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的第三国际很快就响应了波兰社会民主工党的请求，但是法国的民船抵达维斯瓦河的入海口但泽市的时候，不出意料被德国当局扣押了。德国官僚以搜查是否有运输武器的借口扣押了法国货轮，然后用各种官僚主义的手段把整套流程拖了整整2个月。
实际上这批粮食很快就被转移到了东普鲁士移作军用，驻扎当地的俄国第一集团军受陆军部的命令，在波兰民族政府发出军事干涉请求后立刻拔营出发了。但是这次军事调度成为了一连串政治事件之后的突发导火索，引爆了俄国国内弥漫的不满局势。
第一件事是对彼得格勒中央政府而言十分“成功”的经济救助活动。
塞尔维亚王国虽然吞并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以及部分巴特纳地区后成功建立了一个令塞尔维亚民族主义颇为满意的大塞尔维亚王国，可塞尔维亚的国民经济与周遭国家一样，暴露出了十分虚弱的一面。
在世界大战中，塞尔维亚损失了约40万士兵。到1918年，这个国家已经损失了28%的人口（约120万），其中三分之二是平民。这些数字还没有考虑大战结束时7.2万多残废退伍军人和18万战争寡妇。
因此在雅尔塔会议中，塞尔维亚代表请求俄国予以援助，否则该国经济形势之困窘难以成为俄国的有力盟友。
对于四人小组来说，俄国的武力输出是一个方面，他们还需要做出一个带头大哥的良好样板来展示俄国的经济手段绝不是英美所嘲笑的“斯拉夫蛮族”水平。于是对塞尔维亚的救助活动很快展开了。
俄国经济部门的技术官僚采取了一个大胆激进的方案，其灵感来自于俄国战时的统制经济和配给制度。他们放弃了对混乱的战后遗留货币的调整，而是直接从俄国国内运输来了一批数量可观的物资，以记账形式把物资直接分发给塞尔维亚各地生产停顿的企业，再向塞尔维亚民众分发可以购买指定商品的购物券，而且允许购物券自由流通。
在1919年7月-9月的短短2个月中，塞尔维亚国内的生产和经济秩序得到了初步的稳定，大量中小企业开始恢复运转，失业率不断下降，物价也从高位逐渐下落。更重要的是，通过记账转化而来的债务，塞尔维亚被迫接受了卢布的流通。此举还令塞尔维亚甚嚣尘上的革命活动一时消寂。可谓一石二鸟，一举多得。
从政治和宣传角度而言，俄国
技术官僚的经济指导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在积极的宣传背后，俄国国内的部分左翼报纸尖锐地批评政府这是在拿俄国纳税人的血汗钱赠送给塞尔维亚民众——2个月的救助活动使俄国为此支付了10亿卢布，毕竟启动经济循环的物资是俄国政府自掏腰包送来的。
而在彼得格勒当局为塞尔维亚人花10亿卢布提振经济的同时，财政部的印钞机还在不停制造着令俄国民众难以忍受的通货膨胀。普遍的通货膨胀、不断攀升的物价，令这次救助行动在俄国国内造成了褒贬不一的社会舆论。
因此第二件事就是，救助行动成为了工人们不满的缘由。他们责怪当局无视真正支撑经济运转的俄国工人已经难以维持生计，却宁可把大把卢布撒给所谓的国外斯拉夫同胞。于是在1919年8月之后，工人的罢工活动次数开始不断水涨船高。
第三件事也与严重的通货膨胀有关。
根据孟什维克同情工人的经济学家进行的调查指出，1918年底俄国货币总量在60亿卢布以上，等到1919年9月末时，这一数字已经暴增到了300亿卢布。一年时间货币供应量翻了5倍，换而言之，俄国有产者的存款贬值到了一年前的六分之一。
对于不少小有积蓄的俄国中产阶级来说，这样恶劣的通货膨胀是他们无法忍受的。许多中产阶级就是工厂中的管理者，或者工会官僚。因此通货膨胀导致从经济角度出发，他们与产业工人的诉求在无形中达成了一致。
因此曾经许多在战时，严令禁止工人进行罢工的倾向于资产阶级利益的改良主义工会也对工人罢工运动大开绿灯。
最后一件事与孟什维克的窘境有关。
在战时，由于变本加厉的劳资矛盾，激进左倾的孟什维克不断产生，这批人后来成为了战时骚乱活动的主要推手也遭到了俄国当局与右倾的孟什维克改良派联合绞杀。剩下来的孟什维克成员尽管在多次分裂、提纯后都是“取消派”，也就是放弃暴力革命的渐进改良主义者，可他们毕竟也是社会主义者，也是有作为社会主义者最基本的一些底线。
归根结底，孟什维克是一个社会主义党派，尽管右倾的社会主义者向政府和资产阶级谄媚、寻求妥协与合作，可它作为国家杜马的竞选政党，仍旧是需要人民的选票的，仍旧是需要工人阶级的支持的。
在战时，这些改良主义者还可以用为大局着想的借口，哄骗俄国工人阶级忍耐繁重艰苦的劳动和物价上涨。可现在俄罗斯帝国已经大获全胜了，为什么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反倒是更加难以忍受了呢？
所以这一次，即使是那些不断向当局投降、妥协的孟什维克右倾分子，也不能再站在政府的立场上，要求工人为国家着想了。假如孟什维克真的这样做了，这个政党就彻底被工人抛弃了——不能为工人阶级利益发声的政党，还要支持它干什么呢？
一个更直接的刺激是，第三国际屡次抨击俄国国内依旧合法运转的孟什维克是对当局摇尾巴的“哈巴狗”。俄国军队接连不断在中欧及巴尔干各地进行军事镇压活动而孟什维克连一个屁都不敢放就是铁证。而这次俄国当局调动军队镇压华沙公社时，孟什维克再也坐不住了。它不能一边在国内不能为工人利益发声，一边还无条件地默许俄国军队制造大量非人道的暴行。这样的社会主义政党简直就是一个笑话了。
很快，孟什维克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全票通过了关于举行全俄总罢工的决议。这对孟什维克来说，是挽回丧失的政党民心的最后一次机会。不在沉默中灭亡，就必须在沉默中爆发。
对内，孟什维克主张通过罢工来令沙皇明白俄国工人的苦难，结束物价飞涨的局面；对外，坚持社会主义的人道底线，坚决不能坐视国际无产阶级被本国的资产阶级军队消灭殆尽。
当然，毕竟是软弱的右倾孟什维克，所以他们是断然不敢用“革命”这类字眼的，他们也不谋求推翻沙皇政权。孟什维克的政治策略很简单——不反沙皇，反沙皇身边的小人。一定是有奸臣蒙蔽了沙皇，所以我们要举行总罢工来上达天听。只要沙皇知道了我们的苦难，俄国一定就会好起来的。
1919年10月底，孟什维克与绝大多数工会达成了一致意见，联合全俄罗斯大部分的城市工人举行总罢工。俄国的交通枢纽和工业中心几乎同时陷入了短暂的全面瘫痪。
第三十二章，全俄大罢工，其中
在1918年，威尔逊曾信誓旦旦地宣称，民主可以确保我们世界的安全。但是在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民主所代表的政治结构却已经处于风雨飘摇、四面楚歌的境地。
当孟什维克以闪电般的讯号向彼得格勒当局放出讯号：我们绝不是统治者身后的跟屁虫时，大臣会议几乎是在
萨佐诺夫以惊慌失措、狼狈不堪的语气向在座的诸多大臣、次级长官和幕僚提出诸多应激性的政策，大体包括调动全国军警特宪镇压挑战当局的工人罢工、将那些教唆煽动工人的拿法郎办事的第三国际“境外势力”逮捕入狱。
萨佐诺夫语气中的恐慌成分并非空穴来风，就连国家杜马也陷入了一片混乱。
坐于杜马右席的右翼祖国党、保守党议员几乎是在以大声咆哮的方式向杜马全体议员发出严厉倡议：可怕的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瘟疫已经“传染”到了神圣的俄罗斯祖国，我们必须用最强硬的态度向那些试图挑战祖国秩序的工人暴徒说“不”。哪怕这需要用成千上万人的鲜血作为代价。
坐于中右席位的温和祖国党、右翼自由党派议员一边与身边同僚交头接耳，以难以置信的语气谈论眼下所发生的工人运动，一边对右翼党派的酷烈言论纷纷摇头以示抗拒。不管怎么说，当300万俄国产业工人集体行动起来的时候，整个俄罗斯帝国都将抖三抖。
“任何有政治意识的有识之士都明白，当火车即将发生碰撞时，应该竭力减速……可他们（右派议员）却叫嚣着要全速撞过去。”一名祖国党中间派议员感叹，当斯托雷平不幸离世后，这个党已经变成了有“九个脑袋、互相争吵的怪物”，“假如斯托雷平主席还在的话，绝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处于焦灼辩论中的议员也包括坐于中左席位的各个自由主义党派和最大的自由党——人民进步党。自由主义在俄国处于一个很尴尬的位置，由于自由主义对个人权力、私有制、贸易和政治主张几乎都来自于西方，所以自由主义对俄国社会来说是一种舶来品。
由于俄国社会的传统观念与自由主义格格不入，这种意识形态完全是精英阶层和高级知识分子们的“特供商品”。在20世纪最初地几年极其不成功地政治动员后，俄国的自由主义者也意识到人民群众实际上并不理解自由主义，也不喜欢自由主义。民众之所以会听从某些自由主义活动家的鼓动，完全是因为他们尊重那些大知识分子的个人魅力或者威望，可对领袖的政治诉求没有多少认同程度。
这导致传统印象中那些与西欧自由主义基本雷同照搬的俄国传统自由主义在1910年代差不多绝迹了。俄国的自由主义者产生了两种分化，这可以看作自由主义在俄国的本土化发展。
第一种自由主义开始向右倾倒，他们认为俄国群众是愚昧的。假如俄国开启了宪政和自由化道路，那么就必须让民主仅限于那些懂得自由主义精神的社会精英阶层。这种精英化的自由主义完全拜倒在了彼得格勒当局的脚下，因为只有当权者才能给予他们奢求的自由主义政策。
第二种自由主义不愿意抛弃最基本的人民路线，因此有意识地择取部分社会主义的观点改进自己的政治理念。这些向左发展的自由主义者认为完全的自由主义在如今大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已经过时了，人民在自由放任的寡头市场下陷入赤贫。因此主张通过政府来积极调控、保护每个人的机会平等。
两种自由主义的区别在于，前者认为自己没错，是民众无知，开始倒向否定人民的精英主义论调；后者则认为人民无错，是自己犯错，于是成为了进步自由主义或者社会自由主义者。
不过必须加以说明的是，这种自由主义的区分是基于自由主义党派对俄国国内党政路线和经济主张的分野进行的，实际上许多进步自由主义者在国际外交主张或者民族和宗教政策上进行分析，依旧是大俄罗斯主义者或者民族沙文分子，所以对中左翼的自由主义议员而言，这场孟什维克发动的全俄大罢工实际上要分成两个问题进行讨论。
第一个问题在于国内的财政政策。
无论是传统自由主义者还是进步自由主义者都认为，国家之所以会产生如今的动乱，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并不是右翼分子叫嚣的无政府主义暴徒、社会主义革命分子或者来自境外势力的煽动，真正的罪魁祸首正是那不可名状、无孔不入的通货膨胀。
来自和平贸易党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指出，到1919年10月，即使是受到战争冲击较小的莫斯科市民阶层，其生活成本也比1914年上涨了253%。在战争时期，斯托雷平政府的确在工资问题上做出了一部分有利于劳方的让步。但是在1919年，俄国大企业普遍的反攻让这些有限的成果倒退了。不仅如此，随着1919年下半年通货膨胀速度的暴涨，工薪阶层的工资实际购买力不仅比1918年10月的数据低，甚至比1914年战前还退步了。
人民进步党议员在杜马演讲中明确指出，这不是什么来自巴黎第三国际的颠覆活动，也不是俄国工人的蓄意谋反，而是萨佐诺夫领
导的过渡政府采取了错误的财政政策，导致了俄罗斯帝国社会与经济状况的混乱。
自由主义党派七十多名议员联名向俄国财政部发出了一份倡议书，要求财政大臣科科夫佐夫立刻停止失衡的通货膨胀，采取严格的财政纪律、实施通货紧缩政策。
但是在杜马议会之外，两种自由主义者对待工人罢工的态度就发生了不同。传统自由主义者已经视集体罢工为企图扰乱民主进程的乌合之众，因此他们对待罢工的主张和右翼没什么不同，极力要求颁布戒严令，动用军警特宪的力量镇压罢工。进步自由主义者反对前者的右倾主张，认为工人罢工是极其合理的，必须维护人民合理的政治与经济诉求。
对于一部分进步自由主义者来说，这场全俄总罢工同样是千载难逢的政治机遇。这些活动家出没在工人群众游行罢工的街头，通过符合法律程序的温和手段领导民众对政府进行示威游行，为那些被警局逮捕的工会分子、积极工人进行集体辩护。在此期间脱颖而出的一位彼得格勒大律师以其杰出的个人魅力、演说才华成为了进步自由主义阵营中闪耀夺目的政治超新星——亚历山大·弗多洛维奇·克伦斯基。
第二个问题是对待波兰的华沙公社政权。
首先在面对新生的波兰，国家杜马中的多数议员就没什么好脸色。对于许多右翼和中右翼议员而言，既然德莫夫斯基领导的波兰民族政府已经被华沙公社暴徒赶出来了华沙，那就说明波兰这个国家是极其失败的。这个国家的成立就是一个错误，如今只不过是错上加错。他们希望沙皇尼古拉二世可以借着这次起义，重新收回属于俄国的领土，即使这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出尔反尔。
就算是那些靠近左翼立场的进步自由主义者，也很少有人认为波兰独立是必要措施，波兰人完全可以在俄罗斯帝国的政治框架下取得一定的自治权力，这就完全足够了。
其次，抛开杜马议员们对波兰这个国家的抵制态度不谈，华沙公社政权与第三国际和革命分子千丝万缕的关系令大多数杜马成员都一致认为，哪怕不对国内纷纷罢工的工人阶级采取强硬措施，也必须对这个红色政权出重拳。传统自由主义者米留科夫把华沙公社比作中欧心脏上的一根毒刺，无疑和俄国主导的欧洲新秩序格格不入。他的比喻赢得了杜马多数议员的赞许。
最后是居于杜马左翼席位的孟什维克。部分左派议员抵达会场时，还受到了右翼议员发出的人身威胁，甚至一度还演变为两派议员的拳脚相加。直到杜马主席声嘶力竭的呵斥和在场安保人员的制止才让骚乱停歇。
对于孟什维克来说，这场全俄大罢工是一次政治豪赌。就目前来看，他们至少取得了阶段性的大获全胜。
当战争结束时，孟什维克的中派和右派成员显得有些茫然。战时的革命骚乱令左派与他们分道扬镳，工人也唾弃他们的冷血旁观甚至助纣为虐。政府当局虽然没有将这批孟什维克逮捕、审判，但是也没有对他们有什么好的态度，将他们视为“未来的革命分子”或者“革命未遂分子”对待。
因此在1919年初，孟什维克许多党员感到信念动摇，士气全无。整个党的党员人数也不断缩水，处于逐渐消亡的状态。孟什维克的生死存亡令中派代表策烈铁里和右派代表波特列索夫下定决心，不能再继续碌碌无为，必须用一次足够标新立异、震撼全国的活动来重新拉拢民心，巩固孟什维克的党政士气。
由于通货膨胀引发的全民生活水平下降正是一次极佳的活动窗口期，策烈铁里通过多次党内会议统一全党意见后不顾潜伏在党内的当局特工发出的严厉警告，与同样苦于通货膨胀的工会发动了标志性的全俄大罢工。
孟什维克成功了，曾经门可罗雀的党团活动中心现在多是来表达不同意见的工人群众，挤得水泄不通。许多市民阶层和中产阶级也对罢工活动表达了不同程度的支持。他们一扫过往的颓势，重新在许多工人心中建立了新的信任基础。毕竟工人作为城市中具有很大政治影响力的群体，还是需要在国家杜马中发声的。
可是无论孟什维克在人民群众中怎么挽回信任，这一切的基础是，不能引发当局的强烈敌意。因此孟什维克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多次对他们的基层党组织要求必须以最严格的纪律约束工人运动不能出现引发当局忌讳的激进成分。
孟什维克明白，这场运动真正的结局，不在国家杜马的口水骂战中，也不在俄国各大城市人潮涌动的街头，更不会在彼得格勒中央政府的反复会议记录中，而是在那真正的、唯一的权力中心——冬宫——在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一念之间。
第三十三章，全俄大罢工，其下
当孟什维克以其石破天惊的全俄总罢工之势如风暴般
席卷俄罗斯大部分城市的时候，同样居于城市中的各级政府不可能不陷入一时的恐慌氛围中。
俄罗斯帝国作为一个想要迈步追赶西欧先进国家的工业化进程的后发国家，俄国众多改革者所能做的就是在前人已经探索过的道路上少走弯路，或者减少不利的因素。表现在工业领域中，这种后发追赶的一种特点——在俄国尤为明显——大部分工人都服务于俄国的大企业，这些大工厂平均雇员都在1000人以上。反观英法这类先行启动工业化的西欧国家，仍旧保留了许多近代残存的小作坊手工业者等效率落后的生产方式。
这种生产的集中化优势非常明显，在减少竞争内耗的同时，实现了生产力和生产效率的双重飞跃。但是大企业集中生产带来的后果便是，俄国的产业工人天然就集中在俄国的几个头部大城市地带。当工人阶级选择运用罢工作为政治抗议手段时，俄国的交通、运输、生产和贸易也就陷入了一时瘫痪。
实际上彼得格勒中央政府在总罢工前已经通过他们潜伏在工会和孟什维克的间谍得知了一些风声，可他们不相信剩下的这些合法社会主义者会选择大规模的罢工活动来向政府示威，因此几乎在最初的几天无所作为。
11月2日，36.5万煤矿工人不约而同选择离开位于顿巴斯煤田带上的多个大型矿场，响应孟什维克关于大罢工的号召。南俄矿业资本家代表大会委员会在第一时间回以暴力对待。他们派出了
**名私人安保人员，协助严厉的警察进行镇压。
俄国最大的煤炭辛迪加，顿涅茨克矿区矿物燃料贸易公司的律师团登报批评煤炭工人的罢工是“违反道德与法律的严重错误”，是想在寒冷的冬天进行敲诈勒索。
在紧张的恐吓活动中，劳工大臣让煤矿工人代表与煤炭巨头坐在了一起进行劳资谈判。会议充满了激烈的谴责，气氛严重一边倒，以至于一向温和的南俄煤矿工人联合会领导人愤而离场。
几乎同一时间，在彼得格勒，在整场战争中一直坚定站在爱国立场反对罢工的彼得格勒钢铁工人协会不顾政府的多番警告选择了罢工抗议。因为以普梯洛夫工厂为主的几家金属制造业巨头的法律顾问团十分抗拒政府提议的新一轮劳资谈判和仲裁。于是39.4万彼得格勒的产业工人举行大罢工，首都的大街小巷几乎变成了红色旗帜的海洋。
劳资关系破裂的同时，彼得格勒的金融市场也表现得动荡不安。由于通货膨胀日益加剧，卢布兑换英镑和美元的汇率双双跳水。俄国官方发行的数期债券价值已经随着纸币的泛滥而变成了无人问津的废纸，那些购买战争债券的俄国中产阶级、银行和金融集团也受到重创。
11月4日，全俄工商业代表大会在彼得格勒召开了紧急会议，资产阶级代表和财政部代表互相进行了“人身攻击”。前者攻击财政部制造了史无前例的大动荡，令俄国招致无辜之祸；后者则断言不少俄国金融投机商“与英国人勾结，在操纵卢布和黄金流动，使之不利于俄国”。
萨佐诺夫明白自己的大臣会议主席生涯或许就要到此为止了，可他还想得过且过，于是积极询问皇帝办公厅主任，冬宫方面是否有最新的意向？萨佐诺夫在先前向沙皇尼古拉二世提交了一份关于镇压的备忘录，援引战时制定的爱国法律，当工人进行罢工活动时，政府有权进行镇压。但是这份法律的生效前提已经随着和平到来而自动废止了。
遗憾的是，冬宫时至今日，只有令人难以揣摩的无尽的沉默。
在俄国各大城市普遍出现的紧张对峙场面不同的是，皇村此时正处于一片祥和的氛围之中。这里没有人头涌动的工人队伍，也没有从事工商业生活的城市居民，在皇村宫殿群落的外围只有一些负责保卫皇室安全的近卫军军营。
在舒适的亚历山大宫中，尼古拉过着好几年没有平静下来的慢节奏生活。早上八点起床后在御花园中牵着宠物犬散步，然后一家人除了待在彼得格勒的长子外，一起享用早晨。上午可能会和两个女儿一起摆弄照相机和电影设备，三个人拍摄的作品已经堆满了一整间屋子。中午是简单的午餐，然后尼古拉会去皇村旁边冻起薄冰的人工湖中钓鱼，几个小时后皇后亚历山德拉就会亲手烤制丈夫拿来的鲈鱼。晚上由尼古拉主持的简短祷告后，皇帝夫妇和3个子女一起吃浇上柠檬汁的烤鲈鱼和白面包，以及一些甜点。
保罗的胃口不怎么样，感觉有些忧心忡忡地。看着两个无忧无虑的妹妹，又看着平静的父亲，手里的叉子摆弄了几下碎鱼肉后突然开口对尼古拉说：“最近，呃，我听说彼得格勒的情况不太平。”
“是的，最近很乱。”尼古拉随口答了一句，然后对妻子说鱼肉很嫩很好吃。
“萨佐诺夫
他们能摆平吗？”保罗点点头，然后询问道。
“很难，萨佐诺夫只是一个外交官，对国内事务疏于了解。”
父亲的评价令保罗抿着嘴，停顿了一会儿后说：“那该怎么办？”
“尼基会摆平这些的。”亚历山德拉无条件地信任自己的丈夫。
尼古拉没有继续说什么，保罗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一阵抓耳挠腮后还是默默地吃完了面前的面包和鱼肉。
“我很少听你谈起时事。”饭后，尼古拉和保罗坐在烧着木柴的客厅壁炉旁边进行男士之间的对话。玛丽亚带着伊琳娜去别的地方散步了，皇后则在卧室中看书。
“因为之前没有出什么乱子。”保罗乖乖作答。
“现在的果在之前就种下了因。”尼古拉简单地说财政部实施的通货膨胀政策，“当初决定的时候，我和彼得几个人就知道会有现在的局面了，无非预估的程度和缘由有所不同。”
“那为什么还会这么混乱呢？明明可以做出很多……预防措施？至少不会像现在这样。”
保罗飞快地接着父亲的话说了下去，不过最后他也不知道该用什么措辞，于是停顿后用了个宽泛的词汇来形容。
尼古拉心想，在无孔不入的通货膨胀中，怎么样才能做出预防呢？对于工薪阶层来说，答案恐怕是无能为力地接受，考验他们对国家和政权的信心。不过因为保罗似乎对这些金融概念一知半解，所以尼古拉只是说，对大部分民众而言，预防很难做到。
“那么为什么父亲您不做点什么……呃，我看您最近没什么处理公务。”
“彼得格勒有那么多履历优异的大臣、官吏，何必还需要我这个没有学历的人来指手画脚。”尼古拉可能是最后一个接受私人家教的沙皇，因为他的两个儿子都接受了大学精英教育并且都有文凭。
“可那些人对现在的混乱束手无策。”
尼古拉对保罗的判断摇摇头，“束手无策的只是萨佐诺夫，他把大臣会议搞得人心惶惶，过渡政府马上就要结束它的历史使命了。”
“所以彼得最近一直没看见他，是因为在彼得格勒处理这些事务吗？”
保罗的直觉让尼古拉点头，“这是一次锻炼……总罢工虽然吓唬人，但是这次事件的参与者可没什么胆量。你不要被表面给糊弄住了，冷静分析，理性思考。”
“那这些都是彼得的工作了。”既然已经知道有人会处理现在的棘手事，保罗就靠在沙发上学着尼古拉老神在在的模样，惹得沙皇笑着踢了保罗的小腿肚子让他不要学自己。
11月6日，恰好就在尼古拉和保罗交谈的次日，彼得火急火燎地赶到了皇村向沙皇提交自己的备忘录。
自从沙皇尼古拉二世放心让皇储彼得办事后，皇储就成了大忙人。在最近一段时间，彼得每天都与杜马各个政治党派的关键人物进行对话和交谈，召开了数不胜数的多方会议，亲自参与了多场俄国大公司和工会的劳资仲裁，还直接听取了几百名工薪阶层的请愿者进行面对面的交谈。
“很好，很好，你的想法，我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尼古拉看过皇储的备忘录后，连连点头。在这份备忘录中，彼得用殷实的文字记述了他对这场全俄总罢工的分析、判断和针对的解决方案。即使是拥有二十多年从政经验的尼古拉也不得不感叹，天赋真的可以弥补时间积累。
首先，彼得通过他和杜马党派的交谈认为，接受政府进行严苛镇压的议员实际上只是右翼的一小撮人。这很好理解，假如政府今天可以对左翼罢工游行大举屠刀，那么接下来对其他政治派系就会慈眉善目吗？毕竟国家杜马必然会产生对政府的批判之声，因此主张宽容和解是杜马的多数意见。
其次，通过和孟什维克的多轮谈判，彼得判断说，孟什维克的党派利益实际上不和工人阶级利益完全一致。通货膨胀导致工人生活难以为继是孟什维克发动总罢工的合理理由，但总罢工能够得到什么，孟什维克的底线实际上是很低的。因为总罢工本身已经让孟什维克起死回生，这满足了孟什维克的目的，只不过因为工人需要罢工来兑现利益所以孟什维克只能继续站在罢工者这边。
所以彼得分析认为，只要政府可以承诺资方做出一些低限度的让步，比如最快时间提高工资，那么工人就会失去他们罢工的动力。孟什维克也会很快顺着台阶撤除他们对罢工的呼吁和支持。至于孟什维克要求俄国当局承认华沙公社政权，彼得判断说，这只不过是孟什维克掩人耳目的虚张声势而已。如果俄国当局满足了孟什维克在国内的利益诉求，那么他们很高兴把华沙的社会主义同胞给出卖了。
为此，彼得还借由他和工人基层代表的对话指出，工人个人实际上很难理解通货膨胀和许多金融知识。以俄国工人的朴
素认知，现在的问题就是物价涨得太快没法接受。所以只要政府摆出，沙皇已经倾听民意，并且给工人大发工资作为回应。工人很快就会稀里糊涂地被糊弄过去，满意地回厂上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