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彼得格勒，威尔逊坚持要做国联委员会的主席，因为对他而言，国联是和平的关键。
如果国联能成立，那么其他事情早晚会迎刃而解。要是和约条款不完善，国联还有充足的时间去纠正；很多新国界需要划定，要是划得不合适，国联还可以将其安排好；德国的殖民地要被接管，国联可以保证接管过程平稳有序；奥斯曼帝国已经名存实亡，国联可以扮演清算人和受托人的角色，为那些还没准备好自治的民族服务。
国联还可以为了下一代人，从总体上监督世界，保证和平繁荣。它可以保护弱小，培养道德，在有需要的地方惩罚违规之人。
放到21世纪的今天，很难想象这种天真的计划会被认真对待，因为后世之人经历了数不清的灾难。可是对于1919年的欧洲人来说，当国家机器崩溃，数百万男性失业，孩子骨瘦如柴，用煤粉、木屑、沙子充饥时，他们只能接受眼下的苦难是短暂的，国际联盟将会带来一个没有战争、更好的战后世界。
劳合·乔治与威尔逊一样，也坚持认为彼得格勒和会的首要任务就是成立国联。他这样做并不仅仅出于讨好美国人欢心的态度。他毕竟是个务实的自由党人，1914年他极力反对战争，但是英国投入战争后，他又极力主张打赢战争。身为一名圆滑的政客，他也了解英国的公众。在1918年圣诞节时，他对他的同事说：“现在（的英国）人非常害怕悲剧（世界大战）再次上演”。
在俄国，民众对国联给予的希望要少许多，大众对国际联盟能够终结一切战争感到悲观。“不管怎么说，和平与实力是挂钩的”，俄罗斯人的共识大致如此。
如果要分析俄国与英美之间观念的不同，某种解读可以从陆权与海权的区别出发。
对于海权国家来说，七海是相通的，因此海军只有第一的说法，德国第二强大的海军只能被英国皇家军队堵在海港里，而失去海权就意味着海洋成为了敌人的地盘，自己成为了孤岛；
但是陆权国家则不同，陆军在过去与当下没有多少战略投送能力，因此位于欧洲的陆权国家不会因为强大的南美或者南非陆权国家感到担忧，因为陆军只能在接壤的情况下产生威胁。
从这个角度看，英美海权国家会更加具有全球视角，因为海权是沟通全世界的；而陆权大国俄罗斯的视线更集中在自己的边界以及稍近一点的地方，因为远在天边的国家对他没有威胁。
不过从另一方面说，俄罗斯的自由主义者和左派中间，也存在着一种想法，说不定国联能成呢？先试试再说。萨佐诺夫更愿意先处理欧洲事务，但他不想给人留下口实，说是俄国阻止了国联的成立。
虽然汹汹民意为国联提供了许多支持，但没法明确规定国联的形态。它该扮演警察的角色，还是宣讲员的角色？它的工具是一锤定音的武力，还是不厌其烦的说教？
涅拉托夫倾向于认为，国联应该具备足够的武力来制止侵
略。而英美海洋法系国家的律师则相信国际法庭仲裁。对和平主义者来说，应对战争行为还有另一种方法：大规模裁军，并让国联所有成员国承诺不发动战争。
那么国联该以什么面貌出现呢？某种世界联邦？各国首脑的俱乐部？一发生紧急事件就召开的大会？不管是什么形式，它都要有成员资格、规章制度这方面的考量，还要有秘书长一类的职务。
威尔逊认为，赶在战事未平的时候谈论国联细节是个错误。这样做只会导致协约国内讧，或许还会给敌人留下一种国联要针对他们的印象。结果就是到了停战以后，华盛顿连一份国联方案都没有。
英国人倒是试着起草了一份方案。
来自南非的将军扬·克里斯蒂安·史末资认为，国联对大英帝国也有助益。自从1918年结束以来，奥匈帝国已经不复存在，法国动荡不安，德国战败，世界上只剩下三个主要大国：大英帝国、美国和俄国。俄国人不可信任，他们是英国在巴尔干、中东和远东的老对手。
史末资方案提到，要有一个由全体成员国组成的大会、一个规模较小的执行委员会、一个常设秘书长职务，还提到了解决国际纠纷的步骤、对尚未准备好自己管理自己的民族实行托管。
1月25日，国际联盟事务委员会成立后，会议室里总是回荡着众人高谈阔论的声音，声音中满满的都是“高尚情操”。唯一煞风景的是，对自己国家地位不满的小国代表抱怨说，委员会只由英、俄、意、日、美五大国家中各选两名代表组成，门槛太高了。
参会的比利时首相说，自己的国家同样在战争中遭受了损失。主持会议的萨佐诺夫不以为然，他觉得大国在彼得格勒和会中的席位是用数百万人的伤亡换来的，小国能被邀请到会已经是很幸运的事情了。作为让步，小国被允许在国联委员会中提名10个代表，但是意见的权重很低。
当英美两国拿出他们的国联组建方案，也就是由五大国组成常任理事国时，这又在小国代表中掀起了轩然大波。最终，萨佐诺夫提议说，可以在常任理事国之外增设两个非常任理事国，由小国投票选出。
第一次会议于2月3日召开。委员会的20名成员几乎天天碰面。委员会代表围在一张铺着红布的大桌子旁边，身后坐着的是轻声耳语的翻译。英美两国代表彼此挨着，不停地交换意见。俄国代表坐得稍远，和他们之间隔着意大利人。葡萄牙和比利时的代表滔滔不绝，日本人则几乎闭口不言。
主持会议的威尔逊非常活跃，阻止众人就细节问题发表演讲或讨论，而是按照他设想的方向推进国联建设工作。劳合·乔治与萨佐诺夫均未加入委员会。在豪斯看来，这又是欧洲人不把国联当回事的一个证据。
2月14日，一份详尽的草案出炉，国联大体上成型了：这是一个所有成员国参加的大会，有一位常务秘书长，还有一个五大国常任理事和两个投票选举的非常任理事组成的执行委员会。国联没有自己的军队，也没有强制仲裁权或裁军权。不过国际联盟的盟约指出，国联所有成员国都有义务尊重彼此的独立和领土。
与历史上的国联相比，彼得格勒和会设计的国联没有采纳大多数决议必须得到一致通过的提议，而且将否决权从国联大会转移至了理事国组成的执行委员会。在表决程序中，国联大会和执行委员会都采取简单多数原则。执行委员会决议高于国联大会决议。
与后世的联合国相比，国联的执行委员会权力远不如联合国安理会，因为1919年并不存在超级大国。而且在章程、约束力以及许多国际问题的处理上，没有任何先例可循，因此十分简陋。
不过国际联盟终究还是成立了，并且在确保和平、人道主义、劳工权益、妇女和儿童权益、贩卖毒品、预防和扑灭疾病等各个领域都做到了首开先例的国际合作精神。
第八章，间幕，德国革命
我们花了40年的时间令分裂的德意志走向统一，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之一，而如今，一切重归原点。——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
当1918年8月10日，德国代表团流着泪签署自己名字的那一刻起，他们笔尖下的协议像旋风般席卷整个德国，革命把德意志帝国的政权连同它的一切机构掀了个底朝天。
海德堡的中世纪史学家卡尔·汉佩以一位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角度描绘了他的感受，对他来说，1871年俾斯麦建立的德意志帝国是德国历史的顶峰，8月10日则标志着它的坠落。“人生中最悲惨的一天！皇帝和德国怎么了？对外，我们面临割地赔款；对内，我们面临着内战、饥饿、混乱……”
主要的保守党政治家埃拉德·冯·奥尔登堡-亚努西奥说出了许多德国贵
族的心声，他说：“无法用言辞来表达我对1918年8月的悲伤和心碎。我感到这个世界正在崩溃，我为之奋斗的一切，从孩提时代父母就教导我珍惜的一切，都被埋葬于废墟之下。”
有的人甚至在绝望中走得更远。曾经世界上最大的航运公司汉堡航运的领头人、威廉二世的私交阿尔伯特·巴林，一名犹太人，对德意志帝国的崩溃身感绝望，实在不知道他的祖国会面临怎样苍凉的未来，决定自杀殉国。
在1918年8月10日以后，德国面临着“无政府主义”的局面。德皇退位被视作天下大乱的起点，马克斯亲王领导的文官政府犹如无根之萍在柏林都驻足不了。
与历史上德国受到改良派社会民主党控制的战后政府进行的民主化不同的是，1918年8月的停火谈判背后，德国的右翼势力相信在面对革命大火的威胁之下，俄国人是站在他们这边的。既然右翼相信，当下的一切都可以被暴力所扭转，那么他们何必还向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温和派进行妥协和改良呢？
因此威廉皇储说服了兴登堡，德国的失败在于放弃了俾斯麦一直维系的三皇同盟，与俄国断失盟约导致我们腹背受敌，如今罗曼诺夫的特使已经向我们递来了一份谅解书，我们必须抓住这个机会，以免在和会上遭受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敲骨吸髓。
这点恰好又与历史形成了一次强烈的反差，历史上德国民众相信，只要德国放弃帝制、成为民主国家，那么凡尔赛和会就不会严厉惩罚德国；现在德国民众的心态类似，觉得如果德国是民主国家的话，美国总统威尔逊或许会给我们说好话；但是德国的精英阶层却有另一种打算——假如说1918年的巴黎飘扬着振奋人心的红旗的话，那么在彼得格勒还有一位全欧洲——十几个邦国的君主，成百上千的王公贵族翘首以盼的反动旗手能够帮助他们恢复统治。
虽然俄国与德国在过去四年历经血战，但是当德意志工人举着红旗大摇大摆地走进柏林的时候，俄国的封建主和德国的封建主就会立马握手言和并高呼：我们联合！
时间进入9月，一家德国报纸将革命活动与近日开始流行的流感疫情作了一番比较：高烧降临到许多居民头上，在他们的身体上肆虐，损害他们的知觉。他们的四肢拒绝服从，他们的脑袋里塞满了“疼痛的肿块”，引起了野蛮的噩梦和痛苦的幻象。就像公民个体一样，整个城镇也像一个“巨大的病体”，遭受着热病的攻击，活力逐渐减弱，变得不堪重负。热焰像“红旗”那样闪耀着，它找到了一个出口，就是那声从千百万人口中迸发的呼喊：“革命！”
形势很快发生了变化，温和的革命者突然发现，原本愿意妥协的政府右翼成员突然变得固执了起来，不愿意在任何情况下做出让步。多数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坚称，只有一个民选的国民议会才能决定未来国家的宪法。
然而，逃往东普鲁士的被右翼彻底把持的德国政府不愿意接受这一立场，马克斯亲王对威廉皇储的军事计划大为震惊，虽然他设法想要保住霍亨索伦王朝，但是大规模的流血是他不愿意预见的。在马克斯连忙辞职后，强硬的老宰相赫特林再次上位。
“总得有人站出来收拾局面吧！”赫特林这样说道，他上台之后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以一切有效的手段重新建立“法律和秩序”。
方法很简单，他派人找到俄国军方代表，想要从战俘营和遣返回国的德国军队中征募仇恨于社会主义的“志愿兵”。前往督促德国军队解散、移交武装和遣返程序的俄国专员很爽快地就把大批德军武装重新移交给了赫特林政府。“自由军团”因此成立。
赫特林呼吁志愿者们终结无政府暴徒对德国的威胁，招募德国社会中那些从一开始就反对和憎恨革命的人，以及等待机会为过去的革命活动报仇的人。他们不是为了德国民主或者自由而战，而只是反对“社会主义”。
在“自由军团”中，被战败和随之而来的革命激怒的老兵和未经战阵的军校生以及右翼学生走到了一起，那些学生虽然缺乏战争经验，但就其激进、冲动与暴虐而言却胜过那些老兵。
许多昔日的前线士兵都痛恨1918年的革命，他们感到自己的牺牲被后方出卖了。从前线归来的部队经过一些城镇时，经常被社会主义的支持者解除武装、羞辱和撕去肩章。有些人感到家庭并不欢迎他们，长期离家使得家庭收入减少，他们还不能以打了胜仗来辩解。
“当他们告诉我们战争已经结束时，我们笑了，因为我们就是战争。它的火焰在我们当中继续燃烧，它被炽热而可怖的毁灭之光环绕着，依然存在于我们的行动中。我们遵从内心的召唤，踏上战后的战场……”自由军团的士兵如此写道。
独立
社会民主党的左翼代表“斯巴达克斯同盟”鉴于革命形势遭遇种种危机，他们决定和其他一些激进的左翼派别在1918年的最后2个月中组建了德国共产党。
大约直到1918年的末尾，共产主义这个字眼才慢慢出现在革命者的口中。
即使是经历内战的法国，其政治氛围依旧是较为民主的。在第三国际的第一届国际代表大会上，虽然列宁强烈敦促法国左翼人士，将那些右派和支持战争的前第二国际成员全都拒之门外，但是法国社会党并没有这样做。
结果就是，第三国际依旧保持了一种较为宽松的形势。这恰好与右翼的穷凶极恶产生了一种错位。
历史上的战后欧洲，面临着暴力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威胁，因此社会主义温和派和改良派大批地倒向了右派，抗拒信奉暴力革命的极左分子。而如今的局面却是，一个支持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人民阵线的温和革命者主导的法国和第三国际，却遭到右翼分子及其武装力量掀起的大半个欧洲的暴力对抗。
1918年圣诞节，自由军团进军柏林。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活动的社区试图与自由军团谈判时，遭到了士兵的无情射杀，之后一个小时中还有400人被捕和就地处决。
血色圣诞节震惊了大半个德国。既然反动派的气焰越发地嚣张了，而且不讲道理了，那么革命的激进程度也在与日俱增。
第九章，德国事务，其上
你们这帮愚蠢的奴才！你们的“秩序”是建立在流沙之上的。明天，革命将在“磨刀擦枪声中再次兴起”，吹响令你们惊慌失措的号角，宣告“我来过，我又来了，我还将重临！”
——罗莎·卢森堡所撰写《柏林秩序井然》一文的片段。
在经历圣诞节的血腥清洗后，数千名自由军团的士兵在柏林大街上扛着血淋淋的刺刀招摇过市，用这种最赤裸裸的方式宣告他们对社会主义者的无情胜利。
被激怒的德国共产党——从反战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中分裂出来，主张在德意志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一个工人、士兵与农民的革命共和国，这个党的核心领导人是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号召革命武装对抗反革命武装。
在柏林城郊驻扎着倾向于德国共产党的激进水手组成的“人民海军师”是先前革命者发起的进军柏林运动中建制最完整的革命武装力量，于1919年1月和自由军团摆开阵势于柏林郊区爆发了激烈的战斗。
时至如今，所谓的德国革命仍旧仅发生于激进的左翼武装和激进的右翼武装之间爆发的血腥冲突。绝大多数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德国士兵，一回到祖国就解甲归田了。许多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士兵成为和平主义者，坚定地不希望任何人重复他们过去四年的经历。
因此城郊爆发的激烈交战双方总人数不超过2万人，可聚集起来的围观群众比这个数字多得多。毕竟德国已经在过去四年中倾其所有投入战争，大部分民众对于战斗已经着实感到厌烦——只不过随着两边的流血程度加剧，温和或者中立的群众不可避免地卷入到极端化的政治漩涡中。
由风暴突击兵组成的右翼武装力量击败了“人民海军师”，后者毕竟是一支由革命水手组成的陆战部队，投降的水手全都被当成“叛徒”枪毙，随后自由军团便控制了柏林，大批社会民主党SPD、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和共产党KPD成员都逃往了工人活动频繁的德国中部地区城市魏玛组织左翼人民政府来对抗被冠以“人民屠夫”称呼的赫特林政府。
至此，德国已然存在两个政府，重新准备返回柏林的、由威廉皇储与兴登堡等军部保守派和保皇党支持的右翼赫特林政府，以及呼吁劳工和士兵武装起来建立民主德国的左翼魏玛政府。
鲁尔区的德国工人响应了魏玛政府的呼吁，大批工人开始举行罢工活动，德累斯顿的工人把萨克森州的行政长官丢进了易北河并在他试图游回岸上的时候将其开枪射杀。
为了控制柏林的罢工和混乱，右翼武装分子向任何手持武器的人开枪，造成了首都严重的伤亡。自由军团使用了机枪、装甲车，甚至还派飞机扔下了炸弹，在打死了上千人后镇压了他们的对手。
德国北部和中部的流血事件也激化了德国南部的巴伐利亚共和国。
领导革命活动的库特·艾斯纳在街头步行至议会的路上被一名信奉右翼观点的学生当街刺杀。作为报复，浸染左翼思想的大学生也刺杀了右翼党团的领导人。随后两边的仇恨和矛盾开始加剧。
右翼分子朝SPD举行的街头集会现场投掷手榴弹，当场炸死了9人。赤卫队也在右派人物活动的俱乐部地下室内藏匿了几百公斤的炸药，在剧烈的爆炸中将几十名政客、精英人士和军官送上天。
时间进入3月份，来自匈牙利的新闻提振了慕尼黑激进左派的信心。由库恩·贝拉领导的匈牙利共产党推翻了脆弱的匈牙利资产阶级政府，开始着手建设一个共产主义政权。
位于彼得格勒的协约国领导人正在观察中东欧地区不断发展的事态，并表示出越来越多的担忧——现在是时候谈谈德国问题了。
在1919年，几乎所有在彼得格勒的人——鉴于彼得格勒有三十几个国家的代表，因此说全世界都认定德国是挑起战争的一方也不为过。人们认为，德国入侵了中立的比利时，违背了自己的承诺，还制造了耸人听闻的战争暴行。
另外，德国在1917年签订的条约也让协约国非常不快，不管怎么说，如果不是来自法国的各种资源作为赔款抵充物，可能德国在1917年的冬天就瓦解了。
惩罚、赔偿、防范，在这些大问题上人们的观点是一致的，剩下的所有事情都存在分歧。要把德皇和他的高级顾问当作战犯抓来审判吗？给德国的赔偿清单上要写些什么项目？德国造成的战争损失如何计算以及分配？平民的伤亡呢？德国要不要支付给协约国阵亡将士家属的抚恤金？
一个问题引发出了新的问题：德国到底能赔多少？它可以保留哪些武装力量？应该割掉多少领土？协约国是在哪个德国打交道，旧德国还是民主德国？
惩罚、赔偿、防范，这些都是一环扣一环的问题。一个变小变弱的德国对邻国的威胁固然会小一些。但是如果德国失去了很多土地，再让它拿出一大笔赔款，这恐怕也是强人所难。
要让各种不同的条款达成一种平衡，这并不是个轻松的任务，尤其是在威尔逊、萨佐诺夫以及劳合·乔治这三人都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时候，更别提有时候他们和自己同事的想法都不一样了。
让这些问题更复杂的是，民意想要树立一种新的原则。
以前这种事情处理起来很简单。无论是艺术藏品、黄金白银还是大炮马匹，这些战利品在过去几千年时间里都是赢者通吃，战败国则要乖乖支付赔款，补偿战争开销，而且一般还要割让土地。
在维也纳会议的时候，拿破仑打下来的地盘大多都被割走了，而且法国还要赔偿7亿法郎，以及占领费用；在1871年的普法战争之后，法国赔偿了50亿金法郎，而且丢掉了阿尔萨斯与洛林两省。
但是1919年应该开启一个新的外交时代。“不能有吞并，也不能用惩罚换和平”，这一直是自由派与左派的呼声，而且从华盛顿到莫斯科，政治家们也都在标榜这句话。解决国界纠纷要靠自决，而不是强权政治。
不过民意本身也是模棱两可的。
人人都觉得，必须有人来为这场可怕的战争承担责任，但人们对和平的渴求也同样强烈。1918年8月，英国公众还想吊死德皇，几个月后人们又不大确定了。美国人希望摧毁德国的军国主义，但又想让德意志民族恢复元气。俄国保守派认为德国理应支付巨额代价，但是摧毁德国是否意味着把德国让给社会主义？
与此同时，和平会议的政治家们一边想要迎合大众一边还想让自己的理念得到贯彻，拿出一份令各方都满意的方案。于是第一个相对简单但又存在很大象征意义的问题出现了——德皇的命运。
在1918年末，英王乔治五世给尼古拉的信中写道：“他（威廉二世）彻底毁掉了自己和自己的国家。他把世界拖进了这场长达四年多的苦难战争中，在我眼中他就是罪大恶极。”这基本也代表了世人对他的看法。
在威尔逊抵达欧洲前，伦敦花了不少时间来讨论惩罚德皇及其下属的事情，但大家都认为可以先不做决定，等看看威尔逊的想法再说。可美国总统也没拿定主意。
威尔逊憎恶德国的军国主义，但是否制裁德皇让他犹豫不决：“要是把德皇砍了头，说不定他就变成了烈士！”威尔逊认为，最好是让德皇在耻辱中度过余生，不去管他。
一开始，彼得格勒的宫廷里还有廷臣讨论过吊死德皇的话题，可等到德意志的表亲们失魂落魄地投奔到俄国来的时候，这些话题的讨论戛然而止了。因为德国民众已经举着红旗“吊死”了无数历史悠久的德国贵族世系、名门，令他们的血统和荣誉蒙羞。
到了1919年2月份，民众对制裁德皇的兴趣降低了，威廉二世也对和平会议惶惶不可终日，他极力陈诉自己已经放弃了对德意志的统治，发誓一生不再踏入德国半步。
和平缔造者们也不愿意再对一位丧失权力流亡异国他乡的失败者锱铢必较，这件事就被高高举起轻轻放下了。
后来德皇一直住在瑞士的一座近百亩地的庄园中，余生从未踏出那里半步。他写着自己的回忆录，品着英格兰的红茶，遛
狗、伐木，并怒斥犹太共产主义国际阴谋集团——他始终觉得存在着那么一帮人，搞垮了德国，也搞垮了他本人。
第十章，德国事务，其中
德皇问题被和平缔造者们忽略之后，一个重中之重的问题浮出水面：裁军。
无论是在和平大会上还是五国理事会中，多数人都认为，军国主义加之庞大的武装力量，尤其是德国，对世界是没有好处的——市面上已经出现了一些解读世界大战的书籍，说是欧洲列强之间的军备竞赛导致了大战的爆发。
在威尔逊的“十二点计划”中，其中一点谈到各国要削减军备——“只保持能维护本国安全的最低水平”。
此外国际联盟的一个主张就是，它会提供集体安全好让各国愿意裁军。劳合·乔治很清楚，英国人非常讨厌征兵制度，所以他对裁军也非常支持。很明显，国联要想推行裁军政策，第一步便是在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国家里实行裁军。
那么谁是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国家？毋庸置疑，随着德国战败，俄罗斯帝国是全世界都承认的军事霸权，其军队峰值一度达到了1100万的规模。
就算是在俄国国内，裁军本身也赢得了绝大部分文官的认可。俄国没有财政能力供养一千万武装力量，裁军是一件已经在不断推进的既定工作。但是裁军至什么水平仍然争议不断。
陆军元帅尼古拉沙大公提交了一份报告，鉴于俄国的势力范围得到了极大的扩张且它的周边地区面临着动荡不安的局势，因此俄国迫切地需要军事力量来稳定中欧及巴尔干诸国的政局并确保他们都存在一个亲俄罗斯的政府。
尼古拉沙大公洋洋洒洒写了很多，最后他认为，俄军应当保留500万人的常备军力来确保自身的绝对优势。当财政大臣科科夫佐夫看到这份报告的时候，差点没吓晕过去。
之后俄国财政部和陆军部进行了一个月的讨价还价，陆军规模也从500万人一路下调到220万人。人数精简的同时，财政部还要求中央计委对战时生产的多项军事装备进行评估。
比如说造价不菲的T-17坦克生产线就被全部撤除了，还有正在研发中的几款新型履带式装甲车全部中止了后续开发以及生产计划。自行火炮方面也大致如此，列车炮的生产和开发也全部停止。陆军的战后采购订单也被财政部干预，大批现役装备全都被封存起来，或者直接拆解来为其他现役装备提供零件，这样还能裁掉零部件和维护用的生产线。
由于科科夫佐夫的大刀阔斧砍得陆军部颇有怨言，以至于他们编排了个笑话说：明年的胜利日阅兵应该专门让财政部编个方阵走在最前面，因为他们“消灭”的俄军人数是最多的！
至于在国际联盟的裁军议题上，萨佐诺夫提议说，既然俄国已经裁撤了至少70%的陆军军力，那么国际联盟的各个成员国显然也应该起码裁撤70%的军队。劳合·乔治对此很是不满，他简单做了个心算就明白，按照百分比裁军俄军的优势只会维持不变。所以他提议应该对军队总数设置一个具体的数额上限，比如说30万人。威尔逊颇为中意英国人的提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