的要求是俄国必须开放美国人来往俄国的移民和居住限制，主要就是限制了犹太人的活动。
这件事维特不仅和美国的犹太银行家们谈判，美国总统老罗斯福也对此颇有意见，认为俄国不能因为一个人是否信仰犹太教而做出种种限制。
维特承诺对俄美居民的自由往来做出保障，但他不是俄国沙皇，所以只能把这份口头上的协议带回国内由大臣会议进行决定。沙皇尼古拉二世对犹太人没有芥蒂，他对“犹太金融寡头控制全世界”的阴谋论没有兴趣，所以主要的阻力来自于政府内部的保守主义者和反犹人士。
维特的这项工作在他担任大臣会议主席的时候就完成了，通过他坚定以及孜孜不倦的努力，但这也算是维
特遭人讨厌的原因之一，“亲犹分子”的帽子就在他募集国外资金的过程中被戴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