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地方自治机构普遍承担各省基层的小学教育、农业技术推广、消防和基础设施建设，再加上地方自治局就职的这些贫困的知识分子往往是左翼思潮的受众，反过来也就不断潜移默化使得俄国的基层也变得“左倾”了。
而俄国农民在土地问题上，不仅不是“保守”，反而是“左倾”的，乃至于“革命”的。
由于大部分俄国农民都生活在村社集体所有制中，因此他们对于土地这一类不动产天然就具有“集体所有”、“绝非个人私有”这种社会主义的概念，所以他们高度赞成土地的集体化、国有化。
俄国还是一个农业国，庞大的农民选票反应在国家杜马中，就带来了第一届国家杜马对于土地问题的激烈讨论力度。
最激进的农民代表坚决要求立即和完全废除任何的个人私有土地制度，必须要把土地和所有的矿藏资源、水源、森林资源宣布为俄罗斯帝国全体居民的共同财产。
这个提议哪怕是在左倾的杜马中都显得过于“激进”了，因此没有多少人认同。
第二种方案的思想来自于俄国的农业社会主义，认为应该把全部国有土地和皇室土地、教会土地都应归入全民地产。占有面积超过一定规模的地主土地或者私有土地必须强制收归全民共有。只有小私有土地暂时保留在其所有者手里，将来也逐步转为全民财产。
第二种方案的目标是建立一种全部土地及地下矿产和水流属于全体人民、农业用
地只给自力耕种者，也就是自耕农使用的制度。
第三种方案是受众最多的，来自中左翼知识分子提出的方案：把国有土地、皇室土地和教会土地分配给少地、失地、无地的农民。为此，也可以由国家对所需要的私人土地进行必要的征用，按公正的价格付给土地所有者以赎金。但对于经营条件好、效率高、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助益的庄园和一些经济作物区列入禁止征用之列。征用的土地作为国家土地储备。将土地储备转交给需要土地的居民的原则，应当按照各个地区的土地占有形式和土地使用的特点来确定。
第三种方案是某种比较激进的发展资本主义农业的土地改革路线。
但是不论哪种方案，都与政府内部有所定论的农业改革方案大相径庭。
“怎么才能让国家杜马平息下来，这些‘危险分子’在杜马讨论的无疑是许多激进的内容。”
内务大臣戈列梅金惶恐不安，仿佛这一切都印证了他的消极预期。他甚至已经预备好了好几份应对暴乱和动荡不安时期所需的镇压方案。
“……现在指望国家杜马能够自发地心平气和下来与政府展开对话已经不可能了。”
维特已经从得知杜马“左倾”的事实中冷静下来，现在不是为过去决策错误产生各种各样埋怨和不满的时候，当务之急是解决当下的问题。
“那么是否要解散这届杜马？”
大臣会议中还有一些来自国务会议的代表，国务会议的成员基本都来自于地主贵族、大资产阶级、官僚和军官，因此是十分保守的，对左倾杜马抱以很大的成见。
“绝不能立即解散杜马，因为选举法是同一部，因此解散只会让俄国的社会各界产生更加严重的逆反心理。依我看，现在的第一步应该是对话，同那些温和的杜马议员展开谈话，争取杜马趋向于稳定。”
维特认为，大部分杜马议员不可能任由杜马左倾，成为“头脑一热”的产物。
“皇帝陛下也希望能够尽快同国家杜马建立起互信的对话关系。”
参加会议的沙皇办公厅的秘书如此说道。
由于尼古拉支持维特的强烈态度，在此刻人心惶惶的政府内部让维特在只有少数人赞成的情况下推行温和非强硬的主张。
第三章，俄国工人的觉醒，其上
每天，在工人区的上空，在充满煤烟和铁锈味的空气里，工厂的汽笛颤抖着嘶吼起来。
那些脸色灰暗、睡过觉却远没有消除劳动疲劳的工人，听见这吼叫声，像受惊的蟑螂似的，立即从破败的小屋子里跑到街上。
在寒冷昏暗的晨曦中，他们沿着新的、旧的马路，向工厂一座座高大的监牢般的砖房里走去。
工厂点起几十盏煤油灯照亮泥泞的道路。泥浆在人们的脚下发出扑哧扑哧的响声，不时可以听见刚睡醒的人们嘶哑的喊叫声，粗野愤怒的咒骂声划破了晨空，而冲着这些人传来的却是另外一种响声——机器粗重的轰隆声和蒸汽的尖啸声。
傍晚，夕阳西下，落日火红的霞光在家家户户的玻璃窗上斑驳地闪耀着，工厂的砖房从一群群疲倦的人们像废矿渣一样抛掷出来。
工人满身油烟，面孔漆黑，在空气中散发出机油的恶臭，露着饥饿的洁白的牙齿，又在马路上走着。
这会儿他们的说话声显得有点生气，甚至还有几分高兴——一天苦役般的劳动已经结束，家里等着他们的是晚餐和休息。
工厂吞噬了一天的时光，机器从人们无法停息的劳动里榨尽了它所需要的力量。
一天的时光毫无踪影地从生活中消逝了，人们向自己的坟墓又走近了一步。但是，他们看到即将得到休息的愉悦和烟雾腾腾的小酒铺里的欢乐时，也就心满意足了。
工人相遇的时候，总是谈论工厂、机器，咒骂工头。
他们所谈所想的，都是与做工有关的事情。在这千篇一律的枯燥日子里，迟钝的头脑偶尔也闪出几星火花。
回到家里，他们就和妻子吵闹，动辄挥拳殴打她们。
年轻人就下酒馆，或者轮流在各家聚会，拉起手风琴，唱着淫秽难听的曲子，跳舞，说下流话，喝酒。
酒醉后，一种对这个世界的积愤在胸中翻腾，寻找着发泄的机会。一有能够发泄这种烦躁心情的机会，他们就紧紧抓住不放，为了一点小事，就以野兽般的疯狂厮打起来，常常打得头破血流，有时打成重残，甚至闹出人命。
在休息的日子里，年轻人直到深夜才回家，他们有的衣服撕破了，浑身污泥和尘土，鼻青眼肿，但还幸灾乐祸地夸耀伙伴如何饱尝了自己的拳头；有的因为受了屈辱，怒气冲冲，或挂着委屈的眼泪。
他们喝得酩酊大醉，露出一副副可怜相，既不幸又令人讨厌。
有时，一些年轻小伙子是被他们的父母
硬拉回去的。他们在路旁围墙底下，或者在酒店里面找到醉得不省人事的儿子，便破口大骂，用拳头朝儿子被伏特加灌得像烂泥一样发软的身体打去。
回家后则照料他们睡下，因为第二天一早，当汽笛在空中怒号起来的时候，还得叫醒他们去上工。
他们虽然凶狠地打骂自己的儿子，但年轻人的酗酒和打架在老年人看来完全是正常的现象。这班父辈们年轻的时候，也同样酗酒和打架，也被他们父母殴打。
工人的生活向来就是这样的，它像一条混浊的河流，年复一年，平坦徐缓地不知向什么地方流去。
钳工米哈伊尔·弗拉索夫，也这样生活着。
弗拉索夫是一个毛发浓密、面色灰败的人，他是工厂里最好的钳工，可是他对上司态度粗鲁，所以得到的工钱很少。
“给我滚开！混蛋！”他用低沉的声音喝道。
从他满脸的浓须里面，露出一口又大又黄的牙齿。
他平时言语不多，“混蛋”是他常用的字眼。他用这两个字称呼工厂里的上司、警察，也用它呼唤妻子。
“你这混蛋！没看见吗？裤子破了。”
弗拉索夫的儿子巴维尔十四岁的时候，他有一次想揪住儿子的头发来回摇晃，但是儿子抓起一把沉重的铁锤，简单明了地说：“不准动手……”
“什么？”父亲质问，一边走近瘦长的儿子。
“够了！”巴维尔说，“我再也不愿忍受了……”
说罢，他扬起铁锤。
父亲盯着他看了一会儿，把毛茸茸的手放到身后，冷笑说：“好哇……”
然后他重重地叹了口气说道：“嗨，你这个混蛋！”
这件事发生后不久，他就对妻子说：“以后不要再跟我要钱了！巴维尔可以养活你了！”
“那你想把钱都拿去喝酒吗？”她壮着胆问。
“不要你管，混蛋！我去找个姘头。”
他并没有去找姘头，但是从这时候起一直到他死为止，几乎两年光景，他不再理会儿子，也不和他讲话。
他是患疝气病死的。
在死前四五天，他全身发黑，在床上乱滚，他紧闭着眼睛，咬得牙齿咯咯作响。有时他对妻子说：“给我拿些砒霜来，把我毒死算了……”
医生吩咐给他做热敷治疗，而且说必须动手术，要当天就把病人送进医院。
“滚他妈的，我自己会死的！……骗钱的混蛋！”米哈伊尔嘶哑地说。
医生走后，他的妻子流着眼泪劝他去做手术，但是他握紧拳头，威吓她说：“我好了，对你没有好处！”
早上，正当汽笛叫唤人们上工的时候，他死了。
他张着嘴躺在棺材里，但是怒冲冲地紧锁双眉。他的妻子、儿子、狗，还有几个工人区的乞丐，给他送葬。
他的妻子低声哭了一会儿，巴维尔没有哭。
工人区的人们在路上遇到棺材，就停下来画着十字，相互谈论着：“他死了，佩拉格娅兴许会非常高兴的……”
时间就这样周复一周、月复一月地过去了。奇怪而沉默的生活充满了茫然的思虑和日益增多的担忧，在这种生活中不知不觉过去了两年。
有一次吃过晚饭，巴维尔放下窗帘，在屋子一角坐下，把煤油灯挂在头顶的墙壁上，就读起书来。
母亲收拾了碗碟，走出厨房，小心地走到他的身边。
他抬起头，用疑问的目光望了望母亲的脸。
“没什么，巴沙（巴维尔的爱称）！我随便看看！”她急忙说道，难堪地皱皱眉头走了出去。
但是，她一动不动地在厨房里站了一会儿，一副陷入沉思、心事重重的样子。她洗干净手，又走到儿子身边。
“我想问问你，”她轻声说，“你老是在看些什么书呀？”
他把书合起来。
“好妈妈，你坐下。”
巴维尔没看着母亲，不知为什么用非常严峻的口气低声说：
“我在看禁书。之所以禁止看，是因为这些书说出了我们工人生活的真实情况。……这些书都是偷偷地秘密印刷的，要是从我这儿查到这些禁书，就会抓我去坐牢，让我坐牢是因为我要知道真理。你懂了吗？”
忽然，她觉得呼吸困难起来。
她睁大眼睛望着儿子，觉得儿子好像是个陌生人。他的声音也不一样了，变得低沉、有力而又响亮。
“你为什么这样干呢，巴沙？”她说。
儿子抬起头，看了母亲一眼，用平静的语调低声回答说：“我要知道真理。”
他的声音很低，但很坚定，眼睛放射出莫名的光辉。
母亲心里明白了，她的儿子已经永远献身给一种秘密而可怕的事业。在她看来，生活中的一切遭遇都是不可避免的，她已经惯于不假思索地听天由命。现在，在她充满痛苦和忧伤的心里，找不出什么话可说，
她只有低声地哭泣。
“不要哭！”
巴维尔温存地低声劝说，但是母亲却觉得他是和她告别。
“你想一想，咱们过的是什么日子？妈妈，你已经四十岁了，可你过了一天好日子吗？爸爸时常打你。我现在明白了，爸爸是在你的身上发泄他的痛苦——他生活中的痛苦。这种痛苦压在他的身上，但是他不知道这痛苦是怎么产生的。爸爸做了三十年的工，从工厂只有两栋厂房的时候就做起，现在，已经有了七栋厂房了！”
“那你究竟想干什么呢？”母亲打断他的话，问道。
“我要学习，然后再教别人。我们工人应该学习。我们必须知道，必须懂得，为什么我们的生活这样苦。”
“真是这样吗，巴沙？”
“真是这样！”他斩钉截铁地回答。
接着他对母亲谈起了那些愿为人民造福而在人民中传播真理的人，可是生活的敌人却因此像捕捉野兽一样将他们逮捕、投入监狱或流放去服苦役……
他们母子俩又开始默默地生活下去，彼此离得好像很远，又好像很近。
有一次，在一周中的一个假日，巴维尔临出门时，对母亲说：“星期六城里有客人来。”
“从城里？”母亲重复了一句，突然抽噎起来。
“我说好妈妈，这是怎么啦？”巴维尔不满地大声问。
她用围裙擦了擦脸，叹着气说：“我不知道，就是这样……”
“是害怕吧？”
“害怕！”她承认。
他俯身对着她的脸，像他父亲那样气冲冲地说：“就因为害怕，我们大家才走投无路！那些骑在我们头上的人，看见我们害怕，就变本加厉地恐吓我们。”
第四章，俄国工人的觉醒，其下
这是十一月底的时候。白天在冰冻的地上落了一层细粒的干雪，所以现在可以听见儿子出去后，雪在他脚下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
不一会儿，过道里传来沙沙的脚步声，门开了。一个戴着毛茸大皮帽子的头伸进了屋子，接着，一个身材修长的人弯着腰慢慢钻了进来。
他伸直了身体，不慌不忙举起右手，粗声粗气地舒了口气，用低沉浑厚的胸音说：“晚上好！”