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臣会议还在法律中保留了一条法律条款：尼古拉二世有全权确定皇帝、皇室和皇帝办公机构用的财产权的范围和特点以及官廷机关的机构。
为了避免发生任何误解，大臣会议还在根本法中规定：皇帝有权根据相应的规定和负责人的意图追究高级公职人员的刑事责任并将他们送交法院审理，以及剥夺享有特权人员的各种权利。
到了3月20日，经过大臣会议三番五次修正的国家根本法草案正式出炉了。
尼古拉随即召开了一次御前会议审议此事。
第八十四章，杜马倒计时
3月底召开的御前会议成员主要包括：尼古拉二世皇帝本人，维特首相以及大臣会议的主要成员，国务会议的成员，比如说亚历山大二世时期担任司法大臣的帕伦伯爵，除此之外还有几位罗曼诺夫家族的亲王。
谢尔盖和阿列克谢这两位叔叔的权力地位已经一落千丈了，但罗曼诺夫的族人依旧在政治领域发挥影响力，比如说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亲王、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亲王和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亲王。
弗拉基米尔亲王是近卫军的指挥官之一，在圣彼得堡军区担任将军的职位；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是受人尊敬的近卫军司令官，可以称为“尼古拉沙”；米哈伊尔亲王是尼古拉一世最小的儿子，曾经担任高加索总督。
这些罗曼诺夫的亲戚因为和尼古拉的关系较远，反而是属于比较安分的那类，因此如今依旧在军政领域担任着不少职务。
虽然讨论进行得很顺利，但依旧有不少的不论发生。
其中一件讨论是关于征集新兵的条款，作为近卫军总司令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亲王认为，每年的新兵征集数量最好由最高统帅部决定，而不应该交给国家杜马来进行讨论。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亲王则反对尼古拉沙的意见。
“既然军队征募新兵是一件涉及到全国居民的大事，那么既然已经决定批准组织国家杜马和国务会议了，那么就不应该绕开它们去颁布。”
弗拉基米尔亲王还进一步阐述他的观点说。
“要么不相信未来的杜马，一名相信杜马；如果不相信怀着热枕爱国之心的俄国人民，那么就根本不需要召开什么杜马了；如果相信杜马，那么要提高确定新征募兵员人数这样重要的法律性文件，就不能避开杜马。”
总之，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亲王认为，疑人不
用用人不疑，不必过于担心杜马的问题。
但是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亲王的观点也十分强烈，他认为在当前乃至于近十几年的条件下，杜马要是干预这些事务，就会带来许多灾难。
“任何明智之人去看看伊凡雷帝时期，彼得大帝时期和陛下如今统治的俄国地图就可以发现，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在这段时期内在对外关系方面迈出如此大的步伐，有如此多的收获。一旦铸成大错，很容易造成无法想象的灾祸。”
尼古拉沙的观点是，俄国的扩张完全建立在少数人的决策上，因为人越少效率越高、政策更有连贯性，民众是纷纷扰扰的，很难在军国大事有理智的决定。
双方争执不已。
因此，这需要尼古拉的裁决。
最后尼古拉采纳了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亲王的建议，这令弗拉基米尔亲王觉得如此下去，杜马就完全变成了一个纯粹装饰性质的“花瓶”。
为了表示抗议，他先行离开了会议。
但御前会议还在继续讨论，另一个争论的点在于司法人员终身制度的问题。
大臣会议主席维特和司法大臣穆拉维约夫都不赞成终身制。
“我们是在独裁的、权力无限的皇帝统治时期实行了法官终身制原则，当时这项原则不涉及皇帝陛下，而是涉及司法大臣和整个最高司法当局和行政当局。在如今确定政治自由化后出现了新形势，君主权力无限性的象征消失了，因此应由根本法来解决一个问题……”
维特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一边说一边还在观察与会众人的神情。
“那就是，皇帝有无权力在他认为必要时更换法官？我觉得，如果这一权力属于尼古拉二世皇帝陛下，而不是属于皇帝陛下身边的官吏或者机关，那就更能保障法官的独立性和公正性。”
前司法大臣帕伦伯爵则强烈反对非终身制。
内务大臣戈列梅金也认为司法终身制才更有利于维护司法的独立性。
不过尼古拉在思考片刻之后决定采取维特的意见。
理由很简单，司法官的终身制在俄国实行的这几十年内根本没有做到，某种程度上司法人员完全是被司法大臣随意更换的附庸、傀儡，因此独立于行政权的司法权也无从谈起。
从这一点考虑，将司法官的人事权从司法大臣那里收归自己手里可能更好。
“那么新版根本法的草案是否还有有什么分歧？”
显得十分轻松的尼古拉浑然没有丧失权力带来的任何不适应情绪，他对于放弃祖先沿袭了一百年的专制权力几乎没有什么负担，可以说是崽卖爷田心不痛的最佳典范。
“……”
在这个时候，内务大臣戈列梅金突然对坐在身边的维特耳语了几句。
“唔……”
于是维特又开口多说了几句。
“关于对规定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根本法第三十五条，我同戈列梅金交换了意见。”
“我们是否要在即将召开选举活动的杜马上讨论农业改革的问题？比如土地分配、村社的废留、土地产权的归属？万一杜马不答应政府的农业改革方案，我们应该如何？”
“那就解散杜马！”
戈列梅金话音刚落，在会的大臣中即刻产生出了一个回答。
不仅如此，这个回答一被提出，许多人都笑了起来，毫无疑问这些高级官僚对于国家杜马的态度是不屑一顾的。
这并不奇怪，这些高级官僚的人生几十年都生活在专制独裁的政府作风之中，对于一个有可能从被自己统治的平民中产生的，用于监督自己的国家杜马有什么态度，显然就暗藏在这一声声嬉笑中。
尼古拉没有说什么，因为这个时候唱反调是讨人厌的，而且相比于民选的杜马，这些仰仗沙皇权力来统治的官僚或许更加靠谱。
不过维特一如既往地说些漂亮话。
“我不能同意这样的结论和意见。可以不同意政府的农业改革方案，但不能因此就禁止杜马讨论农业问题，和禁止就这个问题制订法律。正是这样的问题应成为杜马主要讨论的对象，只要讨论的方式是正规的，那我决不认为因为杜马想集中探讨农民问题而将它解散。如果杜马作出什么不合适的决定，那么国务会议可以不容许杜马采取轻率的或是一厢情愿的行动。”
到目前为止，维特对于第一届国家杜马的前景依旧抱以乐观的态度。
第三卷：俄罗斯立宪君主尼古拉二世
第一章，暴走的左倾杜马
在御前会议上经过数天的讨论之后，新版《国家根本法》的草案已经完全可行了，没有人再有什么争议，因此尼古拉很快就在草案的最终稿上签字。
沙皇的签字意味着法律的生效，从这一刻起，俄国的专制历史从此不复存在了。
这是1897年4月初的事情，随后
开展选举活动。
4月15日，作为对于尼古拉二世在1896年进行国事访问的回应，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访问圣彼得堡。
在冬宫，为老皇帝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欢迎仪式。
“贵国近期是否正在举起议会选举活动？”
等到两国元首检阅完俄国的仪仗队，听完两国的国歌后，弗朗茨·约瑟夫突然对尼古拉询问道。
“是的，国家杜马的选举活动。”
老皇帝点头之后又说道：“怪不得我看上去俄国比以往更加得不平静。”
这句话令陪同在一边的内务大臣戈列梅金十分吃惊，他认为老皇帝的发言是有意对俄国的批评。
事后他把这件事说给了维特。
自从国家杜马的选举开启之后，内务大臣戈列梅金就一直有一种担忧，对于民选代表十分会和政府进行合作的担忧，为此他还询问维特是否要干预选举，影响各地的选举倾向。
维特完全否决了戈列梅金的提议，他认为假如对选举进行干预，那么法律就不再有什么效力，就不存在合法性可言了，因此他向下约束各地政府只在一旁观察选举是否按照为选举制订的各项法律进行。
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在圣彼得堡待了两天时间，基本没有发生任何值得记载的事情，一切都合乎规矩，但也没什么出挑的。
之后弗朗茨·约瑟夫返回维也纳。
整个4月份，俄国上下都显得吵吵闹闹，几乎每一座城市里都刷上了关于国家杜马、关于民主选举的政治性标语。
由于历史上，长期以来俄国沙皇专制、独裁政府对民主活动的压制，导致俄国民众的政治生活约等于不存在，很少有人知道关于政治选举、党派、民主活动这一类的概念。
因此底层的大部分选票都是漫无目的的，选举的对象往往是跟风的，谁的名气更大，就选谁，这导致不少在民间很有名气的知识分子们获得了大量的选票。
目前俄国还没有成立什么有组织的政党机构，因此第一届国家杜马的议员们大部分都是个人身份，但这不意味着没有意识形态上的倾向。
等各种基于广泛的民主选举带来的混沌效应共同作用，5月份出炉的选举结果令政府大吃一惊：原本被寄予保守期盼的，倾向于农民的选举法，产生了一个比预料要左倾得多的国家杜马。
直到现实的结果狠狠抽了大量政府内外的保守派和极端保守分子对“农民选举法”的殷切期盼，许多人物才被迫承认他们对现实的了解有许多不切实际的地方。
被选入第一届国家杜马的意愿一共有478人，其中有“左派”倾向的议员可能高达303人，这令圣彼得堡方面十分惶恐。
1897年5月10日，在冬宫华丽的会客厅中，俄国第一届国家杜马开幕。
到场的既有国务会议的全体成员，又有来自各地的国家杜马代表。
手捧皇冠和宝器的廷臣引领着尼古拉缓缓走进冬宫的乔治大厅，后面跟着皇后、皇太后，都穿着长袍，头戴冠冕。廷臣穿着全套制服。
大厅右侧聚集着国务会议的议员，都是身穿制服、佩戴勋章的显赫勋贵；大厅的另一侧，穿着西装、戴着帽子的是选举产生的杜马议员。
相比于面带尊重，礼仪得体的国务会议成员，国家杜马中起码有一部分人对沙皇表现出了某种放肆的轻视态度。
“我们终于得到了我们想要的东西。”
国家杜马的队伍中有人窃窃私语。
“不要高兴得太早。”
还有人抱着悲观的态度。
尼古拉登上御座的阶梯，从宫廷大臣沃龙佐夫-达什科夫手中拿过一份演讲稿。
“上天赋予朕关心祖国幸福的使命，这促使朕要从人民中召集一些代表来协助立法工作。朕满怀对俄国的光明未来的信心欢迎你们中最优秀的人，因为你们是朕要求朕所钟爱的臣民从自己人中选出的。
你们所面临着困难而复杂的问题。朕相信，对祖国的爱、为她服务的强烈愿望激励着你们，把你们联结在一起。朕将维护朕以坚定信心赐予法令的不可动摇性，你们应倾注全部精力为祖国进行忘我工作，以表明与朕心如此贴近的农民的需要，教育人民，发展他们的福利。同时也不要忘记，对于国家的精神威严和幸福生活来说，不仅仅需要自由，还需要法律基础上的秩序。朕真诚热切地希望看到朕的人民幸福。
上帝保佑朕顺利地完成朕所面临的任务，保佑朕与国家杜马和国务会议保持-一致。今后这一天就将成为俄国大地精神面貌的革新日，成为其最新势力的复兴日，你们要虔诚地从事朕所赋予你们的工作，不应辜负沙皇和人民的信任，愿上帝保佑朕和你们。”
等到尼古拉讲完之后，人们欢呼起来，唱诗班唱起了国歌。
至少在这一刻，政府的达官显贵和国家杜马的议员们还没有表现得那么离心离德。
不过很快，国家杜马中的议员们开始自发地串联起来。
第一届国家杜马开幕后，一些左倾的议员自发组成了一个33人起草委员会，制定对沙皇贺词的答词。
这些议员代表的是俄国社会各界的大量期盼，主要内容包括：以普选制为基础改革人民代表制度，建立对国家杜马负责的责任内阁；革新中央和地方行政机构，取消国务会议，停止一切非常法，政治大赦，废除死刑；公民平等，取消等级限制和特权；司法独立；在军队中加强公正和法制原则；普及免费义务教育；平均分配赋税，一切加重居民负担的法令都要由杜马来批准；根据私有土地强制国有化原则，解决土地问题。
几乎俄国所有阶级所有人的所有要求都被杜马一股脑地采纳然后由杜马代表提交给了大臣会议主席维特，希望他能转交给沙皇。
至此，矛盾激化了，政府和民间的保守派把第一届国家杜马称呼为“人民报复”杜马。
第二章，对话和妥协
当左倾的国家杜马打出“打倒横行霸道的官僚主义”的时候，政府中的大部分人都被吓坏了。
好像这个口号已经捅破了天，让圣彼得堡的宫廷近臣们惶恐不安。
“毫无疑问，这不是什么‘人民报复杜马’，这是一个迷恋于肤浅和不负责任的草率意见、对国家政治毫无概念的、无知的杜马。”
在一种难以言述的不安气氛中，维特立即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
直到这个时候，维特才收到关于内务大臣戈列梅金的一些报告，关于他私底下知情但没有上报的，各地省长私自派出大批警察“监督”选举的非法活动。
臭名昭著的内务部警察对民众采取的可不是什么温情脉脉的“监督”措施，这些警察唯一懂得的就是恐吓和暴力手段，因此不把票投给当地政府更青睐的选举代表的选民会被警察无故拘留，假如选民不缴纳巧立名目产生的赎金，那么就要受到公开的白桦树枝条的鞭刑。
记名投票无疑助长了各地政府派遣所谓的“督察员”监督选民投票的倾向，他们会在选举投票结束后将选票上的信息记录下来，一旦发现选民投给那些政府认定的“危险分子”，那么警察很快就会找上门来。
但是，即使在俄国政府飞扬跋扈的各种恐吓措施中，俄国的人民依旧怀着满腔的怒火把选票投给更多的左派代表，这样一来，国家杜马中的许多议员无疑代表了民间对于选举恐吓行为的逆反心态。
不仅如此，被政府内部和社会上的保守主义者抱以厚望的所谓俄国“保守”的农民，这些所谓“沙皇的人民”，同样把选票纷纷投给左倾的社会代表。
事实上，对农民抱以厚望的这些大谈特谈“农民”、“保守性”、“人民和沙皇的紧密联系”的这些保守派，对于俄国农民真正的精神世界可以说是极端幼稚和无知的。
他们设想中的农民应该是安分守己的、保守的、消极的。
但实际上，俄国农民对于政治选举拥有很大的热情，他们把国家杜马变相得认为是某种为民请愿、上访沙皇的人民体察机制，因此许多农民都在深入基层的在地方自治机构中就职的知识分子们动员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