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俄军为例，俄军军纪有好有坏，上限下限的差别极大。不少搭乘卡车打头进驻城镇的俄军军官以及士兵会贴心地告知举行欢迎式劳军的当地居民说：等你们遇到下一批俄军部队的时候，千万不要出门欢迎，“因为后面的人都是庄稼汉，他们没有‘文明’可言。”
能做到秋毫无犯的是俄军，四处劫掠的也是俄军。无非前者多以城市志愿兵为主，后者多是从农村征召组建的部队。俄国征召兵常常为自己不分青红
皂白的暴行寻找理由，强调是敌人先对自己造成了无限制的暴力事件。
一名俄国志愿兵伊万·巴拉诺维奇生动地描述了他在1919年初占领克拉科夫附近一个犹太村庄后的经历：
在搜索一处有两名犹太妇女的房屋时，我的战友发现了五具惨遭肢解的俄国士兵的尸体，他们的眼睛、鼻子、舌头和下体都被割掉了。发现死者的恐惧很快就转为无边的愤怒，“有两三个人不约而同地冲上楼去。可以隐约听到有枪托敲击声传来，两个女人都倒在地板上死了”。
我们向惊慌的人群开枪，我们疯狂了，射击并猎杀着。我们在田野上像追逐兔子一样猎杀犹太人，我们烧毁每一座房屋，破坏每一座桥梁和每一根电线杆。我们把许多尸体扔进喷泉池，在上面丢手榴弹。任何落入我们手里的人都会被屠杀；任何能点着的东西都会被烧掉……在我们的心中没有人类的感情……升腾的烟柱是我们的路标，我们点燃了火刑柱，那里焚烧的是……法律和文明世界的价值观。
对于许多生活在东欧的人们来说，暴行仍在持续，没有减少的迹象。
以许多右翼暴徒的观点，犹太人和社会主义者往往是一丘之貉。对于这些敌人，可以随意虐杀而毫无歉疚，因为这些行为是出于把民族从社会主义深渊中拯救出来的神圣目的，都是合法且必要的。在战争与革命的背景下，这些人相信，国内破坏“文明秩序”的敌人，只能通过同样极端的暴力行为来制止。
不过参加右翼准军事行动的积极分子尽管都反对革命，都希望民族复兴，却不一定有相同的意识形态目标和野心。在水涨船高的“正统派”势力之外，不少早期的法西斯活动家和极右翼分子就像憎恶共产主义那样憎恶君主制。
这种政治目标的分歧引起了严重的紧张局势，保皇党拥众和激进右翼势力也会互相屠杀，血流成河。泛德意志主义的“高地同盟”在他们的小册子《德意志的抵抗策略》中声称，对伟大的德意志祖国而言，有三个危险的国际主义敌人：“红色国际”、“黑色国际”（保皇派），以及最为重要的那些“企图控制德国人的犹太人”。
犹太人代表了一切极右翼所讨厌的东西，他们可以被同时，也是自相矛盾地，描绘成来自第三国际的革命颠覆分子，威胁到东欧基督教传统秩序，或是巴黎的“红色代理人”，或是含糊不清的资本主义“金权政治”和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代理人。这些指责的共同点就是，犹太人天生就是国际主义者，因而遭到了民族国家及其“主体民族”的憎恨。
公开宣布反犹并暴力迫害犹太平民，很快成为了中欧各地准军事组织普遍引以为荣的事。在战败国匈牙利，针对犹太人的暴行通常是在当局的默许下进行的，用以转移内战暴力带来的强烈仇恨，因此其情形特别极端。例如，霍尔蒂的卫队长普罗内·保罗男爵砍下犹太受害者的耳朵作为护身符。普罗内手下的军官在一次晚宴中自豪地说，他晚上胃口很好，因为他花了一下午在火车上活烤了一个犹太人。
其他地方的情形远没有那么极端。然而，右翼政客和活动家编织的反犹话术仍然清楚预示着未来。例如，波兰民族政党和执政党，波兰国民联盟的领袖罗曼·德莫夫斯基说，波兰民族之所以贫困饥寒，就是因为受到“犹太和德意志奸商”的盘剥。他计划将犹太人和德意志人的财富没收，并将它重新分配给波兰人。
保加利亚作为战败国，虽然受到的和约压迫较小，但是其国内的政治变局也导致了新一轮的革命与反革命暴行。
保加利亚在停战后的1919年进行了民主选举，富有魅力的亚历山大·斯坦鲍利斯基以同情农民的政治主张令其领导的保加利亚农民联盟成为了执政党。他是一个农本主义者——这一词汇在这个小农数量庞大的农业国很有吸引力。
斯坦鲍利斯基试图推进几项激进的政策，他宣布保加利亚公民占有的土地最多不能超过30公顷，从而使政府可以没收教会、地方贵族和私人土地，其主要目的是让所有农民拥有相对平均的地产。
在其他的经济领域也有类似的政策出台，最主要的是在工业、商业和金融方面限制资本集中。斯坦鲍利斯基还在城市提出了财富上限的概念，建立了义务劳动制度，要求所有公民，不论男女，为建设道路、学校等公共工程工作几个月。虽然对于战后重建中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来说，这一举措被认为可以保证劳动力来源，但它是极其不受欢迎的。
斯坦鲍利斯基的政策获得了绝大多数保加利亚农民的忠诚，但也很快就让几乎所有其他人疏远了他。他也很快意识到了国内紧张的政治氛围，试图通过废除所有党派，只留下三个基于基本劳动关系的政治组织：农民联盟、
工人组织和手工业者联盟来建立一个由农民阶级专政的国家。
对外，斯坦鲍利斯基积极参与了雅尔塔会议并很快通过签署《尤苏波夫条约》的方式，希望得到俄国的支持，从而反过来威慑国内政敌。不过笃信自由主义原则的彼得格勒四人小组不喜欢这个黑发蓬乱、胡子浓密的农民社会主义者，他强制剥夺土地的行为已经破坏了神圣的私有财产权。
感受到俄国态度的保加利亚自由保守党和社会民主党组成了反对联盟，谋求在俄国军事干涉的情况下推翻农民联盟的“暴政”，捍卫宪法。作为回应，斯坦鲍利斯基组织了属于农民联盟的民兵武装“橙色卫队”，由武装农民组成，只忠于农民联盟的领袖斯坦鲍利斯基。
虽然斯坦鲍利斯基从未建立起真正的农民专政，“橙色卫队”的存在还是威胁到了政府的对手保守派和军人精英，后者组织了一个把保加利亚大部分军官都吸纳在内的所谓“军人同盟”。从“军人同盟”成立的那一天起，它就在等待机会推翻农民联盟的统治。
保加利亚的内战可谓一触即发。
第二十九章，洪水滔天，其下
动荡绝非仅限于欧洲或者近东的一隅之地，从波士顿到柏林、从新西兰到纽约，血腥的暴力活动在各处上演。
1919年7月，当威尔逊从彼得格勒回到美国时，就在离白宫几个街区的地方，整片美国黑人社区都在暴力中熊熊燃烧，15个黑人被打死、击毙或烧死；在芝加哥，死亡人数达到了38人；1000个美国黑人家庭无家可归。1919年夏天爆发了自美国南北内战以来范围最广的种族暴力，共有25个美国城市陷入动荡。
面对1919年全国范围的种族暴乱，全国平等权利联盟将问题直指威尔逊。威尔逊强迫欧洲国家有义务保护其境内的少数民族时，美国的黑人少数族裔也应当得到同样的保护。
美国联邦调查局认为自己应该扮演的角色不是起诉那些种族主义的罪魁祸首，而是追捕黑人激进派，破坏他们试图进行革命颠覆活动的计划。1919年夏天，种族仇恨与红色仇恨混在了一起。FBI开始在国内疯狂镇压世界产业工人联盟和主张妇女参政的激进分子。
美国大公司的反击从战争结束后就开始了。早在1918年12月，像通用电气这样的一些大公司取消了过去18个月中做出的劳资让步；战时负责保障劳动者权益的工业仲裁机构停止了工作。工会对此表示抗议，发动了美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罢工浪潮。1919年，每五个美国工人中，就有一个参加了罢工。
即便是拉丁美洲这块免受战火袭扰的大陆，也不能幸免。
阿根廷经济繁荣的幻象在1914年破灭。阿根廷以大量出口原材料和食品支撑经济发展，属于外向型经济。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各国收紧财政，国际投资减少，外资纷纷撤出阿根廷，基础并不扎实的制造业遭受重创，出口量骤减。
从1913至1917年，阿根廷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20%，经济衰退非常严重。中小企业为了生存，不得不大量裁员并降低工资，导致失业率飙升。
1919年新年之际，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家金属加工厂受到第三国际的鼓舞，发生了激烈的罢工。罢工随之被血腥镇压，仅仅在悲剧周（1月7日-15日）就造成了上千人丧生。在随后出现的反共产主义和反犹主义浪潮中，阿根廷爱国联盟得以诞生，并随之成为阿根廷极右翼活动的温床。
在整个1919年和1920年，爱国联盟的民兵力量与政府军队和警察相互勾结，镇压罢工，恐吓工会组织者，确保阿根廷不会受到国际革命幽灵的威胁。成千上万的左派嫌疑人被捕。
1919年8月30日，大日本劳动总同盟友爱会在国际进步主义的号召下成立，日本工会活动家宣称：“世界正在改变，在不断前进，只有日本落在了后面。”
除了八小时工作制，他们还要求实行全民普选、废除严苛的警察法，以及实现教育的民主化。接下来的几个月，原敬政府动用了军警来镇压发生在东京甚至是八幡制铁所的工人罢工。
即使是在战胜国，英国和俄国，也发生了可怕的混乱。
1919年，伦敦和格拉斯哥的工人罢工时间超过了革命中的德国，此起彼伏的工人活动普遍要求更高的工资和更加广泛的政治权力。工人的广泛甚至引起了英国暂时性的全国瘫痪。
俄国在战前就已经普遍存在的劳资矛盾经历战时的严厉打压后又有反弹的趋势。察里津的五万名冶金工人因为工厂收益下降，普遍面临工资短缺问题，于是决定停工一个月。罢工未能达成一个令各方满意的长期解决方案，工会支持者、雇主和警察之间的冲突导致750多人死亡
。不过，罢工的要求主要是经济上的，并没有想要进行推翻现有制度的革命。
可以说在世界大战结束后，这样的故事以不同的形式在世界大多数地方上演。人们感到1914年之前的世界正在分崩离析，想象着共产主义的影响，负担着经济危机的沉重压力，面对着罢工和工业冲突的浪潮，所有这些，都使得那些阶级冲突的夸张言论越烧越旺，同时也使双方都更倾向于使用暴力手段。
在大多数地方，红色恐怖、白色恐怖、对少数民族的迫害活动，以及在熊熊燃烧的火焰下翻滚的滔天暴行，似乎都是在战后各国当局设法恢复和平光景的过程中偏离了正常轨道的纵情癫狂。
可要想恢复常态，显然不能依靠街头暴力和暗杀活动，而是要解决导致国内和国际混乱状态的深层次原因。
那么反应在政治层面的普遍而极端的暴力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呢？还是要回到经济角度来分析。
战争除了造成显而易见的人员伤亡、物资折耗与数不胜数的债务之外，一个看不见的经济后果是，造成了普遍的通货膨胀。历史上魏玛德国的严重通货膨胀广为人知，然而事实上，通货膨胀是全世界几乎所有交战国和非交战国普遍的经历。
谈到通货膨胀就必须简单解释一下货币的理论。货币之所以值钱，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平民认为货币和它所代表的购买力对等。在1914年之前的世界，各国都采取了金本位制度，货币和黄金挂钩，物价稳定，人们对货币都有直观的价值概念。
但是到了战后的1919年，一个现状是，世界各国除了美国，都与金本位脱钩了。货币不再和黄金挂钩，那么货币值多少钱？这导致了经济系统的混乱。
在战争时期，为了支持战时经济，俄国政府选择印钞，以收铸币税的形式宽裕财政能力。这一后果的直接体现就是，1914年8月俄国社会上的卢布流通量是18亿，1918年8月则是60亿卢布。
可是当俄国财政部大印纸币的同时，由于强制的经济调控和物资配给制度，导致物价并没有随着货币供应量暴涨。这在战时稳定了社会的同时，又导致战后出现了严重的货币购买力低估现象。
做个比方，1914年，人们拿1卢布纸币换1个商品，这是等价的；战时，虽然人们有3卢布纸币，可政府强制规定你只能用1卢布买1个商品且保障人人都能买到1个商品，保障了社会稳定；可等到和平时期，人们现在有3卢布纸币，调控物价的强制行为撤销了，可物价因为人们受到战时的惯性，依旧在1卢布上徘徊。
换而言之，在一个短暂的窗口期，你现在可以拿3卢布的纸币买3个商品了。可商品的生产能力显然不能和印钞一样突然翻3倍。这导致了物资短缺和物价飞涨，一下子1个商品的价值甚至比3卢布还高了。
这是一个简单的模型，实际情况比这个还复杂。比如说俄国民众显然不可能人人都持有平均的财富，这导致现实中少数投机商持有的卢布纸币是远多于平民的，他们可以大肆通过不值钱的纸币来掠夺实体经济产生的商品价值。
面对这种情况，俄国财政部的选择有两种：其一，实行严格的通货紧缩，回收市面上的货币，让纸币的数量重新返回1914年时，1卢布对应1个商品的情况，稳定物价和经济秩序。但是这个做法有一个巨大的困境——战争债务。
俄国为了打赢战争，国内国外一共欠了大约400亿卢布的债务。按照财政部经济专家的计算，400亿债务的利息，俄国下一个财年就还不上。所以通货紧缩在保证纸币值钱的同时，债务也会跟着值钱，届时俄国政府只能勒紧裤腰带把钱还给债权人——国内外的各大银行以及金融集团。
所以还有另一种方法：加倍印钞。通过变本加厉的印钞，俄国财政部持有的纸币数量就会比投机商持有的更多，于是纸币原本的价值就会稀释到持有量更多的政府手中。于是投机商就不能拿手里的纸币获取超额价值了，因为纸币更不值钱了。
但是如此印钞的后果就是严重的通货膨胀，而且会让持有俄国债务的债权人强烈反对。为此，财政部与代表俄国资产阶级利益的全俄工商业大会进行了三轮会谈，都没有很好的结果。毕竟政府这样印钞还钱，就等于是把富人持有的财产给薅光了。
比如说你原本有10卢布的存款。现在财政部多印了1倍的纸币，你的存款就值5卢布了，所以通货膨胀是政府公开抢劫有产者财富的方式。不过现实中，富人也可以通过把纸币换成实体财产比如房地产或者名贵珠宝来保值，躲避通货膨胀。因此中产阶级是最遭殃的，他们有点存款但又保不了值。
可是在俄国，资本的权力显然是小于政府和君主
的权力。第四轮谈判失败后，皇帝办公厅的秘书纠集了一个小规模的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企业家座谈会，以沙皇的权威要求俄国大资产阶级们同意以通货膨胀的方式消灭内债。
作为俄国政府内债最大债权人的几个莫斯科企业家代表虽然不太情愿，但是看在尼古拉二世的面子上最后也不得不同意妥协。以损害俄国资产阶级债权人的利益作为代价，俄国财政部很快就开动马力开始印钞，一举消灭了大约200亿卢布的国内债务。
不过这种方式和耍赖不还钱没什么区别，而且严重的通货膨胀正是导致俄国国内局势混乱的重要原因。可是假如不这样赖账，高昂的债务同样也会令俄国政府的财力限于严重的短缺，被迫年年还钱，甚至还要借新债还利息。
因此这是一个长痛还是短痛的选择题。可最终的代价，仍旧是由俄国广大人民来负担的。
你可以用军队或警察镇压惹是生非的工人罢工，法庭的逮捕令可以轻松关押桀骜不驯的工会领导人；你也可以做出让步，甚至同意八小时工作制。但所有这些都不能解决数千万人的不满，他们的生活质量因为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而受到影响。
洪水滔天，正是这个时代最好的写照。
第三十章，华沙公社起义
从1918年年底开始，德国所处的国际局势骤然加剧了国内的革命危机，推动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立刻去夺取政权。在这同时，武装精良、组织严密、接受了“俄国经验”的德国资产阶级和整个国际资产阶级，咬牙切齿地向德国的革命无产阶级猛扑过来。成千上万优秀的德国儿女——德国的革命工人——遭到屠杀和虐杀……
——列宁，写于1919年9月。
列宁为后世所熟知的一个论断是，革命将会从最薄弱的地方开始，然而哪里才是帝国主义中最薄弱的链条呢？
布尔什维克相信，在短短十年时间中增加了一千万城市人口的俄罗斯帝国将会面临革命时刻。战争催化了革命的到来，但却没有撼动沙皇制度；
遵循马克斯教条的英国社会主义者坚称，革命只会发生在最发达的工业国家——大英帝国，红色不列颠将会成为了巴黎之后的又一座标杆。可工党的费边改良主义渐进思想分化了革命者阵营；
墨索里尼警告他的同胞，如果法西斯战斗团不对社会主义敌人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打击，那么意大利就会长满“红色癌症”。然而法西斯主义的暴行更胜于意大利社会党；
罗莎·卢森堡流亡巴黎后强调，德国有组织的工人具有无可比拟的阶级意识，他们必将成为新一次革命的基石。可惜的是自由军团的镇压的确遏制了工人的激进活动。
还有来自五湖四海的革命者在第三国际畅所欲言，强调当局的反动性，资产阶级政权正在摇摇欲坠。但是没有人想象得到，新一轮的暴动和革命会在一个满目疮痍的国家首都爆发。
1919年，未来的美国总统、时任美国救济管理局局长的赫伯特·胡佛写道：波兰的主要地区在战争期间遭受了不下七次各种军队的占领和撤出，每一次都伴随着大规模的破坏和成千上万人的伤亡。
当彼得格勒和会的和平缔造者们在高谈阔论中东欧的未来边界时，新生的波兰民族国家只能以现有的士兵从头开始建立军队、恢复秩序，这些士兵在世界大战中曾分别为三个不同的帝国作战，有的还是互相敌对的。
1918年10月，罗曼·德莫夫斯基回到波兰旧都华沙开始筹备波兰民族委员会，他的纯洁民族观念主导了民族委员会的意识形态——德莫夫斯基想要建立一个波兰民族占多数的民族国家。
然而自18世纪末以后，波兰就从地图上完全消失了。从那以后，波兰人作为少数民族生活在俄国、德国和奥匈帝国统治下，新波兰的人口分布、城市结构和经济无声地说明了想要在东欧建立一个没有边界争议的全新国家是多么富有挑战：西部是德意志人，北部是立陶宛人，东部是乌克兰人，南部是捷克和斯洛伐克人。
德莫夫斯基为了保证协约国能够同意新生波兰的边界向西移动，在1919年1月和会还没有召开的时候就主动派兵进入德国领土，想要用武力造成新的事实结果。波兰军队在西边的上西里西亚和一支出于保卫家园目的组建的德国志愿军作战，在北方与保卫波罗的海沿岸的德国自由军团作战。
波兰军队进入有大量德意志人聚居的波兹南地区后，为了确保可以控制这边地区，军纪恶劣的波军最终酿成了1919年3月4日的屠杀。波兰士兵向手无寸铁的抗议人群开枪，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54名德意志人丧生，上千人受伤。
在针对平民的非法暴力事件中，很多凶手都是逐渐从俄国军队退伍返聘的志愿兵，这些军
纪败坏的老兵形成了波兰王国军队的核心。他们认为自己在过去四年大战中出力流血，是这个新国家的栋梁，且有义务“保卫”新波兰，抵抗赤色革命、各路少数民族“分裂分子”以及犹太人的威胁。
例如在1919年5月，由于军费短缺，华沙街头发生了公然抢劫犹太人和德国人财产的事件，波兰士兵在其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在边境地区发生了更多骇人听闻的事件。
由于彼得格勒和会将利沃夫地区划给了波兰王国后，华沙民族政府便声称这里是波兰民族的主权领土派出军队接收。当波兰军队把乌克兰人赶走时发生了可怕的大屠杀。他们借口收缴流失到民间的管制枪支，封锁了这座城市的犹太街区，之后派遣武装小分队进入了街区。士兵们在穿越街区时杀死青壮年男性，暴力迅速升级，在持续三天的大屠杀中，这一街区七成的居民被杀，数百人受伤，商店被洗劫一空，建筑燃起了大火。
农村的大屠杀更是此起彼伏。一位利沃夫郊区的餐馆老板回忆说：“几乎所有的女孩都被强奸，然后被杀死——用的是刺刀。街上血流成河……在邻居的家里有一位加里西亚的犹太人和他的妻子，他们被带到屋子外面，女人被剥光衣服强迫跳舞，然后四个强盗（士兵）在她丈夫面前强奸了她，并逼他观看。然后两人都被砍成了碎块……”
四年东线的战争摧毁了这片即将成为波兰的土地，俄国官僚随着波兰王国的成立大批撤离了，新的波兰官僚系统迟迟无法建立。华沙之外几乎陷入了各自为政的中世纪状态。
由于随处可见的战场上比比皆是遗漏的枪支弹药，波兰民间持有的武器数量非常惊人。这导致了暴力事件进入恶性循环，最开始是持枪土匪强盗，而后是波军四处劫掠、屠杀，最后每个从大混乱中幸存下来的乡村聚落都成立了属于农民自己的武装力量，用枪杆子保护庄稼、财产和性命。
这一自卫行为的直接结果是，波兰王国的城市与农村经济循环进入总崩溃。因为波兰城市经济缺乏原材料和资金开工，没有商品和农村交换粮食。农村普遍持有枪支，抗拒吃亏的粮食贸易，普通的政府机构根本征不到粮食，于是大城市开始进入普遍的饥荒中。
华沙是唯一有粮食的城市。因为这里是首都，有协约国设立的救济机构。于是大批难民、饥民涌入华沙，带来了多种流行疾病的爆发和治安的严重不足，偷盗、抢劫事件层出不穷。
在这一阶段，德莫夫斯基领导的华沙民族政府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试图缓解严重的城乡对立和经济崩溃情况。主要方式是通过军队用机枪强行征收波兰农村的口粮，缓解城市的饥荒。可波兰这块土地已经在四年战火中历经磨难，粮食总量就那么多，抢完了就只能大批饿死农民。
于是华沙方面向俄国和美国请求下发人道主义救济粮。此时四人小组虽然更为担心保加利亚内战爆发会干扰俄军在土耳其半岛的军事行动，不过还是通过铁路送来了约20万吨粮食。只不过在路上，成群的骑马强盗团已经嚣张到可以与铁路线上驻扎的小股波兰军队交火的程度，不少救济粮都被马匪抢走了。
此事令皇储彼得大为恼火，先前俄国官僚撤离就是因为波兰政府不愿意让俄国人继续负责政府工作，这也是波兰行政崩溃的导火索。大批波兰基层工作者被火速提拔后，鉴于经济形势恶劣，贪污腐败之风盛行。毕竟波兰的饥荒问题导致即使是公务员也未必能吃饱饭。
在简单和俄国陆军部协商后，彼得请求科尔尼洛夫率领的俄国第四集团军从德波边界向东调防波兰华沙，以免局势形成无法挽回的局面。步兵大将科尔尼洛夫在1天后从驻地传来了一个无奈的信号：由于波兰国内的铁路工人不是没饭吃跑路了，就是在集体罢工，军队的调度还需要一点时间。
彼得又去询问了俄国第三集团军司令官，得到的回复也大体相同。不得已，彼得请求中央计委调拨一些铁路工人（俄国铁路系统是国有资产）到波兰去恢复军队的铁路运输。
胡佛调来的美国救济粮走维斯瓦河水路倒是成功抵达华沙，可华沙当局的官僚主义、腐败活动已经达到了令市民、工人和难民无法忍受的程度。明明华沙市民自发组织的救济活动取得了不错的效果，被政府以必须统筹救济为由强行取缔，然后官方救济机构以低得令人发指的速度运转。一边是堆满仓库的粮食，一边是忍饥挨饿的华沙民众。这种严重的对立和不信任让华沙迅速变成了革命的火山口。
导火索是1919年10月21日一处官方救济机构分发口粮引发的纠纷，缺乏经验的波兰官僚慢吞吞的办事效率引发众怒，在口角中不知道是民众中的谁，用一把走私的手枪打死了波兰公务员，现
场的波兰士兵不分青红皂白立即开火还击，打死了在场的无辜民众。
愤怒的人群中带枪的不止一个，于是现场立即变成你来我往的对射环节。在华沙当局调拨军队镇压的时候，一则流言不胫而走：军队要将难民全部逐出华沙城——这与饿死难民没什么区别，这导致暴力活动开始遍布全城。
由捷尔任斯基领导的波兰社会民主工党已经潜伏在华沙做地下革命工作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借着全城大混乱的机会，他当机立断率领一支革命的工人骨干武装袭击了维斯瓦河岸上的粮食仓库，通过分发粮食赢得了暴动难民的民心。
华沙公社起义就这样开始了。
第三十一章，全俄总罢工，其上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共产党宣言》
捷尔任斯基在1909年被俄国当局逮捕并流放西伯利亚时，从流放的铁路上潜逃出俄国，进入奥匈帝国的克拉科夫进行革命活动。大战爆发后，他秘密来到柏林又抵达巴黎，直到大战结束。
由于彼得格勒和会决定将波兰作为一个独立国家进行重建，所以在1919年上半年，原本并入布尔什维克的波兰社会党人也重新跟随民族国家的建立进行了分离，以免有人攻击布尔什维克是大俄罗斯主义的革命沙文主义者。
1919年8月末，捷尔任斯基作为波兰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委员，带队潜入局势动荡的华沙，准备在时机有利时发动起义夺取政权。
很快，华沙的暴动在捷尔任斯基的领导下向着革命的方向发展，虽然华沙城内的部分市民和上层阶级对这些衣衫褴褛的革命难民表达出了敌意态度，可战后的秩序崩溃、经济混乱也导致了他们这样的中上层阶级也面临着一无所有的窘境。
绝对的贫困和饥荒让华沙城很快成为了一个被导火索点燃的炸药桶，将饱受诟病的华沙民族政府赶出了华沙。
捷尔任斯基在公平统筹救济粮食的情况下赢得了华沙城大多数民众的认可，可“粮食短缺”这把达摩克里斯之剑从一开始就悬挂在这个脆弱的城市革命政权头顶。饥荒不是推翻一届腐败无能的政府就可以解决的，植物可不会因为政权的颜色而亩产万斤，所以很快捷尔任斯基就以华沙人民政权的名义请求协约国成员、周边各国以及各类国际组织，比如红十字会和第三国际请求人道主义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