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比如说美国向海地、尼加拉瓜或多米尼加共和国派兵，那是为了维护秩序，促进民主进程。他在总统第一任期时曾表示：“我要教育南美洲的共和国，教会它们如何选举出好人！”他很少提及这样做也保护了巴拿马运河和美国的投资。
在威尔逊的总统任期内，美国反复干涉墨西哥，想要扶植它希望的那种民主政府。“美国的目的，”威尔逊说，“完全只是为了保卫中美洲的和平与秩序。方法就是监管那里，不让自治受干扰或走偏。”
当威尔逊发觉墨西哥未能领悟美军登陆以及美国的威胁时，他也是非常吃惊与困惑，不理解墨西哥人为什么不懂他的道理。
在讲到和平会议时，威尔逊说，美国绝对有资格担任仲裁者的角色，必须贯彻伟大的美国传统，也就是公正和宽容。他认为美国是“和会上唯一的利益无关方”。
在“华盛顿号”的专家会议上，威尔逊表达了乐观的态度。就未来的欧美关系来说，最重要的是美国已经变成了欧洲人的金主。欧洲盟国总共欠美国政府超过70亿美元的债务，还欠美国银行大概35亿美元。威尔逊认为，美国只要在财政上施压，就能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
此外，威尔逊一直坚信自己是大众的代言人。如果他能接触到别国的人民——无论是英国人、意大利人，哪怕是俄国人——人民都会拥护他的观点。但是就连美国国会都在中期选举后都被他的政治对手共和党把持了。
但是威尔逊的信念绝非无稽之谈。
嘲笑威尔逊很容易，很多人都笑话他。他提出的原则漏洞百出，但是如此经不起推敲的理想仍旧吸引了无数人——不仅仅是美国人——相信创造一个更好世界的伟大理想。在大战留下的废墟上，世人好歹要有一个参照的目标，哪怕这个目标非常糟糕。
尽管有惨痛的现实，但人类社会终归会变好；终归有一天，各民族能和谐相处——这种希望正是威尔逊期望的未来。
全欧洲的广场、街道、火车站以及公园都贴着威尔逊的名字。海报上用硕大的字样写着“我们要威尔逊那样的和平”。意大利士兵在他的画像前下跪；法国左翼报纸《人道报》出了一期特刊，知名的法国人在上面争相赞美威尔逊；阿拉伯世界的领导人在沙漠起义，希腊诸岛上爆发了叛乱，朝鲜人和中国人想摆脱日本的控制，所有人都把“威尔逊主义”当作他们动力的源泉。
威尔逊本人很高兴，但也害怕。“现在整个世界都指望着美国，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些大问题是不可能立刻得到解决的，”威尔逊对他的亲信继续说道：“我好像看到了一场辜负众望引发的悲剧——我真心希望是自己感觉错了。”
“华盛顿号”于1918年11月13日抵达英国伦敦。总统站在舰桥上，他的船缓缓穿过英、美两国战列舰排出的十几公里长的队列。
在伦敦，威尔逊稍作停留。数不清的人群不停地呼喊：“美国万岁！威尔逊万岁！”。隔了一天，威尔逊一行人和劳合·乔治带领的英国代表团一同，在十几艘战列舰的陪同下驶向彼得格勒。
威尔逊在彼得格勒受到的欢迎更为热烈，到场的人更多了。从喀琅施塔得出发的专列抵达彼得格勒的火车站时，到处张灯结彩，到处都飘满了花瓣。礼炮声响彻整个彼得格勒，宣告着威尔逊的到来，人群开始推搡列队站在路边的士兵。美国总统和他的妻子坐在一辆豪华汽车中，车队沿着涅瓦大街前往宅邸，一路上全是疯狂欢呼的人群。
当晚，威尔逊说自己很高兴受到了礼遇。他对在座的人讲，他仔细观察了人群，极其友善的态度令他非常满意。
第四章，和平缔造者之利益
在英国，威尔逊受到了民众的热烈欢迎，但他同英国领导人的私下会晤开局就很不顺。总统想表现得强硬一些，因为劳合·乔治和其他内阁同僚没有赶去港口迎接他，这让他感觉被冒犯了。
和很多美国人一样，威尔逊对大不列颠的态度也是矛盾的，既意识到美国
的自由要归结于英国的自由传统，又对该国的实力抱着谨慎且嫉妒的看法。
“如果英国坚持要在战后继续主宰大海，”威尔逊对同行的美国代表团专家说，“美国就要教会它如何打造一支海军，而且美国也有能力这样做！”
在白金汉宫举办的欢迎大典上，威尔逊不客气地对一位英国官员说：“你不要管我们这些人叫堂兄弟，也不要叫兄弟，这两种身份都不适合我们。”
威尔逊接着说，扯上一个盎格鲁-撒克逊的说法总会误导人，因为很多美国人来自其他的文化。同时，总拿这两个国家的人都讲英语这个事实说事，也是愚蠢的。“只有两件事情可以让你的国家和我的国家建立并维持紧密的关系，那就是共同的理念与共同的利益。”
之后英国人又吃了一惊，因为在英王敬酒向美国军队致意同时表扬英军时，威尔逊没有回敬。
“没有什么友谊的气氛，”劳合·乔治评论道，“也没有志同道合、共患难伙伴相见时的兴奋之情。”
劳合·乔治长着一副红润的面孔，有一双令人印象深刻的蓝眼睛，一头白发蓬乱地向上立起。因为长得很和蔼，一个小女孩曾问他：“哈啰！你是卓别林吗？”
在彼得格勒和会召开的前四年里，他先是担任了军需大臣，然后是陆军大臣，一直顶着巨大的压力工作。1916年年末，在协约国一方屡次遭受打击的情况下，他担起了首相的重担，而且这还是一届联合政府。他把国家团结在一起，带领民众走向胜利。
如今到了1918年末，劳合·乔治即将面临新一届大选，他的胜算很大，但他的政治盟友和他并不是一条心。劳合·乔治是个自由党人，而他的支持者与内阁的关键成员多是保守党人。虽然他同保守党主席博纳·劳的合作关系很牢固，但他也必须小心提防。被他取代的前任首相、自由党人赫伯特·阿斯奎斯虎视眈眈，随时准备找机会反攻。
人们经常认为劳合·乔治是个机会主义者。克列孟梭曾鄙视他，说他是位英国律师。“他想要赢一个案子的时候，什么手段都可以拿来用。要是有必要，他会把前一天自己反对过的论据拿到第二天来用。”
对旁人的缺点看得很准的威尔逊认为，劳合·乔治缺乏原则性。他希望自己不用和劳合·乔治这么圆滑的人打交道，他总是随波逐流做出妥协。实际上，劳合·乔治是个有原则的人，只不过他很讲究实际。他不会把精力浪费在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上。
当英国向南非宣战、打响布尔战争的时候，他就表示反对。因为在他看来这本身就是件错事，而且浪费资源。这种公开的坚决反对需要很大勇气，也险些让他付出生命的代价。他在伯明翰演讲的时候，一伙气愤的“爱国分子”就闯上讲台要向他冲去。
劳合·乔治决意要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实现和平。尽管他对外交事务的理解明显不如他的前任索尔兹伯里勋爵，也不如他的好友丘吉尔。
劳合·乔治的知识量有很大欠缺。他在1916年曾问道：“斯洛伐克人是什么人？我不知道该把他们归在哪儿。”他的地理知识同样很让人着急。1918年他曾对一位下属说，他刚刚才在地图上发现新西兰在澳大利亚东边。同样在1918年，当土耳其军队向内陆撤退时，劳合·乔治沾沾自喜，竟然说土耳其人逃往了麦加。
不过作为政治家的直觉让他经常能得出合理的结论。在战争期间，他曾对一个朋友讲，德国必须被打败，但不能被摧毁。摧毁德国不会给大英帝国带来任何好处，而且会让俄国有机会发展壮大。他明白，英国利益依托于自己的贸易和帝国这两个基础。要用优势海军来保卫这两者，而且欧洲各国要势力均衡，避免出现挑战英国利益的国家。
劳合·乔治意识到，英国光靠自身是无法再实现这些目标的。大英帝国的军力虽然强大，但和平的到来正导致国力迅速萎缩。
在停战之后，英国陆军的规模迅速缩水了三分之一，接下来半年还要削去三分之一，而它又要承担越来越多的义务，从亚得里亚海到爱琴海，再到中东和阿富汗，而且还要应对帝国内部越来越多的麻烦，还有印度、埃及以及自家门口的爱尔兰。
面对世界各地接二连三增派军队的请求，英国总参谋部的回复令人沮丧：“没有多余的军队了。”
军事上的负担还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全球的金融中心不再是英国伦敦，而是美国纽约，而且英国人欠美国人相当多的钱，这一点劳合·乔治很清楚。凭着乐观的心态，他觉得自己可以和美国搞好关系，这将有助于弥补英国的不足。或许美国人可以在某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承担一些义务，例如土耳其半岛或者中东半岛。
劳合·乔治带到彼得格勒去的是大
英帝国代表团——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和印度各派两名全权代表，新西兰派一名，随行的官员、特别顾问、文书以及打字员在内，代表团规模远超400人，在涅瓦河畔占据了5家酒店。最大的一家是“巴黎酒店”，这座豪华社交中心战前曾是彼得格勒富裕阶层购买高档定制服装的地方。
为了提防俄国间谍，英国当局撤换了“巴黎酒店”的所有员工，连厨师都自己请，货品也从英国中部地区的酒店发送，因此食物是典型的英式餐饮：早上是粥、蛋和培根，午餐和晚餐是大量的肉和蔬菜，全天都有劣质的咖啡供应。
不过代表团的英国秘书抱怨说，为了防间谍所做的牺牲毫无意义，因为他们所有人的办公室都设在另一家酒店，里面全是机密文件，而那里的职员还是俄国人。
英国人对安保工作的重视到了偏执的地步。他们与伦敦的书信往来不通过俄国邮政部门，而是走一个特殊服务。苏格兰场的侦探把守着巴黎酒店的正门，代表团成员必须随身携带印有自己照片的通行证。代表们被告知，纸张要撕得粉碎才能丢入纸篓。
众所周知的是，拿破仑战争之后召开维也纳会议的时候，法国外交大臣塔列朗的谈判之所以非常成功，都要归功于他的特务全力收集了其他代表团丢在废纸篓里的笔记。
英国代表团成员的妻子可以在巴黎酒店用餐，但是不能久留。这也是为了防范维也纳会议上的另一种情况出现。按照官方的说法，代表们的太太也是当时泄密的一个源头。
劳合·乔治本人比他的代表团抵达彼得格勒的时间要晚些，因为他正在安排新一届大选的事情——实际上，因为劳合·乔治的反复要求，彼得格勒和平会议的时间从12月拖延到了1919年1月。
1919年1月11日，关键的、寄予厚望的和平缔造者们终于聚齐了。
第五章，和平缔造者之现实
1919年1月，世界各地的和平缔造者开始往彼得格勒集结。
在冬日长夜中，彼得格勒是座阴郁伤感的城市，这儿的人都因为漫漫长夜而变得木讷了，只有女人们还是优雅如昔。一位加拿大代表写信告诉妻子：“总能看见有气质的美女，要是她们高兴一点，准能登上时尚杂志的封面。”
有钱人还是能找到漂亮衣服和珠宝的。餐馆若是能拿到供应，还是能做出美味大餐的。在夜店里，男男女女跳着新传来的狐步舞和探戈。河边码头上还有不少溜冰坐雪橇的市民。酒馆艺人传唱着有关俄国战胜德国的歌谣，赞颂着即将到来的新世界。
刚刚结束的大战在各处留下了印记。街头有来自西边遭破坏地区的难民；涅瓦大街和宫殿广场上摆着缴获的德军大炮；全城的煤炭、牛奶与面包价格都在上涨。虽然路灯与窗户上都飘动着胜利的旗帜，但街角也有缺胳膊少腿的男人和穿着破旧军服的复员军人在乞讨零钱，还有不少女性都穿着丧服。
彼得格勒过渡政府的临时大臣会议主席萨佐诺夫是这场和平盛会中最晚确定的和平缔造者。与雷厉风行、我行我素的斯托雷平不同，萨佐诺夫是一位优柔寡断、好脾气的懒人，因此他也是协约国三巨头中唯一一个相信手底下外交委员会的大学专家、法律顾问和资深外交官的人。
萨佐诺夫极为重视和平会议，不单单是沙皇尼古拉二世对他委以重任，以他在外交部门工作多年的经验来看，为了保障俄国在战后的欧洲秩序中汲取足够多的利益，必须构建一套行之有效的和平体系——这一系列欧洲关系中，最重要的就是俄德关系。
英国人得到了德国的殖民地，令它最大的贸易冲突对手遭受了四年的经济封锁，威廉二世的大舰队也全数被协约国军队看管，英国大部分想要达到的目标都已经实现了，而美国和德国中间又隔着浩瀚无边的大西洋。不管怎么说，德国都是俄国在西边的邻居。
在1919年，俄国经济部门提交的第一份备忘录就着重提到，要恢复与德国的贸易沟通。因为俄国的矿山和农场在失去了政府与军队的巨额战争订单后，他们最近和最大的消费市场就是德国。让德国的工厂重新转动起来可不是什么百利无害的好兆头。
因此萨佐诺夫希望能够在战后军队复员、军工订单锐减、政府开支削减带来的失业潮，以及为了解决赤字开始暴涨的通货膨胀双重挤压之下，让俄国尽可能多得在谈判桌上得到越多越好的胜利果实并且通过兵不刃血的条约固定下来，将国内的亏空通过国外的利益输送弥补。
无论是欧洲的革命大火、巴尔干半岛的民族矛盾还是中东新兴国家的成立和分裂，都需要足够多的军队来维持俄国扩张的影响力，这与经济部门的努力恰好相反——俄国巨熊动得越多，赤字亏空就越多。
所以英国人和美国人都不喜欢到彼得格勒来开和会。威尔逊之前更看好日内瓦，但是瑞士传来了危言耸听的报告，说这个国家正处在革命的边缘，而且到处都是德国间谍。英国外交官则抱怨说，最近这些俄国外交官都变得贪得无厌起来，仿佛不知道外交游戏该怎么玩了。
总的来说，萨佐诺夫既不怎么喜欢威尔逊，也不喜欢劳合·乔治。他觉得威尔逊这个人死板傲慢，和许多美国人一样，对欧洲没有多少了解却喜欢指手画脚。劳合·乔治更好相处一些，但萨佐诺夫觉得这个人更狡猾，更不可信。
在英俄两国就中东控制权做漫长而激烈的谈判时，劳合·乔治总想要找借口摆脱双方的协议，这让萨佐诺夫十分恼火。
不过让不少强硬派游说团体失望的是，萨佐诺夫虽然强调要在和会上为俄国的利益做到尽可能多的努力，但他对与英美两国的交恶十分抗拒。
“不管怎么说，既然我们作为协约国盟友赢得了史上最大战争，那么协约对我们就是有利的。”在国家杜马的演说中，萨佐诺夫强调说，“我不会主动与英美两国交恶，并且在政策上寻求协约国的一致性。”
至于和平的真正目标，萨佐诺夫谈的很少，他对记者说：“没有必要把心里想的事情全都提前吐露出来。”况且，在彼得格勒，还有另外一尊能量很大的现人神。
1919年1月12日，在抵达彼得格勒的第二天，劳合·乔治就同萨佐诺夫、威尔逊以及意大利首相奥兰多会面，地点在俄国外交部所在的新古典主义大楼中。
这栋19世纪中叶建造的五层建筑保留着许多欧洲的古典风格——巨大的分岔大楼梯，前往私人房间、一连串的接待室、办公室。房间里铺的是实木地板、波斯地毯，还有硕大的壁炉。巨大的窗户一直延伸到高高的吊顶天花板，金碧辉煌的吊灯就悬挂在上面。桌椅结实沉重，安有四条镀金的粗腿。房间的主色调是金色、红色以及白色。
在原先萨佐诺夫的偌大办公室中，“最高理事会”在这里碰头。许多观察家把英、美、俄、意组成的谈判委员会叫做最高理事会，之后因为英国坚持，又把日本的2名代表拉了进来，所以也可以称为“五国理事会”。
萨佐诺夫身为主人，端坐在主座的扶手椅上，身后是烧得极旺的壁炉炉火。他的同事、助手和秘书每人都有一张小桌子来放置文件。英国人和美国人挨在一起，日本人和意大利人在一个角落里。威尔逊是在场唯一的国家元首，所以他的椅子比其他人的要高出10厘米。首相、总理、外长都舒服地坐在高背椅上。等级再低一些的顾问和秘书围拢在他们身后，坐在镀金的小椅子上。
之后最高理事会很快就制定了和平会议的章程。成员每天碰面一次，有时是两次，偶尔三次。他们将会按照日程表来处理各种事务，但也有特事特办的时候。比如说请愿，接下来的整个和会期间，自始至终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团体来请愿。
第六章，和平大会正式召开
在和会召开的第一周，最高理事会花了很多时间讨论程序问题。
英国外交部制作了一份花花绿绿的漂亮图表，上面画了一个很大的六角形，里面均匀地排列着和平大会、最高理事会和小组委员会，而在协约国五国理事会的外围，其他国家的代表像是围绕太阳旋转的小行星一样排列整齐。
俄国外交部也安排了一份详尽的议程，列出了一条条指导原则和需要解决的问题，按照重要程度排列：对待德国和巴尔干的条约排在首位，而国际联盟和欧洲以外的事务全都排在了后面。
鉴于此，威尔逊表示反对，劳合·乔治也支持威尔逊。这份议程的作者，外交副大臣涅拉托夫将美英的反对视作盎格鲁-撒克逊人本能地对诚实、善良的斯拉夫人的思维方式的反对。
在萨佐诺夫成为大臣会议主席后，他的私人圈子成为了过渡政府的核心领导班底，因为有四名志同道合的伙伴，也可以称为“四人小组”。分别是：
萨佐诺夫的朋友和大学同学，他的副手，外交副大臣阿纳托利·阿纳托利耶维奇·涅拉托夫；
晋升为大臣会议办公厅主任的莫里斯·席林男爵，萨佐诺夫担任罗马大使时在他手下工作；
格里戈里·尼古拉耶维奇·特鲁别茨科伊公爵，领导多个服务于和平会议的外交专题委员会，光是巴尔干地区就制作了60份不同的报告，其中包含了大量有用的信息；
最后还有“莫斯科圈子”里的新晋红人，皇太子彼得。他和其他许多俄国精英统治阶层一样，捻熟于自由主义的政策理念。皇储彼得与特鲁别茨科伊公爵是朋友关系，公爵与席林男爵又是童年伙伴，因此四人关系相当融洽。
最高理事会还成功选出了一位秘书，
是俄国的驻伦敦大使亚历山大·本肯多夫。有传言说他是因为和萨佐诺夫的关系才当上这个职务，另外一部分人则说此人是个“伦敦人”，有点过分亲英。证据之一是，和平大会文件记录的官方书面语言是俄语和英语。
本肯多夫解释说，全球英语的使用者有1.7亿人，和俄国人口差不多，所以英语显然可以有与俄语一样的地位。意大利人说，既然这样，那为什么不一起选上意大利语呢？
意大利外交大臣桑尼诺对此强调说：“不然的话，给人的印象就是意大利被当成弱国，遭到了排挤。”劳合·乔治说，既然这样，为什么不再加上日语？日本代表跟不上他们的争论，分不清这些人是在讲什么语言，所以一言不发。
在和会该如何达成决议的问题上，最高理事会也是争议连连。
截止1919年1月，有29个国家派代表来到彼得格勒，都希望参加和会。那么怎么安排这些国家？让他们坐在一起讨论？英国和利比里亚的投票权重一样吗？
小国对此抱怨连连，要求不断。只有一个官方代表席位的葡萄牙十分愤怒，该国在在战争中贡献了6万名士兵，而只派出了一支医疗分队和一些飞行员的巴西却有三个代表席位。英国支持葡萄牙，这是它的老盟友，而美国支持巴西。
不过，席林男爵提出了一个建议，让那些乱哄哄的小国代表去处理那些相对无关紧要的问题，比如说国际水道的通行自由。威尔逊则喜欢限制规则越少越好，他说：“我们不该召开正规的大会，只要交谈就可以了。”
这个说法让萨佐诺夫很不高兴——要是非等到三十多个国家就所有议题达成一致意见，那彼得格勒和会开上一年都谈不拢。外交副大臣涅拉托夫就这个问题补充说，不管怎么样，也要在形式上给所有在彼得格勒的其他国家代表安排点事情做做。
最后大家都同意劳合·乔治提出的折中方案，也就是每周末召开一次全体大会，给小国一点参与感，五国理事会可以趁这个时间处理其他事务。
最高理事会的成员，甚至连威尔逊算在内，都不想放弃对大会议程的掌控。大会议程有很多事项，包括以下内容：国际联盟、德国事务、波兰事务、法国事务、奥匈帝国解体形成的国家、巴尔干地区、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犹太人事务、国际航道、国际铁路、立法保证各民族的自决权、保护少数民族与少数宗教、国际专利与商标法、惩罚战犯、战争损失赔偿，以及经济与财政问题。
虽然俄国官方拟定的议程清单被否决了，但是这些议题的确以很有预见性的“四人小组”的安排在走。
最后，这次和平盛会的缔造者们还要为媒体发愁。彼得格勒一窝蜂似得招来了全球各大媒体的数百名记者。俄国政府找来了一座富翁的大别墅，在里面成立了一个气派的媒体俱乐部，但记者们并不领情。他们嘲笑那里俗气的装饰。
报刊媒体主要抱怨的是和会议题的保密性。威尔逊曾在他的“十二点计划”中谈到“公开外交，公开达成”。就像他的很多漂亮话一样，这句话的具体含意并不明确，或许威尔逊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很能引发公众无穷的想象力。
威尔逊这句话的字面意思是指不能再有秘密的条约，他和很多人都把以前的秘密条约看成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之一，但他真想把所有的谈判内容都告知公众吗？——这是许多记者和读者期望的事情。媒体代表要求参加最高理事会的会议，至少也要拿到每天会议的书面记录。
萨佐诺夫对副手涅拉托夫说，他不反对新闻自由，但这也太吓人了。让媒体把最高理事会的言论公之于众，让民众加以讨论，简直是“自杀”。
劳合·乔治则评论说，如果真有这种事情，和会可能就永远无法结束了。他提议，最高理事会向媒体发布一份声明，就说各国在一起达成决议的过程会很漫长，很容易被外界干扰，他们不想让分歧公开，导致没必要的争议。威尔逊表示同意。
美国记者抱怨说威尔逊是个伪君子，还说劳合·乔治与萨佐诺夫不受公众监督的约束，会糊弄威尔逊。记者们威胁要离开彼得格勒，但是没有几个人会真的离开大新闻的发生地。
不管怎么说，在1919年之前，人类还从未组织过囊括整个世界的国际会议。万众期待的和平大会在磕磕绊绊的进程中起步了。
第七章，成立国际联盟
1919年1月25日，彼得格勒和会正式批准成立一个国际联盟事务委员会。
在彼得格勒和会的前一个世纪中，国家之间彼此相待的方式正在经历着转型。虽然实力依然有用，但外交的逻辑已经发生了变化。
在过去的几千年里，外交上的合纵连横、尔虞我诈可以是出于君王的利益，
甚至即使是为了君主的个人荣誉而流血无数，占领土地也不用考虑土地上的居民。但是到了19世纪，这种看法就发生了变化。战争越来越被视作一种代价高昂的非理性做法。
在过去，国与国之间的较量通常都是零和博弈，因为财富来自农业，而农业产出基本和人口挂钩。所以无非是你多我少，你赔我赚。但是世界大战则证明现代化战争里，主动参与的玩家中没有胜利者。国家利益的增进要靠和平，因为和平才能带来贸易和工业的繁荣。
国家本身的定义也不一样了，它不再靠君权神授的王朝统治者或一小撮垄断权力的精英阶层来负责统治，而是人民大众自己越来越多地参与其中。
外交的形式还是一样，大使呈递国书，条约要签署盖章，然而规则却发生了变化。在国与国之间的博弈中，有些事情不再流行了，在某些方面接受的程度越来越低，例如一个国家占领了一处土地，上面都是其他民族的居民。当然，殖民地和第三世界并不属于这种情况，因为欧洲人认为那里的政治开化程度低于欧洲。
当俾斯麦武力统一德国的时候，他是以德意志民族统一的名义鼓动战争的，而不是打着为普鲁士王国开疆拓土的旗号。当他创造出来的国家在1871年从法国手里夺走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时候，德国政府尽全力论证说这并不是领土扩张和侵略，而是因为这两个省份从历史和民族成分上说属于德意志。
由此可得，古老的国家博弈公式里还加入了另一个因子：民意。
民主思想的扩散、民族主义的增长、铁路网与电报网的蔓延、忙碌的记者与媒体不停歇地赶制出发行量极大的报纸，所有这些引出了一个政府理所当然不喜欢但又不敢忽视的东西——汹涌澎湃又变幻莫测的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